第三章 特拉法尔加广场_罗素自传

在1957年的前五个月，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做了很多广播讲话。我和艾伦·伍德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代表之间关于艾伦出版他为我写的传记一事的访谈，差不多是这些广播讲话中最后的一次。艾伦对这次访谈感到非常失望。他的广播讲话方面的经验比我少，因此当代表英国广播公司的那位女士问我们一些在排练时她没问过、实际上关涉我的私生活等等的问题时，他感到相当惊讶。她的问题使我们俩都感到有点困窘。不过，尽管广告做得并不怎么样，这本书本身倒是挺受欢迎的。在我看来，那是一本优秀的著作。

我非常希望艾伦对那本书所受到的评论感到满意。我们愉快地在我生日那天在米尔班克举行的小型宴会上分送那本书给我的一些老朋友和亲戚。这差不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艾伦。此后不久他就得了重病，于10月去世。两个多月后，他的太太玛丽也去世了。这是个令人心碎的损失。他们年轻、快乐、聪明、能干，对自己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儿子的未来有很多计划。他们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不但很喜欢他们，而且已经依赖他们关于跟我有关的一切的知识和他们富有同情心的理解，我非常喜欢与他们为伴。

必须要说的是，艾伦对我著作中所讨论的问题的理解有限度。尤其对于政治问题则更是如此。我认为他有点保守，而他则认为我比过去或现在更激进。当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有选举权时，他认为我是在强调每个人的能力是均等的。我通过指出我一直支持与自然能力的差异有关的优生学，才消除了他的这一看法。不过，这种意见分歧从未损害我们的友谊，而且也从未影响纯哲学的谈话。

这些伤心的事情，以及6月初我太太严重的心脏病突发，打乱和延缓了我们的活动达几个月之久。有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干任何可以算得上对公众有益的事情。不过，到了11月份，我对国际事务又突然关心起来。我觉得我必须再做点什么，以便至少促使少量的常识打入俄美两个大国的政策。它们似乎正盲目但却坚决地沿着一条不甚令人愉悦的道路奔向毁灭，一种可能会把我们所有人全都吞噬的毁灭。我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写了一封公开信，称他们为“最有权势的先生”。我在信中试图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共同点比他们的相异之处多得多，而且也重要得多；他们通过合作所能得到的比会失去的多得多。就像我现在仍然相信的那样，当时我就相信，作为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的国与国之间合作是必要的；避免战争是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当然，这就需要所有国家有点儿令人不快的让步。十年后，俄国似乎认识到了合作的需要——可能除了和与她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关系之外。美国继续混淆合作与支配。但是在1958年，我对这两个大国的醒悟仍寄予希望（尽管是希望不大），因此在这封信中我试图向他们陈述</a>我的观点。

赫鲁晓夫总理几乎立即回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则没有回音。两个月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替他回信。赫鲁晓夫总理受这封回信的刺激而又给我写信回答杜勒斯先生提出的各种论点。所有这些信全都发表在《新政治家》上。不久，它们便与此刊主编金斯利·马丁的一篇引言以及我给杜勒斯先生和赫鲁晓夫先生的一封最后的回信一起，以书的形式出版。这些信都各说各的理，而我的那封最后的回信则表述了我对这些信的看法。杜勒斯先生在其信中表露出来的那种正直而坚毅的心态比赫鲁晓夫先生的怒斥和有时的矛盾更令我充满不祥的预感。在我看来后者似乎表现出对于现实和二中择一的某种基本的理解，而前者则不然。

那年秋天，乔治·凯南一直在英国广播公司作里思讲座演讲，发表了一些从他的关于美俄政策广博而直接的知识中敏锐地推断出的精辟的见解。12月初，我们一群人应金斯利·马丁之邀与他见面商讨一些事情。就我所记得，禁止核武器运动的 有一天晚上，我去做和一些亚洲学生一起谈亚洲事务的广播节目。当我沿着我们会谈的饭店走廊走过去时，一位像鸟一样的小个子女士从沿墙放置的红色长毛绒大椅子上跳起来，站在我前面情绪激昂地说“我真真切切地见到了雪莱”，然后便坐下。我被吓得够戗，颤颤悠悠地前进，但心里很高兴。

我做过一系列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是伍罗德·怀亚特，后来这些访谈以书的形式发表，书名叫《伯特兰·罗素述说自己的想法》。这给了我一个向世界各地广大读者述说许多我想说的有关国际事务和其他方面的看法的机会。1960年2月，我与印度科学家巴巴和“氢弹之父”特勒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进行了一场辩论，爱德华· 默罗担任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令人苦恼的节目。辩论进行得很艰难，因为我们每人都在各自的国家发言，讲话时看不到对方脸部的表情或反应。更令人困窘的是，我对特勒强烈的厌恶和那些我觉得是言不由衷的阿谀之词，使我感到压抑。我离开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室时，觉得我没有较好地阐述自己所持的论据，因而使得所有同意我的观点的人感到失望。另一次令人失望的电视节目，是我和罗斯福夫人、布思比勋爵、盖茨克尔先生在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关于核问题的讨论。我非常震惊地听到罗斯福夫人宣布这样一个信念，即：与其让人类屈服于共产主义，还不如让它毁灭，而且她宁可如此。我离开时认为自己可能是听错了。当 2月18日早晨天色阴暗，下着毛毛细雨，很冷，我们的情绪也为之低落。如果雨势转大，参加示威的人数肯定会减少，尽管骨干分子大多已发誓参加。但是当我们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集合时，那里已聚集了一大群人。这群人究竟有多少，谁也不可能精确地说出。根据新闻界、警方和百人委员会的估计，取中位数，大约有两万人。演说进行得既顺利又迅速。然后开始游行，队伍沿着白厅注57进发，最前面由一面大旗开路，百人委员会的纠察们非常熟练地维持着游行队伍的秩序。队伍中包含原先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五千多名蜂拥而又平静严肃的群众。我们一度遭到警察的阻拦，他们企图以阻塞交通为由，阻止队伍继续前进。但是，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游行队伍继续前进。最后，五千多人在国防部周围的人行道上或坐或躺。我们在那里坐了大约两个小时，直到暮色降临，非常强烈而又安静（即使并不是完全缄默）地抗议政府的核政策。在这段时间，有许多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更多的是来看我们静坐示威，当然，新闻界和电视台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进行采访。当有人传话说所有的游行者全都坐下了时，迈克尔·斯科特、舍恩曼和我立即拿出我们早已准备好了的一张告示，将它贴在国防部门上。我们知道政府已要求消防署用水龙带对付我们。所幸的是，消防署予以拒绝。当六点一过，我们便宣布这次静坐示威结束。人群中响起一片欢呼。当我们在暮色和灯光中朝着白厅返回，走过欢呼的支持者身边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完成了那天下午出发时要做的事情，我们严肃的目标已经公之于世。人们向我欢呼，当我走过时他们大喊“因为他是个大好人”，也令我感动。

这次示威比我们有任何期望权都吉利得多。在随后的几个月，百人委员会的气运一直很旺。在全国各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设立分会；有些国家则发展它们自己的委员会。这一活动所需要的通信联系，印制和散发必要的“宣传品”（传单、声明等等），更不用说维持某种办公所需要的费用了，全都花费很大。当然，这意味着，如同在任何没有固定会员或会费的组织中总是发生的事情一样，大量时间浪费在筹集资金上。虽然如此，但由于许多人慷慨而且常常自我牺牲的、自觉自愿的努力，百人委员会的力量逐渐增强。

为了表示我对禁止核武器运动的继续支持，我于3月中旬和4月中旬对伯明翰青年禁止核武器运动发表演说。其中有一次演说，由于我说了一句有关当时首相的话，引起了骚动。这句话普遍被新闻界断章取义地引用。在上下文中，它只不过是前一论证的证毕。不幸的是，等到骚动平息下来时，我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无法为自己辩护，后来要想解释已为时太迟而不起任何作用了。奥尔德马斯顿游行结束时，我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集会上发表过演说。

大约在3月底，我与企鹅出版社，然后他们与我著作通常的出版者斯坦利·昂温爵士商定，再为他们写一本关于核问题和禁止核武器的书，该书为我的《常识与核战争》一书的续篇，并将它的部分内容加以扩充。这本新书</a>被定名为《人类有未来吗?》，我马上着手开始撰写。但是撰写工作却因我在伦敦所做的一系列录音和两次伯明翰会议，以及后来使我一度无法做任何工作的那次十分严重的带状疱疹而中断。但是在病愈休养期间，这本新书我写了许多，而且在其 你的同代人，像我本人一样，称赞你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智者。而且许多人肯定也同我一样相信，要是你的道德境界不亚于你的智力以及其他非凡的才能，你就能使我们免受二战之苦。然而，在你的那本论“友爱婚姻”注61的《婚姻与道德》（1929）一书中，好色之徒的本性不禁露了出来。好色是你的“阿喀琉斯之踵”注62，它蒙蔽了你伟大的心智，辨识不出所有现象——例如形成你那迷人的研究的现象——背后的那个无限伟大的“心智”。只有心地纯洁的人才能看见上帝；一个具有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的人，居然娶过四个太太，离过三次婚，那一定是个奇耻大辱。

此外，虽然你的名声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还是不得不相信，你一定时常为对因两次大战之间年轻人试验你所倡导的“友爱婚姻”而发生的谋杀、自杀和极度痛苦的回忆所纠缠。我本人是个72岁的老人，没有杰出的才能或学识；然而，我想谦卑而真诚地将活到100岁才去世（1854）的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院长M.J.劳思博士写给他认识的一位被关押于死囚牢房中的教友派信徒的一段话奉送给你：

“先生，这封信来自一位已经90岁，像你一样没有多长时间可活的人。他比大多数人有更多机会明确地知道新约圣经为人类救主的使徒所撰写。这些使徒在新约圣经中明确地说道，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所有的罪，如果我们坦承自己的罪，仁慈而公正的上帝就会因我们的悔悟而赦免我们的罪。在你去另一个世界之前，你应尽力去想、说和做一切事情，以拯救你的灵魂。”

你可能知道，在智力方面能与你相匹敌的达勒姆的约瑟夫·巴特勒大主教，临死前耳际充满了约翰一书 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你能认识到，因为某个原因，我一直深深地为你担忧。

你的真挚的

克里斯托弗·罗夫腾

1957年1月29日

罗切斯特

毕晓普斯考特

珀森尔注63

亲爱的罗素：

你觉得这位英格兰圣公会主教的信很奇特，使我感到有点惊讶。我本以为你收到过许多这样的信，而且我甚至真的在想，到底有多少人为你的灵魂做过弥撒。

这一类信，有趣的当然是平心静气地认定性活动就是邪恶。弗洛伊德过去常认为宗教的主要功能是遏止人天生的侵略性（一切邪恶的显著根源），但令人奇怪的是宗教导师常常又把它带回到性活动。这使人们想到两者之间必定有某种深层的联系，现在我们相信，大多数（也许是全部）侵略性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无数种形式的性挫败。不过，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你这位我们真道德（爱、仁慈、宽容等等）的主要倡导者，竟然因为不接受天主教的婚姻观而被打入地狱。

如果你想要听取对此信所作的精神分析的评论，那么，他归诸你的那种全能（制止战争的能力等等）中就有一个线索。那只能指向一个高大的父亲形象（一个世俗的上帝），他令他儿子非常愤恨的唯一的罪，是他跟他儿子的母亲睡觉。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从不对上帝与圣母马利亚的通奸行为感到震惊。这可需要大事洁净。

你的诚挚的

欧内斯特·琼斯

1957年2月4日

萨塞克斯 米德赫斯特附近

埃尔斯特德 普拉特

亲爱的琼斯：

谢谢你2月4日的那封令人非常愉快的来信。接到你的来信后，我一直沉浸在把自己视为在等级森严的英格兰圣公会中引起恐惧的、使人望而生畏的父亲形象的喜悦之中。我附寄给你的那封信令我惊讶的是，我原本以为杰出的英格兰圣公会神职人员通常都是相当文明的人。我收到过几百封与我附寄给你的那封非常类似的信，但它们一般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来的。我无法确定，写那封信的人究竟是因后悔他所犯下的罪而苦恼呢，还是因他没有犯下的那些罪而感到非常懊悔。

你的诚挚的

罗素

1957年3月14日

普拉斯·彭林

与利物浦的罗素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随信寄上埃德蒙·帕里斯先生的来信，他把我们两个人搞混了，而且不只他一个人如此。他的信 这次与我们一道旅行的我儿子、儿媳也和我一样钦佩你的大作，他们甚至把你我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将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取名为马克斯·罗素。

旅途中我曾在哥本哈根到尼耳斯·玻尔家住了一个星期，与他谈论量子理论的哲学基础，十分有趣。

你的诚挚的

马克斯·玻恩

1951年12月7日

德国

奥伯斯多夫（阿尔高）

弗赖贝格街

菲尔泽寓所

亲爱的罗素教授：

我读了《新政治家》上赫鲁晓夫的长篇宣言。我觉得它也像几个星期前杜勒斯发表的那封信一样令人沮丧。金斯利·马丁说这些家伙的心智构造惊人地相似，他说得完全正确。人们也可以称他们为赫鲁勒斯和杜晓夫，而他们所相信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白痴形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写一篇概述性文章，谈谈你对你所引发的这种意见交换的印象。

同时，我们“十八个”在这里卷入了反对西德的火箭和核军备的斗争。冯·魏察克目前在帕格沃什，他将于4月17日回来，届时我们再在莱茵河畔会晤。

我还揭发了另一件有关太空旅行的丑闻：军方用太空旅行来掩饰耗资庞大的发展火箭弹的真相。所有的报纸、电台、电影院都用大量的篇幅或时间刊登、播放或放映有关这件事的新闻，我在这段时间也很紧张。绝大多数人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政府（阿登纳、斯特劳斯）很聪明，而且使用一切手段。

你的诚挚的

马克斯·玻恩

1958年3月18日

巴特皮尔蒙特

马卡尔德街4号

亲爱的玻恩博士：

非常感谢你3月18日的来信，信中所表达的关于赫鲁勒斯和杜晓夫的感受，与我完全相同，你说他们相信的是“白痴形态”，非常巧妙贴切。我会把我对此事的感想寄给《新政治家》，不久将会刊登出来。

祝你有关太空旅行的战役取得全面胜利。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58年3月22日

普拉斯·彭林

亲爱的马克斯·玻恩：

在我们任何人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之前，我想告诉你我非常钦佩你，不仅钦佩我四十年来一直崇敬的你的才智，而且还钦佩我最近才比较了解的你的性格。在你身上，我发现有一种甚至在基本上为我所钦佩的那些人身上都很罕见的慷慨大方和从善如流。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不幸的是，像你这么高尚的人太少了。

原谅我写得这么露骨，但我说的都是发自肺腑之言。

你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61年11月25日

普拉斯·彭林

以下是百人委员会于1960年秋发布的声明

行动或灭亡

非暴力行动的号令

罗素伯爵和迈克尔·斯科特牧师

我们呼吁支持反对核战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非暴力运动。我们的呼吁出自一种共同的意识，那就是，共同意识到东西方各国政府正在将人类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灾难几乎不可避免

每一天，以及每一天当中的每一时刻，一件偶然的小事、未能分清流星和轰炸机、单单一个人一时的精神错乱，都有可能引起世界核战争，这种战争极有可能将人类和所有高等动物全都灭绝。东西方集团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危险。几乎所有未在任何政府中任职的研究国际局势的专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前各国的政策继续不变，在相当短的时期内灾难几乎必然会发生。

被误导的公众

很难使这些事实为一般人所知，因为政府不想让他们知道，而且各种强大的势力也反对传播可能会引起对政府的政策不满的消息。虽然通过耐心仔细的研究有可能弄清这些可能性，但各种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言论却通过权威的渠道发布出来，目的是为了误导那些没有时间仔细研究的人。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美国，官方所说的有关民防的话，基本上全都具有误导作用。放射性坠尘的危险，实际上要比当局希望人们相信的大得多。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政客们的言论还是绝大多数报纸，都无知或虚假地低估了全面核战争的紧迫危险性。要抵制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很难：大多数舆论制造者都认为，促成“敌人”的失败比确保人类的继续存在更重要。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那些对政治事务只是略微和偶然予以注意的人知道“敌人”的失败必然引起我们自己的失败这一事实。

绝对必要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在制造反对核武器的舆论以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不够。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灾难大得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以便使我们的同胞，而且最终使全人类，认识到必须赶紧彻底地改变政策。我们想要每一位有小孩的为人父母者，每一位心地仁慈的人，都感觉到他们最重要的责任是确保那些还年轻的人能有正常的寿命，并且都了解目前政府正在使这一点变得非常不可能。在我们看来，正在策划的这个庞大的大屠杀方案——名义上是保护我们，但实际上是全球毁灭——既恐怖又可恶。我们觉得，我们为阻止这个恐怖方案的实施而所能做的一切，是一项意义深远而且绝对必要的责任，只要这种危险依然存在，这项责任必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合法的行动是不够的

有人叫我们等国会、委员会和峰会的慈善活动。痛苦的经验已使我们相信，只要大国仍然顽固地决意要阻止达成协议，听从这种劝告完全是无用的。对抗通常决定舆论的主要势力，用一般的合法方法，很难取得比有限的成就更大的成就。有人告诉我们，在民主国家，只能使用合法的说服方法。不幸的是，那些有权的人极不明智和仁慈，用一般方法说服他们，既难又慢，结果是，如果只用这种方法，在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之前，我们可能全都一命呜呼了。尊重法律是重要的，只有很深的信念才能证明轻视法律的行为是正当的。人们一般都承认，过去有许多这样的行为，都已被证明是正当的。基督教殉教者违反法律，毫无疑问，当时大多数的舆论都谴责他们这样做。现如今，要求我们（如果不是主动地，那么就是被动地）默认显然会导致相形之下以前一切恐怖都显得微不足道的那种野蛮暴行的政策。我们不能这样做，就像基督教殉教者不能默认对帝王的崇拜一样。他们的坚定最终获得了胜利。现在我们要表现出同样的坚定和承受苦难的意愿，从而使世人相信，我们的事业是值得这样奉献的。

通向世界和平

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那些与我们有同感的人和那些可能与我们有相同信念的人，能组成这样一个团体，该团体具有如此不可抗拒的说服力，以至东西方目前的疯狂会屈服于一种新的希望，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新认识，以及一种人们将不再寻求相互伤害的缜密歹毒的方法，而是团结起来使快乐和合作成为可能的决心。就政治方面而言，我们眼下的目标只是说服英国放弃对核武器的虚幻保护的依赖。但是，如果能达到这一目标，一个更广阔的前景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将觉察到，人类的创造性才智为了和平的目的加以利用时，自然的无限可能性。我们将在有生之年，继续追求世界和平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目标。我们真诚地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余的东西。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出现一条通往新的伊甸园的道路；如果你们做不到，那么展现在你们面前的只是全球毁灭。

以下是我《论和平抵抗》传单的正文

罗素论和平抵抗

1961年4月15日，罗素伯爵在伯明翰召开的“英格兰中部地区青年禁止核武器运动”首届年会上发表演说。

在为和平抵抗辩护时，罗素伯爵为了人类的利益，有条不紊地呼吁禁止核武器；凡是支持禁止核武器运动的人和那些乐于接受合理的劝说的人，都会对他的话感兴趣。

朋友们：

今天下午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作为被用于与核危险作斗争的诸方法之一的非暴力和平抵抗辩护。许多人认为这种方法不可能达到其目的，有些人则按照原则从道义上反对这种方法。他们大多会承认，当法律要求有关个人去做某件他认为邪恶的事时，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正当的。根据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提倡并践行作为做以下事情的一种方法的非暴力和平抵抗：使人们知道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并说服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反对目前影响世界上许多最强大的政府的那种疯狂。我承认，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宣传方法的和平抵抗很难证明是正当的，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比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更极端、更重要。想想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目前许多大国的政策不作彻底的改变，那么今天在场的各位，十年之后极不可能还活着。那并不是因为你们的处境格外危险。这是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危险。

反对者会说：“但是，为什么你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政治宣传方法?”我们之所以不能满足于这些方法，主要原因是，如果只使用合法的方法，那么就很难——而且常常不可能——使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为人们所知。所有的大报都反对我们。电视和电台只勉强给我们一些短暂的机会陈述我们的观点和理由。反对我们的政客得到充分的报道，而支持我们的那些人则被称为“歇斯底里”，或被说成是为对某位政客的个人敌意所驱使。主要是很难使我们的观点和理由为人们所知，这才迫使我们有些人采取非法的方法。我们的非法行动，因为具有耸人听闻的新闻价值，所以就得到报道，于是偶尔就会有一家报纸，让我们说明我们为什么那么做。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不仅我们2月18日的示威得到了世界各地广泛的报道，而且，作为一种直接的后果，所有各种报纸——国内和国外的报纸——都要求我们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并将这些陈述加以刊登，而这是他们以前所拒绝登载的。我还认为，这么多神情严肃的示威者，看上去根本不像以前报纸上所说的是“胡闹”，这种场面，即使是在照片中，也会使人们普遍相信，不能把我们的运动说成是歇斯底里情绪的爆发而不予考虑。

无论是大众还是官方，对有关的主要事实的无知已开始逐渐减少，我们希望政府的一些官员，或许还有一两家大报，能够及时地获得有关他们加以妄断的那些可怕的问题的一些知识。

一些按照原则反对非暴力和平抵抗而批评我们的人说，我们靠的是胁迫，而不是说服。哎呀，我们远远没有强大到足以胁迫任何人；再说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到了足够强大的地步，目前的方法也就变成没有必要了。我要拿3月29日《卫报》上威尔斯登主教的来信当作反对我们的人的论点的典型。你们可能会认为，在道德问题上反对一位主教，是鲁莽轻率的，但是——非常大胆的——我还是要试图完成这个任务。威尔斯登主教说，我们的示威是企图强迫社会接受我们的看法，而不仅仅是表明我们的观点。他本人并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的那种困境：在各大媒体全都联合起来试图不让人们知道我们的观点和理由的情况下，很难将我们的主张公之于众。按照这位主教的说法，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少数人用势力迫使多数人服从。在我看来，这是我所听到过的一个最牵强、最荒谬的论点。发誓不使用暴力且手无寸铁的少数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以大众的冷漠为后盾的统治集团的所有势力呢?这位主教接着又说，这种方法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或独裁。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德国的纳粹分子就是显著的例子。但是他们的方法并不是非暴力的。我们的这种非暴力的方法，只有靠说服才能成功。

有两个论点常常被用来反对非暴力的和平抵抗。一个是和平抵抗使那些要不然可能会支持的人产生敌对情绪，另一个是和平抵抗造成反核运动内部的不和。关于这两个论点，我要说几句。我完全不希望看到所有反对核武器的人全都采用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我认为，实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组织与不搞和平抵抗的组织最好能并存，以适合不同性情的人加入。我不相信一个实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组织的存在，会妨碍任何人加入不实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组织。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因厌恶狂热的极端主义者而却步不前，但我认为这些人反正不管怎么样都会为自己却步不前找借口。相反，我认为，我们的运动具有吸引许多要不然可能会保持冷漠的人的那种活力和魅力。

至于不和，我承认，它们是令人遗憾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必然的。使用不同技巧的社团之间没有理由不和平共处。我想，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我来说，非常钦佩“禁止核武器运动”的所作所为，我希望它的工作能继续顺利进行。但是我认为，那些相信非暴力和平抵抗的人的工作，至少同样是有价值的，尤其对报界来说，它具有新奇的吸引力。

许多人说，虽然在没有民主的地方和平抵抗可能是正当的，在人人都分享政治权力的地方它就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对非常明显的事实故意视而不见的论点。实际上在每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里，都有与我们类似的运动。美国有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加拿大，它们差一点获得权力。当然日本的运动声势非常浩大，而且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另外，就以21岁以下的人的问题为例。如果政府为所欲为，这些人就会全被杀掉，而没有任何重视他们求生愿望的合法手段。再想想，在一个有名无实的民主国家里，制造舆论的方法。大报属于有钱有势的人。电视和电台有十足的理由不得罪政府。大多数专家，如果他们说实话，就会失去职位和收入。

由于这些原因，控制舆论的势力完全倒向有钱有势的那一边。那些既无钱又无势的人，除了能发现在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下统治集团所能谴责的那种方法之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纠正这种一边倒倾向的方法。在每一个现代大国中，都有一个旨在不但不让大众，而且还不让政府知道事实真相的庞大机构。每一个政府都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且不可避免地全都更喜欢对其偏见阿谀奉承的专家。重要的公众人物对核战争问题的无知，使那些对这个问题作过公正研究的人十分吃惊。而公众人物的这种无知，涓滴成流，慢慢变成了人民的声音。我们的示威抗议，针对的就是这种极度的人为的无知。我要举几个这种令人震惊的无知的例子：

《每日邮报》在一篇关于民防的报道中说，放射性坠尘一旦落地，就很快衰减，因此，躲在掩蔽部里的人无须在那里待很长时间。事实上，只拿放射性坠尘的两种最危险的成分来说——锶90有28年的半衰期，碳14有5600年的半衰期。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们得在掩蔽部里待像从建金字塔到现在那么长的时间。

举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首相最近毫无保留地说“不会有偶发的战争”。我所遇到过的那些研究过这个问题的非政府专家注66，他们所说的，无一例外，全都与此恰恰相反。有发表权威性言论的特权的C.P.斯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最多在10年之内，这些核弹有些就会发射出去。我是尽可能负责地说这番话的。那是必然的事情。”约翰·B.威彻尔，一位为抗议政府核军备政策而辞去加拿大原子研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工程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说：“即刻报复的要求导致一触即发的局势，而这种局势使得核战争成为统计学上必然的事情。”他接着又说，那些他称之为“官方撒谎者”的人会说不可能出现那种错误。他回答他们说：“让我明确而且强调地说，没有任何一种防护措施可以被认为是适当的。”

我还可以给出其他许多表达同一看法的引语，而且，除了出自政府雇员的引语外，无一表达相反的看法。麦克米伦先生应该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他显然并不知道。

我还要举首相乐观无知的另一个例子：他最近在渥太华发表演说时提到英国的中立主义迹象，并告诉加拿大人不要为那些迹象担心。他说：“一旦向他们发出召唤，这些年轻人就会像他们过去常做的那样，从中立主义者的阵营径直投奔女王陛下的军队。”他们的动作要相当快才行，因为他本人所领导的那届政府告诉过我们，他们只有四分钟时间。四分钟一到，他们就会死亡，不管是在女王陛下的军队里，还是仍然在中立主义者的阵营中。与战争有关的古代修辞性语言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麦克米伦先生完全无法认识到这种语言与现代军事事实相去甚远。

不仅媒体不轻易公布对官方政策不利的事实，而且由于这种事实是令人不悦的，所以大多数人很快就把它们淡忘了。英国有多少人知道美国国防部长所发布的关于就目前的军备来看如果发生核战争可能会造成多少人伤亡的官方报告?他的官方猜测是：美国一亿六千万人，苏联两亿人，再加上英国和西欧所有的人。他并不将这看作是改变美国政策的理由。当人们把这一估计数字与如果现行政策继续下去几乎肯定会发生核战争这一情况结合起来时，说英国政府赞成一条如果坚持下去将会导致我们每一个人都死亡的路线，显然就不是不公正的了。而大多数英国人都支持将会导致这种可怕的灾难的政策，可能就显得很奇怪了。我并不认为英国选民会继续这样做，如果使他们注意这些事实，并且予以强调，而使他们不再能忘记它们的话。这是我们目的的一部分，也是使惊人之举成为必要的那种缘由的一部分。

英国大多数人不知道美国军备专家对英国这个盟邦和英国想要成为核大国的愿望所采取的态度。对美国的这方面政策叙述得最有学术水平、最详细的，是赫尔曼·卡恩的巨著《论热核战争》。

他异常冷静，通过仔细计算对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作出估计。他相信，无论是美国还是俄国，或多或少都可以在核战争过后幸存下来，而且用不了很长时间就能达到经济的复苏。显然——虽然对于这一点他含糊其辞——美国和俄国都会立即着手准备下一次核战争，这种事情会继续进行下去，直至因存活下来的人不够而无法为下一次核战争制造核弹。这一切使思想开明的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们非常严厉地批判卡恩先生。显然，他们并不了解他只是在阐述美国的官方政策。

然而，他的论述还有令英国人特别感兴趣的另一面。他认为，作为一个盟邦，英国丝毫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他以很长的篇幅论证：如果俄国攻击英国而不攻击美国，美国不会干预，尽管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采取必要的行动。他表示并不反对英国中立，而且对于英国应该组织一个它应是其中一员的非核俱乐部的建议未能奏效，坦率地表示遗憾。在军备政策上持正统观点的英国人，似乎并不知道美国人的这种看法。它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因它认为英国的军事力量弱得可怜，在战争期间保护英国是完全不可能的。反对英国中立主义的英国人全都情绪激昂地论证说，如果英国中立，西方的力量就会减弱。但是，这显然不是美国正统的军备专家的看法。

公众所忽视的不仅是些令人不快的事实，而且还包括一些应当被认为是令人愉快的事实。赫鲁晓夫一再提议通过协议进行全面裁军，并与此相配套，进行西方也许所要求的任何级别的检查。西方耸了耸肩，说“当然，他不是真诚的”。然而，这并不是西方政府所真正重视的论点。赫鲁晓夫宣布，他希望共产党人能通过和平宣传征服世界。西方政府担心他们不能进行同样有效的反宣传。正如杜勒斯一不留神所说的，“我们正在输掉这场冷战，但我们可能会在一场热战中获胜。”他并没有解释他所说的“获胜”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他的意思是：到最后可能还有6个美国人，而俄国人只有4个。

至于真诚，我们怀疑俄国人对我们是否真诚，与俄国人怀疑我们对他们是否真诚，至少同样是正当的。英联邦最近投票一致赞成普遍和全面的裁军。由于在这件事情上与赫鲁晓夫完全一致，而美国的态度则相反，所以，可能会使人以为包括英国在内的英联邦的这次投票，会导致与苏联政府的和解。然而，不但没有达成和解，肯尼迪和麦克米伦最近反而加强联盟，提议签订会使英国完全不可能裁军的条约。因此，我们不能把英国在英联邦中的投票看作是英国政府的真实愿望的表示。

我认为，虽然我们在努力鼓吹英国单方面裁军，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赋予我们的努力以国际意义的那些更加长远的目标。让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样的国际目标必须成为终止核战争的任何企图的一部分。

首先要认识到，如果要想不发生核战争，就必须不发生战争，因为，不管签订什么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任何战争都必定会变成核战争。而如果要想不发生战争，就必须有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机构。这就需要一个能对争端进行仲裁、并且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各方服从其裁定的国际权威。这一切，在东西方关系像现在这样紧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整个世界处于核恐怖状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发生。在人们能够得到大大降低核战争的危险性的任何东西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美、俄、中三国之间的条约，和一个不但禁止核武器，而且也禁止生化武器的协议。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是英国所能帮助或阻止得了的。我并不这样认为。自1945年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谈判都失败了，因为只有相互竞争的两个集团的代表参与谈判，而他们各自出于威望的动机，都觉得不能向对方作丝毫让步。如果要想使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那就必须通过中立国的友好调解来促成。英国，如果中立的话，就能在这种慈善的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英国在这方面就无能为力了。

这些展望，虽然有点遥远，但我认为，在我们从事也许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全国性运动的那种事情时，应当牢记在心。我们必须记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旦发明出来，就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即使现在人们一点也感觉不到这种威胁。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进一步记住，除非彻底消灭战争，否则人类注定要灭亡。要终止支配人类生活长达六千年之久的战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是一项值得全世界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投入所有的精力和思虑的工作。我认为这种较为广远的展望，在困难时期，可能有助于防止气馁和幻灭。我认为我们的运动，是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英国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虽然这只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东西的一小部分。

罗素勋爵对上面这篇演说所作的即席补充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东西，和使得我们愿意为这个事业作出牺牲的东西，是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异常的邪恶。我们过去总认为希特勒邪恶，因为他要想杀掉所有的犹太人，但肯尼迪、麦克米伦，以及其他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却实行可能会导致不仅杀掉所有的犹太人，而且还杀掉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政策。他们比希特勒还要邪恶得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个概念十分可怕。它是一种任何一个还有一点人性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东西。我不愿假装服从一个正在筹划屠杀全人类的政府。我要尽我所能，以任何一种看来可能是富有成效的非暴力方式，反对这样的政府。我应该劝你们所有的人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们不能服从这些凶手。他们邪恶可憎。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人，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所能反对他们。

［这篇即席讲话的最后一句——“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为报刊所摘引，145并在全英国和世界各地发表，而这些报刊通常都不登这篇即席讲话的全文，也不说明在这篇即席讲话之前还有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说，它提供了支持这样一个结论所必需的文件证据。］

1961年9月12日我在博街治安法庭的陈述

如果庭上允许，我想对我目前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的理由作一简短的陈述。这是我个人的陈述，但我希望那些被指控犯有同样的所谓罪行的人，会赞同我所必须说的话。

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很不情愿地被逼向非暴力的和平抵抗。

从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广岛投下那枚原子弹起，核战争的危险一直使我深感忧虑。我开始试图以完全正统的方法警告人们。我在美国空军在日本投下那两枚原子弹后三个月，便在上议院的一篇演说中表达了我的担忧。我召集世界各地最杰出的科学家，现在我是他们定期召开的会议的主席。他们发布有关核战争、它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防止其发生的方法的一些明智而且含有缜密推理分析的报告。没有一家报纸注意这些报告，它们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舆论，都不起任何作用。通俗报刊极度轻视并取笑那些反对核战争的人的努力，电视则封锁我们的消息，很少有例外。在最近几个月，有家电视公司，而且只有一家，给我两分钟时间讲一些普通的平凡陈腐的话，但是当我说我想谈谈柏林时，他们便收回了成命。

在我们有些人看来，在一个应该说是民主的国家里，公众似乎应当知道目前东西方大国的政策可能会造成的后果。爱国心和人性同样都促使我们寻求某种拯救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的方法。任何人都不可能希望我们的家人、朋友、同胞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在一场将只有输家而没有赢家的争夺中遭到屠杀。我们觉得，让人们知道这些事实，从而至少拯救十亿人的生命，乃是一种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们不能以服从命令来推卸这种责任，我们深信，如果核战争的可能性和恐怖更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这些命令就不会发布。

我们采取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出于无奈，因为与其他让人们知道事实的方法相比，非暴力的和平抵抗能得到更充分的报道，而且那还会使人们询问，究竟什么促使我们采取这种做法。在此受指控的我们，准备遭受牢狱之苦，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拯救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宣告我们有罪，你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事业，因而也是在帮助人性。

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要继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消除始终威胁着人类的这个最大的灾难。

当我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时所散发的一张传单的正文

伯特兰·罗素的一封来信

致世界各国所有仍然能进行清明的思考或人的感知的人：

朋友们：

我同一些受人敬重的同事一道，得被迫沉默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因为，谁知道大屠杀有多快就会发生?

东西方各国的人民，在寻求威信的顽固政府和一心想保住自己的职位的、堕落的官方专家的误导下，乖乖地默然同意几乎肯定是以核战争告终的政策。

应该是有两方，每一方都宣称代表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欺骗——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束人类的生存。

你、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将因几个残忍但却有权力的人的共同决定而遭灭绝。为了取悦这些人，所有的私人感情，所有的公众希望，所有的艺术成就、知识和思想，以及今后可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永远被消灭。

我们这个被毁后没有生物的星球，将继续毫无目的地绕着太阳运行无数个年代，没有欢乐和爱，也没有偶尔创造赋予人类的生存以价值的美的智慧和力量，对太阳加以弥补。

就是因为试图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才被关在监狱里。

伯特兰·罗素

奥古斯塔斯·约翰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我在工作室（不是你知道的那一间，而是更里面的那一间）里工作时，园丁捎来了你的口信。我告诉他怎么回话，他说他懂了，但我不知道他回得是否正确。我想说的是，我相信示威的目的是正确的，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我愿意为之入狱。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我身体不行，但我还得听从我的医生的指示，我认为他曾在我因患冠状动脉血栓症而处于病危时，挽救了我的生命。我曾就诊于一位杰出的医学权威，他对我的病情抱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但是我的本地医生并没有被吓住，他继续按自己的方法进行治疗，结果，我确信，他救了我的命。

这一切都是我个人隐私，请勿外泄；我相信，尽管园丁当时在电话中没有说清，现在这一切你已了解。我希望18日的示威取得最大成功，虽然我只能在精神上支持你们。

你的诚挚的

奥古斯塔斯·约翰

［所盖邮戳的日期为1961年2月15日］

汉普郡 福丁布里奇

弗赖尔恩大楼

又及：不用回信。

1961年10月29日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演说

朋友们：

最近几十年，有许多人强烈谴责德国人让纳粹这个恶魔成长起来，致使他们国内的暴行愈演愈烈。这些人责问道：“德国人怎么可以让自己对这个恶魔保持无知?为什么他们不冒着牺牲他们的安适、生计，甚至生命的危险，与之斗争?”

现在一个包罗更广的危险威胁着我们——核战争的危险。我很自豪，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群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他们拒绝对这个危险保持无知，或者说，他们拒绝对有关使我们能够，并且迫使我们，生活在这种危险中的那些政策的事实保持无知。我更为自豪的是，自己能与许多这样的人共事；他们不管要冒多大的危险，吃多大的苦头，都愿意采取激烈的行动来支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怕被人斥为傻、爱出风头、犯法、卖国。为了使大家注意他们作出努力才得知的事实，他们遭受，有时还屡遭，流放和监禁。能在这里对他们之中这么多人说声欢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快乐——我希望我能对他们所有的人说声欢迎，但他们之中有些人还在监狱里。然而，在达到我们近期的目标和核战争的威胁成为过去的事情之前，我们大家谁也不可能完全快乐。等到达到我们近期的目标和核战争的威胁成为过去的事情时，我们已采取和将采取的那种行动，就不再需要了。

我们全都希望不会有核战争，但我认为我们的国人，或甚至我们今天在场的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在接下去的几个月中很有可能发生核战争。我们全都知道赫鲁晓夫恢复了核试验，而且他扬言要试爆一颗五千万吨级的核弹。

我们全都强烈反对这些挑衅的行为。但我认为我们不太知道的是，在美国赞成在近期发动一场核战争的情绪急剧高涨。在美国，国会的行动主要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院外活动集团决定的。既代表军火公司的经济利益又代表陆海军上将的好战热情的军火院外活动集团，势力非常大，美国总统是否能抵挡得住它所施加的压力，非常值得怀疑。它的目的公布于最近由空军协会发布的一个政策声明中，那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可怕的文件。文件开头就说，维持现状作为国家的一个目标是不适当的。我引述其中的一段话：“自由必须埋葬共产主义，否则就会被共产主义所埋葬。彻底消灭苏联体制应当是我们国家的目标，我们对所有自由的人所负有的责任，我们答应给予所有不自由的人以希望的承诺。”他们所答应给予的是一个奇特的希望，因为它只能在天堂里实现，因为西方所能希望履行的唯一“承诺”是把东方所有的人都变成死尸。发表这一声明的那些高贵的爱国者忘了提及西方所有的人也将被消灭。

他们说：“我们决心以行动支持我们的言论，甚至不惜一战。我们追求的不只是保护我们的自由，还要扩大我们的自由。”西方战争贩子最喜欢的“自由”这个字眼，必须在有点奇特的意义上来理解。对于战争贩子来说，它意味着自由，而对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来说，它意味着监禁。一种与此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自由，存在于苏俄。我正在讨论的那份文件说，我们应当用核弹来对付苏联的侵略，即使这种侵略没有使用核武器，而且即使它只是渗透。那份文件说，我们必须具有“战斗、取胜和在全面的核战争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能力”。这个目标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通过使用他们那种奇特的“自由”，使大家相信他们的谎言，他们希望说服蓄意无知的舆论，加入他们的死亡竞赛。他们小心谨慎地向我们保证，氢弹将不是他们必须提供的最厉害的东西。他们说：“核武器并不是军事发展的终结。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核武器——无论它们的数量怎么增加，它们的杀伤力怎么增强——标志着军事系统的发展中战斗部队的终结。”他们对于自己的意思解释说：“我们必须利用美国的航天技术作为国际势力均衡的一个首要因素。”最后，他们得出一个崇高的结论：“苏联的目标既邪恶又固执。人民（即美国人民）愿意为将共产主义从国际舞台上消灭掉而努力，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愿意为之而战斗。让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一目标而奋斗。”

这份等于宣判人类死刑的残暴文件，并不是什么公认的怪人在随便说大话。相反，它代表着军火工业巨大的经济力量，这股力量通过聪明地逐渐灌输裁军会造成新的经济萧条的那种恐惧，而在公众的心目中得到加强。尽管《华尔街日报》向美国人保证不会发生新的经济萧条，从生产军用品转为生产民用品不会造成什么混乱，这种恐惧还是逐渐灌输进了民众的心里。其他国家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支持《华尔街日报》的这种看法。但军火公司却利用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作为将纳税人的钱转移到他们自己的钱袋的工具。他们正在冷酷而且可能是有意识地将世界引向灾难。

两天前，《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美国已决定，将以武力对付东德想要关闭东西柏林之间腓特烈街十字路口的任何企图。”

关于美国和苏联的这些事实，使我更加相信，我多年来所主张的、而且我们有些人也都赞成的目标，是正确的。我认为英国应当中立，退出北约组织——反正她给北约组织所增添的力量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英国中立，没有自己的核弹或美国核弹虚幻的“保护”，没有外国部队的基地，会比较安全；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如果英国中立，她就可以比现在更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多做些事情。我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俄国，都不应当单方面裁军，因为任何不先裁军的一方，必然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我认为，它们应该在谈判并达成协议之后才裁军。为了达成这种协议，我认为英国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认为，只有中立国组成一种平衡委员会，提出并说服双方接受一些可行的妥协方案，美俄之间才有可能达成协议。到那时，英国就可以有益地将其政治经验提供给这种委员会。在目前情势下，她无法促使各国政府朝着和平的方向迈进。我倒愿意作这样的设想：如果英国作出表率，单方面裁军，不受拘囿地努力捍卫和平，它就会说服其他一些国家也单方面裁军。然后我们就能够加大力度，说服美国和俄国多边裁军。

我听说有人批评我们只支持消极的目标。我想指出，刚才概述的策略是很积极的。我们所有的目标，无论是短近的还是最长远的，都是积极的—— 不管对它们是否恰好以消极的措辞来陈述。

但还是言归正传——

英国政府不像美国政府那么冷酷无情，但它不敢公开反对美国的侵略主义。我们希望，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能够克服这种畏怯。我们的方法必须受制于“时间已不多了”的这种认知。指责我们不服从命令的人，就是那些在纽伦堡审判中惩处那些不不服从命令的德国人的人。不只是我们这里有百人委员会，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也都有相继成立的百人委员会。自9月17日以来，世界各地的个人、已经建立起来具有类似目标的运动团体，甚至其他国家新近成立的百人委员会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震惊的。世界各地的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受到鼓励。我们必须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由要求抛弃核武器和抛弃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的人参加的、世界范围的群众运动，而且必须动作要快。虽然时间可能不多了，但我们运动的力量在一天天增强。

我重复，而且将继续重复说：

我们能够获胜，而且我们必须获胜。

以上演讲的附注：

［当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放弃暴力之后，战争的危险就变得不那么迫近了，而且俄国的政策也变得比较温和了点。］

给吴丹的建议 事由：平衡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应该授权秘书长任命一个完全由中立的会员国代表组成的小型委员会，负责调查东西方之间有争论的问题，以便提出双方都能接受而又不失颜面的妥协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不应当偏袒任何一方，因为如果偏袒某一方，另一方就不会接受。它们还应该能够使得在像柏林这样的危险地点减少摩擦。

这个“平衡委员会”应当就它所调查的任何问题发表建议，并且首先设法动员中立国支持这些建议，然后，如有可能，争取东西方谈判者支持这些建议。“平衡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在其本国具有声望，但不应当对其本国政府负责。

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小型的，因为不然的话，它就不能及时作出各种决定。“平衡委员会”的建议可望及时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令双方难以抗拒。

关于古巴危机的声明

以下两封与中印边界争端有关的信，没有刊布在《非武装的胜利》一书中。因此我就将它们收录于此。

伦敦

罗素伯爵

亲爱的勋爵：

很荣幸收到你1962年11月16日和19日的信，而且很高兴地拜读了你对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声明。你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良好愿望和努力，以及你对世界和平的极度关注，使我深受感动。我衷心感谢你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及你在信中所表达的对美国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谴责。

中国政府于1962年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三点建议。不幸的是，这三点建议一再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为了扭转由于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并继续扩大边界武装冲突而日益恶化的中印边界情况，为了显示其停止边界冲突及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三项措施，其中包括中国部队单方面停火，并主动全线撤离边界。现在，我想告诉你，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印边界的中国边防部队已全线停火。我相信这与你在信中所表达的意愿相符。

你在11月19日的信中提议：“所有的部队都撤出这个特殊的地区——即印度自1959年至1962年9月8日占领、而中国认为是其领土的地区。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在其11月21日的声明中已宣布，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然后再进一步撤离1962年9月8日以前占有的阵地。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能对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作出积极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旦印度政府这样做了，中印边界就会变得安宁，中印之间就能建立4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不用说，该地区的中印行政当局各自将在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的自己一边继续行使行政权。

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将乐意改变其过去的态度，诚心诚意通过友好的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我希望你继续运用你特殊的影响，促使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11月21日的声明作出积极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中国政府也希望所有友好的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公众人物发挥他们的影响，促使印度政府回到谈判桌上。这些努力将是对和平的巨大贡献。

请接受我衷心的祝福。

周恩来</a>

1962年11月24日

于北京

英国 梅里奥尼斯郡

彭林代德赖斯 普拉斯·彭林

罗素伯爵收

编号：2155-PMH/62

机密

亲爱的罗素勋爵：

请原谅我没有及时回你11月23日的来信及随后拍来的电报。当然，你什么时候想给我写信，都可以写信给我，我随时欢迎你的赐教。

我已仔仔细细地考虑了你信中所说的话。毋庸说，你对和平的热爱使我非常感动，并且在我的心中引起共鸣。我们当然不想让同中国的这场边境战争继续下去，当然我们更不想让它扩大而使得核大国也卷入这场战争。印度同样也有战争心理扩张、军队力量增强的危险。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中国的侵略使得印度群情激愤，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径不加以某种程度的关注的话，任何一个政府都得垮台。印度共产党迫于形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即便如此，这里共产党员的处境还是很糟糕，他们的组织因民众的愤恨而正在逐渐消亡。

此外，在做决定时还有其他各种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必须牢记在心。如果有一种民族屈辱感，这对印度人民会有很坏的影响，而且我们振兴民族的一切努力都会遭到很大的挫折。目前印度全国上下群情激昂，这种高涨的情绪，除了军事方面以外，还可以用来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工作能力。存在着关于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显而易见的危险，但也存在着我国人民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思考和从威胁我们的那些危险中受益的种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完全与民情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有和民众一样的情绪），那么结果就会像你所担心的那样。其他人就会接管，把这个国家推向灾难。

中国的提议，实际上意味着他们获得支配地位，尤其是在拉达克，他们将来可以利用该地对印度再次发动进攻。正如你所知道的，当今的中国可能是唯一甚至连核战争都不怕的国家。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他不在乎损失几百万人，因为中国还会有几亿人活下来。如果他们能从这次侵略中获益，那就会使他们进一步进行同类的尝试。那会终止所有的和谈，而且肯定会导致世界核大战。因此，我觉得，为了避免这个大灾难，同时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手无寸铁的人民变得坚强，我们不应当向我们认为是邪恶的势力投降或屈服。这是我从圣雄甘地那里学来的教训。

然而，我们并没有拒绝中国的提议，但我们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双方都体面的解决方案。我还是希望中国会同意这个方案。不管怎样，我们并不想破坏停火，恣意进行军事攻击。

如果这些初步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和平的方法解决边界问题。这些方法中可能甚至还包括委托仲裁。

就我们而言，我们希望坚持不结盟政策，尽管我承认，接受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确实对这一政策多少有些影响。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所提到的那些更为宽泛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考虑。我们并不想做任何会危及我们星球的事情。然而，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向中国人屈服，从而他们觉得他们实行的政策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那么我们的星球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你的诚挚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962年12月4日

新德里

总理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