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0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我的生活</a>在1910年以前和1914年以后，就如浮士德的生活在遇见梅菲斯特之前和之后一样，截然有别。我经历了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过程，由奥托兰·莫雷尔开其端，又为战争而继续。说战争会使人恢复青春似乎很怪，但是事实上它使我摆脱了一些成见并使我重新思考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它还提供给我一类新的活动，对这类活动我并不感到乏味，而这种感觉每当我试图回到数理逻辑上去时都困扰着我。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认为自己是一个并不超凡出世的浮士德，对我来说代表梅菲斯特的就是这场大战。
7月末炎热的日子，我在剑桥，和所有的人讨论时局。我觉得不能想象欧洲会疯狂到陷入战争，但是我相信，一旦有战争，英国是会卷进去的。我强烈地认为，英国应当保持中立，而且征集了很多教授和研究员在以此意发表于《罗彻斯特卫报》的一份声明上签名，到了宣战的那天，他们几乎全都变了卦。回首当年，人们竟没有明白地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似乎有悖常情。我在本书 那时，我正处于最大可能的情感紧张状态。尽管我并没有预见到战争的全部灾难，但是我确比大多数人所预见的要多。战争的前景使我满怀恐惧，但是使我尤感恐惧的却是这个事实，即：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在预料到战争造成的屠杀时竟是极大的欢乐。我不得不修正我对人性的看法了。那时，我对精神分析毫无所知，但是我对人类感情的观点却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并无二致。我是在力求理解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群众情绪时得到这个观点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父母爱自己的儿女是人之常情，但是战争使我相信那不过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我曾经以为，人们大都爱财甚于爱别的任何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甚至更喜欢毁坏。我曾经以为，知识分子总是爱真理的，但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又发现，知识分子中宁爱真理而不沽名钓誉者不足百分之十。吉尔伯特·默里自1902年以来一直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在我没有支持布尔人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亲布尔派了注4。因此我自然希望他会又一次站在和平一边；然而他却一反常态，写文章骂德国人的邪恶，而赞颂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超人美德。我对于那些将遭到杀戮的青年们充满了绝望的爱惜之情，而对所有欧洲的政治家们则感到怒不可遏。在几个星期里，我觉得如果碰巧遇到了阿斯奎斯或格雷，我会禁不住去把他们杀了。不过，这些个人的情感渐渐地消失了。这场悲剧之严重，以及对于仅仅由这些政治家的放任纵容而酿成的群众暴力的亲身体验，把我的这些个人的情感给吞噬以尽了。
在这中间，我自己备受爱国心的折磨。在马恩战役之前德国人的胜利令我恐惧。我像任何一个退役军官那样热切期望德国人战败。对英国的爱几乎是我所具有的最强烈的感情，而在这样一个时刻看来要把它抛开，我是在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决裂。但是，我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无片刻的犹疑。有时我被怀疑论所麻痹，有时我抱着犬儒派的人生态度，另外的时候我对世事漠然处之，但是当战争降临的时候，我觉得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提出抗议，尽管抗议可能是徒劳无益的。我的全部生命力都卷入其中了。作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宣传都令我厌恶。作为一个热爱文明的人，向野蛮的倒退使我惊骇。作为一个早失父母亲情的人，对青年人的大屠杀使我心痛欲碎。我并不认为反战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那些没有被狂热冲昏头脑的人应该表明自己是坚定不移的。目睹运送士兵的火车开离滑铁卢站，我总是有一种奇异的幻觉，似乎伦敦并不是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地方。我常在想象中看见伦敦的那些桥梁塌陷、沉没，整个这座大城市像晨雾一样消逝了。伦敦的居民也开始变得仿佛是虚幻地存在，而且我甚至怀疑我以为自己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否只是由于发烧引起的梦魇的产物注5。不过，这种心情为时不久，因为忙于工作很快就过去了。
战争的最初阶段，奥托兰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和激励。如果没有她，最初我会是完全孤独的，而她无论在憎恨战争这一点上，还是在拒不相信那些充斥世界的神话和谎言方面，都是毫不犹豫的。
桑塔亚那当时正在剑桥，同他的交谈使我得到些微的安慰。他是一个中立者，而且无论如何他并不十分关心人类是否会毁灭自己。他那恬静的哲学的超然风度，虽非我所欲仿效的，却给我以慰藉。马恩战役前夕，当时看来德国人一定会很快拿下巴黎，他竟梦呓般地说：“我想我非得去一趟巴黎不可。我冬天穿的衬衣还在那儿，我不乐意让德国人把它们拿去。我还有另外一个虽然较不重要的理由去巴黎，那就是我有一部书的手稿放在那儿，最近10年我一直在写这部书，不过我对此并不像对那些衬衣那么在意。”不过，他并没有去巴黎，因为马恩战役为他解除了忧虑。但有一天他却对我说：“我明天要到塞维利亚注6去，因为我希望到一个人们并不克制自己感情的地方去。”
10月份秋季学期开学，我又必须开始讲授数理逻辑了，但是我感到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于是我着手在剑桥教师和研究员中间组建民主监督同盟的一个支部，在三一学院有相当多的教研人员最初持同情的态度。我也在大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们很乐于听我讲话。记得在一次演讲中我说：“妄称德国人是邪恶的，那完全是胡说”，出乎意料的是，全场热烈鼓掌。但是，随着葡萄牙卢西坦尼亚的陷落，一种更可怕的风气开始占据上风。人们似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要为这个灾难负责。曾经参加民主监督同盟的教师和研究员中间，有许多人这时已得到任命被擢升了。巴恩斯（后为伯明翰主教）离开三一学院到伦敦圣殿律师学院做院长去了。老的教师和研究员们都变得愈来愈歇斯底里，我开始发现自己在特设餐桌注7上被人们敬而远之了。
整个战争期间，每过圣诞节，我感到万念俱灰，这种完全绝望的心情使我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待在椅子上，纳闷人类究竟有什么用处。1914年的圣诞节，经奥托兰的劝告，我找到了一个令绝望的心情不那么难以忍受的办法。我开始以一个慈善委员会的名义去访问那些贫苦的德国人注8，调查他们的生活境况，以救济他们的穷困，如果他们应该得到救济的话。在这件工作过程中，我碰见一些在战争狂热里显现出来的和善仁爱的突出事例。在贫民区一些女房东本身虽然也穷，却让德国人不付分文房租地住下去，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因为她们知道德国人已经不可能找到工作了。不过这个问题随后不久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德国人全都被扣押了，但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他们的状况是很可怜的。
1914年10月，有一天我在新牛津大街遇见T.S.艾略特。我不知道他此前在欧洲，这时才发现他是从柏林来英国。不用说，我问起他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就是说，他认为为杀人找出任何借口都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同他，后来也同他的妻子（他们于1915年初结婚），成了亲密的朋友。在他们穷困至极之际，我把我的住宅的两间卧室之一借给他们，因而我同他们时常见面注9。对他们夫妇二人我都很喜欢，而且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尽力去帮助他们，一直到我发现他们原是以苦为乐，才停止对他们的帮助。我持有一家工程营建公司的票面值为3000英镑的一些债券，在战时这家公司自然要制造军火，因此我在良心上深感不安，不知如何处理这些债券，最后我把它们都送给了艾略特。几年以后，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也不再穷困了，他把这些债券又还给了我。
1915年夏，我写了《社会改造原理》或《人们为何而战》一书，后者是未经我的同意在美国印行时用的书名。我本来没有打算写这样一本书，而且它与我先前写的任何东西全然不同，但是它不由自主地就出来了。事实上直到写完了它，我才发觉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它有一个框架、一个方案，但是只是在除了开场白和结束语之外什么都写好了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有一个框架并提出了一个方案的。在此书中我提出了一种政治哲学，它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冲动较之自觉的意图在塑造人的生活上起的作用更大。我把冲动分为两类：占有的和创造的，认为最是建立在创造性冲动之上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我以国家、战争和贫困作为占有的冲动的具体例子，而以教育、婚姻和宗教作为创造的冲动的具体例子。我相信，把创造性解放出来应当成为社会改革的原则。这本书最初是一些讲演的稿子，后来出版了。出乎我的意料，它一问世立即获得成功。我写它本不指望人们会去读它，而只是作为一种信念的表白，可是它给我挣来了一大笔钱，而且为我后来的一切收入打下了基础。
这些演讲在某些方面同我与D.H.劳伦斯的短暂的友谊有关系。我们都认为在改革人类关系问题上有某种重要的东西要说，但是我们开头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对需要采取何种改革的观点正好相反。我同劳伦斯的交谊是短暂而热烈的，总共持续了一年左右。我们是由奥托兰介绍相识的，奥托兰对我们两人都很称赞，而且要让我们也认为应当彼此互相赞赏。和平主义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叛情绪，我发现劳伦斯同样蛮有反叛精神。这就使我们最初以为彼此之间有相当大程度的一致性，我们只是逐渐地发现彼此的差别大于我们各自与德国皇帝的差别。
那时劳伦斯对战争有两种态度：一方面，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地爱国，因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但另一方面，他对人类是如此之憎恨，竟至认为就交战双方互相憎恨而言，大家一定都是对的。当我终于知道他的这两种态度时，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同情其中任何一种。不过，我们双方都是逐渐地意识到彼此的分歧的，最初一切都像结婚的钟声那样欢快。我邀请他到剑桥我这里来做客，并且把他介绍给凯因斯和其他许多人。他对他们全都抱有激烈的憎恨，说他们“该死，该死，该死”。有一段时间我曾想他也许是对的。我喜欢劳伦斯的热情，我喜欢他的情感的活力和激扬。我喜欢他的这个信念，即要使世界恢复正常，必须有某种极为根本的东西。我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政治学与个人心理学是分不开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某种想象天才的人，最初当我感到要同他发生分歧时，我就想他对人性的洞见也许比我更深刻。我只是逐渐地才感到他是对付恶的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他对于我也怀有同样的感觉。
这时我正在为后来以《社会改造原理》发表的那些讲演稿做准备。他也要去讲演，有一段时间我们似乎有可能进行某种合作。我们有很多书信往来，我给他的信都丢失了，但是他的信都发表了。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渐渐意识到我们的根本分歧。我是一个坚定信仰民主的人，而他则在政治家们想到法西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发挥出一整套法西斯哲学了。他写道：“我不相信民主监督。我认为工人只是由于其直接的生活状况就有资格选举领导者或监督者。你必须彻底修改选民制。工人们将只是为了切身相关的事情才选出他们的上司。当他们起来时，则将在其他阶级中选出更高的领导者。正如一切有机的东西必定有一个头儿那样，选举之事最终也必定出来一个真正的头儿——不是立个愚蠢总统的愚蠢共和国，而是一个选出来的国王，类似凯撒那样的王。”当然，在他的想象中，一旦建立了独裁政权，他就该是那个凯撒。这是他的全部思想的那种梦幻性质的一个方面。他从不让自己接触现实。他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长篇大论一个人如何必须向群众宣布“真理”，而且他似乎毫不怀疑群众会侧耳倾听他的议论。我问过他准备采取什么方法。他会把他的政治哲学笔之于书吗?不。在我们这个腐败的社会里，书面语总是谎言。他会到海德公园去站在肥皂箱上宣布“真理”吗?不。那可太太危险了（在他那儿不时地表现出莫名其妙的谨小慎微）。我对他说，那么，你怎么办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就会是顾左右而言他了。
我逐渐发现他并不真的希望改善这个世界，而只是耽迷于对世界如何之坏做能言善辩的独白。假如有什么人偷听到他的那些独白，那要好得多，但是他的独白最多不过打算产生一小群忠实门徒，他们能够坐在新墨西哥的荒原上，感受神物。这一切都是以一个法西斯独裁者的语言作为我必须传布的东西传达给我的，这个“必须”下面划有13条着重线。
他的信逐渐变得更有敌意了。他写道：“像你这样活着究竟有什么好?我不相信你的讲演是好的。它们已差不多完了，不是吗?陷进这条该死的船用商贾朝圣者们自己的语言向他们慷慨陈词有什么好?你为什么不离开那条船呢?你为什么不抛开这整出闹剧呢?在这些日子里，一个人必须是一个不法之徒，而不是一个教师或传道士。”在我看来这纯属虚夸之词。我正在变得比他更加是一个不法之徒，而且我看不大出来他有什么理由抱怨我。他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的怨愤。在另一个场合，他写道：“你要完全停止工作和写作，成为一个生物而不是一个机械的工具。你要摆脱整个社会之船。为了你的自尊，你要成为一个纯粹的无，成为一只鼹鼠，成为一个跟着感觉走而不去思考的生物。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你要成为一个婴儿，而不再做学者。不要再做任何事情——但是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要开始成为——从头开始，成为一个完全的婴儿：以勇敢的名义。
“噢，我要问你，何时才拿定主意，你得让我可以活下去呀。你希望你永远活着。但是我希望你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作为你的继承人。”
这个计划的唯一的困难在于，如果我照着它去做就不会有任何东西留给他去继承了。
他有一种神秘的“血”的哲学，我不喜欢。他说：“除了大脑和神经，意识还有另一个所在，在我们身上有一种血意识，独立于通常的心理意识而存在。我们在血中生活，认知，并且在血中有我们的存在，而与神经和大脑无涉。这是属于隐秘状态的那一半生命。当我御一妇人时，血知觉就达到最佳状态。我的血认知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有一种血存在，一种血意识，一种血灵魂，完全独立于心理的和神经的意识。”坦白地说，我觉得这是荒诞的谬论，而且激烈地给以驳斥，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种荒诞的谬论直接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注10。
如果有人表示说任何人本来都可能友爱地对待任何别的人，他总是勃然大怒。当我因为战争造成的苦难而反对战争时，他斥我伪善。“你，你的根本的自我，要求终极的和平，这绝不是真的。你是在以一种间接的、虚伪的方式来满足你寻求刺激和大走红运的欲望。要么以直接而诚实的方式去满足它，说‘我恨你们所有的人，你们这些说谎者和下流坯，我要出来攻打你们了’，要么坚持搞你的数学，在那里你可以是真诚的——但是要装成和平的天使——不，我更千百倍地喜欢蒂尔皮茨注11扮演那个角色。”
现在我觉得很难理解这封信曾经给我以莫大的震动。我曾有些相信他具有我拒不承认的某种洞见，当他说我的和平主义是植根于嗜血欲时，我猜想他一定是对的。我思考了24小时，觉得自己不适合活下去而打算自杀。但是到了那段时间的末尾，产生了一种比较健康的反作用力，我决意摆脱这种精神病态。当他说我必须宣讲他的而不是我的学说时，我反抗了，而且要他记住，他不再是教师，而我也不是他的学生。他曾写道：“你是全人类的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欲望。激励你的不是对虚假的憎恨，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民的憎恨，那是一种被颠倒了的嗜血欲。你为什么不承认呢?让我们再成为陌路人吧。我想那比较好。”我也作如是想。但是他从对我的攻击里找到了一种快乐，而有几个月光景继续写信，其中也包含十分友好的话，以便同我保持通信往来。最后，通信也悄然中止了，没有任何戏剧性的结尾。
劳伦斯是他的妻子的喉舌，这一点人们大都不知道。他有辩才，而她有思想。当精神分析在英国还不甚为人所知的时候，她在每个星期都要到奥地利弗洛伊德的信奉者们的聚居地去消磨一段时光。不知她怎么会超前地接受了后来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阐发了的思想，我们可以说，她又把这些思想通过血意识传送给劳伦斯。劳伦斯是一个本性胆小的人，他用气势汹汹的狂呼大叫来掩饰他的怯懦。他的妻子却不是胆小鬼，她对人的指斥直如雷轰电击，而不是大喊大叫。在她的卵翼下，劳伦斯感到比较安全。像马克思一样，他因为娶了一位德国贵族为妻而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他把她精心打扮得妙不可言。他的思想是一堆伪装成素朴实在论的自欺欺人的东西。他的描写能力是非凡的，而他的思想不会被人们太快地忘记。
最初使我对劳伦斯抱有好感的是某种富有活力的特质和一种对人们往往视若当然的假定提出挑战的习惯。我已习惯于被人们非难为过分屈从理性，我想他或许能给我一剂恢复生气的非理性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我的确从他那里获得了某种激励，我想我认识他以后写的书尽管遭到他猛烈的抨击，但是要比我没有与他相识的情况下写得更好。
但这不是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任何好的东西。回顾一下，我认为它们没有任何价值。它们是一个一心想当专制君主、因为世界不会即刻俯首听命而发怒的神经质的人的思想。当他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时，他就恨他们。不过大部分时间他是生活在他自己幻想的孤独的世界中，那里充满了如其所希望的那样的幽灵怪影。他之所以着力描写性，乃因为只有在性行为中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宇宙间唯一的人。但是性行为是如此之痛苦，以至于他认为性关系是每一方都企图摧毁另一方的永无休止的战斗。
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被诱入疯狂。纳粹主义是这种诱惑力的最突出的表现。劳伦斯是这种疯狂崇拜的一个典型。我不能确定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那种冷酷不近人情的清醒理智是不是一种改进注12。
随着1916年的来临，战争打得更猛烈可怕了，和平主义者在国内的处境更困难了。我同阿斯奎斯的交情从未变得冷淡不恰。在奥托兰结婚之前，他就是她的一个爱慕者，我以前时常在加辛顿她的住处碰见他。有一次，我在一洼池塘里一丝不挂地洗澡，当我上来时发现他正在岸上。在这种场合，内阁首相注13和一个和平主义者的会见有点缺少本应具有的尊严性。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他不大会把我扣起来。在爱尔兰都柏林复活节叛乱期间，有37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被判处死刑，我们有几个人作为代表去见阿斯奎斯，要求为他们减刑。虽然他正要去都柏林，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而且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人们曾普遍认为，甚至政府也认为，从法律来说，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是不应判死刑的，然而结果这个看法倒成了错误，要不是阿斯奎斯出面干预，他们好多人就会被枪杀了。
然而，劳合·乔治注14则是一个难对付的家伙。有一次，我同克利福德·艾伦（反兵役联谊会主席）和凯瑟琳·马歇尔女士找他面谈有关正被囚禁的拒服兵役者的问题。他只有在沃尔顿希斯吃午餐的时间才能同我们见面。我对不得不接受他的款待感到厌恶，但那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他对我的态度是快活而温和的，但是他没有给我们任何令人满意的东西。最后，当我们要离开时，我以一种近乎读《圣经》的调子痛骂了他一通，对他说他的名字会遗臭青史。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乐意见他。
随着征兵开始，我实际上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有关拒服兵役者的事务。反兵役联谊会全是由正值兵役年龄的人组成的，不过它也吸收妇女和年龄较大的男子作为非正式会员。在原来的委员会全都入狱之后，又组成了一个替补委员会，我成为它的执行主席。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些是照管拒服兵役者的个人利益，有些是注意军事当局的动静，以便判断他们并没有把拒服兵役者派往法国，因为只有在被派往法国之后，拒服兵役者才有被处死刑的危险。于是我要在全国四处奔走发表大量的演说。我在威尔士矿区里待了三个星期，有时在大厅里讲，有时在露天里讲。没有一次会被中间打断，就我限于在工业区进行演讲来说，我发现大多数听众抱着同情的态度。但是，在伦敦情况就不同了。
反兵役联谊会主席克利福德·艾伦注15是一位极有才能、机敏精明的青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基督徒。在基督徒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总有某种困难，在这个方面他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公正无私的态度。然而，1916年夏，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投入监狱。在那之后整个战争期间，我只是在与法庭判决有关的一些特殊的日子里才看到过他，1918年年初，他因健康的理由（实际上是已濒于死亡）被释放，但之后不久我自己也入狱了。
当克利福德·艾伦最初被治安法庭传讯进行诉讼时，我 人们对持久的战争状态之持沉默态度，乃完全出于恐惧。每个民族都认为它的敌人是侵略者，如果不把他们彻底打败，他们在几年之内就会重新挑起战争。美国政府不仅有力量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媾和，而且有力量使自己成为和平的保障而让广大民众消除疑虑。这个行动即使会令欧洲各国政府感到不快，但是会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呼。如果德国政府（现在看来是可能的）不仅归还其攻占的领土，而且拥护促进和平联盟或者恪守某种不诉诸战争解决争端的类似的方法，那么恐惧就会消除，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您出面调停会产生一种有利于谈判的不可抗拒的趋势。但是战争已陷入这样的僵局，除非通过一种外力的调停，是不大可能接近终结的，而这种调停只能来自于您。
有人或许会问我有什么权利给您写信。我没有任何正式的头衔；我不属于政府机构的任何部分。我说话只是因为我必须说；因为其他那些本该记得文明和人类兄弟情谊的人已经让自己被民族情绪彻底打垮了；因为他们的背信弃义迫使我不得不以理性和仁慈的名义说话，以免让人们以为在欧洲无人记得它曾为人类做过而且还应该为人类去做的事业。世界在思想、科学、艺术、政治理想、对未来的希望各个方面拥有的东西大都应归功于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欧洲各民族。如果他们听任自己互相毁灭，那么比外交威望更宝贵、比使战胜者自己归于毁灭的无益的胜利远远更有价值的某种东西就会失掉了。像我的其他同胞一样，我曾热烈地希望协约国取得胜利；像他们一样，当胜利被推迟时我曾感到痛苦。但是我经常记得，欧洲有其要履行的任务；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内战；我们认为我们敌人具有的坏处也正是他们认为我们具有的坏处；在战争期间一个在交战中的国家是很难如实地看待事实的。尤其是，我明白了在战争中没有任何问题像和平一样重要；一种和平如果没有把所有我们所希望的东西都带给我们，那么它对我们的伤害较之继续打下去造成的伤害是无足道的。当欧洲所有握有权势的人都在为他们误信为其各自民族的利益进行辩护时，我则为一种深切的信念所驱使以欧洲的名义代表所有的民族说话。以欧洲的名义，我请求您给我们带来和平。
在当时的审查制度下，要寄出这类文件诚非易事，但是海伦·达德利的姊妹凯瑟琳来探望她，答应把我的这封信带回美国。她找到一种把它隐藏起来的巧妙方法，并及时地将它转交给一个美国和平主义者委员会，通过他们及时地把它发表在几乎每家美国报纸上。正如我们在这方面将会看到的，那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战争不可能以任何一方的胜利而结束。如果美国仍保持中立，情况无疑会是这样。
从1916年中到1918年5月入狱，我的确非常之忙，忙于反兵役联谊会的事情。我同科莉特在一起的时间都是从和平主义的工作中挤出来的，而且多半与这种工作本身有联系。克利福德·艾伦定期被允许在监外待几天，但是由于他显然仍拒绝服从军事指挥，于是立刻就又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我和科莉特常常一同去军事法庭看他。
当克伦斯基革命注21发生时，它的同情者们在利兹举行了一次大会。我在这个会上讲了话，科莉特和她的丈夫也出席了这个会。我们与拉姆齐·麦克唐纳注22乘火车同行，一路上他给我们讲了一些精明的苏格兰人幽默的故事，讲得如此乏味，简直不知道幽默之处何在。利兹大会决定要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区成立组织，以便仿照俄国的模式发起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在伦敦南门路的兄弟会教堂曾为此目的举行过一次集会。爱国派的报纸在邻近的所有旅店酒馆（这里是一个很穷的教区）散发传单，说我们与德国人勾通，给他们的飞机发信号，告诉他们往哪儿扔炸弹。这就使我们在周围左近成了不大受欢迎的人，而且不久就有一帮暴徒来包围了教堂。我们当中大多数人认为反抗是不好的或不明智的，因为我们有些人是不抵抗主义者，另外一些人则明白我们人太少，无法抵抗整个周围贫民窟的居民。有几个人，其中有弗兰西斯·梅内尔，试图抵抗，我记得他从教堂门口回来时脸上挂了彩。这帮暴徒由几名警察带领闯了进来；除了警察之外，他们全都有点醉醺醺的。最凶的是一些母夜叉，她们手持木板，上面满是生了锈的钉子。警察们想先把我们中间的妇女劝走，以便用他们觉得合适的办法来对付我们这些男性和平主义者，警察们猜想他们全是胆小鬼。斯诺登夫人在这种场合表现得极为高尚令人敬佩。她断然拒绝离开会场，除非允许男人也同时离开。其他妇女当即表示赞同她的意见。这使得负责管理这伙粗暴家伙的警察们有点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但是这帮暴徒到这时候已经血气上冲，要群魔乱舞了。每个人都不得不尽可能躲开，而警察们却不动声色地在那儿袖手旁观。两个醉态可掬的母夜叉开始用布满钉子的木板打我。正当我不知如何自卫以抵御这种攻击时，我们中的一位夫人走向警察，提醒他们应当保护我。然而，警察们只是耸耸肩。“但他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啊”，这位夫人说，警察们仍然耸耸肩。“但他是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啊”，她继续说。警察们依然无动于衷。“但他是一位伯爵的弟弟啊”，她最后喊道。这句话却使警察们赶紧过来帮助我。然而，他们来得太迟了，于我丝毫无助，而救我一命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位年轻妇女，她始终挡在我和母夜叉们中间，足以使我逃脱。值得庆幸的是，她没有挨打。但是很多人，包括几位妇女，在离开这座房子时背上衣服被撕开了。科莉特当时在场，但是有一个大喘粗气的暴徒隔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都出来之前我无法接近她。我们怀着一种极其沮丧的心情一起回家。
这座兄弟会教堂属于一位牧师，这位牧师是一位异常勇敢的和平主义者。尽管有了这番遭遇，他在随后的一个机会还邀请我到他的教堂去做一次演讲。不过，这次暴徒们烧了教堂的布道坛，我未能发表演说。这些是我亲自碰见的仅有的几次暴力事件；我参加其他各种集会都没有受到干扰。但是新闻宣传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我的一些不主张和平主义的朋友跑来对我说：“所有的集会都被暴徒破坏了，你为什么还到会上去演说呢?”
到这时我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坏了。1916年我写了一个传单，讲一个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被政府不顾道义条款注23而判刑入狱的事情，反兵役联谊会把它发表了。传单上并没有署我的名字，但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散发传单的人被送进了监狱。因此我写信给《泰晤士报》，声明我是这个传单的作者。在伦敦市长官邸，当着市长的面，我被起诉。我做了长篇发言进行自我辩护。这一次我被罚款100英镑。我没有如数全付，因此我放在剑桥的财物被他们卖掉了以抵罚款的总额。但是，一些好心的朋友把它们买下来，又还给了我，因此我感到我的抗议有点徒劳无益。在此期间，三一学院所有年轻的研究员都被授以军衔入伍了，老一些的人自然希望尽他们的一份职责。因此他们剥夺了我的讲师职位。当年轻的人们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剑桥时，我又被邀请回校，但是到这个时候我已不再有这样的愿望了。
说也奇怪，生产军需品的工人偏要成为和平主义者。我在南威尔士对军需厂工人的讲话全都被密探们做了不真实的报告，因此国防部发了一道不许我进入任何禁区注24的命令。禁区就是特别要求不许间谍进入的地区，包括全部沿海地带。由于人们的抗议，国防部声明说，他们并不认为我是德国间谍，但无论如何不允许我到近海的任何地方去，以防我会给德国潜水艇发信号。正当国防部发出这个命令之际，我已经从萨塞克斯郡的博瑟姆（我在那儿同艾略特夫妇住在一起）上伦敦料理日常工作去了。我不得不请艾略特夫妇把我的衣服、梳子和牙刷带给我，因为政府不同意我自己去取。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这种种恩赐，我本来是要把和平主义的工作丢开的，因为我已逐渐相信这个工作完全徒劳无益。然而，我发觉政府并不这样看，因此我想我也许弄错了，我还应继续做下去。且不说我是否在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继续做的动机竟似乎是对其后果的恐惧，那么我是绝不能罢手不干的。
1.康斯坦丝·马勒森夫人（科莉特·奥妮尔）［照片由E.D.霍佩提供］
2.弗兰克·罗素［照片由罗素父子提供］ 不过，这时，关于我因之入狱的罪名，我最后决定没有更多的事要做了，而且我哥哥已经使政府了解我的决定。有一份小的周报，名为《特别法庭》，是由反兵役联谊会发行的，我常为它写每周社论。我不做该刊的主编之后，有一个星期新的主编病了，又要我在最后时刻赶写这期每周社论。我写了，在文中我说美国士兵在英国会被利用来破坏工人罢工，这是他们在其本国惯于干的事情。这个说法是以我所援引的一份参议员的报告为依据的。我为此被判六个月监禁。然而，这一切绝不令人不快。它使我保持了自尊，而且使我去思考比普遍毁灭较少痛苦的某种东西。由于贝尔福的干预，我被关在轻罪犯狱室，这样，虽在狱中我却可随意阅读和写作，条件是我不进行和平主义的宣传。我觉得在狱中有许多方面颇为惬意。在这里没有什么约会，没有任何难以做出的决定要做，不必担心有人来访问，不会有人打断我的工作。我大量地阅读，写了一本书，即《数理哲学导论》，这是《数学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的半通俗本，同时我也开始了《心的分析》一书的工作。我对于同监的那些狱友倒有点兴趣，在我看来，在道德上他们绝不低于其他人，虽然总的来说他们略低于一般智力水平，他们之被捉住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任何人，特别是惯于读书和写作的人，如果不是在轻罪犯狱室里，坐牢是一种严重而可怕的惩罚；但是，幸亏有贝尔福的帮助，我才没有遭受此苦。我感谢他的干预，但是我激烈反对他的一切政策。在我抵达狱所时，必须对我进行详细询问的那个看大门的看守使我很高兴。他问我的宗教信仰，我回答说“我是不可知论者”。他问这个字怎么写，然后叹口气说：“哎呀，竟有这么多的宗教，我还以为大家拜的都是同一个上帝呢。”这个话让我高兴了近一个礼拜。有一次，正当我诵读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时，我笑的声音如此之大，致使那位看守跑来制止我，告诉我必须记住，监狱是刑罚的地方。另一次，中国诗的译者阿瑟·韦利注25寄给我一首尚未发表、题为“红鹦鹉”的诗注26。其诗如下：
安南远进红鹦鹉，
色似桃花语似人。
文章辩慧皆如此，
笼槛何年出得身?注27
我每周可有一次来人探视，当然总有一个看守在场，但无论如何是很愉快的。奥托兰和科莉特常常轮流着来，还带着另外两个人。我发现了一种秘密通信的方法，即把信藏在毛边书未切开的书页里面。当然，我不可能当着看守的面说明这种方法，于是我 当战争结束时，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除了对我自己，是全然徒劳无益的。我没有救出一条生命，也没有使战争缩短一分半秒。我没有做成一件事情去减轻最终造成凡尔赛和约的那种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在各交战国犯下的罪行中，我不是一个同谋犯，而且我为自己获得了一个新的哲学和新的青春。我摆脱了大学教习和清教徒。我学会了对本能过程的理解，这是我以前不曾有过的，而且我从如此长久的孤立中得到了某种安宁。在宣布了停战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人对威尔逊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另一些人则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感到鼓舞。但是，当我发现人们乐观情绪的这些源泉对于我皆不可用时，我仍能并不失望。我审慎地预期最坏的事情就要到来注43，但是我并不因而不再相信人们（男人们和妇女们）终究会认识到本能的欢乐的简单秘密。
书 信
诺伯特·维纳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先生：
遵照您的指教，我目前正在哥廷根这里学习。我正在听兰道开的一门群论的课，希尔伯特开的一门微分方程的课（我知道这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听听希尔伯特讲课），和胡塞尔的三门课：一门讲康德的伦理学著作，一门讲伦理学原理，和一个现象学讨论班。我必须承认，在使自己具有真正的现象学态度之前所必须经历的那种精神磨炼完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现象学对数学的应用以及胡塞尔所谓不从现象学出发就不能给数学基础以适当的说明的说法，在我看来是荒谬的。
在哥廷根，人们对符号逻辑没有好感。数学家们照例与逻辑这样哲学的东西毫不相干，而哲学家们则绝不涉及像符号这样数学的东西。由于这个缘故，我这个学期没有做很多创新的工作：你明知在你与之谈论创新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会懂得你说的一个字，在这种地方企图做创新的工作是令人沮丧的。
我在圣灵降临节时到梅克伦堡的布伦斯豪普顿去拜访了弗雷格，他正在那里度假。我同他有几次有意思的谈话，谈到您的工作。
近来引起我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能否以凸形立方体及其关系为不可定义的东西并像您定义瞬间那样定义点，从而得到一组更简单的公设。我用这种方法已得五、六组基本几何学概念的定义，但是照这样做我却根本找不到一种简化几何公设的方法：例如，如果你想通过把三角横切公设改变为关于任意凸形平面的命题来简化它，就会出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非常感谢您关注我的论文和发现。我现在有一些材料，我可能将它们与我关于感觉强度的工作联系起来形成一篇新的论文：我想请教您一下，我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将我对时间的研究工作扩展到具有某种序列特性的多价关系，例如一给定直线上各个点间的“介于”关系。……注44
随信寄上拙文的重印件，未能早日寄给您，谨表歉意。迟寄的原因是：我把预定在美国分送的论文全部寄给了父亲，要他“把它们播在会生根的地方”。父亲大概以为我已将论文直接寄给您了。
我非常高兴得知您有如此快乐的一段时光同我们在一起，我明年一定会去剑桥在您的指导下学习。我刚刚开始意识到，我到剑桥在您指导下工作对于我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非常尊敬您的
诺伯特·维纳
1914年6月或7月
德国，哥廷根
比尔大街28号
致伦敦《国民报》，载于1914年8月15日该报
先生：
与绝大多数国人相反，甚至在当前这样一个时刻，我要以人道和</a>文明的名义，抗议我们参予对德国的毁灭。
一个月之前，欧洲还是一个各民族和平礼让的大家庭；如果一个英国人杀死一个德国人，他会被处以绞刑。而现在如果一个英国人杀死一个德国人，或者一个德国人杀死一个英国人，他就是一个有功于国家的爱国者。我们用贪婪的目光在报纸上扫视着屠杀的消息，当我们读到那些盲目服从命令的无辜的青年被比利时列日造的机关枪扫射而倒在成千上万的死者中时，我们欢呼庆祝。在宣战前夕注意过伦敦民众的人们都亲眼目睹了迄今一直热爱和平的仁厚的全体居民在短短的几天内突然急转直下陷入了原始的野蛮状态，转瞬间让仇恨和嗜血的本能自由放纵起来，而整个社会组织本来是为了反对仇恨和嗜杀而建立起来的。各国的“爱国者们”热烈欢呼这种残忍的暴行表现了一种证明权利的高贵决心；在一股巨大的仇恨的洪流中理性和仁慈被消灭净尽了；德国对于我们和法国人，俄国对于德国人，乃是不可想象的邪恶，正是这种暗昧不清的抽象观念把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掩盖了，即敌人像我们自己一样也是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作为人，他们也爱自己的家，爱明媚的阳光，爱日常生活中一切纯朴的欢乐；但是现在他们想到自己的妻子、姊妹、儿女在我们的帮忙下遭受到得胜的哥萨克的温柔的摆布，已经因恐怖而变疯狂了。
所有这种疯狂，所有这种愤怒，所有我们的文明和希望的这种灰飞烟灭，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一帮子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多半愚不可及而且全都毫无才智、毫无心肝的官僚绅士们宁愿出现这种情况，而丝毫不想抵制其国家的傲慢自尊。任何文学的悲剧故事都达不到外交白皮书所引起的恐怖效果。外交家们从一开头就看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们虽多半希望避免它，然而他们随时会卷入瞬息激变的危机而随波逐流。他们拘谨固执，不肯做出或接受本来可以拯救世界的小小的让步，最后由于盲目的恐惧而匆匆把军队放出来，去干互相屠杀的勾当。
在我们从官方文件得悉的这些外交家们背后，支持他们的是巨大的民族贪婪和民族仇恨的力量，这是在现阶段有害于人类的隔代遗传的本能，是从野蛮的半兽性的祖先遗传下来的，得到政府和新闻的全力关注和支配，被上流社会作为消解转移社会不满情绪的手段而加以强化。军备制造商们以其邪恶的影响人为地助长这种本能，整个污浊的“光荣”文学和用以毒化儿童心灵的一切历史教科书都鼓励这种本能。
无论在其民族情绪方面，还是在其外交政策方面，英国并不比其他参战国更可赦免其罪责。
过去10年来，由于政府的悉心培育和新闻界的襄助，已经培植起对德国的一种仇恨和对德国海军的一种恐惧。我并不是认为德国是无罪的；我不是否认德国犯下的罪行比我们自己的还大。但是我的确主张，无论采取什么必要的防御手段，都应该经过沉着的深谋远虑，而不可出之于完全多余的恐慌夹杂猜疑的情绪。正是这种蓄意制造的恐慌和猜疑产生了使我们参战成为可能的公众舆论。
我们的外交政策也不是没有罪过的。瞒着国会而且甚至（首先）瞒着几乎整个内阁所做的秘密协定，虽然一再遭到否决，却把一种义务加诸国人，一旦战争狂热达到下面这样一个地步这种义务就突然被宣示出来，即战争狂热已使舆论在发现许多人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活都成为一个人的不负责任的决定的抵押品时，也能加以容忍了。然而，法国虽然知道我们承担的责任，E.格雷爵士直至上月还拒绝通知我们保持中立或进行干涉的条件。8月1日他谈到同德国大使的一次谈话（ 2.《国民报》在1912年4月，1913年3月和战争爆发前一周，都曾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对比利时所负的责任。
3.我推想他们没有要求政府把这一点告知德国，因为他们想英国政府会考虑其所负的责任，这是尽人皆知的。
4.《国民报》认为，同法国和俄国结成协约国，更可能引起一次大战，如果我们完全保持独立，则更易于保护比利时。“德国不能为了一点微小的军事利益而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如果她在其他方面也许还要指望我们持中立态度的话”（1913年3月1日《国民报》）。他们也许本来就是错的，他们对格雷的总的批评也许对也许错，他们认为可能建立英法德协约国的想法也许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他们在几年间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努力工作，并认为是德国把它毁掉了，这似乎没有什么矛盾之处。马辛汉的观点是：（1）德国在最近两周内不会为了欧洲的和平做任何让步；（2）德国一定会侵入比利时。
如果您说您认为《国民报》过去没有充分考虑到德国的好战的势力，我同意。我认为那是所有爱和平的人民共同的错误。布雷斯福德在其《钢与金的战争》一书（有许多地方很精彩）中完全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是他却预言在欧洲再也不会有大战了。
您的
J.L.哈蒙德
1914年10月19日
奥特费尔德
海伦·达德利的来信
谢谢您所赠的鲜花。它们给我以极大的欣慰，您的信也是如此，——我把它读了好几遍。那天晚上是很可怕的——要不是我们彼此见到了，那会更可怕无数倍——我原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您了。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的确理解您的情况，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觉得，一旦我恢复了气力——我希望很快恢复——我们间的一种深厚而持久的友谊是可能的。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情最后都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的友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好的。
现在说声再见了，如果在这个狂乱的世界上还可以谈和平的话，那么让和平与您同在。
H.
（海伦·达德利）
［1914年］
致乔治·特纳先生
亲爱的先生：
很遗憾，我不能再向剑桥自由协会缴纳会费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做它的会员。我过去支持自由党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我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像保守党人那样参预一场欧洲战争。结果表明，自从他们当政以来，他们一直在欺骗他们的支持者，而且在秘密地实行一种其结果为我所憎恶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无论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去支持现政府。
您的忠实的
伯特兰·罗素
1915年4月26日
剑桥三一学院
下面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战士。他曾于1903—1904年任英国赴西藏探险队的指挥官。他是一个极讨人喜欢的豁达大度的人，我非常尊敬他。我们在1914年曾同游毛里塔尼亚。
弗兰西斯·扬哈斯本爵士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
您说由于您对战争的看法而感到孤立，令我颇以为虑。其实情况恰恰相反。您应当感觉到您的朋友们因为您的独立精神和诚实正直而感到骄傲。那些自命不凡、自大成癖之徒则恰恰会被他们的朋友所鄙弃。但是很遗憾，他们倒不像您那样有孤立的感觉。他们太意得志满了，以致不会有这种感觉。只有像您这样的人才会有此感觉。
但请您一定记住，您的朋友们，即使可能并不同意您的意见，他们也是敬佩您而且受惠于您的。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您本来应该把您所想的东西说出来。因为您对德国人和其他大陆国家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了解，而且您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做过专门的研究。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有像您这样可使我们其余的人据以省察自己的榜样。一直到战争爆发前我对德国几乎毫无所知。我出于传统倾向于采取军人的观点。因此我对待这个问题是从一种与您颇不相同的观点出发的。我愈加想知道您的想法，并尽力根据您的看法把自己的观点弄得正确合理。
根据我自己对政府活动和军事态度的经验，我要说，任何处于政府圈外的人从一开头就对事情有一如</a>实的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危机是突然出现在外界公众面前的。在表面的背后，危机一直在酝酿着，不过我们对之毫无所知或极少知闻。于是它突然爆发，我们则必须形成我们可能持有的最佳看法。至于军事态度，我从个人经验晓得，当你以物质的手段来加强你自己的观点（你是多么容易无视任何他人的观点啊）时，那是多么极端的危险。我在战场指挥官们那里就看到过这种情形，而我自己也许一直都很难听得进别人的话。在我看来，这正是德国正在遭受的苦难。它（德国）确实积聚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这就使得它对他人的感情和权利全然置之不顾。我认为我们必须教它明白的东西是这个起码的事实，即漠视人们的权利和感情，是不会有好处的——它必须考虑它们。
您的非常诚挚的
弗兰西斯·扬哈斯本
1915年5月11日
伦敦
下面是许多同类信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J.布尔的来信
你现在已不是三一学院的一个研究员，这可能完全是真事，而且幸好如此，——但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朋友的话）不会否认你是一头蠢驴。不仅是一头蠢驴，而且是一头卑鄙的、好说谎的蠢驴，因为你竟肆无忌惮地散布谎言，说什么“无疑双方都发生了种种暴行”。你，连同你的朋友（?）庇古、马歇尔、沃尔特·G.贝尔、A.R.沃勒、科尼比尔诸人，都完全明白，指责英国军队犯有暴行乃是一种恶毒的谎言，只有投靠了德国佬的英国叛徒才会造出这种谎言，——你妄图把俄国人引进来的那种卑劣做法就已说明了你是个什么东西!
您的
J.布尔
1915年9月20日
赖德
下面这封信的起因是我在一次讨论战争的会上代萧伯纳注47主持会议。
萧伯纳的来信，寄自伦敦中西区亚达菲街10号，1915年10月16日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您最好同韦布夫妇详细谈谈。就我来说，确如精灵一样在推动您。如果您不想引起争论，只要说明下面几点就很容易宣布开会了，即这是一次费边派的会议，费边社的任务是在人所能及的限度内对社会问题进行公正客观的研究，探求消除社会灾害的办法；战争像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做这样的研究，与反征兵的示威游行和爱国精神之重振相并而行；这次晚间讲座的题目是从心理方面看战争；并且表示您很高兴来召集这次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肯定不会成为一个明哲保身、调和折衷、超然物外的人。我想争取人们来听讲，使这次讲座取得成功；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鼓动听众；不过我要以尽可能如闪电般公开挑战的姿态来这样做。重要的是这次会应当开得心情愉快而又富有勇气；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实际的问题是心有恐惧。在适当的关键场合，他可以什么都说，但在不利的场合，他就什么都不说了，所以唯一棘手的工作是确定关键之所在。
对您提出的思路我确无异议，而且您在我发言之前或之后讲，对我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任务是让人们认真地对待战争。使我恼火的是人们把该诅咒的事物视若等闲的那种令人骇怪的庸见和对我们认为爱国主义的东西的那种庸俗的轻薄态度。
永远是您的
萧伯纳
又及：估计此信在午后晚些时候之前不会送达，所以我将它寄给韦布夫妇了。
下面这封信的起因是我在论协约国的政策的小册子中批评了吉尔伯特·默里为格雷所做的辩护。
致吉尔伯特·默里
亲爱的吉尔伯特：
谢谢您的来信。对您和外交部的关系我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非常抱歉。我确曾认为您与他们有更深的干系。
我同意您对未来所说的一切。我无意同那些主张自由思想的人发生争论，虽然我在战争问题可能与他们有分歧。我认为有必要回答您，正如您认为有必要写您的小册子一样，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我的回答中应该有任何冒昧侵犯之处；如果有的话，我表示歉意。我觉得我们的友谊仍然永存。无论此时此地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会说上帝保佑您。
永远是您的
B.罗素
1915年12月28日
伦敦中西区伯里街，
罗素宅邸34号
下面这封信本来应收入本书 深爱你的
B.罗素
1916年2月10日
伦敦中西区伯里街
罗素宅邸34号
你读过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么?那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致奥托兰·莫雷尔
哈夫洛克·埃利斯论性的书，我读了很多。此书有很多人人须知的东西，非常科学和客观的东西，最有价值而且有趣的东西。人们被禁锢起来，对性的问题全然无知（纵然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得），这种办法太蠢了。我认为，几乎所有文明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不正常的，他们感到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实际上和他们一样。我们常听说，人们在结婚时出了毛病，就因为他们不懂得会要发生的那种事儿，而又不敢坦率地谈那种事儿。在我看来，婚姻显然应由儿童组成，儿童不涉入的肉体关系，法律可置之不理，公共舆论可漠然视之。只有通过儿童，肉体关系才不再是一种纯粹私人的事情。我确信全部传统的道德都是与迷信有关的道德。不能说受到严格约束的人才更易于达到最好的事物，——他们或者不会放纵自己而长大成人，或者如果他们放纵自己，他们就会变成凶暴而鲁莽灭裂之徒。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再见，我的宝贝。这些日子我极快乐而且充满了爱。如果你来，能再见到你将是一大赏心乐事</a>。
你的B
星期天下午
［邮戳地址、日期为伦敦，1916年1月30日］
我的宝贝：
我想我忘了告诉你我是到这里来过周末的。我来给这里的一个印度学生俱乐部“印度梅吉利斯”讲演。他们约有百人，举行年会聚餐，要我提议为“印度”干杯。你的朋友萨拉瓦底（?）在场，而且讲话异常之好。他们邀请我，是因为我对战争采取的方针，——至少我想是这样。但是当我开始讲话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责任感。我忘不了，我毕竟并不希望德国人得胜，并不希望印度在此时此刻发生反叛。我说如果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我不会认为我应当希望德国取胜。对我这个话他们报以冷场，不过随后的一些发言表明，这是我的讲话中他们唯一不同意的一点。他们的民族主义给我以深刻印象。他们谈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团结，英国的压迫，谈到制服暴君的唯一办法是使之突然败北。他们中许多人聪明能干，很真诚，很有教养。最后发言的是一个生物学家，对科学满怀酷爱之情，正要返回印度。他说：“我将从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度去向那个灾难和饥荒的国度，从这个自由的国度去向那诚实反被视为不忠、正直敢言竟被诬为煽动叛乱的国度，从这个文明开化的国度去向那个宗教盲从的国度，去向我所热爱的那个国度，去向我的祖国。一个人必须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才会热爱这样一个国家；而那些愿为祖国效力的人们已经成为非常富有人性的人了。”使这样的人才去搞政治斗争该是多大的浪费啊!在一个比较美满的世界里，他可能发现预防霍乱的良药；但事实上他的生活将充满争斗和苦辛，他要去抵抗恶，而不是创造善。他们全都是勇敢无畏而且很有思想的；他们大多是非常悲愤痛苦的。在他们的发言中还混合着一种奇特的大学生的玩笑戏谑，对牛津和剑桥的有关荣誉的嘲弄，以及能使英国青年闲时开心逗乐的话头。他们每个人的发言中都有的这种混合是非常离奇古怪的。
今晚我又同他们或者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面了，给他们做了一次关于教育的讲演。我的确很高兴得以了解他们的观点和性格。一个人有教养有知识却属于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一定是极其可悲的。
海伦（达德利）要来吃午饭。我希望我能见到尼科，还有阿姆斯特朗注59。昨天我同呆头呆脑的沃特洛注60一起吃午饭。
我给这些印度人讲了半个小时，事先毫无准备，没有片纸的发言稿。我认为以这种方式讲话更好，更自然而不单调。
1916年2月27日
三一学院
我的宝贝：
此间之令人沮丧已难以忍受——要不是有几个印度人，几个苍白无力的和平主义者，和一些残忍嗜杀的老头（他们在年轻人不在时志得意满一瘸一拐地走路），剑桥各学院就毫无生气了。士兵驻扎在各学院的四方院子里，在草地上操练；好战的牧师们从大楼的台阶上以极洪亮的嗓音向他们布道。夜间市镇陷入一片黑暗，与之相比，伦敦成了灯火灿烂之所在了。人们所珍爱的一切都死寂了，至少在眼下；很难想象它们会恢复生机。没有人考虑学术，认为它有什么重要性。我从外在的死寂想到自己的了无生意——我绕着书架注视着我的那些数学和哲学书籍，它们以往似乎充满了希望，饶有趣味，如今却使我感到心灰意冷了。我做过的工作似乎如此渺小，同我们发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了不相关。而除了工作，我什么事情都很无能。五年前的一切期望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我面前。我竭力要把它们从我的心中驱走，然而拂之不去。我们的一切快乐时光都藏在我的记忆</a>中，虽然我知道最好不去想那些。我知道我必须工作和思考，并且学会对内心的事物发生兴趣，但是极度的厌烦压倒了我的这种想法。对萦绕心头的忧惧继续回避下去是没有用的。我必须让它们把我缠住，然后面对它们。当我学会重新适当地工作时，我将愈加感到一种内在的精神的独立性，情况就会好些。自从认识了你，我一直在力图从你那里得到一个人本应由自身取得的东西。
1916年3月19日，星期日晚
三一学院
我的宝贝：
自从你星期五写来一信后，我一直未再收到你的信，但是因为我现在每天只取一次信（我是早晨去取的），所以那也不奇怪。
我今天有一段异常不快的经历。劳合·乔治受了什么导引觉得还不如亲自查明有关拒服兵役者的 我明白了，最沉重的压力一过去，我就需要有某种更理智的工作。但是我注意到对政治理论有无数可做的工作。搞政治理论的好处是：它要了解各种各样的人，能获知各种各样的人类事实——它不会像抽象的工作那样使我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唯一的疑虑是：有一天我会不会又被酷爱像数学那样的永恒而完美的事物的感情所征服。即使最抽象的政治理论也是非常世俗的和短暂的。但是那必须留给未来去评断。
同你见面如此之少，令人非常遗憾。我觉得我们似乎会失去卿卿我我的亲昵，抛弃以往互相倾吐隐秘心事的方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现在对你的内心生活极不了解，我希望多知道一点，但是我不知道如何使其表露出来。我自己的存在已经变得如此客观，以致现在我几乎不复有一种内心的生活了——但我本来会有自己的内心生活的，如果我有闲暇的话。
我最亲爱的，我满怀对你的爱——在我的心中总是幻想着战后的幸福时光，那时我们将回到诗、美和夏日的树林，而且我还幻想着超乎尘世的事物。但是战争把我们束缚在这个尘世上。有时我感到疑惑，不知我们俩是不是已经变得如此缺乏人情味，以至难以专注于个人之爱——对你来说，那总是很难的。果如是，那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希望并非如此。如果可能的话，给我写一封详细的信，谈谈你的内心生活。
星期一晚［1916年］
剑桥三一学院评议会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根据我的职责，现通知你，学院评议会今天一致通过下述决议：
“鉴于罗素先生按王国国防法已被判有罪，而且经上诉此判决已被确认有效，兹免去他在本学院的讲师职位。”
你的诚挚的
H.麦克劳德·英尼斯
1916年7月11日
剑桥，三一学院
塞缪尔·亚历山大注65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我对三一学院的做法感到愤慨，他们这样做使他们丢脸（也使他们为人耻笑）。我并不同意你对战争的看法（我想你可能知道这一点），而且我无法判断你的行为的后果——虽然我憎恨对待拒服兵役者的那种拙劣而不公正的做法。但是通情达理的人们，即使个人并不认识和赞赏你，却尊重公正的判决，三一学院的做法既不可容忍也不合理。这对我们大学中（还有别的地方）所有的人也许比对你个人更为重要。
你的诚挚的
S.亚历山大
1916年7月16日
曼彻斯特
威辛顿
布伦斯维克路24号
我只有三一学院的地址，来信务请寄到那里。
我兄弗兰克的来信
我亲爱的伯蒂：
三一学院的通知我已在报上看到了，无论你说什么，我对此深感遗憾。毫无疑问，这些古板不通人情的老教师们与你意气极不相投，由于你的观点对你也很不友好。但是我总还是认为你很适合过学术生活，在激发青年人的思想方面，有一种对青年极重要的个性。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怀念它，而不只是意识到它而且可能感到遗憾。
我不可能试图为你设计你的生活道路——你必须是你自己的行动的唯一向导和唯一裁判——但是切勿过于急躁地使自己完全隔绝孤立起来，首先要当心广大的听众。普通人是这样一种蠢人，任何善言谈的有能力的人都能使其动摇转向。世界对于像你这样才智出类拔萃者所希望的不是行动——寻常的政治家或煽动家足以当此——而是思想，这是一种远更罕见的品质。仔细考虑我们的问题，将思考的结果笔之于书，让下一代的教师们慢慢地把它广为传播吧。不要以为你遇见的人都像你一样认真，一样深刻，一样真诚。
作为有关人类的单纯经验和知识，你目前所做的事情也许有其价值，但是你明白，我想对你说的是：你在糟蹋自己。你不是在为世界最好地利用自己的才能。一旦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你就会改变你所从事的种种活动的。
好啦——我并不常劝诫你，因为一般说来你不需要劝诫，但在我认为你有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很有些）昏昏然的时刻还是要给你以劝诫的。
到2月1日还有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早些去美国呢?——摆脱掉你他们当会非常高兴!
到伦敦时来看望我们吧，8月份尽可能在这儿同我们共度几天平静的日子。
深爱你的
F.
1916年7月16日
奇切斯特，泰利格拉弗宅
F.M.康福德注66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我今天才收到关于学院评议会的举措和你在市法院受审的报道。
我必须对你说，我认为你的案子是未经辩驳的，也是经不住辩驳的，就我能看到的而言，那个判决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
我很高兴你说你会尊重你那些不像你一样是和平主义者的朋友。你对我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很赞赏你所进行的斗争。
至于学院评议会，你对它太了解了，不会把它跟学院混为一谈。那些老先生们，我上次看到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发了疯。当年轻教师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非得干一场不可。我确信，全学院大多数人会反对评议会，如果把它提交全院大会讨论的话。
评议会使我们受到屈辱，我极愤懑。当你和穆尔回到剑桥时注67，我很高兴我们又得到了你们二位，现在我们失去你们中的一位，这确实是一种不幸和屈辱。
您的诚挚的
F.M.康福德
1916年7月23日
萨里郡，冈沙尔
伯罗斯山
致G.洛斯·迪金森
亲爱的戈尔迪：
多谢你发表在《国民报》上的信注68，我以感激之情读过了。我有点觉得是在读自己的讣告注69，这是我一直希望能做到的一件事!怀特海夫妇对此事（指三一学院将罗素免职一事。——译注）的态度很公正。我认为，麦克塔格特和劳伦斯是挑头的人物。我的全部财物已被强制拍卖，但是由于好心的朋友们把它们买回来了，我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无论是谁，我都至为感激和深受感动。
克利福德·艾伦明天将被拘捕。凯斯门特注70要被枪决。我为自己还自由自在未身陷囹圄而感到羞耻。
你永远的朋友
B.R.
星期天［1916年］
伦敦中西区伯里街
罗素宅邸34号
3.付了100英镑罚金之后：伯特兰·罗素同利顿·斯特雷奇和奥托兰夫人在一起
4.多拉·布莱克［照片由平肖提供，纽约］ C.P.桑格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你会明白我对所有这些迫害有怎样的感觉。你曾否在我们的住处见过康斯特布尔——一个要去当律师的年轻经济学家?他现在是一名少校了，从前线写信给我说：“我非常高兴看到，对三一学院对待伯特兰·罗素的做法已有抗议。我必须告诉你，我在这里遇见的人们几乎全都赞成我的意见，认为三一学院不过暴露了自己的愚蠢可笑罢了。”……
梅斯菲尔德正写文章报道达达尼尔海峡，已获许查阅某些官方文件等等。有名的文学家们竟会试图把一种纯粹的灾难描写成美国人奢侈靡费的“史诗”，这是最令人沮丧的。
你的兄弟般的
查尔斯·珀西·桑格
1916年8月22日
阿斯顿，蒂洛尔德芬彻斯
詹姆斯·沃德注71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看到你在受困扰和迫害，我很吃惊也很伤心。那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猜不出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难道他们怕你偷偷地溜到美国去，或者有某个狂热之徒要使他们相信你是麦克塔格特们所谓的亲德派吗?我得知已宣布你将去曼彻斯特讲学的消息，你的讲学有没有遭到禁止的危险呢?这时你恰恰必须保持尊严和耐心，镇定自若，不久会有支持你的呼声发出来的。
自从我们见面以后，我一直试图起草一份声明，为你的行为辩护，把它送给学院的所有同事（评议会成员除外），作为号召大家抗议评议会的做法的一个开端。注72……
永远是你的
詹姆斯·沃德
1916年9月3日
剑桥
塞尔温街6号
下面这封信的作者不久之后被杀害了。我从未见过他，但是我认识了他的未婚妻多萝西·麦肯齐，她在得知其夫的死讯后，有三个星期双目失明。
A.格雷姆·韦斯特少尉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看到以您为不幸主角的这台令人惊异的滑稽戏又加了新的一幕，我禁不住要给您写信。您当然知道我们这些依然活着的头脑清醒的人或依然神智正常的人对您只有钦佩，因此您可以大声地说他们这台戏的调子是荒谬的。确实，我认为它是荒谬的，但不是对我个人而言。
能够直接跟我在战前曾如此钦敬的一位最明晰最优美哲学散文的作者通信，我不能不感到莫大的喜悦，而且现在当所有的知识分子（谢天谢地，除了萧伯纳）都丧失了理智的时候，我更大大地钦敬您了。
当理性和思想陷入危机，当您，理性和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斗士，成了拙劣无能和讥讽嘲笑的牺牲品之际，我想我冒昧写信给您，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在这样一个时刻，爱正义的人们应当说话。
我知道您在军队里一定有很多朋友，您也一定知道军队里也有怀着善意的人，虽然英国之有今日是靠了军队和军队的统治；不过更有信心的完全理解和同情大概不会使您厌烦吧。
如果我重返部队，——我希望我能回去——我会在我们排里找来半打的人跟我一起签名，在这里情形就不同了。
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感谢您所写的一切，感谢您的《自由人的崇拜》、《战时的正义》和《协约国的政策》以及其他著作；我希望我能活着见到您（当然也希望您活着，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您下手）。
您的诚挚的
A.格雷姆·韦斯特少尉
1916年9月3日，星期天
多尔塞特，韦勒姆
博文顿营地
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 但不要担心我们精神的生命会死灭，也不要担心希望或活力已然丧尽；对我们少数一些人来说，无论如何，支持我们去建立“上帝之城”的希望使我们摆脱了当前的这些恐惧，超越了我们在报上看到的对思想大不宽容的态度。我们不会变得颓丧无力，我们在这里耗费在一件可恨的使命上的精力和耐力将会加倍地用之于和平带给我们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还很年轻，即使遭受这些苦难，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会被永久地损害。
更确切地说，在您的书出来之前，我们担心的是在英国再也找不到一个我们可以信赖的人了。请记住，可以相信以后我们会比在战争中更加倍地工作，读了您的书之后，那种决心比以前更增强了；正是为了您，我们才希望活下去。
前些时候我给您写过信，现在又给您写信，也许应该表示歉意，但是我觉得那似乎有点不合情理：您不会介意知道您被别人理解、赞佩，不会介意知道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乐于同您合作。
您的诚挚的
A.格雷姆·韦斯特少尉
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 多萝西·麦肯齐
［1917年］6月5日
伦敦西北5区，海格特
玛格丽特夫人路77号
A.N.怀特海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我深感遗憾，但是你似乎并未领会我的要点。
我不想让我的思想在目前以我的名义或任何他人的名义传播出去——那就是说，就其目前尚在初创犹未完善而言，不要传播出去。目前传播出去的结果将是一种不完满的使人产生误解的解说，这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了我将来要发表的最终阐述。
我的思想和方法是以一种与你不同的方式形成的，其酝酿期很长，其结果在最后阶段才获得一个清晰的形式，——我不希望你把我那些在各章节中讲得明明白白的稿子弄成一串在我看来真假参半的东西。我整个一生都断断续续地在这些思想上下功夫，如果我把它们交给别的某个人去详做阐发，那么我的思辨生活的一个方面就所余无几了。既然我开始看见了日光，那么我觉得这样做（指将自己的思想交给别人去阐发。——译者）从科学的利益考虑是没有道理的，没有必要的。
我感到遗憾，除了借助于我的这些稿子，你竟不相信自己能着手工作——但是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你一定弄错了，对你来说，必然有一整个余下的思想领域为你用武之地，——当然，利用某些现成的稿子去做，对你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所提出的那些论证是断然无疑的。当我赋予我的著作一种能表达我的思想的形式时，我当然会送你一阅。
深爱你的
艾尔弗雷德·N.怀特海
1917年1月8日
伦敦西南区切尔西
榆树园街12号
战争爆发前，怀特海写了若干有关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知识的笔记，我也就这个题目写了一本书，在书中我利用了怀特海传示给我的那些思想，并正式向他表示谢意。上面这封信表明，他对此很恼火。事实上，这使我们的合作完结了。
致埃米莉·勒琴斯夫人
亲爱的埃米莉夫人：
我把我的文章缩写成7行看来必不可少的文字——接近文章结尾的6行和最后一栏中间的一行。
难道真有必要说我是“现在罗素伯爵的假定继承人”吗?我看不出我哥哥缺乏子嗣就使我的意见更值得尊重。
传记中有几点不确我改了一下。
“批判的超然态度”恐非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我的态度是强烈的愤怒的抗议——我认为这场战争是一种恐怖，一种恶行，一种莫大的绝对的灾难，使整个的生活都变得极其可怕了。
您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17年3月21日
伦敦中西1区，
戈登广场57号
致科莉特
我无法表达我心中的情思于万一，——我们在乡间的日子太美妙了。整个星期天这种情思有增无已，夜间它似乎飘然超越了人间事物的疆域。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孤独的了。你的爱把温暖注入我生命的深处。你常说在我们之间有一道隔离的墙。那已不复存在了。冬天即将过去，我们将迎来阳光，鸟儿的歌唱，野花野草，报春花，风铃草，然后是山楂花的芳香。我们将生气勃勃欢欣喜悦。你坚强、勇敢、无拘无束，充满了激情和爱——我的一切梦想的真正的实质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
1917年3月27日
戈登广场
你在我心中占据的整个地盘似乎已毁掉了。
对我们两人来说，只有彼此努力忘掉对方。
再见——
B.
1917年9月23日
戈登广场
科莉特的来信
昨天晚上以前，我曾认为我们的爱会愈来愈深，直到它像孤寂感本身一样强烈。
我曾同你一起凝视永恒。我曾把永恒的至福握在手中——现在，虽然我还愿相信永恒事物的美，但它们已不属于我了。你将因自己的工作成就而戴上花冠。你将站在超乎个人的伟大的顶端。我崇拜你，但是我们的心灵是陌生的——我祈求上苍，让我快快耗尽此生，结束这种苦痛。
C.
1917年9月26日
梅克伦伯格广场
致科莉特
我体验过同你在一起的真正的幸福，——如果我能根据我的信念生活，我还会尝到这种幸福。我感到被囚禁在自私自利之中——倦于做任何努力，疲惫不堪以致无力突破自私的囚禁而投入爱情。
我怎样才能弥合这道鸿沟呢?
B.
1917年10月25日
戈登广场
德国的和平建议
伯特兰·罗素
（载于《特别法庭》1918年1月3日，星期四）
关于布尔什维克我们听到得愈多，我们的爱国报刊上的传奇故事就愈被戳穿了。人们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无能、空想和腐败的，他们不久一定垮台，大部分俄国人都反对他们，他们不敢允许立宪会议开会。所有这些说法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人读了12月31日《每日新闻》上阿瑟·兰塞姆写的非常有趣的报道都会明白。
我们一直被诱导把列宁看作一个德国犹太人，而实际上他是一位俄国贵族，由于自己的见解而遭受过多年的迫害。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社会革命党人已同他们建立了联系。立宪会议一待其半数代表抵达彼得格勒就要开会，目前已有近半数的代表到达。关于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金钱收买的指控仍然没有一条证据可以证明。
布尔什维克最显著最惊人的胜利是他们与德国人的谈判。从军事上说，俄国是没有防御能力的，我们都以为这证明他们在谈判开始时坚持对德国人寸土不让乃是纯粹的梦想。据说德国人肯定会坚持吞并波罗的海诸省并确立对波兰的宗主权。情形远非如此，德国和奥国政府已正式声明，他们准备以俄国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为基础缔结和约，只要那是一种全面的和平，而且他们还要求西方列强都赞同这些条件。
这个举动使西方列强政府处于极难堪的进退两难境地。如果他们拒绝德国的建议，那么他们就在世界面前，在他们自己的工党和社会党面前，被撕下了假面具：他们使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他们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扩张领土。如果他们接受这个建议，那就是把胜利拱手送给可恨的布尔什维克，而且为各地的民主革命党人上了一堂如何对待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的实例教学课。他们知道，从爱国的观点出发，他们不可能指望通过继续进行战争而赢得更加称心的和平，而从阻止自由和普遍和平的角度考虑，则可望从战争的继续有所得。大家知道，除非和平很快到来，饥馑将遍及全欧。母亲们目睹自己的儿女奄奄待毙的惨象都要发疯了。男人们为了拥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必需品而互相争斗。在这种状况下，一场成功的革命同样需要的建设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那时美国警卫部队将占领英国和法国，不论他们是否表明有能力抗拒德国人，但无疑能够给罢工者以威胁，这是美国军队在国内干惯了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些就是政府心里的想法。一切证据趋于表明他们心中并无任何思想，他们只是得过且过，以无知和感伤的蠢话聊以自慰而已。我只是说，如果他们能够思想，那么他们就必然会沿着我上面所说的这条路线极力为其拒绝在德国建议的基础上缔结和约进行辩护，假若他们真的决心拒绝的话。
某些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也许并非不愿意战争继续打下去，因为如果继续打下去，显然一定导致全世界的革命。我认为的确一定会出现这个结果，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因此就应当默然同意拒绝和谈，如果那是我们政府做出的决定的话。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受其威胁的那类革命会更严重、更可怕，而不会是一种善的源泉。那将是一场为饥饿、恐怖和怀疑所驱动而充满暴力、仇恨和流血的革命，——一场必然把西方文明中一切最好的东西统统毁掉的革命。这就是我们的统治者们应当面对的前景。他们为吞并非洲殖民地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目标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冒这个危险。工党在12月28日几乎一致通过的关于战争的目的整个说来是很清醒的，也许不难成为立即着手和平谈判的基础。在此关键时刻，工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希望它利用这种影响力迫使西方列强那些头脑发昏欲狂的统治者们恢复一点正常的理智，这是不是期待过高了呢?关键掌握在工党手上。如果它愿意这样做，它在一个月内就能得到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所珍视的一切就会在普遍的大毁灭中被吞噬以去。
上面就是我因之被判刑入狱的那篇文章。
致吉尔伯特·默里教授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来信的深情厚谊使我非常感动。我们的观点如此分歧，你竟能这样做，真是太好心了。当然，如果我知道公众的目光将集中在《特别法庭》上的那一句话，我本来会把它写得更谨慎得多，以免使对被触怒的好斗的和平主义者的腔调感到不习惯的民众发生误解。要不是政府起诉，除了和平主义者之外不会有任何人留意这句话。几乎可以绝对肯定，没有一个美国人曾注意到它。有一年光景我每周为《特别法庭》写一篇文章，一般都是在其他工作中间匆匆草就的。在这个过程中，恐难免会写出一句轻率欠考虑的话，——轻率是指形式，至于内容我是坚持不渝的。
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政府起诉的直接原因是我不再写这些文章，或者除了参加一个临时的委员会之外我已不再参与任何和平主义工作。我在去年秋天就已决定这样做了，但是马上这样做不可能不给同事们带来不便。因此，我通知反兵役联谊会，来年不再担任他们的代理主席。因此，我为《特别法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1月10日发表的，即在我因之被起诉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一周，当局似乎感觉到，如果要惩罚我，他们就必须立刻动手，因为我不会再犯别的罪了。我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完全返回写作和哲学教学而订的，但是当我从狱中出来时，能否重新采用这个计划，当然难以确定。只要允许我有大量的书读，对于坐牢我并不非常厌恶。我觉得摆脱了职责负担倒是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我想不出可能有任何事情要为我做的，除非美国大使馆会认为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起诉，但是我不能说我非常希望看到他们撤诉。我想，我们那些有钱过奢侈生活（这是受到刑法保护的）的人应当对保证我们幸福的那种机制有所了解，正因此故，我倒很想知道监狱的内幕。
致最热烈的谢意。
永远深爱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18年2月15日
伦敦中西1区
戈登广场57号
亲爱的吉尔伯特：
你对我一直这样亲切关怀，我想我应该把我的案子的进展情况告诉你。假若这个判决被批准了，看来要做的事就是要求到轻罪犯狱室去。这得赶快准备起来，因为事情办起来是很慢的。赫斯特想去找莫利、洛尔伯恩、巴克马斯特和兰斯多恩，请他们给凯夫写信。我觉得阿斯奎斯和格雷大概会愿意写的；还有许多不涉足政治的学者也会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比任何他人都更适于做这件事。如果这么些个人的上书陈情都不成（这是可能的），那就必须写信诉诸新闻界。这一切必须快快去做才会有成效。
我昨天看到E.D.莫雷尔，这是他出狱后我 但是当他进而谈到兰斯多恩勋爵所坚持的军事家的理由并争论说战争继续打下去必然导致遍及全欧的饥馑时，人们找到了攻击他的一个可笑的借口。战争充满了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各交战国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捍卫者，而他们全都在此时或彼时积极地干着镇压自由的勾当。德国人忘了他们对普鲁士波兰的压迫，而公然指责英国是爱尔兰、埃及和印度的压迫者。法国忘记了东京注76、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以及拿破仑的政治体系，而辱骂德国人是征服者和吞并者。意大利忘记了阿比西尼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对达尔马提亚和奥地利蒂罗尔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却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把奥地利从特伦蒂诺驱逐出去。最后，美国同其本国的工人发生冲突，在科罗拉多及其他一些州中工人们几近于要发动一场内战，而它却承担了要把德国无产者从奴隶制下解救出来的使命。所有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都曾被有哲学头脑的记者们反反复复地以最尖刻的语言指出来了，只有最后一桩是罗素最先在《特别法庭》上极其温和地暗示给人们的。某位愚蠢的审查官老爷，除了其审查部门的淫威之外对于讽刺或历史或任何其他事情毫无所知，立刻向罗素所做的这个暗讽猛扑过去，好像那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因而必须予以追查谴责。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如果不顾罗素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就因为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和哲学家写了关于战争的文章而必欲加之以野蛮的惩罚，那么在英国对新闻界的威胁恫吓就将走到在德国或奥国都还不曾达到的地步；如果一个国家是自由的国家，这真是它的一种优越性的话，那么这种优越性将属于德国。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之所以赢得世界的支持，只是因为我们代表着自由的制度，而我们的敌人则代表着专制政权。敌人反过来攻击我们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独裁专制的帝国；由于我们以前进行的征服，这个说法可以得到很多的支持，因而美国和俄国的舆论对我们感到非常困惑难解。罗素可以说：“如果你们因为我的自由主义的主张而要迫害我，那就迫害吧，你们会因此而遭到谴责的：在我的家族中我不是 结果是一个人成了幽灵，浮游于天地之间而与他人了无关涉。即使当一个人觉得最接近他人时，在他身上也有某种东西似乎固属于神而拒绝进入任何尘世的交往——至少我应该这样来表达它，如果我认为有一个上帝的话。那不是很怪吗?我热切关心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然而……那都是什么呢?人们觉得必有某种更重要的东西，虽然我不信其有。我被鬼魂缠身——有个幽灵从尘世之外的某个地方似乎总是要告诉我某种我须再向世人传述的东西，但是我并不理解我所传述的信息。但是由于倾听幽灵的话语，一个人才会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幽灵。我觉得我将在临终时发现这个真理，而被那些愚蠢得无法理解它的人们包围着——他们热衷于问医求药，而无意寻求智慧。爱与想象交织在一起；迄今为止，那似乎是主要的事情。
你的B.
1918年8月11日
我一直在读马什注89论鲁珀特·布鲁克注90的作品。那使我非常悲哀也非常愤怒。读读所有现今被年轻人抛置不顾的作品，真令人痛心——鲁珀特和他的兄弟和基林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然而人们愚蠢地以为在他们那里有对世界的希望——他们充满了生气、活力和真理——鲁珀特本人热爱生活和世界——他的仇恨是很具体的，来自某种颇为特殊的虚荣或嫉妒，但主要是他发现这个世界是可爱和有趣的。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矫饰。我觉得，战争贩子们在达达尼尔海峡杀害他的身体之后，又竭力用——的谎言杀害他的精神。……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学到健全的真理呢?我不知道给我作传的可能是谁，但我愿他“以其禀性之所长”像下面这样来描述我：“我不是一个仅仅为了开导人们的精神而存在的一本正经地戴着有色眼镜的圣者；我从我自己的中心出发去生存，我做过的许多事情令我懊悔，我并不尊重那些可敬的人们，如果我假装如此，那是骗人。我撒谎而且有伪善行为，因为若不是这样，我就不会被容许去做我的工作；但是我死后就无须继续矫饰作伪了。我憎恨伪善和谎言：我爱生活和真诚的人们，我希望摆脱那些虚伪的东西，它们使我们不能如其真实的那样去爱真诚的人们。我相信笑声和自然率真的行为，而且希望自然能将人们真正的善发挥出来，如果有一天真诚能够得到容许的话。”马什改写了可敬的圣徒故事，尽其所能地使青年在未来扮演的角色更加艰难——我竭力不去恨，但是我实在恨可敬的说谎者和对青年的压迫者和腐蚀者——我打心眼儿里恨他们，而战争又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力量。年轻人本要把他们赶走，但是他们让年轻人去互相残杀，从而使他们自己平安无事。但是愤怒没有用处；需要做的是把某种欢乐的东西、有教养的观点和随着战争的到来而日益增长的令人振奋的博大的爱带进新的时期。在总的仇恨上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份仇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此我要努力忘掉我一想起来就不能不恨的那些人。
1918年8月27日
我最亲爱的O注91：
看到你很高兴——不过你看来身体不是很好——见面时不便谈话——写信确实更为合适——你的信对我是最最大的快乐——首先说说个人的事情：我确信我的朋友们会去做一切能做的事情——没有人有过这类忠诚的朋友——你所做的一切使我深受感动；我不信任的人是一些哲学家（包括怀特海）。他们谨小慎微而且生来就胆小怕事；就私人来说，他们十个有九个恨我（那也不无理由）；他们认为哲学研究是一种愚蠢的职业，只有能换来金钱才有从事它的理由。战前我曾以为他们之中有好些人相信哲学是重要的；现在我知道他们大多是如《重访埃瑞璜》注92中那些专搞阴谋诡计的教授一流的人物。
总的来说，在这件事上我是信赖G.默里的。如果他给我弄到一个职务的话，我希望不要离伦敦太远——例如不要比伯明翰还远。除了作为一种躲避格迪斯注93的方法，我决无意于求职，我所渴望的是在哲学上做独创的工作，但是在政府圈内显然没有人认为那是值得做的事情。当然有一个职务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研究工作，但未必有很大的干扰。当我刚刚出狱时，我一定要彻底地休假一些日子。我不想住到远离伦敦的地方去：由于不能向默里解释的理由，我几乎宁愿再被监禁。但是我非常感谢他对我大力相助。我一点也不感到担忧。
想起拉尔沃思，你也是多么高兴啊。在我在鲁珀特·布鲁克那儿偶然去拉尔沃思之前，那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我只是在一次徒步旅行（1912年）经过那里时稍留片刻，而且总想再去。我坚持去的计划——在10月晚些时候去。以后我们可以确定一个确切日期。那将是极其愉快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很了解布雷特。我相信，对于她你所以感到遗憾，主要是因为她的耳聋。前些天她在由你寄给我的一封信中（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对耳聋给她造成的影响做了悽惨的描述。如果你没看过这封信，我要拿给你看。我对伯恩利非常难过。这是一个打击。和平主义恐无复兴之日矣；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人承认战败，我估计这是明年年底的事。然后会建立促进和平联盟，这将需要到处征兵。——我对西格弗里德·萨松的诗和军需工厂都很感兴趣；一切经验都可能是有用的。我从不会想到把经验看作一种“态度”。
我很抱歉，有这么多的书我不肯看，又麻烦你把它们带走。我相信将来能够通过卡特·帕特森把它们送掉。我的单人牢房很小，必须压缩放书的数目。在书本和蠼螋之间几无转身的余地。
本廷克小姐送来鲜美可口的桃子，请代致深切的谢意。在她认为我这么坏的时候送桃子来，我想应该感激她的厚意。——我不知道你在柯比朗斯代尔要待多久——在我的心里，整个那个地方是与西奥多之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啊，能够漫步穿越田野，远望地平线，无拘无束地谈话，和朋友在一起，那不是快慰之极吗?——现在几乎完全可以相信这会到来的——我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心情很平静，不过这只是因为它就快结束了。各种各样高兴的事情浮上我的心头——首先是谈话，谈话，谈话。我从不知道一个人怎么会渴望谈话——在这里度过的日子对我有好处，我读了很多也想了很多，而且渐渐地处之泰然了。我感到精力充沛——但是我的确渴望文化和有教养的谈话——而且我向往大海和风的狂暴——我讨厌把一切都弄得像图书馆里无人阅读的书那样整洁——监狱就很像这个样子——试想象你知道你是一本极有趣的书，有一个犹太百万富翁把你买去，跟其他许多书一样地把你包扎起来，放在玻璃后面的书架上，在那儿你只是显示他的生活体系之完满无缺——他不允许任何无政府主义者去阅读你——那就是一个人似乎感到的一切——但现在一个人很快就会坚持要被人阅读了。——再见——多多的爱——无尽地感谢你无尽的亲切之情。一定去拉尔沃思——
你的B.
1918年8月30日，星期五
又及：另附给布雷特的信。请将札记本送回来——可在星期三给我。如不送回，我就快没有本子可用了。
致布雷特
我亲爱的布雷特：
谢谢你的来信。在我身处囹圄之际给我写信，厚意可感。这是我能够与他人进行的唯一不受限制的交往了。我想，坐牢如果长久拖下去，那会比你的命运更惨，不过因为我的刑期很短，所以不会像你必须忍受的痛苦遭遇那样不幸。我很理解那是多么可怕。但是我认为，有些事情你可以做，可以稍稍减轻你的痛苦，而那几乎都是些小事情。首先说一件大事情吧，那就是进行心理训练，不去想自己的遭遇是一个多么大的不幸；当你的心思开始在那个方向上驰骛时，你就给自己朗诵一首诗，或者背一背乘法表，或者想想诸如此类的图表，以强行制止那种思绪。至于小事情么，你可以做的，例如尽可能不要无所事事地同那些海阔天空闲聊的人们坐在一起；要到僻静的地方与人促膝谈心（tête-a-tête）；首先要关心你正与之交谈的人，从而使自己引起人家的关注，直至事情变</a>得轻松而自然。我想你练习过唇读法吧?要注意你对人的内心的态度：不要让它是嘲讽的或冷漠的，要努力透过他们的外表而感受到那激动他们的热情和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事物之严重性。不要从道德观点去判断人，一个人的判断无论如何恰当，那总是一种贫乏无力的态度。人们大都有一把非常普通的钥匙；你若找到它，就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你的耳聋不一定妨碍你这样做，如果你总是愿与他人面对面促膝谈心的话。我常常觉得，你在加辛顿花费那么多时间加入你无法理解的谈笑中间，这对你是很难承受的。除非必要，不要更多参与这种谈话。你能够“被纳入人类生活”。但是那需要你的努力，需要你提供某种人们会给以评价的东西。虽然耳聋可能使这更困难些，但不是不可能的。请不要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文不对题之言。我之写了这些，只是因为想到你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我实在不忍心。
可怜的格林先生!请转告他，当他想要赢得爱情时，就来请教我吧；我会给他以明智的忠告，而那是他显然需要的。——你对三个女人的生动描绘听起来极其动人。我的确希望那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我希望，当你从你苏格兰同胞们被害的痛苦中恢复过来时，我会见到你——我赞成那个中国哲人的做法，他不用鱼饵钓鱼，因为他喜欢的是垂钓，而非得鱼。当皇帝发现他以此为业，就用他做了宰相注94。但是我恐不会有这样的际遇。
你的
B.R.
1918年8月30日
我写信给她的这个女子是伊舍勋爵的一个女儿，但她所有朋友熟悉的却是她的姓：布雷特。在我写上面这封信之际，她正在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加辛顿，跟莫雷尔一家在一起。后来她追随D.H.劳伦斯去了新墨西哥州。
致奥托兰·莫雷尔
（致任何一位有关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监狱这样使人浮想联翩，一个接一个地涌上心头——一大早我就想象登上了阿尔卑斯山，那儿散发着松木芳香和葱茏丰茂、露珠晶莹闪烁的牧草的清馨——加尔达湖，有如你第一次看到它，从山间泄注而出，只向深底一瞥，群山就像一个嘻笑、疯狂的西班牙吉卜赛女郎的眼睛一样在阳光下跳跃和闪动——地中海的雷暴和那暗紫色的海洋，沐浴着阳光的遥远的科西嘉群山——落日残照下的西西里诸岛，有一种迷人的魔力而似非实有之域，因而你觉得在你能够抵达那里以前它们就必已消逝了，就像极乐岛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在人的有生之年是达不到的——斯凯岛上泥塘番樱桃的香味——回忆很久以前的落日余晖，完全回到童年时代——我现在似乎还能听到差不多恰好24年前在巴黎街头一个人卖“新鲜美丽的朝鲜蓟”的叫卖声，一切恍如昨日。童年很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排落叶松，经雨之后，每一节嫩枝的枝头都挂着一滴雨点——而且我能听见夏日午夜丛林中掠过树梢的风声——一切自由或美丽的事物都或早或晚进入我的思想中来。既然心灵始终是自由的，把肉体禁锢起来又有何用呢?当我被监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在我自己的生命之外生活着，我生活在巴西、中国和西藏，我生活在法国革命中，我生活在动物乃至最低等动物的灵魂中。在这样的奇想神游中，我忘却了世界此刻也正把自身封闭于其内的这个监狱：我是自由的，世界也将是自由的。
1918年8月31日
最亲爱的O：
把那些本会创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人们杀害了，真是令人感到恐怖。至于我，我确信那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发展的结果”。这里有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是某些很好的技术性的观念，它们之出现只是因为它们有如四月里的布谷鸟到适当的时候就要出来的；另一是对人生和世界的一种看法，我一直在探求这种看法，尤其在战争开始以后，但也是在布劳顿附近一个教堂墓地碰到的一个机会之后，当时你对我说要在我的道德观中给野性一个地位，我问你是什么意思，你做了解释。那一直是很困难的：我的本能的道德观十足是一种自我压抑的道德观。我过去总是担心我自己和我的本能的阴暗面；现在我不怕了。我的这个变化，由你开其端，而战争促其成。
191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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