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结束使我得以避免否则本会落在我头上的一些事情。1918年服兵役的年龄提高了,我头一回成了适龄服役的人,这我当然会拒绝的。他们要我去进行体检,但是政府费尽心机也未能找到我在何处,因为他们竟已忘记早把我投入监狱了。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我本来会很快就发现自己作为一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再度身陷囹圄。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战争的结束对我也是非常有利的。过去写《数学原理》时,我觉得靠遗产过活是有正当理由的,虽然我并不觉得有理由持有从我祖母继承来的资产的一笔附加款。我全部放弃了这笔款项,一部分赠给剑桥大学</a>,一部分赠给纽纳姆学院,其余部分给了好几个教育机构。在卖掉了我给T.S.艾略特的那些债券以后,我就剩下每年仅100英镑左右的非工薪收入了,这是我无法处理掉的,因为它写在我的婚姻财产协议上。这似乎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已能靠出书挣钱了。不过,在狱中时我虽被允许写关于数学的书,却不许写我可以挣钱的那类书。因此,我出狱时,如果不是桑格和其他一些朋友在伦敦给我弄到一份哲学讲师的工作,我几乎身无分文。随着战争的结束,我又可以靠写作挣钱了,从此以后,我在经济上没有遇到过严重的困难,只有在美国时间或感到拮据。
战争的结束使我和科莉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战争期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一起去做,我们共同具有所有与战争有关的极强烈的感情。战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愈来愈难以相处,愈来愈紧张。我们不时地像是要永远分手,但是这一次次的分开到头来都出乎意料地短暂。1919年3个月的暑期,数学家利特尔伍德和我在距离拉尔沃思一英里左右的小山上租了一家农舍。这家农舍有好多房间,整个夏天我们接待了接连不断的客人。这个地方异常之美,可以远眺沿海一带广阔辽夐的胜景。这里的游泳条件很好,而且有一些地方可使利特尔伍德大显其登山的高超本领,他在这项运动技巧上的是身手不凡的行家。在此期间,我开始对我的 书 信
J.E.利特尔伍德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爱因斯坦的理论被完全证实了。预计的位移为1"·72,而观测到的位移为1"·75±·06。
您的
J.E.L.
[1919]
剑桥,三一学院
哈罗德·J.拉斯基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接到您的信,不胜感激。当我写竣那本书时,我觉得,我对您和法官霍姆斯先生关于此书的看法,比对当今任何两个人的看法都更为在意;能让您不仅认为它是值得写的,而且赞同它的观点,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如果我贸然向您表示感谢,您会理解,这并非出于友情的任何需要。
我冒昧地把我的 我对自由天主教教义发生兴趣实际上始于1913年我在牛津读了菲吉斯著《近代国家中的教会》一书;我在写我的 对您为谢弗说话,我还要更加表示感谢。我已将尊函转交霍恩雷,他会给哲学系同仁看的,而且必要的话,也会给洛厄尔看。我将尊函的复写件送给了校务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必要时他们会为之力争的。我认为此刻没有更多的事要做了。给佩里写信是没有用处的。近几年来,尤其是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12个月,已经使他变得非常保守,成为热衷于“官样文章”之徒。他是敌对势力的头子与核心,企图直接打动他我看是没有用的。在哲学系里他需要的是名声好的新教徒,他们将阐明教会法规的必要性;否则,如果他们不是宗教徒,则至少必须是有相当大成就的人。我并不认为大学永远注定是自由主义的家园;美国制度掌握在大实业手中,而且被其粗鄙的理想所支配着。您是否读过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一书?
您也许有兴趣知道,我这个学期在耶鲁大学教一个毕业班读《自由之路》。我以前与耶鲁人从未谋面;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很惊异在此书中能够讲马克思、巴枯宁和其他一些人而不是谩骂时,那是非常有趣的。这使我想到,此书再版时我希望您为蒲鲁东说句好话!我认为,他的《论联邦制原则》和《革命的正义》是两部杰作。
您可否赐寄一张亲笔签名的玉照,以便敬置于舍下书斋之内。那将是您的一桩美举。
您的非常诚挚的
哈罗德·J.拉斯基
1919年9月29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学
亲爱的罗素先生:
照片收到了,多多感谢。纵然照片拍得不甚好,但它毕竟可慰我劳思,使我得以想象我心仪之人,而这也就是我所希望的。
佩里关切的事就是战争。他已转而拥护征兵,在华盛顿为国防部教育(!)处工作,变成了官僚。结果,除了“正经事”以外,他对什么都侧目而视,简直就像从白厅和陆海军俱乐部的观点看生活的一位幕僚。他的用意还是好的——所有新英格兰人都是如此;但是他没有把握住柏拉图关于对正当事物的欲望和知道何为正当的欲望的区别。如果谢弗能得到您、怀特海和刘易斯的称赞而使其论文发表出来,我想佩里会转而支持谢弗;但是谢弗是一个不易讨人喜欢的小人物,由于他三心二意,使得著作的出版暂时受阻。我并不放弃希望,但是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耶鲁的确很有趣,或许可以说,所有的青年,正值26岁时,都是很有趣的。我发现当一个人表现出具有工团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学生思想倾向而姑隐其名时,耶鲁人认为这是正当的,无足为奇的;他们把名字加上,悄悄地对父母说,他们犯下了说不出口的恶行。前些天我在这里发言支持了举行罢工的警察,这是使人对罢工者的耐久力和官方的愚蠢同样感到惊奇的那些罢工之一。一周之内有两篇文章和二百名学生要求把我解职,说我教授苏维埃主义就是极力主张工作73小时而只拿1100美元的人们在经过13年的鼓动聚合之后举行罢工是有正当理由的。所幸洛厄尔确是赞成言论自由的,所以我就留下来了;不过您由此可对美国的思想状况有所领教。
您的非常诚挚的
哈罗德·J.拉斯基
1919年11月2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学
亲爱的罗素先生:
霍恩雷告诉我,谢弗的论文已寄给你。目前情况是这样的:霍金和霍恩雷力争谢弗留职再任。佩里举棋不定,因为亨廷顿大力称赞谢弗的工作,佩里说他的决定最主要地取决于您和芝加哥的穆尔注110的看法。因此,如果您对他的工作的确表示嘉许,您的电文写得越有力,则越有助益。此时此刻真正有一个要努力争取的机会。
此间事事皆在一团混乱之中。破坏政府特别承诺的禁令;矿工领袖由于拒绝复工而被捕;敦促建立反“赤色分子”的严峻立法;西部地区人们仅仅因为持有一张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员证而被捕;甚至如艾略特注111这样的温和派都认为这是工会和宪政之间直接的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在事态的惯常进程之内。无论罗斯科·庞德还是我,都认为局势的动荡尚未达到高潮。有些文章实际上是要求耶鲁大学出版社停止发行我的著作,因为它们鼓吹“无政府主义”。相反地,霍姆斯和布兰代斯则在一个间谍事件中写了(由霍姆斯执笔)一篇表示异议的宏文伟论,捍卫言论自由。我将这双方的主张都寄给马辛汉了,并提醒他送您一阅。
这种状况使人觉得前途暗淡;但是自从美国使阿斯特夫人远走英国以后,这里就完全没有政治喜剧了。
您的非常诚挚的
哈罗德·J.拉斯基
1919年12月4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学
[从下信可见,事态又有变化。]
亲爱的罗素先生:
收到您评谢弗论文的电报,真是太好了。我担心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徒劳无益的斗争,因为霍恩雷看来要到耶鲁去了,这意味着撤掉了我们主要的支柱。哈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成为有社会声望的大学。最近监察委员会找我访谈,要了解(1)我是否相信流血革命,(2)我是否相信苏维埃的政府形式,(3)我是否不相信美国政府形式优于任何其他政府形式,(4)我是否相信革命的权利。
最近三天他们逮捕了5千名社会主义者,要把他们驱逐出境。我很高兴,格雷厄姆·沃拉斯将审理我的案子并接受我的申诉!
您的非常诚挚的
哈罗德·J.拉斯基
1919[1920]年1月5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学
亲爱的罗素先生:
首先,热烈祝贺您重返剑桥。这使人觉得真正恢复了通常的明智。我希望您讲课不要限于数理逻辑……
前些天我寄给您一本杜吉特的《吾妻》,这是我去年翻译的;希望您有暇一阅。正如您推测的,我急欲离开这个国家,但感到为难的是如何离开。去牛津是没有希望的,而在剑桥我又不认识任何人。沃拉斯想在伦敦为我做点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我极其厌恶美国,想到一个不禁止人自由讲话的地方去。
您的非常诚挚的
哈罗德·J.拉斯基
1920年2月18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学
亲爱的罗素:
附上正式函件。里弗斯所云大略是说:我们邀请他作为伦敦工会的候选人。这是他的部分答复。“我认为,我做出抉择的一个显著的因素是我目前一直在仔细阅读的《心的分析》一书。这是一部鸿篇巨制,他的才智使我叹服。它把我想探讨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了,如果我投身政治生涯,是肯定不可能做这种研究的。如此等等。”
里弗斯、乔德、德莱尔·伯恩斯、克利福德·艾伦作为我们新功利派的核心如何?
您的
H.J.拉斯基
1922年1月2日
伦敦西14区 瓦尔维克广场16号
维特根斯坦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我不知道你的确切地址,但希望这封短信总会送到你手上。我自去年11月在意大利成了战俘,希望在中断音信三年后能再与你通信联系。我做了很多逻辑的工作,渴望在发表以前让你了解它们。
[明信片]
永远是你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919年2月9日
意大利卡塞尔塔省
卡西诺
收到你的明信片,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高兴!虽然我担心我们没有希望不久之后就会见面。除非你到这里来看我,但那对我来说可就是大喜过望了。我不可能写逻辑的问题,因为不允许我一周内写的东西超过两张明信片(一张明信片可写15行字)。我已写成一本书,一旦我回到家里就将出版它。我认为我已最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请常来信。那会使我感到囚徒的生活过得快些。上帝保佑你。
[明信片]
永远是你的
维特根斯坦
1919年3月10日
卡西诺
亲爱的罗素:
多谢你3月2日和3日的明信片。我有过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不可能写逻辑的问题,因为不允许我一周写的东西超过两张明信片(每张明信片可写15行字)。这封信是一个例外,是由一个将于明日返家的学医的奥地利学生代邮的。我已写了一本书,名曰《逻辑哲学论》,它包含了我过去6年的全部工作。我相信我已最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这听起来有点狂妄自大,但是我不能不相信这一点。我于1918年8月写成此书,两个月之后成了Prigioniere注112。我在这里随身带着此书的手稿。我想要复写一份给你;但是篇幅很长,而且我未必有可靠的途径把它寄给你。实际上如果不预先加以解释,你是不会理解它的,因为它是以许多很简短的论断写成的。(这当然意味着没有任何人会懂得它;尽管我相信它像水晶一样清澈明晰。但是它推翻了关于真、类、数以及所有其他问题的一切理论。)我一返回家就将发表它。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不会“很快”到来。这样就还要等很长时间我们才能见面。我简直不能想象会再见到你!若能见到你,那可实在是太好了!我推想,你不大可能到这里来看我?你或许认为我即使有这种想法也是异常无礼的。但是,如果你在天涯海角而我能够去看你,那么我会这样做的。
请写信赐告近况,代向怀特海博士致意。老约翰逊还活着吗?望常常念我!
永远是你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919年3月13日
亲爱的罗素:
几天前我托凯恩斯把我的手稿寄给你了。当时我只匆草数言附上。之后你的书完好无损地寄到,现在我觉得急需把许多东西写给你。——我不相信,6年前我在挪威向穆尔口述的东西会被你全然漠视。简言之,我担心的是很难使你理解我。原想我的手稿会向你说明一些东西,这点仅余的小小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你可以想象,我是不可能给自己的书写一本注释的。我只能当面亲口给你解释。如果你认为理解此书有任何意义,而且你能设法同我会面,那就请你着手此事。——如果这不可能,则请阅后即将手稿通过可靠的途径寄回维也纳。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一份校订稿,是我的生命的作品!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看到它的出版。不得不在俘虏营里随身带着这本完成了的作品,眼看着人们在外面玩弄无意义的游戏,是很痛苦的。正如想到即使它出版了也无人理解时一样痛苦!——寄给我两张明信片以后,你有否再给我写信?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衷心问候你,不要认为所有你不理解的东西都出于你的愚蠢。
你的诚挚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919年6月12日
卡西诺
亲爱的罗素:
多谢你8月13日的来信。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现在不可能回答。首先我不总能记得这些数码指的是哪段话,因为我手头没有一份手稿的复写件。其次你提出的某些问题需要做很长的回答,而你知道写有关逻辑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多么困难。我的书之所以如此之简短,因而如此之晦涩,原因也在这里。但是不得不如此。——现在我担心你并没有真正把握我的主要论点,逻辑命题的全部工作不过是它的演绎。这个主要的论点是关于可用命题即语言表达(言说)的东西(同样是可被思想的东西)和不可用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示的东西的理论;我认为,这是哲学的主要问题。——
我也将我的手稿寄给了弗雷格。一周前他写信给我,我推想他连一个字都没读懂。所以我唯一的希望是尽快见到你,把一切都给你解释,因为不被哪怕只有一个人所理解,那是很难忍受的!
后天我们可能离开集中营回家。谢天谢地!——但是我们如何能尽快地见面呢。我想去英国,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德国人现在到英国去旅行岂不是颇为尴尬么(这比起一个英国人现在到德国去旅行尴尬尤甚)。不过我实际上并非想请你现在到维也纳来,在我看来最好是在荷兰或瑞士见面。当然,如果你不能出国,我将尽力争取到英国去。关于此事请尽快赐复,告诉我你何时能获得出国许可。来信请寄维也纳祝全家好。
您的诚挚的
C.K.奥格登
1921年11月5日
《国际心理学丛书》编辑部
又及:再经考虑,我认为,既然您愿意将维特根斯坦的德文原</a>文与英译文一起出版,那么附上已被我收在书中的您写的跋注117,会是有用的,如果可能,我再将其付印。
致奥托兰·莫雷尔
最亲爱的O:
我已返至此间,但是船位都已爆满,我返英恐尚需一周的时间。我把艾伦留在塔林的一座私人疗养院,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虽然有两次医生们对他都不抱希望了。在俄国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这部分地是因为艾伦的病,但更多的是因为我非常厌恶布尔什维克,尽管对俄国的访问是我有生以来所做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严密的专制独裁的官僚政治体系,有一个比沙皇时代更周密</a>更可怕的特务系统,和一个由美国化的犹太人组成的蛮横冷酷的贵族阶层。没有丝毫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这架沉重的官僚机器像一块重重的铅板压迫着我,使我闷得喘不过气来。不过我认为这正是此时此刻俄国所需要的政府。如果你问问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应该受到怎样的统治,你就明白为什么俄国会有布尔什维克政府了。但它毕竟是可怕的。他们是一个艺术家的民族,下至最单纯的农民都是如此;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要把他们造成一个工业的民族,尽可能像美国佬那样工业化的民族。想象你自己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受着西德尼·韦布和鲁弗斯·艾萨克斯相互交织的统治,你对现在的俄国就会有一个形象的认识了。我到那儿去原是希望找到那个上天期许的乐土的。
给你所有的爱——希望很快会见到你。
你的B.
1920年6月25日
斯德哥尔摩大陆旅社
艾玛·戈德曼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先生:
6月17日惠函已由舍侄女转我。本该早日作复,但因等她到来,与她详谈此事,故迟至今日才写回信。
对您乐于助我的盛意,至为感激。我恐怕您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理解英国外交部拒绝为像《解放者报》的马克斯·伊思特曼和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这样一些人办理签证。政府不大可能更厚待我。
您说“她不会从事更激烈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我觉得挺好笑。诚然,我知道,我一直负有肆意进行这种形式活动的名声,但是这从来没有事实的证明。然而,我不会发誓不再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放弃反抗不义的权利,来取得在英国或任何国家避难的权利。奥地利政府曾为我提供避难所,如果我肯签署这样一个保证。我当然拒绝了。我们今日所过的生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我必须断然放弃我所信仰和为之奋斗的东西,我不会觉得这有任何价值。
在这些条件下,对于为使我获得去英国的权利而做的任何努力,我都是感激的,如果那不是一个太大的负担的话。目前我在德国的签证大概会获得延长,因为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邀我写一本关于俄国的书。
不,布尔什维克们并没有强迫我离开俄国。大出我的意料,他们竟发给我护照。不过他们使我很难从其他国家取得签证。我在离开俄国以后于4月间为《纽约世界报》撰写的10篇文章中包含的那些批评,他们自然是不能忍受的。
您的非常诚挚的
艾玛·戈德曼
[1922年]7月8日
柏林魏尔迈尔斯多夫
鲁代斯海默大街3号
E.G.凯尔施奈尔夫人家
艾玛·戈德曼最后获准来英。我曾出席一个祝贺她的宴会。当她起立讲话时,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当她讲毕落座时,人们却报以冷场,寂然无声。这是因为她的讲话几乎全部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