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这二十年里，我之所以能摆脱内心的忧虑和不祥的预感，最主要是因为我爱上了伊迪丝·芬奇而且她也爱上了我。她是露西·唐纳利的密友，我和露西在本世纪初就很熟悉，而且，就像我三四十年代在美期间时常与伊迪丝见面一样，我好几次访问美国时也时常与露西见面。露西是布林·莫尔学院的教授，伊迪丝也在那里任教。自从我娶了布林·莫尔学院院长的表妹之后，我就一直与该学院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它是我被纽约市立学院解聘以后 所有这些回忆，不管多么令人愉快，都只是些蛋糕糖衣上的阿拉伯式花饰。很快，我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传说添加到家族传说集成。一天早晨，当我们正在克佑花园散步时，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由于离我们很远，所以看过去是两个很小的身影。突然，其中一个人跳起来，飞快地跑向我们；当他跑到我们面前时，他就跪下来吻我的手。我不禁愕然，而且局促不安得想不出说什么好，一时不知所措；但是我又被他的激情所感动，伊迪丝也一样，不过当她镇静下来后，她弄清楚了他是个德国人，住在英国，他是在为某件事情感激我；我们始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
我们不仅在里士满附近和在伦敦，沿着泰晤士河、在公园里、在星期日的伦敦城注27，作长时间或长距离的散步，而且有时还开车到较远的地方去散步。有一次，我们在朴次茅斯公路上出了车祸。在我们全然无错的情况下，我们被一辆农场的货车撞上了，我们的车子被撞得七零八落。幸亏当时有许多目击者为我们的无辜做证。我们虽然惊魂未定，但还是接受了一位好心的过路人的邀请，搭他的车到吉尔福德，再从那里坐出租车到布莱克唐去作我们预定好了的散步。在那里我想起了我儿时的一些英勇行为。我两岁时，我的家人在一个夏日假期中租借了丁尼生注28的房子，我的长辈们让我站在荒野中，以一种令人心碎的尖锐声音吟诵：
噢，我的表妹，薄命啊!
噢，我的艾米，不再属于我!
噢，这凄凄凉凉的荒野啊!
噢，这贫瘠不毛的河岸!
我们还常去看戏，不管是新戏还是老戏都看。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有在摄政王公园上演的《辛白林》注29 、乌斯季诺夫的《五个上校》，和《小茅舍》。我的堂兄莫德·罗素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为庆祝鲍里斯·安瑞普设计的国立美术馆拼花地板铺装竣工而举行的宴会。我的那幅召唤井里的真理的画像和我同时代的一些人的画像一起陈列在那里。雅各布·爱泼斯坦注30 要求为我雕一座胸像，我便高高兴兴地坐在他面前让他先塑泥模，这座雕像现在我还保存着。
这些细小的经历回想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每件事都沐浴在彼此发现和两心相悦的灿烂光辉中。幸福快乐使我们暂时忘记了可怕的外部世界，而只考虑我们自己和对方。我们发现，我们不仅十分相爱，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的品味和感情非常投合，我们的兴趣也基本上一致。伊迪丝没有哲学或数学方面的知识；有些她懂的东西我却一无所知。但我们对人和世界的态度则是相似的。那时我们对我们的伴侣关系越来越感到满意，这种满意感似乎无限地增长，成了一种持久而又稳固的幸福，这种满意感乃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因此，我下面所讲的事情大多可以被认为有她的参与。
我们 但是这一切只是日常背景，和对乃是我主要兴趣之所在的国际事务的黑暗世界的摆脱。虽然《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一书受到好评，它的出版也未能平息我的焦虑不安。我觉得自己必须设法使世人了解那些他们正盲目地迎面朝之奔去的危险。我想，如果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重述《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一书的部分内容，它也许会造成更大的影响。然而，我的这一构想受到了挫折，英国广播公司拒绝重述任何已经出版过的东西。因此，我又开始工作，为人类再谱写一首新的挽歌。
甚至在那时，即在反核毁灭斗争的那段相当早的日子里，在我看来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自己已经用那么多不同的方式说过的东西。我的广播讲话的 到了6月，我写给科学家的信有一些仍然没有回音。我觉得无论如何得制订一个如何发表这一宣言的具体计划。在我看来，似乎应当为它举行一个戏剧性的发布仪式，以便引起人们对它、它的内容以及支持它的那些人的显赫的关注。在摒弃了许多计划之后，我决定征求专家的意见。我认识《观察家》的主编但不熟，我相信他是个思想开明且富有同情心的人。事实证明，他当时确实如此。他召集同事们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除了公布那篇宣言是由一些不同意识形态的著名科学家撰写和签名的这一事实之外，还需要做点别的。他们建议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由我在会上宣读这个文件并回答有关的问题。他们所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一些。他们表示愿意筹备这次记者招待会并为其筹措资金，条件是不能在事前让大家知道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最后决定记者招待会将在（1955年）7月9日举行。一个星期之前在卡克斯顿会馆订了一个房间。给报刊主编、外国报刊代表，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和外国电台、电视台驻伦敦代表送去了请柬。请柬上只是说请他们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要公布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事情。反应令人振奋，房间不得不改为会馆里最大的一间。
那是可怕的一个星期。整天电话铃和门铃响个不停。记者和电台导播想要知道这个重要的新闻究竟是什么。显然，每个人都希望抢先获得这个新闻。《工人日报》有个人每天三次打电话来说他们报社没有收到请柬。每天告诉他们三遍已经邀请了他们。但他们似乎过去被人冷落惯了，总是不相信。毕竟，这个宣言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合作，虽然这不能告诉他们。这一阵子忙乱的负担全都落在我太太和管家身上。记者招待会的组织者不许我露面，也不许我接电话，除非是家人打来的电话。我们谁也不能离开这所房子。那个星期我一直坐在我书房的椅子上试图看书。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有时还忧郁地嘟哝：“这快要成为湿爆竹了。”我记得那个星期一直下雨，而且很冷。
这件事情最糟的一个方面是，在此前不久我收到约里奥-居里的一封信，信中说</a>他恐怕最终不能在这个宣言上签名。我弄不懂他为什么改变主意。我请求他来伦敦讨论这件事，但是他病得太重了。我一直与E.H.S.伯霍普博士保持着联系，以便使宣言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冒犯那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家。主要是由于他的努力，在记者招待会预定要举行的前一天晚上，比卡尔先生从巴黎赶来与我和伯霍普讨论约里奥-居里的反对问题。从那时起比卡尔先生取代了约里奥-居里在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的地位。他们在晚上11点30分抵达。午夜后，我们达成了协议。宣言只能保持爱因斯坦签名时的样子，不能再改，况且要想征得其他签名者的同意修改宣言已为时太晚，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因此，我建议把约里奥-居里的反对意见以脚注的形式加在必要的地方，并由我在 在1951年卢森堡受审和被处死（我很想说这是暗杀）时，说起来很不好意思，我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件事情不太经意，只是略微知道一点。现在，1956年3月，我的表妹玛格丽特·劳埃德带莫顿·索贝尔的母亲索贝尔太太来见我。索贝尔已被美国政府从墨西哥绑架去接受与卢森堡一案有关的审讯。根据一个众所周知的作伪证者的证言，他被判处30年徒刑，当时他已服了5年刑。他的家人正在设法博得人们对他的支持，而他的母亲则来英国寻求帮助。美国有几位名人已经为他仗义执言，但是没用。无论是这里还是在美国，人们对他的困境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似乎都一无所知。我记得我曾与一位不但有名而且备受称赞的联邦法院法官谈过这个案子。他声称对莫顿·索贝尔的案子完全不知情，而且对我所告诉他的一切深感震惊。但我注意到他后来并没有勉力去查明事实真相，更不用说采取什么行动加以补救了。在我看来，这是个极其荒谬的案子，我同意尽我所能唤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伦敦已经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来做这件事，他们同意帮助我。我给报社写信，并写文章谈论此事。在我的那些信当中有一封含有这样一个短语：“一群被吓得够戗的作伪证者”，这个短语很中我的意，然而却惹恼了与我意见相左的那些人。美国人和其他地方人愤怒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否认我的指控，愤怒地责问我怎么可以如此大胆，竟敢对美国司法表示怀疑。有几封信是来自与我观点相同的人，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个伦敦团体的成员，虽然就我所知，英国没有一个人公开支持我的观点。我被普遍而且往往是恶毒地指责为反美，如同我对任何美国人或任何美国的事物作不利的批评时往往会受到的指责一样。我不知道原</a>因，因为我在那个国家几度长期居留过，在那里有许多朋友，而且还经常对许多美国人和美国人的所作所为表示钦佩。此外，我还娶了两个美国人。然而——十年之后，人们终于普遍认为对莫顿·索贝尔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1962—1963年上诉法院公开宣判这个案子。在宣读法官的裁决时，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是说索贝尔一案不值得重新审理。在请教索贝尔的辩护律师对于我对裁决的解释的意见时，他们告诉我说：“虽然不完全像你想的那么露骨，但确实是非常糟糕。”辩护律师们论证说：“埃塞尔·卢森堡在受审期间被剥夺了宪法 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你发表的其他著作了。我们与西方世界断绝音讯已整整五年了。我很高兴知道你已回到你的母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因此我相信我们可能会有一天再见面。见面的地点可能会是这里，因为我拿不准自己是否会很快去英国。
想必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成年的儿子吧。他怎么样?深深地怀念你。
你的真诚的
伯纳德·贝伦森
1945年3月29日
佛罗伦</a>萨
塞蒂纳诺
塔蒂街1号
亲爱的伯蒂：
听斯普里格太太说你想重访塔蒂街1号。再见到你，我会感到由衷的高兴，还有你太太，我记得她。我建议你们在12月1日到4月1日之间的任何时候来这里住上十天半个月。其他月份我们要么不在家，要么家里人太多，而我则想单独和你们在一起。多年来我一直在读你所发表的有关人类事务的著作，觉得好像另外没有人能够像你那样说出我所想说的话。
别再拖延了，因为再过几个星期我就满90岁了，上帝随时都有可能叫我去。
深深地怀念你。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纳德·贝伦森
1954年6月1日至7月
威尼斯
欧罗巴和不列颠饭店
亲爱的伯蒂：
谢谢你寄来《名人的梦魇》。我喜欢你的机智、你的召唤、你的愤世嫉俗的幽默。继续写!
对了，1月10日到3月1日之间的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你能来住上两个星期，我会很高兴。
你的诚挚的
伯纳德·贝伦森
1954年7月12日
佛罗伦萨
塞蒂纳诺
塔蒂街1号
又及：过段时间请来信告诉我确切日期。 伯纳德·贝伦森
亲爱的伯蒂：
你12日的信使我感到伤心。我盼望见到你——我的最后一个接近于同龄的人、和我有这么多共同点的人。
除非你被工作拴住，无法离开伦敦，否则你在这里至少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进行工作。我除了用餐时以外，从不见客，或者如果他们想要见我的话，可以和我一起作我如今很短程的散步。
如果1月15日至3月15日不可能来，是否还有其他比较适合你的时间?
你能夏天来吗?我们三人住在瓦隆布罗萨的一个乐园里，不过这个乐园很土气，而且远远说不上宽敞和舒适。
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建议。
诚挚的
伯纳德·贝伦森
1954年11月16日
佛罗伦萨
塞蒂纳诺
塔蒂街1号
又及：我再也过不了阿尔卑斯山了。伦敦、巴黎、纽约等地，现在对我来说，由于旅途太累人，实在是去不了了。
亲爱的伯蒂：
我当然知道你在罗马，而且我还曾怀有一线希望，希望你能抽时间来佛罗伦萨与我相聚一两天。你未成此行，令我失望。
我再次恳请你在11月15日至3月15日之间的任何时候来住上半个月左右，最好是1月15日至3月15日之间。你在这里可以像在家里一样工作，因为我除了用餐时和傍晚——如果客人们愿意在晚饭后陪陪我的话——以外，从不见客。
重温那么久以前的日子当然是一件乐事。对你太太我也留有愉快的回忆，而且我很乐意与她叙叙旧。
你真的相信灾难可以避免吗?恐怕那些试验是不可避免的，还有那些该死的后果。
你的诚挚的
伯纳德·贝伦森
1955年5月8日
萨涅特·沃尔皮-的黎波里
下文是我到里士满在与我儿子及其家人共住的那所房子里住了不久之后写的：
我常常独自在彭布罗克邸园的花园里散步，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忧郁心情。政府正在干大事，可全是些坏事。花园的一半美极了：到处是杜鹃花、风铃草、水仙花和鲜花盛开的山楂树。他们小气地将这半个花园用有刺的铁丝网围起来（我爬进去），生怕公众来观赏。这和布莱克注43的《爱情花园》像极了，只是“牧师”换成了官僚。
我也因涉足约翰和苏珊的生活而感到苦恼。他们是1914年以后出生的，因此不会快乐。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很可爱：我爱他们，他们也喜欢我。但他们的父母却分开生活，各自生活在梦魇和绝望的牢笼里。那并不是在表面上；表面上他们是快乐的。但是实际上约翰生活在多疑的孤独中，不能相信有什么人可以信赖；而苏珊则因为对这可怕的世界的思索而被一阵阵突发的剧烈痛苦逼得无法忍受。她在写诗中找到慰藉，而他则毫无慰藉。我看出他们的婚姻会破裂，而且他们两个人永远也找不到幸福或安宁。我常常能够拒斥这种可怕的直觉认识，但是我由于太爱他们俩而无法继续在世俗常识的层次上想他们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卡珊德拉注44的那种可怕的预见悲剧的天赋才能，我在此就会在表面层次上感到快乐。但事实上，我感到痛苦。而且他们的毛病也是全世界所有青年的毛病。我非常同情这迷惘的一代——他们之所以迷惘乃是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人的愚蠢和贪婪。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但人们必须超脱它。也许，受苦到了极限，某句安慰的话就会显露出来。
1950年5月12日
致我的《名人的梦魇》一书的插图作者查尔斯·W.斯图尔特。我极想找一个像杜米埃注45那样的画家，或者最好像戈雅注46那样的画家，来凸现这本书强烈的讽刺意味和我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一书中所含有的警告。
亲爱的斯图尔特先生：
你寄来的插图草稿已收到，谢谢。我非常喜欢这些草稿，因此叫你画插图我很高兴。我注意到你所说的有关斯大林的话，因而我想成图与草稿多少会有些不同。我特别喜欢那幅存在主义者的梦魇和《查哈托波尔克》中那位女士被焚的那一幅插图。《查哈托波尔克》的另一幅插图，我也很喜欢，只是我认为山谷应当更加明媚而且漫山遍野都是花，不过也许当你完成这幅插图时它就会变成这样了。在《索思波特·沃尔佩斯博士》的那幅插图中，我想天空中的东西大概是飞机吧，我认为如果将它们画得大一点、醒目一点可能更好些。我完全同意你关于让其他每一个梦魇的标题全都单独占一页的建议，而且我也不反对你所提出的将沃尔佩斯置于艾森豪威尔和艾奇逊之间。我喜滋滋地盼望着《信仰与山脉》中的一幅两位女士吵架的插图。由于这篇小说正在排印中，我现将一份备用的打字稿寄给你，不过希望你用完之后寄还给我。
我现在正在写另一本书，不是小说，而是关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书名叫作《人类社会：诊断与预后》。我想在这本书中安排三幅插图，或者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幅图，像一组三幅相联的宗教画一样，说明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智慧的使用。如果你有意承担这项工作而且斯坦利·昂温也同意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在最近四个月内的任何时候画好都行。我希望这三幅插图都尽可能地生猛辛辣。
插图草稿随信寄回。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53年11月20日
艾恩·布拉比有关《好公民的基本知识》一书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你寄来的书已收到，非常感谢。这是本令人愉悦的书。我不能确定究竟是图配得上文呢，还是文配得上图。不管哪种情况，它们几乎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认为“愚蠢”、“贪婪”和“高兴”是我最喜欢的，不过我也很喜欢“不公正”、“错误”和“暴戾”以及其他诸多篇文字。另外还有，开场白（我觉得那是最贴切的字眼）和它的一些插图，我也很喜欢。我确信你和那位画家会被判服比一般剂量大三倍的毒药，因为你们会被控不仅使年轻人而且还使中年人和老年人堕落——而使后两种人堕落是非常不道德的，因为他们复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管怎么说，我非常乐意受它的毒害；再次感谢你。
上上个周末我已把我的书寄给牛津大学图书馆馆长，希望很快能得到回音。我几乎用不着再次说我多么感谢你的关心和帮助了。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你的诚挚的
艾恩
1953年3月31日
肯特郡伯青顿附近
韦德河上的圣尼古拉
昆士兰
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看了你的小说我很高兴——而且尤其是因为这篇小说的大部分我是在都柏林的一个神学院学生宿舍的一间非常昏暗肮脏的斗室里看的——所以我决定给你写一封其篇幅足可对我所喜欢的各个地方作一番评论的长信；而我却把这件事情耽搁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我在爱尔兰的假期过得不像个假期，而且不知怎的，使我的心情变</a>得很糟，干什么事情都比以前干得差——而且还慢了许多。（但这也许多少有点是因为修改，而且尤其是删节，比思想的实际表述要乏味得多。）
不管怎么说，《信仰与山脉》确实是到目前为止你所有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我想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主题正好是我所熟悉的东西。不过我认为你把这个主题处理得非常好，模仿和夸张的手法用得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过分。那两个对立的学说的那种伪科学的貌似合理性令人愉悦，尤其是按照瓦格索恩先生后来关于人类的那种认为事后出现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能力的观点，更是如此。顺便提一句，43页上的那一整段使所有以M起首的名字逐步具有时间掌握得非常好的喜剧效果。一般说来对于你的效果的时间掌握——例如，你选择轻描淡写地陈述</a>或尖刻激烈地陈述的时机——现在在技术上是极其有效的。（那位教授在大会上的开幕词； 还有很多装出一副正经的面孔（当然，这是你的特点之一）暗中进行挖苦的话语：马格内特一家不吃纯精肉；信徒们最终留在偏僻的郊区。而且我喜欢关于那非常狭窄的山谷和关于桑尼先生使用六分仪的奇想。还有对T.L.S.的模仿，它具有“浅明的确定性”、“较深邃的智慧源泉”和“冷静客观地批判的非凡才智”。
你的《信息》当然非常值得称赞；事实上，扎卡里最终对他父亲的答复是简要明确的。但是，在我看来，最后一段甚至更加明确——因为它使我放声大笑（而且也使伊丽莎白放声大笑，她要我向你问好，并表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如此巧妙和滑稽地再现了那么多赞美诗的陈腐平庸。（现在我想起来了，这种效果部分产生于第三行与第四行之间思想的略微混淆：那胸腔的疾病和使我们的肌肉发达。）接下来是——非常恰当地——最后一行的“崇高”一词。
顺便提一下，我很高兴地看到你在几个星期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评论中强调强权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你还再次强调科学以及科学方法制约西方价值观念（中的所有“最好的”东西）的那种情形。叫人受不了的是甚至最不黏黏糊糊的人也都接受相反的“黏黏糊糊的”信念的那种情形。
几天前有个叫安格斯·威尔逊的小说家在《观察家》上评论一本关于乔治·桑的书时——完全是按我的意思——使用了我的“黏黏糊糊的”（“soupy”）这个词。我非常希望这是该词正在传播开来的一个迹象；我相信，安格斯·威尔逊是我曾向其介绍过该词的西里尔·康诺利的朋友。
汤姆金斯和梅罗这两个名字（一起）我似乎听起来耳熟，但想不起来了。你是否能告诉我他们是谁?我认识吗?
你的永久的朋友
鲁珀特
1953年8月1日
梅里奥尼斯
彭林代德赖思
波特梅里翁
城堡院
今天是星期天，我刚想起本地邮局的信筒不能投大信封。因此我要等明天才能把手稿寄回。
J.B.S.霍尔丹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你寄来的资料已收到，非常感谢。当然，我对那一段做了修改，以便使其符合事实。到了老年，我对动物行为越来越感兴趣，甚至还做了一些“破译”蜜蜂语言方面的工作（对这种语言的充分说明可见诸里班兹的《蜜蜂的行为和社会生活》）。你知道，从丰富的食物源回来的蜜蜂会跳舞。所有舞蹈的类别是一个有四个变元的命题函项，它可表述为：
“在距离C，方向D，有一个A味的、需要B个工蜂的食物源。”
A由实物来表示，B、C、D则象征性地加以表示。我不太准确地翻译了表示C的符号。到时候我会把论文寄给你。但是，如果给蜜蜂采集的花蜜是在它们的垂直上方，它们就无法传达这一事实，虽然它们以不规则的方式跳舞。有些事实真相，就像须避讳的上帝之名一样，是不能用跳舞表示的。
林道尔发现，蜜蜂的政治制度甚至更令人惊奇。他有一场持续五天之久的关于筑巢地点的辩论记录。
如果我把命题函项说成命题类是错误的，你也许会纠正我。如果人们像观察蜜蜂那样“从外部”考察命题，这似乎是一种考虑问题的自然方法。
同时，许多德国人（不包括冯·弗里施和林道尔）正在以相当纳粹的方式大肆宣传动物行为的固定性（参见我太太的重印书）。在索普的倡导下，“印记”（imprinting）一词被用来表示由幼时经验而造成的各种历久性的行为改变（例如，小鸡跟着斯波尔丁走）。
你的诚挚的
J.B.S.霍尔丹
1953年11月5日
伦敦大学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3. 伊迪丝·罗素（洛特·迈特纳-格拉夫摄）
4. 汉斯·厄尼画的油画《伯特兰·罗素》 H.麦克黑格先生
亲爱的先生：
去年我有幸给你讲课：当时你在悉尼。但是，本周的一个晚上，你就更近了：在这里，在奥克兰，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奥克兰I.Y.A.广播电台播放的录音。
现在我明白了那位《公报》画家怎么，或为什么，能把那家周刊的专栏中描绘的——标有你名字的——卑污人物画得如此可怕：他肯定既听过你讲话，也见过你本人。
每当打开收音机，我常常在想，广播电台的人究竟有没有耳朵；或者说，如果有耳朵的话，他们自己究竟有没有一点鉴赏力。但是，播音员一点明你就是发出那些非常令人厌恶的声音的那个人，我就知道，不管有没有耳朵，那些人根本不在乎使别人蒙受痛苦——而且也根本不在乎将一个人对他自己所能作出的那种令人震惊的毁损（你就是这种情况）公之于众。因为，除非彻底沦为禽兽，没有一个人能从口中发出这样的声音。
当（或者如果）你有朝一日感到羞耻或自我厌恶时（我祈望这个时候很快来到），我建议你把录有你声音的所有录音带收集起来，统统销毁；你至少应当采取那种补救措施。
愿上帝保佑你。
你的真诚的
H.麦克黑格
1951年8月17日
新西兰 奥克兰
奥雷瓦路87号
与H.N.布雷斯福德的往来书信
我亲爱的罗素：
我相信，你已经被贺词淹没了，但我还是想加上我的，因为来自上个世纪就认识你的朋友的贺词可能寥寥无几。我清楚地记得布尔战争期间我们在考特尼家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欢迎这个生日，因为它给我一个因我从你的著作中所获得的一切教益而向你致谢的快乐的机会。现今最可贵的是你最近在广播讲话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乐观精神。
我和伊娃玛丽亚都怀着感激之情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你的永久的朋友
诺埃尔·布雷斯福德
1952年5月19日
伦敦
西北3区
贝尔赛兹公园街37号
我亲爱的布雷斯福德：
谢谢你5月19日的来信。我非常感激你。在我非常需要鼓励的时候，你对我《社会改造原理》一书的评论给了我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鼓励。我从你的《钢铁与黄金之战》中引用了一段说明教区牧师之流正在从军备中捞取多少好处的话，在剑桥引起了愤怒。这种愤怒是我乐于引起的。我很高兴你喜欢我最近的广播讲话。请向布雷斯福德太太转达我的谢意，同时也向你致谢。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52年5月［没有注明日期］
精神分析学家欧内斯特·琼斯的来信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你在今天的《观察家》上发表的那番你所特有的无畏、直率、透辟的言论，给了许多人以莫大的快感。你和W.K.克利福德注47在这些特性上彼此非常相似。不知研究数学对你们两人的这些特性的形成有多大助益。你的最后一段可能是他《讲演与短论集》的最后一篇的释义，怕你万一找不到他的这本书，我随信附上该篇的复印件。他的许多短论如今完全可以重印。想到自从他写那些短论以来的八十年间还是很少有人能理解他所阐述的那些明确的原则，不免令人悲哀。
顺便提一下，他在别处引用柯尔律治注48那尖刻辛辣的警句：“一开始爱基督教甚于爱真理的人，进而会爱他自己的教派或教会甚于爱基督教，最后则爱他自己甚于爱其他一切。”
你的非常诚挚的
欧内斯特·琼斯
1955年2月20日
萨塞克斯 米德赫斯特附近 埃尔斯特德
普拉特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你在《观察家》上发表的那篇有关爱因斯坦的简明易懂的短论中，有一句话我有点想加以质疑：那就是关于他令人惊讶地对经验证明不感兴趣的那句话。以下是从他1936年4月写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摘录下来的：
“直到最近为止，我只能思索你的关于我们现在环境的强烈影响的思路。我无须评价你的理论的正确性就能理解这些思路。然而最近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关于你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人们（对于压抑理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使我很高兴，因为当发现一个重大而奇特的思想是切合实际的时总是令人满意的。”
我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是以他自己的经验，如1919年的光弯曲等等，为根据的。
如果我的签名或用我的名字能够对你在罗马发起的那个伟大的运动有所助益的话，请吩咐一声。
你的诚挚的
欧内斯特·琼斯
1955年4月25日
萨塞克斯 米德赫斯特附近 埃尔斯特德
普拉特
格雷夫斯小姐是个非常虔诚的女士，她的宽宏大度令我吃惊。我第一次同她接触是为了中国的事情。后来她主要关心的是拉丁美洲。
安娜·梅利莎·格雷夫斯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我没有得到维克托·阿亚·德拉托雷的消息，也就是说我没有收到他的信，不过他给我寄来了发表在《观察家》上的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从那篇报道或“访谈录”来看，他显然已经拜见过你了。我很高兴，因为我相信，见到你对他来说有——或应该有——实际好处。我希望你并不认为你接见他的时间是白费了。
在这篇“访谈录”中，他说你很“真实”并且“充满希望”。他不需要乐观的榜样，他始终相信未来的日子将会更好；但是大多数拉丁美洲人——也许每个国家的所有政客，都需要一个像你那样看重“真实”的人作为榜样。我很高兴他首先在你身上辨认出了那种东西。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曾问你是否可以把他写给我的那封要我请你接见他的信退还给我。它附在我写给你的第二封信中，而你回了我的第一封信。如果你认为第二封信无需回复，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你没有把维克托的信毁掉或丢失了的话，若你能寄还给我，我将表示感谢；但如果已经丢了，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如果你告诉我你对他的印象，我也会表示感谢。我想，我会到加州洛杉矶去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住在一起。我想，我离开这里比留下来更能为这里的黑人做事。如果一个人干他渴望干的事情，他就常常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我认为，这里的情况比以往更糟（或者更确切地说，比雷金纳德·雷诺兹撰写他那本书时更糟），比南非更糟，当然并不比肯尼亚更糟，但是在南非，想要公正地对待非洲人的那些非非洲人（英国人和布尔人）似乎——曾似乎——比这里的人更自由地为正义而工作。伊斯特兰注49非常坚决地把所有为黑人伸张正义的人都称为“共产党人”、“莫斯科的间谍”。但是真正危险的并不是伊斯特兰们，而是那些有教养、有魅力的“南方白人”。他们能够终止一切不公正，可是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不能睁开眼睛，因为他们不敢。
感谢你抽出时间接见维克托。
你的非常诚挚的
安娜·梅利莎·格雷夫斯
1957年2月24日
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 卡温顿
扬克大街921号
克莱门特·戴维斯的来信
我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请允许我为你昨晚精彩的广播讲话向你说声“谢谢”。我十分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你唤起了多么美好的回忆!我的思绪以超音速的速度与你的思绪一道疾驰。是的，我们完成了很多我50多年前就渴望见到其完成的事——想当初我们是在多么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而如今，从前的那些反对者不仅站到了我们这一边，而且对某些改革还热心得声称是他们发起的。
对那些日子的回忆，以及已经引起和造成的那些变化，使我对国际形势感到振奋。不利于你我的理想、不利于采用“理性”而不是“武力”作为人类争端的仲裁者的势力显然是如此强大，以至我们的斗争可能看来似乎是无望的。但是在此，我们又将见到而且很快将见到一次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再现于国际事务，那么今天反对我们、而且拒不接受我们的挽救办法的那些人，将不但接受那些挽救办法，而且还会声称，那些挽救办法是他们（而且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给受苦受难的人类带来了所有男女都向往的和平。
好了，我希望我是对的，而且我将为他们大声而且长时间地喝彩，就像今天我为我的那些很久以前说他们不会舔邮票的反对者喝彩一样。
我再次向你表示最衷心的谢意。我们向你们俩致以最热忱的问候和祝愿。
你的非常诚挚的
克莱门特·戴维斯
［1954年12月24日］
伦敦 西南1区
卡莱尔广场
伊夫林大厦31号
我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你回想起自己因反对厉害的乔·张伯伦注50及其支持关税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而激烈的宣传而涉足政治舞台的事，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的第一次努力也是反对可畏的乔·张伯伦。那是在1899年11月，我当时虽然只有15岁，但已经很成熟老练了。我在一次保守党的集会上走上讲台谴责南非战争——尽管做了一番很大的努力，我的演讲还是没被允许持续多久，我两眼青肿流着鼻血回家。这与其说是一次反战的努力，不如说是为布尔人辩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滥用我们希望他们拥有并于1906年归还给他们的自由——损害非洲黑人和有色人种的人的利益。
我们向你们俩致以最热忱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你的永远诚挚的
克莱门特·戴维斯
1955年9月19日
伦敦 西南1区
卡莱尔广场
伊夫林大厦31号
记者招待会
召集人：罗素伯爵
地 点：威斯敏斯特卡克斯顿会馆
时 间：1955年7月9日星期六
J.罗特布拉特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这个招待会是伯特兰·罗素伯爵召集的，目的是为了发表一份由若干科学家签名的关于核战争意义的声明。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收到了那份声明的副本。我打算请罗素勋爵就那份声明向你们作一简短的解说，然后你们可以就这一主题自由发问。罗素勋爵，请。
罗素伯爵： 女士们，先生们，这个招待会的目的是要引起你们，并通过你们引起世人，对一份由与核战争有密切关系的领域中八位最著名的科学家签名的、关于核战争必然会带来的危机以及因此避免战争的绝对必要性的声明的注意。
在此我只向你们宣读一下我想你们已经有的那份简短的摘要：
“所附的这份由世界各地一些最著名的科学权威所签署的声明论述的是核战争的危机。它使人明白，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希望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人类确确实实有被来自放射性云的尘埃和雨灭绝的危险。它暗示，无论是世界各国的政府还是公众，对这种危险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它指出，协议禁止核武器，虽然可能有助于缓减紧张局势，但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尽管先前有相反的协议，这种武器在大战中仍必定会被制造和使用。人类的唯一希望是避免战争。提倡可以使这种避免成为可能的那种思维方式，乃是本声明的目的。
第一步行动是我和爱因斯坦合作的结果。爱因斯坦的签名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寄出的。他逝世后，他同东西方的一些科学家进行了联系，因为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影响科学家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但是我所联系的那些科学家中有些迄今仍未回复。我正在使世界上所有大国的政府注意这些签名者所发出的警告，并热切希望它们会同意让它们的国民生存下去。”
现在我想稍微读一下这份声明的缘起。我想它是我去年12月23日在英国广播公司所作的一次关于核战争的危机的广播讲话的结果。我收到了许多人写来的表示赞赏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教授写来的，我收到他的表示赞赏的信，特别高兴，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
我认为，我所企求的目的之一是要在持有对立的政治见解的人们之间架设一座桥梁。那也就是说，通过一份只讲事实而根本不谈论人们所认为的那种政治问题的声明，而使得科学家们联合起来。我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著名的科学家们对于核战争采取某种引人注目的行动，他回信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因此，我在与一些人商量之后拟了一个草稿寄给爱因斯坦，他——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是很好——建议说（我引用他的原话），我“应当把自己看作是这个计划的独裁者”，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已使他无法胜任这项工作。我把声明草稿寄给他后，他回信说：“我很乐意在你那份极好的声明上签名。”我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而且在我得悉他去世的噩耗后，收到这封信，因此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后的一个社会行为。
起草这份声明的宗旨是将声明的内容局限于科学家本人能够作出判断的问题，避开政治，从而获得左派和右派科学家的签名。科学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当时我就认为人们可以使政见各异的人士就避免战争的重要性取得共识，在这方面，我想这份文件是相当成功的。
这份文件的签名者，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八位注51。这八位全都是科学界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们大多数是核物理学家，有些是与核物理学有关的一个重要领域中的专家，遗传学家，还有些人了解辐射线所引起的突变，这是一个你考虑核战争时便会产生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之所以选择他们，完全只是因为他们在科学界的声望而别无其他考虑。
我想，我总共向十八位科学家提出签名的要求，其中有一半，或将近一半，实际上是八位注52同意签名。有些则由于种种原因我迄今仍未收到回音。特别是，我向中国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李四光博士提出签名的要求，但我迄今仍未收到他的回信。我所收到的回信无不表示同情。那些没有签名的人都有各种充足的理由，例如，身居官位，或从事某项使得签名成为难事的官方工作，但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凡是回信的人全都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
我收到了华沙大学因费尔德教授的签名，他曾和爱因斯坦合著过两本书。莫斯科的斯科别利岑没有寄来签名，但寄来了一封深表同情的信。约里奥-居里教授首先是镭的发现者的女婿，但他并不靠那种关系出名，他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是因科学性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八个人当中的第六个；而其他两个我想可能不久也将获得诺贝尔奖!那是这些人的显赫地位的顺序。
约里奥-居里先生提出两条保留意见，其中有一条相当重要，另一条则没那么重要。我谈到限制主权的必要性，而他希望补充说这些限制必须经大家同意而且必须对大家有利，这我完全同意。此外还有他所提出的另一条保留意见。我说：“是我们毁灭人类呢，还是人类放弃战争?”而他想说：“人类会放弃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一种手段的战争吗?”他保留这些意见，同意在文件上签名。
马勒注53教授也提出一条很小的、似乎只是解释我的意思的保留意见。
关于这些人我想略微说几句，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新闻界不像在科学界那么知名。他们包括两位英国科学家、两个美国人（我没把爱因斯坦算作是美国人，因为爱因斯坦的国籍有点世界性）、一位波兰人、一位法国人和一位日本人。罗特布拉特教授在这里，我很高兴。你们知道，他是利物浦核物理学研究所所长。注54他干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你几乎可以称之为有关比基尼岛的炸弹的侦探工作的事情。你们当中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1945年人们对原子弹感到十分震惊。如果你们把原子弹看作是某种诸如弓箭之类的东西，那么原子弹现在已成了古代史。
我们已经从原子弹发展到了氢弹，氢弹远比原子弹厉害得多，而且后来结果表明（我想，起初是通过罗特布拉特教授的侦探工作，后来是由于美国当局的承认），比基尼岛上爆炸的那颗炸弹远比氢弹厉害得多。氢弹现在也成了古代史。你们有一种双重引爆装置。你们先用铀235引爆氢，然后再用氢引爆铀238，而在生产铀235的过程中有一大堆一大堆铀238的熔渣被丢弃。现在我们用铀238来达到这一目的，造价就低得多，而这种炸弹一旦造出来，它们的摧毁力却大得多，因此你们可以看到，科学发展得很快。到目前为止比基尼岛的炸弹是最新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预测下一步我们将研制出什么样的炸弹。
我认为，这份声明，如同我所设想的，只是第一步。必须继续劝说科学家对事实发表权威性的意见，而且我认为，接着应当召开一次所有科学发达的国家都参加的国际科学家代表大会，在会上我希望那些签名者提出某种像我在这份声明的末尾所提出的那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我认为，在适当时候召开的各国大会上都可以提出带有若干那样一些条款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我认为，科学家应当通过一种普遍的民众运动使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公众了解这些事实。你们知道，叫科学家搞民众运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他们不习惯于干那种事情，而且这也不是他们想干就能干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在此时让公众了解情况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必须说服世人避免战争，先是用一切想得到的权宜手段，但最终得靠某个国际机构，它会使得避免战争成为不是日常应急的事情，而是世界组织的事情。我认为，他们应当强调，尽管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科学已经具有相当邪恶的意味，但我认为，如果战争这个问题一旦得到解决，科学就能给人类带来极其巨大的福利，并使这个世界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幸福得多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应当既强调战争所带来的危险也强调那一点注55。
现在由我来回答问题，我很乐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答你们任何一个人想要问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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