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文学_英国人的特性

在莎士比亚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撒克逊人的细致和东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结合。尽管近两个世纪的作家们也有所体现，但都望尘莫及。我发现不仅是那些不可望其项背的大师，还有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一种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气势。

在英语民族里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就在这个民族里一直存在着少数智识过人的思想家。他们能够欣赏知识分子的出众才华，能够把握历史趋势的征兆。尽管这种建设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肤浅，但批评的格调比较高昂，使人联想起无形的上帝的降临。

一种根深蒂固、坚不可摧的常识，已嵌入英国人的骨髓里达千年之久了，正如刚刚学会看书认字的水手和士兵思考的那股狂劲。英国人没有奇思妙想，绝不会出其不意地讲出一句含沙射影的句子或连珠妙语来，雅典人和意大利人的格言警句，到了英国不久后就变成一则寓言。但他们的语调铿锵、言辞精准直接；贵族的语言也同样适合平民百姓。这种朴实无华的、真实平淡的表达风格不仅出现在他们早期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最近的著作里。就像一位荷兰画家不惜用锅碗瓢盆来展示居家之美一样，它把泥土的芬芳、牛羊的气息带进了民歌民谣。他们在诗歌里追求上帝赋予他们的幸福，自然界里的一草一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诗人从一个个迸发的想象的事物中巧妙地找回自我。英国的诗神对农舍、对乡间小路、对集镇都无比的眷恋。用斯戴尔夫人的话说：“他们要逼我走上云霄，我却穿着木屐踩在泥潭里。”因为英国人具有着精确的感知力，能抓住事物的要害，并且十拿九稳，屡试不爽。他们喜欢斧头、铁镐、船桨、枪炮以及蒸汽管，他们制造出自己使用的工具。他们是唯物者，讲究节俭又看重财物[1]，对待英国人必须真诚而实际：你得给他真的松饼而不是一个松饼的许诺；给他安全便捷的热排骨，而不是给他印刻在花纹纸上丰盛的法国菜单。倘若他是一个有学问的诗人或哲学家，他会把坚实的真理和灵敏的机械同时揉进他的思想。他忠于事实。他不会迷惘，也不会去捕风捉影，但他的意识里存在着一个执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象征。他喜欢但丁，是因为但丁用毫不动摇的执着把一种心灵的意象展示在众人面前，就像绘制在盾牌上的纹徽。而拜伦（Byron）“喜欢用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来激活他的灵智”。英国人的讲话风格，直截了当，感染力强，被人尊崇为《圣经》文本。它表现在《阿尔弗雷德（Alfred）编年史》上，表现在《撒克逊编年史》上，还表现在《北方英雄传奇》里。拉蒂默尔（Latimer）的朴实无华，霍布斯（Hobbes）的“高尚粗俗语言”，以及多恩、班扬、弥尔顿、泰勒（Taylor）、伊夫林（Evelyn）、佩皮斯（Pepys）、胡克（Hooker）、科顿（Cotton）和一些翻译家们也是用这种语言风格写作的。斯威夫特（Swift）的语言最为逼真和实在，他笔下的人物似乎就是专门为警察虚构的。笛福（Defoe）下笔万无一失，一字不改。休迪布拉斯（Hudibras）有着同样敏锐的心智——在感觉和理智上都同样逼真。

乔叟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英国诗歌之父，主要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是历史上 弥尔顿的《失乐园》

《雾都孤儿》插图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小说家，《雾都孤儿》是其早期作品。马克思称赞他为“杰出的小说家”。他凭自己对风俗语言和市井生活的超常领悟，描写了一幅伦敦城区的生活画面。

哈勒姆先生（Ham）是一位才华横溢、文质彬彬的学者，他写出了三百多年的欧洲文学史</a>——每本书里他都尝试作出一个评价，这表明他的抱负不凡。然而他的视野没有达到理想的标准：所有的评判都是从伦敦开始，这必然导致所有的新酒都装进了旧瓶。在他的书中，文学创作的广泛要素遭到了坚决的否定，柏拉图及其学派遭到了抵制。哈勒姆一贯彬彬有礼，但同情心不足。他写作时思想坚定，胸怀宽阔，然而意识不到存在于神秘主义者身上的深层价值，这种价值是力量的源泉、是革命的火种，价值远远超过那个时代声名显赫的正统作家，但对此哈勒姆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一笔带过。他认为对于执着于观念的人，道不同不相与谋，他们是不被人所理解的理想主义者。哈勒姆博学、诚实、嗜书如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然而他恃才傲物，他自认为能领会莎士比亚伟大之处的非他莫属，他对弥尔顿的欣赏胜过约翰逊。但在哈勒姆身上，或在更坚定的知识巨匠麦金托什身上，人们仍然能够发现英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性，这就是他们头脑聪明，阅历丰富，以创作为生，而且又是怀旧的。当一种全新的庞大的思想观念从那旧思想的古老外套破壳而出，呈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怎能明辨并为之欢呼呢？

当时的散文，小说和诗歌都有着类似的地域局限性。狄更斯凭他对风俗语言和市井生活的超常领悟，以哀婉动人、嬉笑调侃之笔，怀着爱国之情和宽大胸怀，描写了一幅伦敦城区的生活画面[12]。像霍加斯（Hogarth）一样，他是一个展示英国人生活百态的画师，其色调和风格具有趋时性和地方性，目标也极为有限。布尔沃（Bulwer）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偶尔也会露出生花之笔，他把智力当成俗物来推崇，并以此来唤起学生心中的现实理想。这使他久负盛名。他的传奇正投合了这些低级趣味的喜好[13]。这些令当时的小说家们感到绝望。萨克雷（Thackeray）发现上帝并不允许在他的宇宙里有弱者的存在——最多也只是同情——但这并非明智之举：我们必须放弃理想，接受伦敦的现实[14]。

才华横溢的麦考利（Macay）表达了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基调，他直言不讳地认为：所谓的“好”就意味着衣食无忧和养尊处优；现代哲学的荣耀就在于它对“成果”的说明，在于经济领域的发明创造；它的优势在于规避理想，规避道德。他认为这是培根哲学的突出优点，它超越了旧柏拉图主义，把智能从“万事皆公”和“万物皆善”的理论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好比为一残疾人做了一把更好的轮椅和冲了一杯更可口的酒乳——说这话不是冷嘲热讽，而是发自内心——而且，他称之为“真实利益”的好处，实则是一种世俗利益，也就是独一无二的好处。天文学的最大长处就是提高了航海技术，它能使水果运输船把柠檬和葡萄酒运到伦敦商贩的手中。英国千年的文明教化和宗教信仰以道德的沦丧和知识分子的衰减而告终，这一结果很有意思。批评家用英国崇尚实用的假话掩饰了他的怀疑主义。信服理性、唤起良知，这是浪漫主义的借口。高雅的艺术殿堂轰然落地，除了当作一种奢侈品外，美已不再存在。顺便说一句，毫无疑问，如果培根大人正是批评家所说的物欲主义者，他肯定不会赢得堪称一代宗师的声望。正因为他富有想象、闲情逸致，远离英国现代尘嚣，沉思冥想，自得其乐，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哲学大师。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15]只关注培根的显赫地位，却没发现牛顿受益于他，所以他认为推崇培根是个错误。培根享此殊荣不是靠他所创立的功业，也不是靠他对牛顿等人产生的熏陶，而是凭他特有的严谨和善变。这种情形在后来的胡克（Hooke）[16]、波义尔（Boyle）和哈雷（Halley）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柯勒律治，天资聪颖，求知如饥似渴，他四处拜读圣哲先贤，他的评论在那个时代独树一帜。有人曾指责英国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养育出天才的智者，而柯勒律治是一个例外。他命运多舛，心存高远却实施失当，一生中竟连一部代表作都未能完成——这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7]。即便在他的身上，传统的英国人特性强于一个哲学家的性格，自然而然他也难免落入俗套。正如柏克力图要把英国理想化一样，柯勒律治把永恒的理念与英国国教的哥特式教规教义协调一致，结果反而使自己“变得心胸狭窄”。但对于一个沉默寡言、大多通过个人的演说偶尔发表一些评论的少数派柯勒律治，人们会这样说：在英国，只有最杰出的思想家才在德国和美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当婆罗门（the Brahmins）不能再阅读和理解婆罗门的哲学时，那就是一个民族衰落的确切征兆。

紧跟着腐败和窒息之后的是各种写实主义。为卡莱尔（Carlyle）[18]所不齿的繁琐和伪善却迫使他为命运女神说起教来。与这种腐败相对照，任何制约与清廉都是求之不得的，哪怕是熊熊烈火，也是美丽绝伦的。在他看来，格斗士和他们格斗的“理由”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正一起迅速地走向深渊。当他在创作中找不到慰藉时，他便想象通过对神圣的死亡法则之美的赞颂来对此进行报复。精神结构的需要迫使所有的思想分成几大范畴。在那里，人们稍使计谋就把复仇女神们变得和蔼可亲，或建起祭坛来应对神灵，在这场意志与命运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个人的豪侠主义或者英勇行为必然妥协退让，最终成为装扮荣誉的祭品。

维尔金森（Wilkinson）编辑过《斯维登堡》（Swedenbory），评注过《傅立叶》（Fourier），还是哈内曼（Hahnemann）的支持者，他用普遍关系原理给玄学和生理学注入了本质的活力。而这一原理堪与古代无敌骑士武器的神圣职责相媲美。维尔金森的思维深沉，犹如大西洋海底涌动的暗流，如果没有将它置于显赫的中心地位，人们是不会理解它的。假如他的思维不受传统偏见的禁锢，那么他的思考范围还会更广一些。这也就是说：当一位大师对自己的信仰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时，他会始终把自己的研究行为置于同一重要的地位。

想要给英国人思想的局限性找到一些例外是十分容易的，为其独特的风格举出有力的例证则更易如反掌。如果我们跳出地域和观念的束缚，走进一个大众文化或知识阶层的中间，那么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高雅、快乐、睿智、机敏和博学。一些标志英国人特性的应景手段也时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许多美学作品不是老生常谈</a>，就是粗制滥造。他们的文学声誉是因那些极有说服力的人推崇而至，而这些人趋赶时尚、不断地变换职业，步入文坛纯属偶然。因此，你就明白，如今为什么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要学地质学了？这与许多议员或神职人员的造就如出一辙。

英国人对实用技能的偏爱影响了他们的民族心理。他们人人都才高八斗，在他们的歌词里到处充溢着对五大技能的赞美[19]。他们的缪斯女神的声音像轻微的汽笛声，诗歌创作也只是用来粉饰他们的君主政体，决不会像清晨啼晓的小鸟，在即将到来的快乐世界里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他们理想主义、固守成见，刚愎自用，认为自己可以长命百岁，可以靠记忆终老——假如你对他们说出这些，他们也会视之为赞美，并欣然接受。

书店里除了政治、旅游、统计、制图、工程以及结构机械呆板的所谓哲学或文学之类的书以外，什么也没有。好像灵感已经枯竭，希望已到终止，什么信仰、欢歌、智慧、类推，都已不复存在。学府、学者和文坛都笼罩着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我像站在一块寸草不生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在浅层次上耗尽了种种才华，或者不妨说他们是在潜意识里生存和行为。他们在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权威已丧失殆尽。一个优秀的英国人把3/4的思想封存起来，只使用其余的1/4。他知识渊博，心智健全，劳动能力强且推理正确，但是缺乏像阿基米得（Archimedes）那样对思维法则的忠实，缺乏像欧拉（Euler）和开普勒（kepler）那样遵循经验而不是领导思维的信条，缺乏像胡克、弥尔顿和哈林顿那样对现代英国思想界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执着。

恐怕在他们的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同样的缺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怎样使它令人反感，怎样使其丧失原有的魅力——尽管怨声载道，但这种抱怨声更多的是指向其他人而不是英国物理学家。博物学家的眼光必须像大自然一样广阔，对所见所闻不仅要反应敏捷还要有创造性思维和情感。但英国的科学把人性拒之门外，缺乏那种考验天才的联想。科学因缺乏诗意而成为伪科学。爬行动物或软体动物是在某个系统和某种关联之下存在的，英国科学却把它们孤立开来加以研究，而诗人把它看作是造物主造物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所以在英国，大家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为何。当然也有很多例外。如约翰·亨特（John Hunter），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以及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也是。欧文把德国的共源论引进到英国，并以自己的贡献为英国科学添砖加瓦，有时他还将先辈的预言添加到英国式思维的持续动力之中。但总的来说，英国的自然科学与他们的道德精神完全背离，就像转让财产的法律文书一样，缺乏想象，保守呆板。它跟德国的天才形成鲜明的对照，德国人是半个希腊人，他们喜欢类推，高瞻远瞩，热情奔放，胸怀全欧洲。

英国的科学界没有希望，没有美好的前景给学生以鼓舞，没有丝毫把握能确保进行中的实验达到预期的结果，而只是像加利福尼亚州雇来的矿工那样东挖挖、西掘掘，到处碰运气[20]。狭窄的视野规约了英国人的感知。他们满足于陈规</a>陋习，借哲学和宗教之名加以冷嘲热讽；他们目光短浅，追逐政治上的蝇头小利；他们崇尚实用，唯利是图。种种迹象，暴露了他们生活和精神的衰退。当他们践踏别的民族，企图在欧洲和亚洲再造伦敦和伦敦人时，他们又惧怕别人的思想观念、诗歌和宗教——这些是他们心中无法驱除的幽灵；他们试图用英国的绒衣和松紧鞋来同化“圣灵”，但他们又担心由此会潜伏一种将颠覆他们制度的力量而令他们坐卧不安。艺术家们说“他们被自然解雇了”；学者变成世间俗人。他们用戏谑和轻浮回避严肃的话题；他们不是笑得你搭不上话，就是转换话题。“事实是，”他们酒后断言，“事实上，有关自由之类的东西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用和安逸的苛刻要求压制着他们，使他们丧失了最后一点成为豪侠和诗人的才智。没有诗人敢在诗的韵律里歌咏美，没有神父敢于提及有悖于英国人尊崇的那个上帝。英伦岛变成了一座咆哮的火山，一座由命运、实利、关税、清规戒律以及充裕的市场和低廉的价格构成的火山。

我们缺乏崇高的目标，又缺乏对知识的执着和对自然的臣服，想象力受到了压制，感官和理智都异常亢奋。我们有了人工雕琢却丢了自然本性；有了大众消费却失了艺术享受；不论是谁，只要能在人类和客观事物之间设置更多的障碍，他就可能被授予“杰出发明家”的称号[21]。

诗歌堕落了，沦为一种装潢。蒲柏（Pope）及其门徒写的诗只配做霜饼。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洋洋洒洒写了些什么呢？不过是一则押韵的苏格兰旅行指南。这个伯明翰人的特点在他们印刷的诗库里处处再现。我们到底要翻阅多少卷格律讲究的诗篇，才能感到充实、受到启迪和焕然一新！我们渴望一种神奇，渴望一种工厂和作坊创造不出的美——不可言喻的美，渴望乔叟和查普曼所洞悉的那种神秘的美。这些诗歌大抵是肤浅的、枯燥的，偶尔能读到华兹华斯的严肃认真，拜伦的热情激昂，坦尼森的矫揉造作。英国有的是指点迷津、抚慰人生的经典名句，它们如今依旧光芒四射、作用非凡。但能为这些作出重大贡献的诗人却屈指可数。在当代诗人中能找到我的盛餐吗？现在英国诗歌的伟大成果又在哪里呢？英国人忽视了这一事实，诗歌是精神的体现，不具备此，什么生动的描写、丰富的想象依旧从根本上落入俗套，不可能跳出散文的框架。因此，那些严肃的古诗人，像希腊艺术家一样，注重的是创作的构思而不是它的完美。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引出诗歌的圣泉，让更多的诗迸发而出。如果诗歌里存在这种信条，激起我们追求目标，那么我们也会更加沉着认真、更加坚定不移，更加需要诗歌。

华兹华斯的天才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例外。他没有盛气凌人的派头，他体任自然而性格孤僻。兰多说：“他写作毋须干戈相助。”他的诗是这个追名逐利、野心勃勃时代里的健康心声。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性情不够柔和、韵律不够和谐，至于其他方面，则无人可与媲美[22]。

华兹华斯之所缺，正是坦尼森之所有。坦尼森听力敏锐，精通音律。从他笔端流露的色彩，犹如黎明时地平线上的万道霞光，尽管闪烁不定，但我们依然能够把握其主要形态。凭借所有的精妙诗篇，最终打动了民众的心田——这是良知和general power的明证。他立志，要当英国人民的诗人，就得拥有伦敦那样博大的胸怀，这种胸怀不是依葫芦画瓢，而要有自己的特色。然而他缺乏一个高瞻远瞩的主题，不能将奥秘展示在民众面前。他满足于按照自己的模样来描摹英国人，事实上他可以做得更好。诗歌有三六九等，我们必须感谢每一位优秀的天才。但动听的旋律，只是诗歌成功的 与此同时，我知道在英语民族里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换句话说，就在这个民族里一直存在着少数智识过人的思想家。他们能够欣赏知识分子的出众才华，能够把握历史趋势的征兆。尽管这种建设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肤浅，但批评的格调比较高昂，使人联想起无形的上帝的降临。我们常说在英国有两大民族，但并不是“平民”和“贵族”，也不是诺曼底民族和撒克逊民族，更不是凯尔特民族和哥特民族。罗伯特·欧文并没有夸大环境的力量，这两个民族一直在相互融合。但这两种观念，或两种思维方式——理智派和实用派——总是互相平衡，彼此影响的：一方屈指可数，另一方不计其数；一方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并善于求证，另一方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并依才牟利。这两个民族，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畜力，尽管前者寥寥无几，后者成千上万，但两者长期的矛盾和融合造就了英国政府的权力。

* * *

[1] 爱默生在回国后的一次演讲中说</a>：“当某个事情已发生且不可改变时，英国人总是怯怯地站在一边，想办法如何有效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不是想办法去弄个明白，而只是觉得好玩或以此做做样子，让人觉得他是尽力而为就行了。他只重视办事的能力。他仰慕才华，但缺乏思想。‘英国人只满足命运，而不追求天堂。’”

[2] 尽管爱默生崇尚古典著作，特别注重措辞以便在行文和构思中能最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可他追求的却是朴素的撒克逊词语，让他的听众清楚地了解他的观点。在他早期出版的许多诗歌中，他注重的是诗的气势，而忽略了诗的节奏。如此宽厚的性格才会让人天天快乐。

他到后来才有节奏感。他的风格是明显的撒克逊风格。如果他的孩子放学回家后说“Commence”（开始），他马上制止他们，要他们说“begin”（开始）。

[3] 在《烦扰》（Chevy—Chase）中有关珀西之死的述说，又一次使人想起了英国国王的悼词：

——我坚信在我的王国之内，

还有五百个一样英勇的珀西。

[4] 威廉·坎登（1551—1623），著有《伊丽莎白王朝年鉴》。詹姆士·厄谢尔（1580—1656）是爱尔兰高级教士，也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纪年》（Annale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的作者。约翰·塞尔登（1584—1664），“英国最伟大的学术权威”，因他的《漫谈录》（Table-Talk）而闻名。约瑟夫·米德（1586—1628）是一个神学家，他在《启示录的钥匙》（vis Apocaliptica）一书中尝试着诠释《启示录》（Book of Revtion）。托马斯·加泰克（1574—1654）是个神学家，他把罗马皇帝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一些手稿编撰成册，写了些文章，宣扬禁欲。理查德·胡克（1553—1600）是《教会政体》（lesiastical Polity）的作者。杰里米·泰勒（1613—1667）是查尔斯一世的教堂牧师，他写了《预言自由》（Liberty of Prophesying）、《伟大的典范》（Great Exemr），特别是《圣洁的生死》（Holy Living and Holy Dying）等书。爱默生在《问题》（The Problem）一文中称他：“年轻人中的精英或典范，泰勒，圣人中的莎士比亚。”罗伯特·伯顿（1576—1640）写了《忧郁的剖析》（Anatomy of Mncholy），这也是惟一一本令约翰逊博士兴奋不已的书，并且拜伦也认为此书中的各种引用和经典逸事最令人激动和最具启发意义。理查德·本特利（1662—1742）是剑桥大学的校长，他以古典著作的研究和评论而闻名。布里安·沃尔顿（1600—1661）用9种语言编写了《多语圣经》（Polyglot Bible），是一位东方学学者。

[5] 在1838—1839年间的记事中，爱默生写道：“培根探求真理的惯用方法是，物质世界不存在的东西在精神世界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并不像真理那样长存于我们的思想之中，但什么也不能取代它们。”

[6] 爱默生认为，现代玄学派作家在徒劳地等待有人来解决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为此他难以容忍。即使自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他仍希望能为这一伟大的哲学主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早在1835年，针对这一结局，他在记事中这样写道：“ [13] 在1842年的记事中看到他提起布尔沃（Bulwer）时是这么说的：“我们看《詹诺尼》（Zanoni）这本书时是不能动怒的。在所有的牧师中要数这些写小说的家伙们最奢华了。该书有的只是花招和骗局。日常生活中不足挂齿的小事胡乱地凑在一起就成了丰功伟绩，真让我们哭笑不得。没有新意，缺乏活力，没有吸引力。它只不过是像糖果店的简单加工而已，而不是给新的麦子精心催芽。如此这样，一发不可收拾。……但是，《詹诺尼》让我们真的很讨厌。它的作者也不可能得到我们的尊重，因为他老是匆匆地表达自己偏袒的观点，他努力为之注入活力的主人公也只是一个玩偶而已，而这种活力也不是源自于他符合逻辑的思想源泉。它只不过是代表伦敦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表现为强盗拿着手枪进行抢劫和谋杀的神圣权力。”

[14] 爱默生在英格兰 [19] 在一篇叫“盎格鲁—撒克逊”演讲的片断中，爱默生说英国人缺乏原创的美感：英国人一定可以与罗马人、土耳其人相提并论。他们为权力而生，但缺乏艺术的魅力。他们连一个简单的水壶都不会设计，不善建筑、绘画、雕塑或舞蹈。英国也没有音乐，从来还没有诞生过一个一流的作曲家，只是一味地接受意大利或德国的那些已经成名的乐曲，并乐此不疲。他们从不尝试创作原曲并加以欣赏，认为那只不过是小把戏而已；只要开心，他们愿意破费。但是他们深信他们已经得到了某种教训，——一幅绘画的别致，或一种建筑风格的独特，对他们来说，都是战场上不可逾越的防线；所有的英国人都会一致认为意大利的名师大家就像权威版的《圣经》一样名副其实……“英格兰从来没有人创造过或能够认识艺术；在他们的眼里，艺术只不过是一件能够买来的商品罢了。”幽默、朴实无华、诚实可靠的霍加斯、威尔基（Wilkie）、兰西尔（Landseer）才是英国真正的民族艺术家。在雕塑方面还从未出现过一个有独创能力的天才大师。弗拉克斯曼（xman）的雕塑就是英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总体来说，艺术家们都表现了对艺术创作的不懈追求，具有高超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技巧。虽然作品在创作手法上</a>极其完美，但还是缺乏宏大的气势。

[20] 爱默生在记事中写道：“人们有宽广的知识面，但在他们的思维中没有上升的领域。像德国人一样，一个美国人有许多思考的平台。但是如果是一个英国人，只有在悉心照料下才能登上这些平台。”

[21] 这件事发生在威廉·莫里斯时代以前。威廉·莫里斯不仅让人们认识到他们那些高档家具对他们的危害之处，而且给他们展示了一些漂亮实用的家具。他还说，如果一家人要想把他们的房子打扮得漂亮点，惟一的、最可行的方法是搬到房子前的大街上去做，让2/3的过往行人感到满意。

[22] 爱默生在1868年记事中如此写道：“华兹华斯是一条汉子，算得上那个时代最有男子气概的诗人。他的诗是他思想和情感的真实记录，是他真情实感的再现。他有很娴熟的技巧，能将这些真情实感巧妙地转化为简单的有时是最欢快的诗句。在各种形式的诗歌创作中，丁尼生的天赋是举世无双的。他是一个勇敢且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诗歌的韵律和诗体的变化上远远胜过华兹华斯，但要是论男子汉气概，他却远远不如华兹华斯。丁尼生创作的目的在于转化，而华兹华斯的创作目的在于对思想的崇高性的尊重。”

[23] 参看查尔斯·威尔金斯（Sir Charles Wilkins）翻译的《巴哥维德吉它》（Bhagavad Gt）（1785）的前言。——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