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国生活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_美国的民族性格与信念

美国人认为缅怀过去是对时间的浪费，然而他们对未来却充满了热情，他们认为推荐一种意见或做法的最有效方式是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大家都准备采纳的意见或做法。这种对他们所认可的东西的期待，或者说对期待的东西的认可，带来了乐观主义的态度。这种乐观是开拓者必备的素质。

英格兰与美国共同的语言与传统类似于其他的家族纽带关系：在生活遭遇大的危机时，他们将会团结在一起，但有时也会闹些小摩擦或是彼此挑点毛病。英美两国社会基础很相似，因此他们相处融洽，息息相通，都会本能地抵制那些阻碍这种和谐关系的东西。如果由于某种错误或是出于某人的失误使得两国之间出现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常会显得反常。他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评判对方而不会像对待其他外国人那样必须发挥想象力从而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在道德、社会风俗和艺术方面，假如按照优点的大小把两国分处高下就有可能会伤害一些人的虚荣心，这种将两国相互比较的危险不仅仅会招致不满，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会损害理解，因为实际上优秀品质分很多种，各不相同，而且人们对待自由生活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比较是那些无法洞察所比较事物真谛</a>的人所采用的权宜之计，哲学如果只能从某事物与另一事物的关系中去找其本质，那就太肤浅、太注重自我了。其实在美国自然存在的事物的核心都有某种独特的、与其他事物不可比的东西。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它要靠本身的意志力在其特定的环境中竭力发芽、生长。变化是不受约束的结果，反过来自由又是精神上哪怕微小的根本性变化的先决条件。我奉劝读者不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而要忘掉自我，去感受美国生活的内在特征、去观察美国人如何自然地形成其情感与判断，去如实报道在美国这块新的自由天地里所出现的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做到由表及里。

但美国人并不只有一个，而有好几百万，分布在东南西北各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种族、职业以及宗教也有差异。诚然，我所举的那个美国人是虚构的，但是在阐述这类问题时运用寓言式的手法是必要的，而且不妨承认这一点。讨论自然存在的事物时，我们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讲求实际的人也许注意不到这一点，但是事实上人类的言论本来就不是针对自然存在的事物的，而是针对概念的本质，针对思想所提出、所戏弄的诗歌似的言词或逻辑术语。当命运或必然性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种惬意的概念游戏转移到赤裸裸的事实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时，我们才会放弃华而不实的思想，去关注生活中那些大事的标志。我们只得用自己想出的标准去考虑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与价值观。我所提到的典型的美国人就是这些标志之一。如果我要谈论按照迂腐传统进行分类的群体或是概念化的个体，我仍然要依靠标志来表达，创造出道德上的标准和虚伪的简便。碰巧，概念化的美国人与实际情形十分符合。虽然在美国生活着一些黑人，个体美国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习俗、性情、思想却有很明显的一致性。他们都离别了故土与祖坟，毅然决然地一起投入了一个新的生活漩涡，而这个漩涡所在处原本是个空荡荡的地方。做一个美国人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道德状态，新的教育和新的生涯，因此哪怕是一点点唯心主义的虚构都足以掩盖每个美国人性格中的大部分特点，或掩盖大多数美国人在社会见解和政治判断上的总体取向。

托马斯·杰斐逊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独立宣言》的推动者， 美国人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接受了精神唯物主义，因为在他们与物质的东西打交道时，他无暇停下来欣赏那些东西中合理的因素（那些因素是理想的），也不会立即懂得它们最终的用途（那些用途也是理想的）。与诗人相比，他们是世俗的。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唯物主义给人印象最深的表现是美国人对万能的美元的热爱。然而那只是一种外国的无知的看法。美国人总是提到钱，因为钱是他能够很方便地衡量成功、智慧和能力的标志。可是单纯就钱本身来说，他可以挣钱、失掉钱、花钱、不当一回事地把钱赠人。在我看来，他的唯物主义给人印象最深的表现是他对“量”的偏爱。例如，如果你去参观尼亚加拉瀑布，你可能会想肯定能听到美国人介绍这个大瀑布每秒钟有多少立方英尺或公吨的水从山崖泻下，又有多少座城镇（以及多少城镇居民）的照明和动力之源是这个大瀑布，以及得益于这种动力的工业的年产值有多少，这个世界最大奇迹的水力资源取之不尽，依靠它而生产的工业也不会伤害旅游业的发展。抵达靠近瀑布的布法罗市时，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会听到这样的介绍，可是我错了。我听到美国人介绍的第一件事是布法罗所拥有的柏油人行道的英里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多。这种对“量”的偏爱并不仅体现在工商界人士身上。有个学期刚开学不久，哈佛学院的院长遇见了我，他问我教的班的情况如何。我回答我觉得他们学得还不错，学生们似乎都比较好学，也很聪明。院长打断了我的话，好像我正浪费他的时间。他说道：“我的意思是你班上的学生的人数是多少。”

美国的巨头们

四位巨头分别是：安德鲁·卡内基、约翰·皮尔蓬特·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梅隆。他们都是美国财富大亨。美国人总是提到钱，因为钱是他们能够很方便地衡量成功、智慧和能力的标志。可是单纯就钱本身来说，他们可以挣钱、失掉钱、花钱、不当一回事地把钱赠人。

我想我们会发现这种对“量”的爱有个常保持沉默的伙伴，这是位对于“质”总不好意思开口的伙伴。民主的良心对任何有特权味道的东西都采取躲避态度，它唯恐将不适当的特权赠给了什么追求或什么人，便把对所有东西的认定尽可能压低到“量”这个有共性的标准上。数字不会撒谎，但是假如涉及对美国哲学各种理想的美与英国哲学各种理想的美进行比较的问题，那该由谁来决定呢？大学里所有的学科都不错（否则还要大学干什么？），可是那些吸引学生数量最多的学科却应该得到最大的鼓励。院长所提问题的根由即在于此。对“质”不好意思开口的民主信仰把教育的缰绳丢在了学生的脖子上，就像堂吉诃德把缰绳丢在了瘦马驽骍难得的脖子上那样，让天赐的直觉自行其是。

美国人还从未面对过《圣经》故事中约伯所遭遇的那么多危难的考验。他们已经有了成功地克服大危机（如南北战争）的经验。既然他们已经再次成功地战胜了大危机，他们可能会像另一次那样完全致力于发展企业、争取富足。然而，假如严重的无法克服的苦难突然降临，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呢？到那时我才能发现其性格深处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的脑子也不会总是运转而不休息。他们喜欢幽默，甚至喜欢风趣的言词。幽默是精神上无束缚的一种表现。他们热爱自然景色、热爱人类、热爱知识。他们发现至少音乐是一种他们真正喜欢欣赏的艺术。在音乐和自然景色中，在幽默和友善里，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理想，或许比他们在乏味的学院派唯心主义和繁忙的宗教里所感受到得更真切，因为甚至连美国的宗教都整天忙着开会、筹集房屋建筑基金、开办学校、组织慈善机构、建俱乐部、搞野餐活动（英国是否也是如此呢？）。为了简朴而生活得穷一点，为了产品更精美，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省点心并摆脱废物之累，而少生产一些产品——美国人的脑子里还没有这种理想。然而我好像在各处都能听到人们的叹息声，那是不堪天天忙碌和社会压力的呻吟。这种渴望压力减少的重要证据是那些大众化宗教的新的变异，它们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变异，而是新出现的花样，例如基督教的奋兴运动、唯灵论、基督教科学派、新信念派。目前有些外界的或精神上的力量尚未被人类所利用，无论我们是否能通过某些途径利用它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事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无疑可以尽量消除生活进程中的阻力与浪费。我们可以松弛病态的过度紧张、解除对本能的束缚、抚平心灵上的伤痕，让自己变得朴实、可爱、心平气和。这些宗教运动正是朝着这种有益于人类健康的目标努力前进的。虽然这些运动是平民的运动，没有什么伟大的指导思想，也并不企图把人从平庸、单调、世俗的生活状态下解脱出来，不过它们却有可能在这个较低的基础上让人变得心身健康，并且正在做着这样的追求。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规范。像各种动物的天赋一样，我们各种生活和思想的尊严价值也是相对的。势利小人只敬慕一种人，他敬慕的人也颇能说明势利眼的偶像是什么样的；或者势利小人对他们既羡慕又憎恨，这种态度本身即是势利眼的态度。正相反，向圣弗兰西斯、狄更斯那样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就晓得在每一座泥巴住宅里，无论其主人天资如何、地位怎样，却可能生活得十分美满。就像不应有地狱惩罚的威胁那样，也不应有逼迫工作、逼迫前进、逼迫改革的命令与威胁。如果一个人的灵魂不自由，那么世界的解放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思想自由来不得虚假，因为理想即是心愿也是理智的表现。在生活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常暂停奔波忙碌去享受生活，是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升华到能欣赏真正美好的事物的境界，那么一旦我们发现并喜欢上了那些美好的事物，无论发生了什么其他事，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这种自然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物质，只说明我们有朝气、有活力。美国人民有正常的理智。当理智处于正常状态时，它便已经摆脱了一半的束缚、其本身即已经变成了一种乐趣。美国人民有副热心肠。正直的古道热肠必有善报。好人的心不应总是单纯为血液的循环而辛勤地工作，时间及其本身的跳动将为它安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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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玛特尔，法国巴黎北部一座小山，位于右岸区，因其夜生活与凡·高、土鲁斯-劳特累克和尤特里洛等艺术家有关联而著名，原属蒙玛特尔村，于1860年并入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