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贵族_英国人的特性

西方贵族之所以胜于东方贵族，就在于它是白手起家的。英国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贵族政治史。

诚信是一个社会的大教堂，适合于激发爱与被爱之间的相互情感。礼貌是一种社会仪式，就像教堂里的祈祷仪式一样，它是一所风范学校，是对它成长的那个时代的温馨祝福。这是用更开阔的眼界来装点英国人的生活，是一次践行他们的神话和诗歌景观的神奇履历。这点跟贵族的成长一样，造就他们的勇敢、英俊、多才和豪爽。

尽管英国的封建性正日渐衰退，但与民主趋势相比，它的光彩还是略胜一筹。权力与财产的不均，震撼了共和政体的神经。宫殿、庄园、别墅和修有围墙的猎苑，遍布英国，与皇家行宫争奇斗艳。有许多庄园，如哈登、凯德尔斯顿等，都是美丽的废墟。庄园的主人们或弃之不管，或从不入住。这些奢侈豪华的建筑物是长子继承权的象征，我想，趁这些东西尚未消逝之前来观光游览，是每个旅行者的幸事，正如我此次不虚此行一样。长子继承权是英国财产制度的一项主要规定。他们的法律、风俗、习惯，以及连身体和相貌都肯定了这一点。

在英国，社会结构是贵族的，民众心理是忠孝的。贵族们的财产、名望和举止迎合了大众的心愿，赢得了大家的必要支持。尽管有些背信弃义、偷盗猖獗以及朝廷荒淫造成的风气败坏，但是当我们读到皇家英国或查理王和他的保皇党“重新掌权”——发现国王是暴君，党徒们也是群十恶不赦的盗贼之时，我们心里还是有些偏袒。英国大众也非常清楚这点。国民对一个坚固政府素怀美好的心愿应该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景象，它是把自己同纹章美名、同欧洲的文字记载和历史传说、最后同希伯莱宗教和世界上最古老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不允许被几个冲突事件或街头巷尾的政治所击破（鞋匠和小贩们的政治）的。平民的希望和贵族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每一个发财致富的人都会花钱去买地，并希望由此提升他的社会地位，步入他梦寐以求的贵族阶层。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与贵族阶层合二为一。时间和法律使他们的每一方面结合都是天衣无缝，塑造得非常完美。教堂，大学</a>，民乐以及民间传奇，都在共同维护这种纹章，而当时的主流政治正在一步一步地侵蚀着它[1]。这个国家的全体民众都是喜好保守的。他们为他们的城堡而自豪，为他们的语言而自豪，也为骑士道精神的体现而自豪。甚至“勋爵”这个词也成了对贵族的最吉祥的称呼。贵族们优越的教育和优雅的风度深得全国人民的赞美和仿效。

挪威海盗四处掠夺，并将财产传给他的长子。诺曼贵族虽是经过洗礼的挪威海盗，但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西方贵族之所以胜于东方贵族，就在于它是白手起家的。英国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贵族政治史。谁有勇气和能力，谁就获准进入。当然，这个俱乐部的门槛是很高的，近乎苛刻。贵族的私利源于民众的利益，这需要超凡的优势。在这里，海盗行径和战争让位于商业、政治、文学；军事贵族让位于法律贵族，法律贵族让位于商人和企业主，特权被保留下来，而获取它的手段却已改变了。

这些贵族家业的根基都源于挪威人在海上的大肆掠夺和撒克逊人在陆地上的辛勤劳作。所有的高贵最初都源于个人天生的优越。英国人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这些创业基础。据说，起初他们经常为荣誉而挑战，甚至屈服于更强者。当威尔士首领贝内格里德把所有的部下背过河后，他说道：“谁能当桥，谁就当头。”阿尔佛列德的母亲也说过：“谁能读这本书，谁就得到它。”而阿尔佛列德也就是凭此赢得了这本书。我不曾怀疑封建土地占有是徒有虚名，但贵族、骑士或佃农往往使人们回想起他们凭什么贡献而占有了土地。德维尔、博翁、莫布雷和金雀花王朝并不沉溺于冥思苦想，中世纪人类是通过果敢和忠诚来美化自身。国王在谈到沃里·理查德·博尚伯爵时对亨利五世说道：没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能有骑士那样的智慧、素养和果敢，因此他才有“礼仪之父”的美称。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我们在法国的成败是与他生死相随的。”

英国准枪骑士

即使英国的贵族已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但他们仍然向往聪明才智和勇气拼搏。以至于出身贵族成为做一名骑士的重要条件。

尽管军阀贵族得到的土地赏赐不多，但他们赢得了声誉，只要激起他们的责任心，他们就会时时刻刻誓死保卫他们的土地不受侵犯。直到不久前，在法国和英格兰，这些军阀贵族生下来还要接受战争的熏陶，虽然在和平年代，仍然要经受决斗的风险，从而减缩了他们因为在这个贸易和勤劳的国度里得到这样的称号而遭嫉妒的社会心理。他们被视为孤注一掷的赌徒。

如果想把庄园做大做强，那么大庄园的经营可不是闲差。在沃维克的家谱上，博尚的 新时代需要赋予新的品质。海盗的美德被殖民者、商人、议员和学者的美德所取代。毫无疑问，礼让、友善和文雅，各尽其能。我不记得在何处，偶然看到这么一段史料，且不论细节上是否可靠，却具有一种普遍真理：“贝德福公爵是怎样得到他的大片地产的呢？他的祖先一直在大陆周游列国，是一个活泼潇洒的人，后来在多塞特郡海滨船难中（罗素先生曾在那里住过），成了一个外国王子的友伴，这位王子把他引荐给亨利八世。亨利八世非常喜欢他，还把一大片战利品——教会土地送给了他。”

还有一种传说：贵族都是诺曼人的嫡传后代，八百年来就是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博翁从何而来？德维尔从何而来？律师、农夫、丝绸商藏伏于冠冕之下，对古物商弄眉眨眼，也缄口不言。尤其是那机灵的律师，都是一些无名小辈的后代，只不过是撞着好运，替政府做了一两件事，就得到了加冕赏赐。

英国人的民族情趣并没有引导他们向往皇家的奢华生活，而是确保了他们家庭生活的舒适和独立。贵族因偏爱乡村生活而著称，他们名为显赫家族，但他们往往不住在伦敦，只是偶尔前来小住，观赏戏剧而已。他们世世代代把自己的爱好和劳动都倾注在农庄的建筑、种植和装饰上。其中有些古老而高傲的家族，不愿接受任何封号。正如谢里丹说科克的那样“不屑于把他们的头藏于冠冕之下”。我还可以举一些古怪的事例来说明英国家族的稳定性。有俗语说：离伦敦50英里，一个家族可延续100年；离伦敦100英里，就可延续200年；并可依此类推。但是我担心的是，蒸汽，这个时空的杀手，会打破这些古老的规则。亨利·沃顿爵士提及白金汉一世公爵时说：“他出生在列斯特郡的布鲁克比，他的祖先大概在这里繁衍了四百年之久，一直默默无闻。”拉克索尔说，在1781年，萨里勋爵（后来又成为诺福克公爵）曾告诉他，他将在1783年到来之际，隆重庆祝“诺福克的马贩子”死后留下的所有后裔[3]，以纪念自从理查德三世册封后，他们家保持300年公爵爵位的历史。佩皮斯在1666写到牛津伯爵时，就告诉过我们，这个荣耀在其名字和血统中延续了600年。

家族的这种长期繁衍和对土地的深深依恋，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它也跟这个国家的城镇和区域名字有着密切的联系。

英国人悠闲的庄园生活

这些名字真是绝妙——使这块土地笼罩在一种传奇旋律的氛围之中。这些地名所承载的历史甚至比一个国家的史诗和历史还要古老，它也包含着许多原始、蒙昧时期的历史故事！剑桥是剑河的桥，谢菲尔德是谢菲河（sheaf）的领域，李斯</a>特是李尔王（Leir）的宿营地（也就是现在的Soar），罗奇代尔是罗奇河（Roch）的河谷，埃塞特（Exeter）或埃克塞斯特（Excester）是埃克斯（Ex）的军营，以及埃克茂斯（Exmouth）、达特默斯（Dartmouth）、西德默斯（Sidmouth）、廷茅斯（Teignmouth）分别是埃克斯河（Ex）、达特河（Dart）、西德河（Sid）和廷河（Teign）的河口。沃莎姆是一个重要的城镇，拉德克利夫是红崖等等，诸如此类。英国人命名中体现出的诚实和实用使美国人感触颇深，因为在美国举国上下都是千篇一律毫无意义的名字，而那些名字多是从移民者抛弃的破烂中或从圣诗中找来的词语来权当地名。然而，英国人就是詹布里柯（Jamblichus）所谓的野蛮人[4]，他们习俗稳固，坚持使用传统的词汇，这些词汇令上帝也感到亲切。

庞大的英国贵族乡村住宅

爱尔兰贵族从剧本中寻找词汇给自己取名，这早已成为笑柄。英国贵族们却不以他们自己的名字命名其土地，而是以地方的名字称呼自己，这就好像是人代表养育他的家乡；他们适当地佩戴着生育他们的土地的标志，暗示着纽带从未被割断过。但在伦敦，阿盖尔的石灰岩，康瓦尔的芥兰菜，德文郡的羽绒，威尔斯的铁，斯塔福德的黏土，过去从来没有被人遗忘过，将来也是如此。它们知道它们所养育的人，他们就像他的祖祖辈辈一样，在他的血液和习俗里都保留着那种峭壁、河岸、溪谷、沼泽和林地的痕迹。使用价值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个以英国的城市或区域的名字来命名的聪明人士，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对责任和荣誉的挑战。

英国贵族对其乡村住宅的偏好，加上与农民的自由度相结合，使得英国的庄园十分保全。1784年，米拉宾（Mirabeau）在英国曾预言：“如果法国爆发革命，我真替贵族们担心，他们的别墅将化成灰烬，血流成河。但英国的佃农就会拼死拼活保卫他们的领主。”英国人到庄园去，趾高气扬，派头十足；而法国人却喜欢呆在宫廷里，去庄园，就像被逐放似的，仅是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不和佃农生活在一起，也不和他们打成一片，反而是想榨干他们身上的每一文钱。1644年伊夫林在布鲁伊斯写道：“这里豺狼很多，他们经常从街上叼走小孩；可是独霸一方的公爵却不许消灭这些豺狼。”

为了证明这些古老家族所聚集的财富，旅游者可以观光皮卡迪利大街的宫殿、柏林顿公馆、德文郡公馆、伯克郡广场的兰斯多恩公馆，还可以观看城市底处的几座贵族宅邸，它们还在都市街道的蚕食中挺立着。贝德福公爵占有或曾经占有伦敦中心周围一英里见方的土地，那里有大英博物馆，也就是原先的蒙太古公馆（Montague House），还占有沃伯恩广场、贝德福广场和罗素广场所占的土地。威斯敏斯特侯爵也在几年内修建了好些广场，统称为贝尔葛蕾维亚广场。斯塔福德公馆是伦敦最华贵的宅邸[5]，诺森伯兰公馆位于查林十字路旁[6]，切斯特菲尔公馆仍矗立在奥德里街，锡安公馆和荷兰公馆则在市郊。但多数有历史意义的宅邸因贸易或慈善活动的使用，已面目全非了。许许多多的城镇宫殿都是极其珍贵的艺术经典。

在乡下，私人庄园的规模给人印象极为深刻。我从巴纳德城堡动身，在离海福斯（蒂斯河Tees上一个瀑布）23英里处骑马去达林顿，经过雷比城堡，穿过克利夫兰公爵的领地。布雷多尔本侯爵骑马走出宅邸，直走一百多里就到了海边，这一路都是他自己的财产。萨色兰公爵拥有萨色兰郡，该郡两面临海，横跨苏格兰。德文郡公爵除了其他田产，在德比郡就拥有9.6万英亩土地。里士满公爵在古德伍德拥有4万英亩，并在戈登城堡拥有30万英亩。诺福克公爵在萨西克斯郡的猎苑方圆就有15英里。一位农业专家最近买下了海布里群岛中的路易斯岛，其面积达50万英亩。朗斯伯爵的财产使他在英国议会拥有8个席位。这又是七国时代（Heptarchy），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前，1514个人给英国议会派遣了307位议员，买卖国会中属于自治市镇议席的人来统治英国。

这些大领地还在不断地增大，大农庄不断地兼并小农庄。1786年，英格兰土地被25万家企业和业主占有，到1822年，下降为3.2万家。这些巨大的不动产在这狭小的岛上找到各自的空间。整个英国，在船坞、磨坊、矿山和铁工厂之间，到处都是英格兰贵族的天堂，这与令你望而却步的工业和需求的喧嚣声形成明显的对照，更加突出了它的宁静和优美。

我看到通常出席上议院会议的人数非常少，不禁大为惊讶。573位贵族，平常只到二三十人。他们都去哪儿了？我问道。“有的呆在庄园里，无所事事；有的去了阿尔卑斯山，有的或在莱茵河上，有的或在哈尔茨山，有的或在埃及，有的或在印度。”这么利害攸关，他们怎么能置之不理呢？我的朋友便回答道：“哦，在英国，人们都在为他们工作，替他们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干吗还要自己为自己工作呢？”最强悍的激进派见了贵族也会立刻脱帽致敬，说话的语气也见风使舵。据说，在1848年4月10日这一天（宪章派游行示威的当天），贵族社会破天荒地 当然，在这些华丽展示的背后还存在着事物的另外一面，任何一次胜利都暗藏着略逊对方一筹的缺陷。城堡是值得骄傲的，但是他们也是最危险的。战争是一种恶劣的游戏，却并不是贵族政治历史中最糟糕的部分。后来，贵族接受的仅仅是战争教育，足不出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变得放荡不羁和异常残暴[10]。格拉蒙、佩皮斯和伊夫林展现了国王和随从曾经寻欢作乐的藏污纳垢之地。从戏院来的娼妓被封为女公爵，她们的私生子成了公爵和伯爵。“这些年轻人已成为人上人，而一本正经的老贵族却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国王与亲信的谈话“贫乏而空洞”。有头脑的人不会干那些与国王沆瀣一气的大臣们所干的勾当。依据这些逻辑，佩皮斯推测国王一旦沦为乞丐的境地就是：在他的御案上找不到纸张，在他的衣柜里没有手帕，只有三根上吊用的绳子；而且亚麻布商和文具商不肯拿出一点东西赊销给他，面包商也不会给他赏赐面包；就在这个时候，荷兰舰队横扫英吉利海峡，直逼伦敦，最可笑的是舰船载的是英国水兵，由于国王常年克扣他们的军饷，他们已投奔敌军。

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赛尔温（Selwyn）的信札揭露了当时已危及国家统一的贵族政治的腐败。他们为了谋取名誉和地位，溜须拍马，出卖选票和荣誉；他们阿谀奉承，淫荡赌博，走私贿赂和欺诈嘲笑；他们无端之争、思想贫乏、民族冷漠。凡此种种，都令人深思，迫使读者停下来思索把这些邪恶归咎于这一小撮贵族身上的严格界限。在乔治四世时期，情况仍未有所好转。曾经有一个丑闻传遍欧洲：一个淫荡之徒用一个斜板从女王家的窗口滑到马车里，然后悄然离去。这导致他的女王和皇家声名狼藉。

妮尔·格温

“漂亮、聪明”的妮尔·格温是查理二世最著名、最忠诚和最得宠的情妇。

当今朝代，宫廷礼仪完善，压制了贵族们的种种劣迹，然而贵族们还是沉湎于赌博、赛马、豪饮或情妇之中。民主派只要愿意，仍可收集大量的丑闻。灰色的逸事趣闻比比皆是，这也证实了上辈人的流言蜚语：公爵是由管家典当镀金器皿来侍候；大贵族靠展出他们的公馆来谋生；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靠不停地移动来腾出房间，向游人开放，以赚取生活费用；衰败的公爵和伯爵因债台高筑而背井离乡等等。白金汉、马尔伯勒、鲍福特和哈福特，这些有历史声望的名字，已风光不再，还不时传出丑闻来，就像法国的奥尔良王朝给“轰动一时的案件”增添新爆料一样不祥。即使有些贵族品质高尚，也热心公益，但也因其巨额开支而左右为难。据传受人尊敬的德文郡公爵十分乐意成为他土地上的麦西那斯和鲁库那斯（Macenas and Lucullus）[11]，但他在查茨沃斯一年充其量也只住上一个月。他们的许多宅邸弄得他们焦头烂额，由于他们是指定继承人，他们不能变卖，也不能出租，为了面子，只好把它们闲置在那里。这样，一年又得花四五千英镑来给它们通气、整铺地面、修剪杂草等。这些开销大部分是用在佣人身上，有许多宅邸，佣人过百。

大多数贵族备受指责，他们每天无所事事、挥霍无度，这无异于犯罪。我的一位朋友曾说“他们大部分都是赛马骑手和花花公子。他们也许是上帝的杰作”。坎贝尔说：“结交贵族，我办不到。那要一辈子无所事事、一辈子衣冠楚楚、一辈子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也在想，有一种自尊的情感促使有教养的人远离世俗，仿佛贵族们对时代的是是非非反应迟钝，他们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对于身份的高傲。一位有钱有势的智士，向朋友承认：他一进入他们的府邸，就感到他们是大老爷，自己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庶民。贵族不屑于跟艺人打交道，包括搞音乐圈里的能人，并常常把他们排除在社交圈外。当朱莉娅·格里斯和马里奥在惠林顿公爵和其他贵显的府邸演唱时，歌手和听众之间常常隔着一根绳子。

当一个贵族成为一名士兵，他们就会精心地培养个人的威武。19世纪，培养一名士兵比培养一位伯爵更为简单。这种栽培严肃而认真：他们要精通各种骑术，经历最危险的练习，这一直延续到奥林奇的威廉继位。但是稳重的人会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文职人员。伊丽莎白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英国。而在菲利浦·西德尼先生写给他兄弟的信件中，以及米尔顿与伊夫林都给人们提出了朴实而诚挚的忠告。同样，英国的贵族和地主开始着手准备一种乡绅的生活和平稳的消费。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学习制造香水、芳香粉、香袋、解毒剂，搜集种子、宝石、钱币和各式各样的珍品，为今后私人生活作准备，并从中寻找情趣。

为免除年轻贵族进行智力活动而给出的所有条件都是错误的。“在大学，免除了贵族们为获取学位而应参加的公共练习，为此他们便获得一种所谓的荣誉学位。同时，他们录取入学或其他场合要交更高的费用。”富勒记载道：“据外国人观察，英国人在其孩子未成年之前把他们培养成为绅士，这是很不明智之举。”[12]这种溺爱充分验证了约翰逊博士对长子继承权的辩解：“那只会在家庭中训练出一个傻子。”

社会革命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阶层。在英国，工业技术的威力与声誉和血统并行不悖。我们时代的工具，也就是蒸汽机、轮船、印刷、钱币和大众教育，属于那些能操纵它们的人。工业革命的后果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庄严为它的四轮马车铺道，辛劳也可以坐在自己的推车上周游世界。

这种现象日益明显，我认为整个英国历史都是如此。如果通读英国历史，就会发现历史是人类智能的明证。这是一片让人们尽施其才的土壤。现在谁敢一马当先，谁就来统治。法律由智慧和个人力量来掌控，管理交由实业和管理天才，劳动成为光荣——这是大宪章明文规定的，这里的云雾、大海和雨水可以作证。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事情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使贵族和旁观者一样感到心满意足，这些所谓的贵族是诺曼人的嫡传后代，其族裔800年来从未间断。其实家族是新的，惟有名字是旧的。他们牢记这些信条，从来不去破坏它。对贵族和上层人士的分析表明：古老家族在迅速衰退和消亡，新鲜血液在不断输入。尽管门户守护戒备森严，实际已是畅通无阻，贿赂的力量由此可见。爵位难得，所有障碍不过是激发了人们的欲望，抬高了目标的价值。纳尔逊在出港作战时曾说过：“要么获得贵族封号，要么就去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西德尼·史密斯也说：“除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外，我不抱任何幻想。”伯克说：“这些律师只不过是下议院的候鸟而已。”然后他接着补充道，“他们在上议院会有最好的船锚。”

上流社会的豪赌之风

在英国，赌博之风扫荡着上流社会，在一次豪赌中，一个富人可以赢得或失去100万英镑。

英国社会另一个大的改变体现在徽章的凋谢。当贵族们的特权转移到中间阶级时，徽章就失去了信誉，并且贵族封号也变得陈腐。我不知道这些明智的贵族们是否已对这些徽章、封号感到厌倦，它们与假发、香粉、鲜红的外套一样属于历史的陈迹，把它们和脂粉、纹身全部交付给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达官贵人，或许是件好事。

悬殊的对比

伊顿公学的男孩们很有绅士派头，工作阶级的男孩则衣着很随便。

大多数英国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都是带着他们的礼仪、能力和馈赠的财产进入社会的。因此他们每天都跟贵族们平起平坐，并往往又在荣誉和权威之争中超越他们。这些有教养阶层的人数众多，而且还在不断扩大。据估计，在伦敦这样的人有7万。他们构成了所谓的上流社会。但他们不能忽视这么一个事实：一个没有封号的贵族可以轻易地掌控属于爵位的最高权力；有钱的英国人今天可以周游世界，获取比他们最强大的国王所能支配的还要多得多的利益。

* * *

[1] 爱默生过去常讲一个古老的传奇剧给孩子们听：剧中的耶稣在被钉死于十字架前，坚持认为自己是大卫王的后裔，享有骑士权利，向庞迪努斯·皮拉多（Pontius Pte）发出挑战，并进行决斗。

[2] “熊和破旗杆”是对沃维克伯爵的最好认识。

[3] 根据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在波斯沃斯原野（Bosworth Field）之战的早晨，这位公爵，一个篡权者的忠实拥护者，在他的帐篷里找到了一卷羊皮纸。羊皮纸上的内容对他可谓是当头一棒：

“诺福克的乔基（Jockey of Norfolk）不要太嚣张，因为你的主人迪肯只是被人所利用。”

[4] 公元前4世纪加尔西斯的詹布里柯（Jamblichus of Chalcis），叙利亚（Syrian）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爱默生在记事中曾多次提及他：“我倒希望读读詹布里柯的作品，期待他在教堂里复活过来。”

[5] 萨瑟兰郡公爵（Duke of Suthend）的宅邸。1848年7月21日爱默生写信给朋友说：萨瑟兰公爵夫人2点时派人接我去和她一起共进中餐，随后并带我参观斯塔福德宅邸。你现在应该知道这位贵妇的住宅之豪华当数王国之最，连女王的都有所不及。女王面目清秀，个子高大，身材匀称，雍容华贵，妩媚动人，举止端庄。我去时，受到了她的热烈欢迎。她由仆人簇拥着，向我介绍了她的女婿阿及尔公爵（Duke of Argyle），以及她的姐妹霍华德太太贵妇们。用膳完毕，年轻友善的阿及尔公爵带我穿过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他说他还从未走进过如此壮观的宴会大厅。展览馆、客厅和前厅与皇室的一般大小和豪华，四处都是精美的雕像与绘画。我们在展览厅见到了公爵妇人，她取出她最名贵的画给我看。我问她是否在每个早上她都会静静地独步于这些尤物之中，她说她喜欢那样做。她小心翼翼地把每一件精美的物品指给我看，并告诉我说只要我喜欢，她随时欢迎我前来观赏。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次意外的访问中看到的公爵夫人和她的宅邸绝对完美无瑕……我从未见过如此奢华的宅邸。看着这金楼玉宇，高贵、温柔的妇人漫步其中，你就是把整个英格兰抛到脑后也乐此不疲。但愿可怕的革命浪潮——如果一定不可避免——慢点到来，迟一点来到斯塔福德宅邸，并善待它的主人和一切物品！

[6] 奥古斯都·海尔（Augustus Hare）如此形容诺森伯兰公馆：“上个时代还矗立于斯特兰德大街上的惟一一座海滨城堡，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时期最雄伟的建筑之一，伦敦最别具一格的建筑珍品，我们这一代已经看到人们已经在为失去它而哀叹不已。”

[7] 在爱默生回国后做的演讲中，他用到了以下有关英国政治的记事：

出生高贵的英国青年走的是一条很狭窄的路途，除了骑马、玩枪和在俱乐部会所闲混以外，他们所知道的只有下议院的大门了。贵族是社会的主心骨，众议院控制在上议院的手中。能当上勋爵的都是平民百姓。下议院658名成员中已有455名被入选到上议院。1832年前，上议院成员基本上都是贵族。……内阁中通常有一半是贵族，而另一半又与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贵族控制着公共事务的导向，并视之为一种职业。……

[8] 那时军队的军衔是可以购买的。

[9] 爱默生写下了他在伦敦的社会经历：“我感到奇怪，但的确如此，与我谈话的人中，社会地位越高，他们的本土口音就越淡，因此也越接近美国社会中最有教养的那些上流人物。”

[10] 爱默生在一次名为《天生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的演讲中，在承认贵族真正伟大的荣誉和显赫地位后，他说：“但是人类不应纵容享有特权而又不予回报的家伙。当金色的河流变成滚滚淤泥，天空也会为之暗淡无光。当天才们变得懒惰和放荡，不是为他卑贱的伙伴肩负圣人、预言家或者激励者的职责，而是置他们自己的名声于不顾，令人费解地挥霍无度……不负责任地活着，就是卑鄙下流。”

[11] 行政长官，援用古罗马将军兼执政官麦西那斯和鲁库那斯（Macenas and Lucullus）的名字。——译者注

[12] 纵然拥有家产万千，

如果头脑愚笨简单，

只会人财两空徒悲叹。

——引自赫伯特《教堂的门廊》（The Church Po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