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泰晤士报_英国人的特性

无论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一个深度调查就会把所有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镜头聚焦于一切违法行为，使公众变得比国际暗探更为可怕。因为所有的情况都预先告知给公众，让敌人无隙可乘。英国由此得以摆脱那些曾使政府毁于一旦的痼疾。

他们喜欢它语气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它想他们之所想，说他们之想说，并展示了他们理想的日常生活画面。当我看见他们在读报纸上的各种栏目时，我似乎感到他们更像英国人。《泰晤士报》有一种民族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轻率的或任性的，而是关切的和坚定的。不论权势或财富，它都无坚不摧。

在美国，报刊的力量是众所周知的，它与我们的政治制度相一致。在英国，它跟封建体制相对立，是反对遮遮掩掩的君主政治的得力助手。著名的萨默斯勋爵（Lord Somers）[1]曾说：“并不知道他那时代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制度，因为当时大众报刊没有引起他对法律的关注。”无论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一个深度调查就会把所有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镜头聚焦于一切违法行为，使公众变得比国际暗探更为可怕。因为所有的情况都预先告知给公众，让敌人无隙可乘。英国由此得以摆脱那些曾使政府毁于一旦的痼疾。当然，这种调查是可怕的。所有传统的特权、一切安逸的垄断，都会让人看清它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人们熟知变革的原因，并且齐心协力排除一切障碍。“阁下喜欢读报时的安逸，”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对诺森伯兰郡公爵（Duke of Northumbend）说，“你我或许都看不到，但记住我的话，这位年轻人（艾尔登）（Lord Eldon）也许看得到，或许再晚一点，这些报纸肯定会用它们的笔夺掉诺森伯兰公爵的头衔和财产，从国王手中夺走这个王国。”英国人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关切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各种报纸的监督正是其动力，正如在美国一样。

英国不乏果敢、聪明、知书识礼之人，他们文笔辛辣，敢于针砭时弊、抨击世人。无论评价如何，它的确是在英国报刊以外很难找到的一种技巧。通过言传身教，英国人操起这个行当，就像写诗、骑马和拳击一样娴熟。成千上万聪明的普雷德（Pmed）、费里里（Frere）、弗鲁德（Froude）、胡德（Hood）、胡克（Hook）、马金（Maginn）、穆勒（Mill）和麦考利（Macay）等，他们为报刊杂志作诗写文章，如同在议会或讲坛上做演讲、或射箭骑马一样习以为常。这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身体粗壮、思想活跃、受过牛津的教育，举止得体，只可惜没有天才的灵气。结果导致全国报业兴盛、政治狂热、报刊杂志大肆试行以及报刊从业人员的高薪。

英国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 已故的瓦尔特先生（Walter）曾是《泰晤士报》的印刷商，他渐渐地把一切印刷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据说，有一次他要求占用一点点版面而遭拒绝，他说：“好吧，先生，随你的便，你可以把《泰晤士报》从这办公室拿走。下周一早晨我就会出版《新泰晤士报》。”尽管业主们都抱怨他的印刷费用太高，但发觉自己已完全被他牵制，只能依了他。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穿过出版广场上的一个别致的花园，来到了《泰晤士报》办公大楼。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我们似乎走进了一间火药坊。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我们递上名片后，她把我们带到了莫里斯先生的会客厅。莫里斯先生温文尔雅</a>、彬彬有礼。他告诉我们的那些数据，现在看来已相当过时，可是我清楚地记得他说当时的日印刷量是35000份，1848年3月1日的印刷量最高为54000份。自从2月份以来，日发行量增加8000份。当时旧印刷机每小时只能印出5000份或6000份报纸，他们正在安装一台每小时印刷12000份的新机器。主人把我们托付给一位谦恭的助理，由他带我们去参观访问企业的其他情况。我估摸他们雇用了120个员工。我记得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记者室，那是他们编写速记小文的地方；他没有带我们去参观编辑室，尽管我非常好奇。

《泰晤士报》的工作人员人人都很能干。老瓦特（Walter）、斯特林（Sterling）、培根、巴尼斯（Barnes）、阿尔仕格（Alsiger）、霍勒斯·忒斯（Horace Twiss）、约翰·奥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摩斯利（Mosely）先生和贝利（Bailey）先生等在《泰晤士报》上开设了特别专栏，为其提高声誉，增添光彩。但《泰晤士报》从不缺头号笔杆来临危受命。它的一些秘密消息令人费解，使人们回想起富歇（Fouche）警察的故事：这位警察的通天本领使人们相信，皇后约瑟芬（Josephine）一定是被他收买了。《泰晤士报》在国外城市都派有商务和政治记者驻扎，这使它的快讯比政府的新闻报道还要快。人们对自己仆人飞黄腾达的轶闻趣事，和印度议会官员的升迁一样司空见惯。有人跟我讲了它的一名记者的灵巧做法：在一次活动中，这个记者发现地方法官禁止报道，于是他把双手揣进外衣口袋里，一只手拿笔，另一只手拿便笺，照旧做他的工作。

报纸印刷机

1814年，高宝公司制造了世界上 英国人喜欢《泰晤士报》，因为它信息全面。《泰晤士报》的一篇事实报告犹如从《英国会议议事录》上的引证一样可靠。另外，他们还喜欢《泰晤士报》的独特性。当拿起报纸的时候，他们根本就猜不出报纸会说些什么。但总而言之，他们喜欢它语气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它想他们之所想，说他们之想说，并展示了他们理想的日常生活画面。当我看见他们在读报纸上的各种栏目时，我似乎感到他们更像英国人。《泰晤士报》有一种民族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轻率的或任性的，而是关切的和坚定的。不论权势或财富，它都无坚不摧。它抨击一个公爵犹如警察出警一样神速，且态度之傲慢更让人气愤至极。它曾找过英国海军部的麻烦，主教的职位更难保全。曾经有一个主教因为贪婪而倒霉，一个因为盲从而受挫，另一个因为献媚而出洋相。有时它给女王陛下提个醒，有时它的建议也被女王采纳。《泰晤士报》中有些广告栏，也有一种坦诚的姿态，常用来向外国人宣传英国的好处。在1847年我来到伦敦的那一天，我见到一则通告：悬赏50英镑，捉拿一位诈骗犯，这个人原先还是一位绅士，后来又当了国会议员，有名有姓，有爵位，报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从未见过比这份《泰晤士报》更傲慢的语气。首次撰写社论的牛津人或剑桥人的片言只语都以为我们在坐下来给《泰晤士报》撰写特别报道之前得先征服世界。甚至有人认为全世界都可能在《泰晤士报》面前跪拜乞讨一顿早餐。当然这种傲慢是故意作出的。假如它仅仅是“猜测猜测”或“敢于忏悔”，或者是“擅自预言”的话，那又有何关呢？事实上不，它就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泰晤士报》的道德规范和爱国精神是具有代表性的，但绝非是理想化的。它所讲的道理只是统治阶级的道理而绝非多数人的道理。它的编辑们非常明白在抽象领域里保护俄国，或奥地利，或英国人民的既定权利。但他们只是向正在执政的当权阶级发出呼吁，并本能地找到永远左右政局的实权所在。他们与统治阶级意气相投，为统治阶级说话，掌握事态变化的 《笨拙》周刊和《伦敦时报》一样，都是英国良知的表现，它是同一种意识的喜剧版。周报中的许多讽刺漫画可以与最好的小册子相媲美，人们对公共事件所持的各种态度，报上一目了然。周报的速写通常是由能手所作，有些人确实有创作天才，笔调十足的英国味，博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喜爱。它表现出英国式的机智和幽默，与幽默大师杰罗尔德（Jerrold）、狄更斯、萨克雷、胡德等一样，展示了人性和自由的发展方向，这是19世纪的一大特征。

读报已成为现代人的习惯

《泰晤士报》像所有的重要机构那样，为英国的发展指点迷津。它是英国国力强大无比的活标志。对于那些敢于揭露事实真相，不喜欢阿谀奉承或隐瞒公众疾苦的人来说，《泰晤士报》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有勇气才有平安。我希望能再说一句，这份报纸在引导公众的情绪朝向正义时，应该得到它相应的行使权力。据说在议会或其他地方，英国的新闻界都有很高的发言权——但这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它只是具有一种帝国的腔调，一种强大的独立王国的腔调。但由于还有其他的帝国与它并存，它的腔调变成了官方或是法定的代言。《泰晤士报》具有统治阶级的一切局限性，并且它希望永远不会成为少数派。只要它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表明正义，并从人性的根本点出发而冲锋陷阵，那么它的撰稿人就不会有那么多达官显贵，而天才才是它真诚的、战无不胜的盟友。它也许要常常承受各种可怕力量的联合攻击，但是没有任何报刊会毁于明智和果敢的，它将成为英国变革的天然领袖。它曾引以为荣的职责将得到更好的发扬光大。这些职责就是充当全欧洲的代言人、成为反抗暴君的流亡者和爱国志士的辩护人。《泰晤士报》应该拥有许多有义之士梦寐以求的，如国际权威，它最少的胜利都将为英国展开全民受益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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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夫瑟姆的约翰·拜伦·萨默斯（John Baron Somers of Evesham），著名的律师和辉格党政治家，为威廉和玛丽时期的英格兰大法官。

[2] 《论英国文明》的演讲片断：……英格兰从来不支持欧洲大陆的自由事业，她只支持她的贸易事业。她不支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的自由，只支持丹麦国王。她不支持匈牙利人的自由，只支持奥地利人。人们一致认为，赫赫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帕默斯顿大人（Lord Palmerston）所支持的应该是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eon）的夺权篡位。这个时期的英格兰是自由的，但是英格兰的力量只为贵族所有，这些贵族决不会为自由而战，除非英国受到了外敌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