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就像错误,是动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这在一个拥挤混乱的世界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世界中一种自然的倾向有可能会妨碍另一种倾向,而所有的倾向都可能遇上行不通的情况。只要生命在延续,这种困难就会反复出现,每种生物的活力越大、性格越完善,越会努力消除或击败感觉到的邪恶。
与此同时哲学权威的光环也落在在哈佛大学</a>的一位教授头上。年轻的乔赛亚·罗伊斯是加利福尼亚人,他从德国归来时便以智慧超群著称。即使你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上帝存在的最新证据,仅仅看到他就会觉得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头很大,对于他那瘦小的身体来说似乎显得过于沉重,那奇特的粗重眉毛和浓密的红头发似乎压迫着脸的下部。威廉·詹姆斯曾评价说:“罗伊斯的前额的确不怎么好看。”他有点像善良的丑八怪或老小孩,在奇异的面具下隐藏着一种超自然的敏锐洞察力。给他一点暗示,甚至不给暗示,他都能对任何话题旁征博引地发表见解,让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纰漏。他熟知课本和百科全书中的知识;如果他的话让你感到迷惑,除了因为博学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和一些未知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他拐弯抹角地分析事情,在离题很远的地方开始,可能会用美国式的前言先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到了关键之处,他会立刻收敛,并用哲学的深奥术语把那关键之处重新掩盖起来。他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就会妙语泉涌,有条理地演讲起来,根据需要或时机可以讲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他的声音粗哑刺耳。你会感到这台超负荷的标准的学术机器,在职责或习惯的召唤下咯吱作响,他不想住口也没想到让别人停下来休息。然而这个正在讲演的灵魂背后有一个活泼的灵魂仿佛在监视并嘲笑这个过程。有时他那细小的双目中闪烁出欢乐的光芒,固执的嘴角会流露出羞涩的笑容。整个论证中有一种似乎矛盾的、讽刺的、不确定的东西会时而窜跃出来,像浪端的白色浪花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四处迸溅。
哈佛校长埃利奥特
化学家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自1869年到190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职40年,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使一些老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尽管如此,哈佛的哲学教育在桑塔亚那看来仍是不让人乐观的。
他的研究方式是首先搜集并消化科学或“魔鬼”的观点。显然他在品味难题时会获得一种诡秘的快乐;对他来说不论是《圣经》批评、生存斗争,还是最新的德国的性失常理论,都不是什么可畏的论题;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软弱的、美丽的或虚幻的事物都应拿到“磨房”里经受一番研磨!他似乎在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大帝而是 然而罗伊斯有时不是从这个方面放弃黑格尔的道德标准,他是从道德教条主义和绝对真诚的角度这样做的。他天性善良,有坚定的责任心以及民主的、美国式的服务精神。他不会仿效黑格尔或尼采,装腔作势地采纳一种道德偏见。对那些冷酷的专业哲学家来说,任何角色都可以接受,那角色的权力越大越好;但是善良的罗伊斯就像一个敏感的业余哲学家,不论坏人的角色在戏里有多重要、多抢眼,他都会拒绝扮演。因为对自己洞察力的妄自菲薄,或者因为顺从角色的要求而暂时忘记了坚持己见,他会在角色中迷失自己,并且认为只扮演道德高尚的角色才是非常重要的。他自相矛盾地保留了犹太人对上帝的忠诚,实质上是相信上帝只维护众多斗士中的一个,而那个人有时并不是胜利者;他不能容忍幸运的无耻之徒,而对这样的无耻之徒,德国人、卡莱尔以及勃朗宁却常予以夸赞。他生命中最后一项值得称道的行动,就是发表著名的对德国潜水艇击沉卢西塔尼亚号豪华客轮的公开谴责,这一行动也表明了他坚持正义的立场。正统的黑格尔信徒可能会说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如果仅仅从有限的道德角度上看,邪恶可以催生更高尚的善良,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反其道而行之的是德国人的骄横和美国人的骄横,他们这种德行形成于战争胜利的具体好处,或者也许形成于更幸运的战败的益处。纯粹的道德观干扰了世界发展的高尚概念的说法难道不是最缺乏哲理、最武断的说法吗?“世界精神”为了通过自我憎恨、自我斗争和自我征服获得自我意识,不是被迫分裂为德国精神和美国精神了吗?当然美国就应当愤怒,而德国则应当残忍。这种看法想看到双方像斗鸡一样争斗不休,因为这就是它培养它们的目的。就像黑格尔在描述希腊悲剧时指出的那样,反面角色和正面角色一样都自认为是对的;他们不过是较低级文化层次上的正面角色。美国和英国仍停留在个人主义阶段;德国已经升上了更高级的组织阶段。也许注定会有这样一场战争,通过德国表面上的战败,把美国和英国提升到德国的水平。当然确实是如此,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罗伊斯不知为什么没进行深刻的思考,一定是毕生的习惯使他随口说出了这些看法。苏格拉底的魔鬼会在他耳边低语,让他不要说、不要说;如果这样的事没发生就好了。杀死成千的旅客不是凑巧的行为,它是对外发动战争的必要的前奏。但它也是应该受到众人共同诅咒的罪行。如果将一块石磨挂在黑格尔的脖子上(而非那些小喽啰的身上)并将他沉入海底,那才是对他(或别的应对此事负责的人)的更好的惩罚。在地球这块多战争的地方,罗伊斯愿意接受痛苦,但是拒绝耻辱。战场上的另一方是邪恶的化身。
卢西塔尼亚号沉没的瞬间
1915年5月12日,英国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击沉,至少有124名美国人丧生,威尔逊总统为此向德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乔赛亚·罗伊斯虽然对德国哲学痴迷不已,但也对德国这一行为进行了公开谴责。
当他遇到罪孽时,他的逻辑总会出现简单的偏差,他认为罪孽是令人恐惧的现实。他的良心扰乱了其理论中泛神论的平静;更严重的是(因为他完全清楚这种矛盾)这给他艰苦的生活增加了深重的懊悔不安。他认为错误事物的存在是正常的,可是又认为不争取改正它们同样确实是错误的,这样怎么可能保持平静呢?他有一次指出科学和宗教之间没有冲突,真正的冲突存在于宗教和道德之间。在他的思想中信仰和科学可能真的没有冲突,因为他的信仰起源于接受所有事实和科学的可能,以便认真地正视它们。但是他所理解的宗教与道德之间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道德会偏袒某一方,认为一种动机和一种结果比另一种更好,而在他看来宗教为了满足上帝的意志而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感到欣喜,其中甚至包括邪恶。当然美德的作用也包括在内;它和邪恶一样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虽然道德的努力是必须的,可道德的审判却是荒谬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持这种见解的人的思想是分裂的,虽然他像年轻的巨人一样和这些最深奥的问题拼命搏斗,但是他没有取胜。我是指他未能理解事物本质的任何一种可能,只是认真、高尚、可怜地纠缠于比自己强大的矛盾传统中。在人数众多的哲学家队伍中,他成了一位英勇的烈士。
在对待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上和他对待道德一样,罗伊斯始终不辞辛苦地论证着同样的一些观点,然而它们始终都不清晰;他的唯心论不能理清那些观点所涵盖事实的自然复杂性。他的思想上有一种极大的困惑;一些清晰的原理和最终的可能也掺在其中,一会儿表现出这一面,一会儿又表现出另一面,就像是湍急的水流中漂浮的碎木片一样;但是力量最强大的却是水面下的暗流,它的流动很难追踪。他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一种创建哲学体系的方法,当然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思想,但是那种方法却无意阐明哲学体系中的具体问题。他没有想过去纠正哲学观点中缺乏条理的地方,只是把那观点作为一种可能性保存下来,等待事实使我们能够决定它正确与否。然而他坚持那些无条理的东西,仿佛那就是这种观点的核心,迫不得已时才完全转变观点,因此尽管他好像在思考、批评每一种观点,只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不论最初选择的观点多么不恰当,可争论总是在同样的方向上持续着),但却从来没有达到公允;那些观点没有得到阐明,仍然自相矛盾,可还是并无根据地被接受或拒绝了。因此就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错误观点,即哲学产生于哲学本身,而不是人类面对事物思考出来的。继而又试图通过诡辩说明所有的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还令人不安地认为每件事既是对的又是错的,仿佛世界上没有可以被阐明的大量绝对可靠的理论体系。
例如他有一个最令人迷惑的主要论点,即所有思想都是一种核心思想的组成部分。根据思想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很容易使这种观点变得清晰且正确,或清晰但错误,或清晰但可疑(因为触及了未知因素),或彻底的荒唐可笑。很明显所有思想都是一种经历变化或经历体系的组成部分,正像所有物体都是一种物体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样。此外,如果思想等同于它的思考对象,并且当人们在思考同一件事时他们就被称为“属于同一种思想”,那么许多想法肯定会有相同的地方,它们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一种全知的思想相同,这种思想能理解它们各自的经历。如果统一的思想指的是类型的统一,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难以确定;我们的信息和可能的猜测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存在着多少种经验,或者它们的发展(当它们发展时)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同样的原则。我们需要考虑动物、其他星球和无限深邃的时间。即使对于人类有限的若干种想象力来说,德国唯心论所提供的范畴也显然太狭隘了。最后,当这种思想指的是某种具体的思想(比如美国的存在消失了或被否定了)可以成为另一种(坚持认为美国存在)思想的一部分时,这种思想就变得荒唐可笑了。但是这种对待事物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观察到的任何东西添加到复杂的人性中)会忽略掉那种能激怒罗伊斯并且使他的读者感到迷惑的问题。他希望所有思想都一致,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逻辑和道德的要求,而他又总是觉得这种一致是不可能符合道德和逻辑的。
纯粹的先验主义是罗伊斯的技术方法,在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出现。先验主义是一种态度或观点,而非理论体系。凡是思维可以效劳之处,先验主义的“绝对”就会做“绝对”的思考。想法可以彼此独立的观点被排除,因为空间、时间和数字都属于受思想安排的想象世界而不是属于思考的功能;个人是想象构建出的虚幻的东西,就跟物质性的客体是想象构建出的东西一样。道德存在的压力无论落在何处都是一样的,思想家彼此之间的自我和关系是无限的;也不存在单独的无限自我,因为根据这条原则,“绝对”不是一种存在,不是心理上的怪物,而是一种身份或职责;自我的核心是一项任务。因此真正的思考从来不是“绝对”的一部分,而是“绝对”本身。思想家,不论有限还是无限,就是存在的人或大量的情感;它们都只是梦里才有的东西。任何等待承认的存在体系、任何真理或事实都与先验主义的观点相矛盾,使它变得愚蠢可笑。无所不包的思想即是我认为的自己的思想,是正在发挥作用的思想,哲学不可能超出这种认识。
然而虽然罗伊斯经常从这条原理出发进行推理,却总是超越这种认识,或总是忘记这种原则。他不禁相信有构造力的幻想不但冒充个人和思想,而且存在于它们之中。比如“绝对”一定不止是抽象的主题或是先验主义的自我(虽然它也是自我),而是一种综合的普遍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和基督教神学。作为一个真诚的人和威廉·詹姆斯的朋友,罗伊斯很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存在主义者;我指的是不承认有许多平行的人类思想,它们彼此有短暂的存在关系,并且互相影响,而绝不是相互取代也不是相互包含。有限经验不仅是无限经验的一个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的整体。我并不是眼望着自己的上帝,我是寻找上帝的自己。然而这种态度是与先验主义原则根本矛盾的;它即便没把哲学变成对文学心理学的沉溺,也是把哲学变成了对科学的简单推测。那么知识就只是确信能通过一些物质的影响或亲密关系的暗示,越过共生的分歧,猜测我们周围事物的存在和本质。这种自然主义所暗示的轻信和结局都和罗伊斯所怀疑的神秘的直觉相矛盾,让他感到不快。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吗?
剧院里的观众和戏剧中的事件、人物是一种先验主义的关系。表演可能在今天举行,持续一小时,而故事可以把我们带到某个英雄时代或某个不曾存在的时代,而且在虚构的时间中跨越数天甚至数年。正是这样,永恒的没有在人们之间散播开的先验主义的思考,就可能审视无限的时间,排演无数角色的感情和思想。不论思想是多么虚伪、多么理想化,毕竟它还是需要对象的;如果没有思考对象,就不可能思考。这个由现象组成的必不可少的世界比客观实在更加有趣;现象的特点和分类使纯思考的单调功能多样化、具体化。如果区分具体观点和具体思想的东西只是其主题,而不是它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那么它们可能就会被径直引入一个先验主义的体系。先验主义的思想就像个纯粹的诗人,不深入世俗生活,只生活在其作品中,生活在故事的人物和时代里。罗伊斯始终坚定地持有这种可以称为绝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并且愿意把它放入自己的理论中。但是他又竭力想把它同社会现实主义融合到一起,可这两种观点却是根本矛盾的。在绝对唯心主义看来,具体思想和整个时间过程只是想法;它们接受思考和审视,不会自己思考或消失。因此真正的唯心主义者可以口若悬河地谈论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思想。对他们来说这和个人思想的真实与否是一致的;在个人范围内,他们可以寻找贯穿并超越个人的统一,因此这个人和其他人相同的那部分就形成了和他一样存在的个体的特点;这是一个主题编成的网,不是存在的集合。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实质和精华,也就是说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世界本身,相互交织的会说话的个体才是唯一的存在的个人。你可以叫他们人,因为“人”意味着面具;但是你不能称他们为心灵的化身。他们是历史之网上的结。他们是所处环境的语言,他们唯一的灵魂是他们所具有的对我而言的意识。
然而罗伊斯在谈论这些的同时,却希望不要谈论它,他那上下两卷厚厚的著作《世界与个人》把主题藏在晦涩之中。在把书写完时他意识到了这点,就极具个性地又写了长达一百页印刷更精美的“补充论文”,以说明要点。他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幅十分详尽的英国地图铺在英国的大地上。这幅地图是英国的一部分,它复制出英国的所有特征,同时这也就是它自己的特征;因此地图可以缩小无数倍后成为小地图,就像一面镜子里映出的另一面镜子。用同样的办法,我们也可以成为较大个人中的较小个人,而且和较大的个人一样真实完整。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吗?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例证,就仍然只有一个个体存在,那就是有形的英国,所有的地图都是它唯一表面的一部分;但英国绝不可能和地图相同,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冲刷和邻国的包围,它也不会像拼接的地图一样被英国的其他部分包围起来。相反,如果我们把拼接的地图的各部分都延长,让每块地图的地位都相等,那么就看不出英国了,只会有英国凌乱的地图。只会有不包括自己的绝对思想,“绝对”是作为整体的一系列事物,它与组成自己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相同。当它们是地图时,它就是相关联的一个系列,它们是思想时,它就是真理;如果“绝对”从一开始就只被当作真理,在它之下个人的存在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此外,推断的目的是为整体和有限组成部分的相同实在辩护,如果所有的个人都绝对相像,那么他们的相同之处不就使这种推断的整个目的落空了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度过无限的时间,获得和别人完全相同的经历,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贪得无厌的世界活一次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不承认唯我论并且坚持先验主义方法呢?是因为良心和判断力强吗?但是再多的地图都是没有用的,英国就是她自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无数补充的论文。
罗伊斯有时觉得自己所搞的不是哲学而是别的东西。他曾经写过一本小说,但是结果却令他失望。也许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复杂、重复、盲目、没完没了的操练都不是写作或思考所需要的优点,但是在音乐中它们可能逐渐升华为真正的卓越,更何况他很有耐心,记忆力很强,而且喜爱技术装置。但是他毕竟不是音乐家(他没有艺术细胞),他更像高尚的常受到神秘启示的中世纪农民,僧侣们本该收他为徒,让他在清灯下研究佛经;或者他也许更像邓斯·司各脱的信徒,决不放过一个错误,缺少轻盈的心灵去鄙视复杂的诡辩,一心想亲自找出诡辩的秘密,并且凭借自己内心的光明前行。他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学院派人物,试图发现并解决难题,在系统著作中颂扬上帝,像珊瑚虫或蜘蛛那样不懈地工作,最终建立出架构,这种架构以其朴实、复杂、丰富的风格俘获并感动人心,这张架构之网十分巨大,其中充满了神秘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