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访英国_英国人的特性

文学成就的前提就是对社会至高权威的打破，因为文学与自由结伴而行，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人们宁愿跋山涉水去追寻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而不与身边那些妇人见识、斤斤计较的酒店职员或农夫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达、知足常乐、平易近人，其本人更优于其作品。

英国人耽于幻想，这似乎彰显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

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思维是一种狭隘的、地地道道的英国式思维，他是以一种大众的平庸和顺从来凸显他可贵的高尚。当超出他熟悉的领域，他的观点就毫无价值了。

我曾两次到访英国。 伦敦俯瞰图

泰晤士河畔的英国国会大厦和大本钟，建于公元750年，占地八英亩，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国会大厦也象征着英国历史悠久的民主制度。

格里诺从一个朋友那里给我带来了一张家住圣多米尼加迪菲索尔（Domenica di Fiesole）的兰多先生的请柬。5月15日，我有幸与兰多先生共进午餐。他的高贵典雅和彬彬有礼让我印象深刻，精美的图片把他的格拉德斯加别墅（Vi Gherardesca）里装扮得诗情画意，四周美景尽收眼底。从他的作品和一些趣闻轶事中，可捕捉到一种阿喀琉斯式的愤怒——一种桀骜不驯的粗犷。我不知传闻中对他的诋毁是否公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5月15日这天的兰多先生绝对是位谦虚有礼、和蔼可亲、谈吐高雅的绅士。他赞美在佛罗伦萨野地里遍地生长的仙客来，崇拜华盛顿，敬重华兹华斯、拜伦、马辛杰（Massinger）、博蒙特（Beaumont）和弗莱契（Fletcher）。当然他固执己见，喜欢一语惊人，总是竭尽所能地以他那英国式的冲动畅谈永恒的过去。他说，“自古英雄身后皆寂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当然菲利普和亚历山大除外，对菲利普更是推崇。兰多先生热衷于希腊艺术，尤其钟情于希腊雕塑。维纳斯雕像是他的最爱，其次就是摆放在陈列馆里的亚历山大头像；他最喜欢的雕塑家是波洛尼亚的约翰（John of Bologna），而不是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绘画方面，他喜欢拉斐尔（Raffaelle），对佩鲁基诺（Perugino）和其他早期的大师们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兰多先生认为只有希腊的史书才是唯一的经典之作，伏尔泰的作品紧随其后，稍稍逊之。他对马金托什（Mackintosh）和我最近结交的这些朋友毫不赏识，却对蒙田和沙朗[6]击节赞赏，这似乎有点黑白不辨。他认为德热兰多（Degerando）得益于《卢卡论幸福》（Lucas on Happiness）和《卢卡论神圣》（Lucas on Holiness）！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谈论骚塞，但见鬼，谁知道骚塞是谁呢！

兰多先生邀请我周五去吃早餐。我和格里诺一同如期而至。兰多迫不及待地给我们背诵了五六行裘力斯·恺撒的六音部诗行以示款待——他告诉我们说，这首诗源自于《多纳图斯》（Donatus）[7]。他对切斯特菲尔德（Lord Chesterfield）勋爵赞美有加，但对伯克（Burke）和苏格拉底（Socrates）颇有微词。他把华盛顿、福西翁（Phocion）和提摩勒翁（Timoleon）称为三大伟人；像果树学家一样，在其目录表上选出三到六个最好的果种“来建立一个小果园”。他甚至不忘对他们名字相近的尾字母评论一番。“一个伟人，”他说，“一个伟人应该享以厚祭，宰杀一百头牛，别管它们是被上帝和英雄们享用或是被苍蝇美餐一顿。”在此之前，我拜访过阿米奇（Amici）教授，他让我参观他的显微镜，（据说）可放大两千倍，我向兰多谈及那些显微镜的用途。兰多蔑视昆虫学，但他却喜欢说：“细微之处见精神。”这和昆虫学精髓倒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试图谈起最近风头正健的作家赫歇尔（Herschel）以示揶揄，可他却声称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甚至连这个名字也是头次耳闻。兰多先生有一间挂满了各种图片的房子。他喜欢向人展示他的图片，尤其是其中一幅，他站在那幅画前，说：“如果有人能证明这幅画是多梅尼奇诺（Domenichino）的真迹，我就赏他五十几尼。”其实我对兰多先生的图书室更为好奇，但据霍雷肖先生说，兰多先生喜欢把书送人，因此房间里的书为数不多。

柯勒律治像

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英国湖畔诗人之一，著名评论家，浪漫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主要作品有《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等。爱默生认为柯勒律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而在于他是一个评论家，尤其推崇他的文学评论。

英国人耽于幻想，这似乎彰显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而兰多先生把这种幻想推崇到了极致。他有一颗神奇的头脑，专横、狂暴，且永不枯竭。本来是块当兵的料，可造化捉弄人，让他成了一个文人。虽然他纵横驰骋于文学界，但他仍对英雄及其所为素怀一种英国式的喜好。事在人为，空谈误国。创新的思维和前进的脚步，远比那无谓的谴责更有意义。遗憾的是，兰多先生的价值在英国被埋没了，他被人们忽略，又常常在《评论》杂志上受到猛烈抨击。这些批评也许见仁见智，但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而年复一年，学者们却一直在拜读兰多先生的文章，以期在他那优雅的字句中找寻那令人回味的智慧、聪颖和愤慨[8]。

8月5日，我从伦敦来到海格特（Highgate），给柯勒律治先生写了个便条，希望能有幸造访他[9]。快到中午了，他捎来口信告知他正在午睡，要我在一点钟以后拜访他，他乐意见我。一点时，我再次回来，见到了这位老人。他身材矮小结实，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面容和蔼，气色不错，拄着一根拐棍。他满不在乎地吸着鼻烟，领带和整洁的黑色西装很快就弄脏了。柯勒律治先生问我是否认识奥尔斯顿（Allston），并热情洋溢地谈起他们在罗马相识后所知道的奥尔斯顿先生的优点和事迹，以及奥尔斯顿是个提香式的大师等等。随后柯勒律治先生又谈及钱宁博士（Dr.Channing）。叫人难以启齿的是，柯勒律治先生竟然炮轰一神论者。提及这点，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谈论一神论的愚蠢无知，——真是岂有此理</a>，他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本沃特兰（Watend）主教的书，并充满激情地朗读了自己在扉页上写下的几段感想，——我相信这些段落收集在《思维的助手》中。趁他停下来喘口气时，我插言道：“尽管我高度赞赏他所有的辩解，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他，本人天生就是一个一神论者，而且是一个一神论者养育了我。”“不错，”他说，“我想是这样。”并照旧滔滔不绝。人们都在毫不迟疑地默许了圣保罗（St.Paul）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根据菲洛·朱迪厄斯的说法，同样也是基督以前的犹太人的教义——这么多年后，这一小撮教士竟还挺身而出加以否认，这真是不可思议，等等。柯勒律治先生的确为钱宁博士——一个他所敬仰的人——不，说敬重未免欠妥，不如说他这么关注的人——竟然信仰那种观点而感到非常惋惜。柯勒律治先生见到钱宁博士时，曾暗示过他，但他可能是因为基督教那些可爱而美好的内涵而爱上它的。也就是说他爱的是基督教的善，而不是它的真。“先生，请听我说，据我所知，十人崇尚基督教的善，而只有一人爱它的真。但爱其真却是比崇其善更为伟大的一种美德。”柯勒律治先生熟知一神论，因为他曾是一神论的信徒，知道它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行径罢了。他曾被人称为“正在升起的一神教之星”。他继续界定或者说是重新定义一神论：“三位一体教义是现实主义，上帝的观念不是本质的，而是超本质的。”接着他又大谈特谈起“三位一体论”和“四位一体论”来，而我只领会了其中一点，即“意志就是一个人赖以成为一个人的东西。因为，在街上如果有人推了我一下，而我却把身边的另一个人挤进了阴沟时，我会立即惊叫道，‘先生我并没有挤你。’也就是说‘我不是故意的’，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同样，在英国，如果你我各执己见，各自主张，那我的主张会更受欢迎”。

趁柯勒律治先生稍作停顿时，我告诉他说，他的宗教观在美国深受读者欢迎，然后我接着问他，在《朋友》Cave）的十四行诗。我来造访时，华兹华斯先生正构思of Kehama）的诗人。他还擅长散文，也是一位评论家，但他的评论中诚恳多于怨恨。让我看看其他没有刁难、自大或是诽谤的东西吧。

……

[9] 爱默生23岁时就非常喜欢柯勒律治，并在柯勒律治的影响下，对德国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1829年，爱默生在写给他姑妈玛丽·爱默生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柯勒律治的“友情”深感快慰，“他（柯勒律治）的声音虽不那么洪亮，可他却魅力四射，学贯古今”，并称赞他是“哲学思想可与其他哲学思想相媲美，就如天文学可与其他自然学科相媲美一样；其立足点高，正如登峰望远，周围景色，一览无余”。

爱默生曾评论柯勒律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而在于他是一个评论家”。爱默生赞扬柯勒律治那“超过了所有一丝不苟的鉴赏家的敏锐细致的鉴别力”，并且“他对道德、才智和社会各方面进行了最广泛的研究，他的《传记文学》是所有用英语写成的最精辟的文学评论；不，我哪知道现代学者受惠于他的有多到什么程度？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作品”。

[10] 爱默生曾对友人说卡莱尔的外貌使得“任何诡计在他面前都会被一一揭穿”。

[11] 指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莱尔赞他为“他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思想纯正，能力非凡，对边沁主义有清醒的认识”。

[12] 原意是，永远的收获。

[13] 爱默生曾在致艾尔兰德先生的信中提到他的阿伯塞德（Ambleside）之行：“在我和华兹华斯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宝贵时光中，我看到，虽然已77高龄的华兹华斯身体硬朗，并且十分健谈，他甚至要和我步行去拜访玛蒂诺（Martineau）女士，可因天开始下着小雨，我不想淋雨，未去。”

1836年玛蒂诺女士在美国邂逅爱默生后写道：“美国有个不同凡响的人，可以说，不了解他就不能完全了解美国。我的意思是：他不仅魅力无穷，而且身为国家的一分子，他奉献了一份无限的价值，但是他的智力与性格却与那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英雄相反。伟大的事业在期盼着他，正向他挥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