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衰落_德国人

从威廉二世到希特勒（1890—1940）

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尚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

——歌德

世界反对德国——德国廉价的工业——工人和士兵——法德备忘录——德国的运动员

欧洲的和平持续达40年之久。在这个大陆上，五大国并存，相互合作，时而为盟国，时而为对手，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剥夺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大国”这个词和人们讲到“ 德国伯爵哈雷·凯斯莱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描绘过这种反映德国人性格的德国运动员的举止。凯斯莱尔在艾斯柯特受过拳击运动的训练，在他16岁时，和一个特别傲慢自负的德国小伙子进行拳击比赛，他勾手一拳击中这个小伙子的下颌，将他打倒在地。“当这个小伙子费劲地站起来后，还头昏目眩，我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但是他却向我大为光火，然后转身而走。其他孩子都笑我是笨拙的骑士。”帝国总理布洛夫也叙述过类似的情节。当伟大的张伯伦之子，作为英国下院的年轻议员发表他的处女讲话时，张伯伦的死敌，自由党人格拉德斯通立即发言表示深为满意，他说，看来父亲的杰出品德，已经由儿子继承了。大约在这同一个时期，俾斯麦的儿子也在德国帝国议会上发表处女讲话，而尤金·里希特尔，类似上述英国的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死敌，却走向讲坛，不断地诘问俾斯麦的儿子，企图使他陷入窘境。布洛夫亲王和凯斯莱尔伯爵都是德国贵族，他们指出，通过这一事例，他们认识到，德国人和英国人性格的区别。

士兵至高无上——权力更甚于金钱——种族论的前驱——“让魔鬼消灭所有的文化”——贝恩哈尔迪的哲学——施里芬学派

在世界大战之前的1/4世纪里，德国人民在三大运动中显示出他们的力量不断壮大。

工人们将他们的军事纪律带进了社会民主党内，缴纳党费，举行阅兵游行，唱歌，一切都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早在1912年，它就成为帝国议会最强大的政党，它的代表团拥有110个议席。这些所谓的“赤色分子”很自然地引起富人的仇恨和蔑视；但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回避他们，因为当时不当赤色分子是一种时髦。甚至到了帝国最后的10年中，赤色分子的成就也不大。至于他们未能阻止世界大战，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在于国际的不团结。战前，他们投票反对扩军拨款或者反对建立新舰队，总是遭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的一致反对。推行军国主义，对德国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拒绝走这条路则是难以想象的。

几乎不知不觉开始蔓延的和平主义，在德国工人和农民的心灵中并无反应。甚至倍倍尔也曾经说过，如果德国反对俄国，他将扛起枪走上战场。他未能认识到，在这种结盟的体制下，俄德之战是不可能孤立发生的。他看到的只是血腥的沙皇和1905年圣彼得堡暴动时被击毙的群众。在他的心目中，更重要的是废黜沙皇而不是制止战争。当时普遍认为，在对俄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世界革命，倍倍尔确实也受到这种见解的影响。无论如何，这种话出自一个社会党领袖之口，对一向服从成性，又天生好战的数百万德国工人是很容易接受的。要想找碴儿打架，从来也不会找不到道义上的托词的。

工人终究首先是一个德国人，其次才是工人。因而，甚至在俾斯麦紧急法停止执行20年之后，德国工人的巨大政党还未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就。它甚至不能改变普鲁士的羞辱性的三个阶级的特权。在拉萨尔时代，德国社会党人经历了一个美好春天的前兆，随着春天而来的却是迫害和流放。但从此也就没有夏天和秋天，更无硕果可言。

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一个丈夫，其生活被他自己的妻子毁了，就应该捶胸自问：“我为什么娶了她，又为什么养活了她？”近百年历史和近十年来历史，都表明德国人民是有罪责的。在19世纪，德国周围有六个国家人民起来反对它们的政府，推翻了国王，设置了街垒，制定了宪法和设立了议会。他们为自己而战，牺牲了生命。只有德国人连指头都没有动一下，认为自己能治理自己而心满意足。他们接受了无能的亲王，蛮横无理的容克地主以及腐化堕落的公爵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奴隶制；如果有那么一次他们敢于起来反抗，那就用不了多久就会立即逃回到自己的老鼠洞内躲藏起来。为什么？而在战争中，他们又从来也没有被证实过他们是胆怯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他们总习惯于服从，这使他们不能为自由而斗争。他们对自己的上级总是顶礼膜拜，进而和宗教教义协调一致，这就使他们不会开枪射击他们的压迫者。德国人干革命也要等待从来也不会等得到的上级的指示。他们确实有过少数受欢迎的领袖，由于他们没有穿制服，群众就从不敢趋前进行辩论。他们起来战斗是出于服从而不是出于愤慨。在组织卓越的军队里，他们人人善战，但在非正规军里，他们的战斗力就很差，在革命运动中，就更谈不上战斗力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从来也没有能像西班牙人那样的气势，和拿破仑作战。

20世纪人情激愤，德国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依然像一群驯服的羊群，不受任何大事对国家产生的影响，听任牧羊人带着走下去。他们确实出于自愿在北德国会上（1807年通过，1871年批准）投票反对议会行使监督国家事务的权利，因而在决定战争或和平这些重大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现在他们的皇帝是一位90%的独裁者，有着宣战和结盟的权利，引导他们在最坏的条件下进行生与死的斗争。被选举出来的665名代表不得不服从。

数十年来，德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亲如兄弟，发表不少讲话，通过无数决议，要求制止战争。现在行动的时刻到来了。在战争爆发前几天，国际劳工协会聚会布鲁塞尔决定进行总罢工，如果真正这么做了，是可以使战争机器瘫痪的。当然像这样的总罢工应该双方同时举行，至少是柏林和巴黎应同时举行。难道不就是要求皇帝打仗的容克地主，也许就是皇帝本人欺骗和监禁了德国工人吗？“他们只有一个意志，即朕的意志。现在颠覆活动可能猖狂起来，我命令你们枪杀你们的亲人，包括你们的父母和兄弟们，但愿此事不要发生！如果发生了，你们不要埋怨，而要执行我的命令！”1900年柏林市电车工人罢工后，皇帝打电报给首都卫戍司令官称：“我期望下一次至少猎获500个。”皇帝将他的臣民视同玩物，因而采用了打猎的用语。

当国家可以授权拒绝数十亿军事拨款时，社会民主党却一致支持这一提案。在国会就 1917年7月，帝国议会代表群情激愤，议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一份宣言，要求和敌国谈和。独裁者以及国王此时都回到柏林，劝说这些文职人员恢复理智。将军们两次会见了议员代表。如果其他国家出现这类危机，通常应该由将军参加内阁和议会的会议。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将军应在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议员面前，对他们的质询做出答复。

代表德国人民的这十几名议员在这场赌博的开端就已经输了。他们不是在帝国议会接见将军，而是由议员代表走访总参谋部，而且一次只见到两三个人，好像一家人去看牙医一样。军事独裁者对迅速实现和平问题只字不提，却大谈占有比利时和东西欧煤矿、矿产地和生产谷物的省份的必要性。

次日，皇帝 “只要给我们同样的食品和平等的报酬，这场战争早就获胜有期！”这句话反映了军人不满的主要原因。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不要给军官吃得过好。直到1918年底，普通士兵看到在某些餐桌上放的是印刷精美的菜单，这会使他们产生什么想法？一个老兵后来说，餐刀被用来当“暗中伤人”的武器，还有开酒瓶塞的刀，开罐头刀和碎冰器都派上了同样的用场。在最后的夏季战役中，老兵们确实已满腹怨气，偶尔也以“罢工破坏者”等骂人的话，欢迎年轻的补充兵员。几年以来，他们亲眼看到和听到一个又一个传说中的事。当他们衣衫褴褛回来时，在基地上生活舒适的军官却用“前线的猪猡”，这个骂人的字眼欢迎他们；在成千名预备军官中几乎没有人被允准晋升为参谋部较高级的军官。乳臭未干的少尉可以对每一个老的预备役军官大声叱责。只是由于这支军队接受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普鲁士纪律教育，否则他们在前线就会爆发一场革命。直到11月革命前，劳动阶级还没有要求建立共和国。

独裁者终于决心改弦易辙，不再反法，而是目标对准国内的反叛。只有民主派人士在关心停战，至于帝国议会，并没有夜以继日地开会，而且还在10月26日星期日自动休会一天。迟至11月8日，才和皇帝多次讨论了向柏林进军问题，行动的代号是“向祖国进军的行动计划”。

军官已人心涣散。这些军官家族们三十年来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特权，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皇帝而杀身成仁。皇帝想尽一切办法也是徒劳。在这以前，他罢黜了鲁登道夫。兴登堡告诉他，军队早已拒绝接受调遣。忠诚于皇帝的封臣知道，这位优柔寡断的主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寻求生路而已。这些封臣们依然留在皇帝身旁，沉闷迟钝，几乎是毫无生气。

当威尔逊的照会要求皇帝退位时，在柏林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新首相每天，后来每隔半小时就打电话给皇帝要求他退位。在11月9日这一天，当首相得到皇帝半心半意的要退位的保证时，皇帝在柏林宣布退位。威廉别无选择，因为工人领袖同意只有在皇帝退位的条件下才可以不流血而改朝换代。所谓不流血，是指德国人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已经死亡200万人后，不要再流血了。

在这最后的时刻，皇帝还抱着幻想，面对壁炉里还在燃烧的余烬，他仍像演戏一样，神气十足。但是正当他声言明天即将进军国内时，他却已经看到窗外白金色的专列火车，像匹强健有力的骏马，正在整装待发。他知道，他乘上这列火车将一去不复返。此时，他还对自己的儿子说，“决不退位”！而每个人都知道，次日他即将黯然离去。最后，他告诉那位越来越让他讨厌的副官说：“好吧，如果一定要我退位，那也要等到明天早晨。”于是，在专车上准备好六个人的午餐。

次日清晨，当他儿子起来时，父亲却已乘汽车悄然离去。在晨曦的时刻，威廉逃到了荷兰，在未获准避难前，不得不在边境上一幢用波纹铁皮搭的小候客室里等了六小时之久。

伍德罗·威尔逊及其签名

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对待《凡尔赛和约》，希望以十四点和平纲领为基础，寻找理想的解决方案，强调世界和平和人民的自主权利。

柏林革命的消息于午间传到圣彼得堡，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在餐桌上大声朗读来电。在座的绅士们放下刀叉，顿时脸色苍白，面面相觑。可是最为吃惊的却是在旁侍候的招待员，一个德国士兵。他本来应该感到，此时此刻他是唯一可以代表德国人民的人，他应该有所作为。他本来可以高呼“共和国万岁”！或者可以打碎一个碟子。在这一尴尬的处境中，他为了稳妥起见，只是脱下了自己的白手套（据一目睹者告诉本书的作者）。德国人民就是这样，继续以赤裸的双手为自己的主子服务。

欧洲不少国家在战败的困难时期建立了共和国。1871年，革命的法国，不得不为皇帝打败的战争付出代价。新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剥夺了被废黜的皇朝及其阶级的权力。直到这次世界大战前，被赶下台的家族始终放逐在国外。而在德国，却得到相反的做法，这不能推诿于签订一个不好的和约，而是德国人的性格造成的。

因为不论《凡尔赛和约》如何不好，但与一年以前德国强加在被它消灭的两个敌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头上的和约相比，还是温和得多。而如果没有新兴的世界道义代表威尔逊的坚持，这个和约的内容可能更为温和。这个和约内容之多，可谓罄竹难书。简而言之，《凡尔赛和约》基本条款可归纳为下述几点：

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法国；以前从波兰抢来的波森（即现在的波兰波兹南。——编者注）归还给波兰；西部一小角土地让给比利时；但泽成为自由市；梅梅尔（即现在的立陶宛克莱佩达。——编者注）属立陶宛所有；上西里西亚和石勒苏益格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归属。因而，德国所失去的只是原先是外国人居住的德国地区，现在将这些地区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德国居民从6500万人中减少了700万人。莱茵河左岸和萨尔区被占领50年，萨尔区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未来的归属。莱茵河以东30英里内的防御工事全部予以拆毁。和约规定交还大量的船只、牛群、煤和铁路设备。还规定赔偿战争损失，不过赔偿额尚待确定。此外，裁减军队，陆军缩减到10万人，海军1.5万人的水平，允许拥有小型舰只。德国交出它的殖民地，在国联监督下，由不同国家托管。

劳合·乔治及其签名

劳合·乔治（Lioyd George，1863—1945），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对于《凡尔赛和约》，乔治虽然个人倾向比较和缓，但为了即将来临的选举，他还是认可了有关惩罚的条款。

几乎所有这一切均符合威尔逊提出的停战原则。此外还规定通过公民投票确定阿尔萨斯的归属；老年退休金不应纳入赔款项目内；德国的裁军应在全面裁军之后进行。

但是协约国最大的疏忽，是未在停战之后立即派出一艘满装食品的船拯救嗷嗷待毙的德国孩子们。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均向本书作者保证说，他们最初确实想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国家当时充满着对德国的仇恨”。当时如果做出这种姿态，是会赢得上百万德国人，特别是母亲们的心的。

如果人们将法国人在1919年打败德国和德国人1940年战胜法国人之后提出的要求相比，《凡尔赛和约》显然是非常有节制的，这是毋庸赘言的。

《凡尔赛和约》没有一个条款对德国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东部地区几乎是渺无人烟的地区。本书作者诞生于靠近那里的边境地区，经常有人打听那一地区是否已成为俄国人的波兰地区了。斯特拉斯堡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法国的，而是阿尔萨斯人的。因为阿尔萨斯人既不喜欢法国统治的47年，也不喜欢德国人统治的20年。居洛林支配地位的是法国人，因而俾斯麦就根本没有想吞并它。阿尔萨斯和洛林本来可以建立小公国，而现在也只能建立小公国，类似的公国在欧洲大陆上目前有五六个。在德国人的心目中，莱茵河是他们的边境。莱茵河一直是德国的。

《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在于只要求一方面裁军：德国裁军，而它的周围邻国依然是刀光剑影，对于这个剽悍的武士民族来说，是太过分了。德国的复仇运动根深蒂固。这是出于德国人的荣誉感，就和身上佩的刀剑一样，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现在德国人失去了刀剑，而其他国家却仍拥有刀剑。他们感到，他们的荣誉也随之而丧失了。

不过如果那时允许德国保留武装，保留所有的城市和省份，一寸土地也不丢失，那么不是在十五年之后而是早在五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希特勒；因为德国人誓为失败而复仇的愿望，埋在内心的深处。

然而，1919年5月巴黎已经预料到这些条件会遭到拒绝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当时，德国人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情况非常悲惨，共和国代表在魏玛举行了会议。难道因为他们是工人和平民，他们就不爱自己的祖国吗？当时又有谁敢说，这个阶级比哪个阶级更爱自己的祖国？确实，正像朗特超，一位高贵的伯爵所做的，拒绝巴黎的和平建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乔治·克雷孟梭及其签名

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对于《凡尔赛和约》，克雷孟梭则尖刻地阐述说；“对万能的上帝来说，十条戒律已经足够了”，他想让德国变成永久的受限国。

因为德国人得到了多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两位朋友的帮助，一位是威尔逊，另一位是列宁。前者带来了重新和解的原则、正义和国联。后者是德国敌人的敌人，准备尽速出动红军援助这个新兴的半社会主义魏玛共和国。如果魏玛确实热爱自己的祖国甚于其他，它就必然会和这个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国家结盟，将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以击败已经同样筋疲力尽的敌人。

但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极端害怕；内部派别领导人之间的互相仇恨；还有怒火满腔的德国社会党人，他们不愿意看到俄国人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改良来解放自己；以及天主教中心对俄国无神论者的反感。感情、饥饿、财产、恩怨，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德国人不愿意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边，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而宁愿接受条件苛刻的和平。于是，温和的左派接受了这一所谓的“屈辱的和约”，而唯一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民族主义右派，却高傲地反对这一“和约”。

这一高傲的“不”字，使容克地主、工业巨头和日后出现的纳粹，得以继续保持他们的政治生命达十余年之久。

革命，而又秩序井然——他们仍然是臣民

经历过这次动乱几年以后，一位普鲁士亲王将他的房产家具拿出去拍卖。在拍卖品中有腓特烈大帝的一枝长笛。一群波茨坦军官决意要为霍亨索伦皇室保存下这一遗物，他们参加了这次拍卖，有位军官对普鲁士亲王说：“我们不能让这一宝物落入世俗之辈手中。我们应该像一个人一样，在我们伟大国王的长笛面前立正看齐。”

亲王冷眼横对他们答曰：“如果你们在11月9日，也能坚决地团结在国王的周围，这枝长笛何能落到今日 到了威廉二世时代，军官向富有的年轻女人求婚，工业界和军界互相勾结在一起，彼此获利，相互联姻。普鲁士王室开始腐败。历史上侵略成性的游牧民族恣意烧杀掠夺。对德国高级官员来说，他们过去可以在征服城堡后，将猎获的皮裘、绘画、地毯送回自己家中去，但在俾斯麦的战争年代却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在世界大战中 但是不得不使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在一般群众之外，也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仰。至于一些教授追随他的问题，这只是以讹传讹。几乎所有的作家，和德国从路德到康德的思想家一样，都有这个毛病，人云亦云。但是希特勒，一个文官，竟然能凌驾在军人之上，这是他最令人信服之处。

这不能仅仅用答应给他们工作、金钱和荣誉来解释。很可能是他的疯狂的信念征服了这些玩世不恭者，这些人与他们的先辈及这个阶级的人一样，在战争失败后，仍一心想过快乐生活。只有一点例外，即在德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将军在战败后神经错乱或自杀的。希特勒在遭到挫败后，怀着刻骨仇恨，普鲁士的将军们却与他不同，他们虽然也很粗鲁生硬，但是他们不仇恨；一旦他们真的恨了，则恨的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上级。现在这个满腔热情的歇斯底里的男人，在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宣布法国已经腐朽了，奥地利也行将末日。一个文官第一次为枪炮和坦克带来了热情和远见，带来了进军计划和动员方案。很明显，这一点大大震动了将军们。

与此同时，希特勒从不敢于承认他对权力和武力的崇敬。他内心的不安全感使他对自己的和平打算十分不满，认为只是因为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欺骗，才使他不得不拿起刀剑。这里可以看出与文艺复兴，布尔乔亚，甚至尼采的骄傲的非道德性的关键不同。

他的热情驱使他行动十分残酷和说谎。他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和信心十足的行事，杀害无辜，欺骗朋友，侵略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主宰世界的思想原谅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的确，如果他高尚，宽宏大量，他就得认为自己软弱，承认自己的恐惧。热衷于破坏和对一切成功和健康美好事物的仇恨，这些始终是缺乏自信心人的特征。他对任何事情都敢于孤注一掷，如6月30日流血之夜的行动，以及重新占领莱茵地区计划等。但是他本人却在1923年11月慕尼黑政变之日，在简单的武器面前逃跑了。

对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医生和作家曾经为之作出过临床诊断，也确实包括病人本人，必须创造出一种可以保护他身体及灵魂，以及可以养精蓄锐，避免过多宣泄的私人生活。因歇斯底里导致的失明，使希特勒在战争期间大大恐怖了数日，一个海德堡的教授因报道了这件事而被革职。他病弱的身体需要休养生息，需要长时期的放松，就像一个演员，销声匿迹懒洋洋地度过整个暑假。因而希特勒不喜欢体育运动，不喜欢喝酒，没有业余爱好；关于女人，一次他真想遇到一个女子，希望再次不顾一切地试试他的男性能力，可是结果这个女子不是死了或者就是逃跑了，这就是他的侄女。一个既不会开车，也不会骑马；既不会游泳，也不会滑雪的男人，是不可能有妻子或孩子的。这样的男人却善于玩弄权术，就像某些特殊的艺术家，他的本能的对自己作出同样的抑制。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他的疯狂性出于对个人生活的不满和对别人幸福的妒忌，因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政治生涯开始的动机是出于自我表现的欲望，这种例子在其他很多人身上也可找到。因而希特勒的成功是极其痛苦和付出很大代价的。这种巨大的成功只有德国人才能做到。

尼缪勒——希特勒即德国——大屠杀——光荣的雅利安人——全世界不信任德国——统治世界的美梦——小心，民主主义——欧洲合众国——假如希特勒被打倒——一支联邦军队

从来没有过一个独裁者，像这个第一个不正常的领袖遇到德国人民那样，在他们的手上遇到如此听话，如此顺从容易对付的群众。拿破仑遇到法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墨索里尼的情况也是如此。本书前面所叙述和阐明的一切都证明了，突然得到违反他们本意的解放的德国人，是如何殷切的在这14年中等待一个领袖来把他们的命运掌握起来。少数不朽的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以及工会会员，他们曾因自己信念而遭到监禁或杀害，但总共加起来也不到德国人数的千分之一。

他们中最出名的是马丁·尼缪勒，他是德国这个时代的英雄，他的面庞使人想起出自丢勒手笔的绘画。他是一个西伐利亚人，一个部长的儿子，一个热情的水手，一个怀有深刻信念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光荣地担任德国潜水艇司令，战争的失败，使他深深地陷入内心斗争，因为他之相信德国就像相信上帝一样坚定。革命后，一个叔叔帮助他接管了一个农庄，他与这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农业工人的第一次紧密接触，使他深受感动。他得出结论，感到灵魂对他来说比耕作土地重要得多。他开始学习神学，接受希伯来教义，但同时仍热烈地支持德意志事业。他担任学生保卫团司令，参加卡普政变。他第一次在明斯特进行布道时已经30岁了，生活极端贫困，不得不从事铺铁轨等艰苦的体力劳动。他的讨伐精神，极端虔诚同时又非常罗曼蒂克和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双重性格使他经常陷入很多内心斗争，直到希特勒要求所有的部长宣誓效忠，矛盾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尼缪勒和他的少数同事抗拒希特勒的命令。有人企图谋害他的生命，但也有支持他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迫害继续进行，最后终于被免职。尼缪勒被禁止布道，他就在家里进行。他被捕，备受折磨，争取保释后再次被捕，最后送到集中营。敌人提出，只要他答应停止宣传，可以获释，遭到他的拒绝。但是战争爆发后，据说，他自愿出来担任潜水艇的司令。

马丁·尼缪勒像

马丁·尼缪勒（Martin Niem ller，1892—1984），著名德国基督教反纳粹牧师，神学家。就是这样一个反纳粹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愿担任潜水艇指挥官。路德维希说：“这充分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以及这个国家命运悲剧的根源。他宣传反纳粹的理论，他坚决拒绝向另一个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这个人，却愿意在这面意味着亵渎的可恨的旗帜下，潜入大海中去，用鱼雷去袭击德国的敌人。”

这个行动充分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以及这个国家命运悲剧的根源。这个充满大无畏精神和自信的人，与路德一样，以生命来保卫他的信念，他宣传反对纳粹的理论，他坚决拒绝向另一个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这个人，却愿意在这面意味着亵渎的可恨的旗帜下，潜入大海中去，用鱼雷去袭击德国的敌人。

深深怀念着祖国的游子对世界说，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国。但是难道不是所有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选举他吗？当然其中一部分选民是出于对威胁的恐惧，但大多数人选他是出于自愿。德国人一面挨着极大的饥饿的痛苦，一面听着吹捧统治世界的奉承话。1941年9月德国人黄油肉类的配给进一步减少，征服的国家却越来越多。关于贫国和富国的理论也被发明者的行为运用到几乎荒谬的程度，究竟被侵略的丹麦、挪威、波兰拥有什么样的财富而德国是没有的呢？他们的行为使人想起一条狗占据了马槽，它自己不能消受那些谷草，却又狂吠着不让马去吃它们。德国人究竟在希特勒统治的八年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由于他准备和发动了战争，因而使上百万失业者得到了工作，这也是他继续进行战争的理由之一。他似乎也消除了德国各民族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用一个十分完美的形式把帝国统一了起来，这是消灭了王室后的共和国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一套秩序，这种秩序没有别的国家人民能忍受得了的，特别是意大利人，可能只有一部分俄国人能忍受。没有人能忍受自由的完全丧失，但是即使很多反对纳粹制度的国家，也将采取它的某些做法，就像它接受俄国的一些做法一样。

无疑，当时德国人的思想已趋向现代化，他们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金钱的角度想问题。他们向世界表明，没有黄金他们照样可以生活、战斗和征服，而没有工程师、银行家却无法生活下去。直到战争爆发前，贸易思想统治着旧民主国家，德国人就是以击败这种思想而取胜的。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物资，而不是让个人获利——这个思想从莫斯科发展到柏林，而且正在从柏林扩向全世界，因为它适应时势。但在接受这个原则时不应丧失自由。

德国群众也没有因精神上受到的枷锁而悲哀。他们什么时候对处理国家大事的思想表示过关心或施加过一些影响呢？一个一千年来习惯于忍受上级对它施加任何命令的民族，是不会为自己的意志，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一旦在违反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获得了自由，那么在新的枷锁下这个民族也会很快退回到老路上去的。世界应该看到，作为整个民族来说，德国人没有要求进行改变的意愿。我们以为世界大战后会出现一个新的德国，我们错了，我们应该从这个第一个错误中避免第二个错误。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证明了希特勒的背后有着德国老百姓的支持。当世界听到德国第一次大屠杀时，有很多迹象证明在很多地方受到了阻止。但是从1933年到1938年对犹太人迫害的加紧，从第一次的抵制和到向维也纳进军和11月大屠杀，这些发展都表明了与德国人的性格有关。绝不是仅仅只有冲锋队接受它的党的命令。富有的公民、国家教授，以及独立的体育运动员，都情绪亢奋参加了当时的夜间袭击。

为什么这些德国群众，而不只是政府和党派比别的国家更仇恨犹太人呢？热情的诗人阿恩深刻地写道：“德国喜欢受锁链的束缚，承受一个带着枷锁的苦力的灵魂的痛苦。”德国人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失败到不能承受别人成功的程度。俄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杀一些贫困的不知名的犹太人，但德国人却转而杀害一些富有而有天才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集居，他们陌生的脸孔和习俗使德国人不快，而是犹太银行家所获得的荣誉和影响，犹太人教授和艺术家所获的声誉，使他们大大的不快。

他们妒忌获得合法权利地位上升的德国犹太人。为什么这些人的剧院和报纸总是最好的？为什么总是他们发明了不起的医药用品？成为杰出的外科专家？采用最新的技术？出版最好的书？这些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大地超过非犹太人所占的比例。

在历代积怨的基础上，纳粹又带来了新的东西：残暴力量的合法化，法定政府的结束，青年人可以随心所欲，以及诱发出来对谋杀、掠夺的渴望。希特勒执政初期，还有谁能为他提供更好的进攻目标呢？犹太人集中了作为牺牲品的一切条件，他们没有武装，他们富有，很容易给他们安上一切罪名。渴望谋杀和掠夺的人很快在他们身上进行实践。自从诸如社会主义分子提出国际目标转移民族情绪，德国中产阶级分子公开宣扬，说是犹太人首先发动战争，然后失去了战争，共和国政府14年来对此充耳不闻。共和国政府的部长6%是犹太人，三个人参加过革命。另一方面，得到诺贝尔奖金的德国人，其中20%是犹太德国人。所有这一切都被封锁了，就像另一事实，只占德国人口1%的德国犹太人，供献出10万人去当兵打仗，1.2万人死于战场。纳粹的最卑鄙的行为是将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从地方作战阵亡将士的名单中抹掉。但有些犹太人的行为也叫人看不起，如奥本海姆·冯·温伯格男爵，德国空军参谋长米尔希，作家阿垴尔特·勃朗南，以及制定所有贸易条约的汉斯·沃尔·塞蒙特，他们接受种族迫害者加给他们的“光荣的雅利安人”的称号，并且和这些迫害者称兄道友。希特勒把德国人从犹太人中分离出来只有对德国不利，但对德国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极大的满足。

被驱离默默尔港的犹太人

1939年3月，犹太人被从默默尔港赶出来，在德国的压力下，同月，立陶宛将默默尔港地区割让给了德国。

本书不想对希特勒的暴行详加阐述，但对有一段尚未被人报道过的情景将予以描述，这是两个后来设法逃离德国的目击者亲口告诉作者的。

巴黎一个年轻犹太人暗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冯拉特先生，作为政治报复，德国人利用死者葬礼发动了一场新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1万名犹太犯人，被强迫立正数小时。193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冲锋队员扛着当天上午“死去”的人的棺材列队从这些犯人面前经过，后面跟着一大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受害者，这些人在这天上午几乎已被打得半死不活，当他们在行进时跌倒在地，那些士兵就用脚把他们踢起来。突然他们中的一个受到严重摧残65岁的商人，作者年轻时认识他，仅在三天前被抓来，挣扎着爬起来，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竭尽全力向他的弟兄们举起双臂，用希伯来语高声致以古老的犹太先辈的祝愿。

士兵们被这一突然行动惊住了，有几分钟全场鸦雀无声，似乎空气都凝结了。然后他们突然醒悟过来，把他拉出来，当场打死。为了他的家属，我不愿在此透露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列入德国烈士的名单，这份名单从胡斯开始，并将一直继续到未来。

尽管德国人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屈辱，但他们还从未受到过类似过去这九年对他们的最后解放所带来的严重损害。没有一个人被答应去工作，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这种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全国成了一个大兵营，一个六岁的孩子也会被接受进来，加以训练，操练，生生死死，直到最后召开追悼会。几代人以来，8000万德国人的法律观念早已破坏殆尽。即使德国人最后失败，他们关于野蛮武力的信念也早已在几代人中得到了加强。他们毫不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顽固地要求迅速回到他们过去的老路上去；因此，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他们吸取第二次失败的教训呢？

嘲笑诚实的信念，轻视法律，推崇谋杀，摧残宗教圣贤，怀疑一切，反对一切，出卖自己亲密的朋友，为了避免种种嫌疑不认自己亲生的父亲，毁灭科学，奴役师长教授，培养邪恶野蛮势力，玩弄妇女，煽动对国家的狂热。所有这一切将贻害无穷，使其后代人无颜面对别的国家的同时代人。

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声誉又损伤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一次将没有一个德国人能说，他是被统治阶级胁迫的，因为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朋友在党内。几乎整个国家都参与或拥护了这场浩劫。整个国家都接受了它的司法部长的格言“只要对德国有利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话概括了这场道义灾难的真谛</a>。

阅读1939年9月1日当天报纸的英国人

英国人在看1939年9月1日当天的报纸，标题为《波兰遭到入侵，一些城市被炸》。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国不宣而战，揭开了德波战争的序幕，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世界能把这一切都忘掉了吗？一个经过了伦敦战役的孩子，长大后能向一个德国人伸出友谊之手吗？一个挪威人会再次邀请一个德国人到他家去做客吗？一个人他的母亲和无数同胞被德国飞机机枪扫射而死的荷兰人会再次与德国人做买卖吗？世界上难道还会有与德国人签订条约的国家吗？这些德国人曾经如此明显的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制定条约的合法性。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相信从小就学习了这种新道德，因而肯定会遵循这种新道德的希特勒的接班人呢？

希特勒没有带给德国人幸福，但他们也没有要求他带给这种幸福。他们不要求自由，不要求财富，甚至不要求思想上的安宁与和谐。他们要求的是，古老的统治世界的梦想，在神秘的幻觉中寻找着的彻底雪耻，以及对一个他们一直像天真的孩子一样诅咒的世界的羡慕，一句话，因天生的不安全感而不断寻找和要求的公开承认，这一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了，虽然为时不久。但难道他们有过任何领袖，在这方面比希特勒更好地满足过他们吗？

作为一个征服者，希特勒不能与他的前辈比较。在公元800年、1000年和1500年左右，查理曼·奥托大帝以及查理五世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一半是继承别人的，是从外部或间接合并过来的，它的强大的力量不是从内部涌现出来的，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希特勒的胜利进军最好与哥特人、蒙古人、诺尔曼人的猛攻冲击相比，野蛮侵袭古老的文明，一度制服了文明，但是它们只是席卷而过，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谁还记得他们领导人的名字？其中两三个也许还在一些歌曲中保留了一段时期。如果把他与拿破仑相比，这也是很荒谬的。拿破仑给他所占领的国家带去了新的思想。他给莱茵河沿岸地区及意大利带去的法律及社会秩序，在他被驱逐出这些地区后还长时期的发挥作用，因为这些东西是符合时代的及正义的。确实，在寻求欧洲统一问题上，他视自己和法国为领导力量，但这是以鼓吹容忍大革命为基础的，希特勒征服巴黎，则是以他的优秀种族论的教条为基础的，这是希特勒进行统治的依据。

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所有德国能为占领国带去的文化均已被纳粹所破坏或遭到镇压。德国学者和艺术家纷纷流亡出走，就是这个国家政治的一个象征。这次德国的知识分子先于德国的武力达到别的国家，而且被迫逃得越来越远。德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德国逃至邻国，在这些国家被征服后，又远远逃至美国，只要迫害不停止，这个趋势就将一直继续下去，并一直得到移民没完没了的感恩戴德</a>。从而世界上文化最灿烂的城市也将变得野蛮荒芜，普鲁士的铁蹄将踏上巴黎皇宫旧址。所有代表德国荣誉的人物将作为客人或难民被别的国家接收，而不是征服者。德国的知识分子比德国的坦克早七年进入凯旋门，而且受到大得多的欢迎。

但是希特勒的预感是正确的，旧民主主义已经没有生命了。法国至少将从它失败中学到很多教训。法国人面对一个处在大动乱边缘的世界，太掉以轻心，太玩世不恭。英国人直到1940年5月还不采取行动，以后行动了但也不彻底，它的贵族政府，它的银行以及城市都没有为国家作好充分准备。还有，经过几个月的英勇斗争后，再恢复旧的秩序和民主就叫人不能容忍了。

国家社会主义党正如它的名称所包含的，它的宗旨也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导致世界在过去20年中脱离纯资本主义的急剧变化，使所有的国家在战争经济中得到进一步改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德国，它的战时经济延续了九年之久。在法西斯国家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出现的动乱时，两个西方大国继续由富有阶级以老的制度实行统治。是这两个国家重新武装了德国，而不是打垮了它。不止一个法国工业家说过，劳特·洛特梅埃也宣称过：“是希特勒，而不是布鲁姆，是坚定的年轻的纳粹拯救了欧洲。”

然而，因害怕布尔什维克而促使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慕尼黑协议》时，他们的美梦也破灭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达佩斯的推销商感到自己被迫进入一个越来越与莫斯科制度接近的制度。当德国和意大利的资本几乎全部被政府没收时，自由民主党人站在独裁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边。在任何情况下，正统的资本主义在欧洲都失败了。

他正在准备欧洲的统一，一个大家都在寻求的联邦形式的统一，而不是在一个主要种族领导下的统一，就像德国的一些优秀分子始终在寻求的，不经过希特勒的枪炮而“合并”奥地利。欧洲的统一和五六个君主的退位只能对欧洲有用。即使在拿破仑失败后，一百多个被消灭了的德国小公国没有一个东山再起的。很多预言家都得到了他没有想到过的结果。希特勒也将像哥伦布一样到达一个他从没想到过的大陆。希特勒占领欧洲的结果，很可能很快会出现一个欧洲的合众国，如果最终能把“卐”旗击倒，而代之以升起“自由的白色之旗”。

无论是形式还是日期都不能预言。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比较肯定的：被征服的人民不会像德国人那样长期屈服于枷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能以革命而告终，就像俄国革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样。但是为了和时代的精神一致，形式很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希特勒最终将发现一个自由的欧洲，而不是德国的欧洲。与种族主义的理论决然相反，在近年内即将发生的革命，将不是为了夺取几个省份或前线阵地，而是为更公平的财产再分配。历史将看到，这次战争的后果之一，将是每个公民要求更体面的生活，这将在所有的国家成为很强烈的呼声。它不会像拿破仑垮台后那样，很快出现一个“神圣同盟”，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精于权术，阴谋和善变。拿破仑垮台后，又作为法国代表，出席维也纳会议，参加“神圣同盟”。后为法国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译者注）重新掌权。被征服的国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将是寻求比战前更多而决不是更少的自由。

德国人将是这些国家中的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起来争取自由，这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在没有一个受奴役的国家起来反抗之前；在穿制服的武装的德国工人与非武装的外国工人出现兄弟和解，并消除了不正常的奴役关系之前；在有可能出现一部分德国公民起来反抗，并通过国内战争推翻这个他们大部分人曾经从属的政权之前；德国人是不会轻易起来的。但即使希特勒部分地取胜了俄国人，那么他们给他带来的也只可能是谷物，而不是热情。德国人一向反对法国人，即使在世界大战中也从未反对过俄国人。一旦进入莫斯科，德国士兵将会看到，希特勒的很多方法是向莫斯科学来的；他们将很快和这些与自己一样有着极强纪律性的追随者们称兄道弟，甚至有可能变成共产主义者。

要打败现代的成吉思汗</a>，必不可免的要取得美国的帮助，但不是靠入侵，而是只有通过欧洲的反抗。强大的封锁将是对领导人的一个考验，对德国普通人民来说，他们是经受得起长时期的艰苦的，他们可以过贫穷的生活。但是如果对其进行轰炸，这将对其造成灾难性的印象。根据德国人的性格，他们不会在苦难中锻炼得越顽强。德国人比较神经质，而在这过去的10年中，他们已经受到够大的精神负担了。

德国人作为军人，在武装起来，听从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可以保持他们的勇气，但是作为一个平民，成为看不见的敌人的进攻目标，没有上级的命令和领导，他们很容易屈服，他们在130年内还没有遭到别的国家的侵略。

也许只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封锁，被征服的国家的反抗，和德国内部的炸弹袭击到达高潮时，将军们为了保护自己才可能起来赶走他们的“领袖”。这将对世界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因为普鲁士的将军们并不比希特勒更值得人们信任。胜利者将十分小心提防“不可预测的犯人”，当他走出带刺的铁丝网，准备和你讲和的时候。

《凡尔赛和约》决定单独解除战败国德国一家武装的思想，表明了它对德国人的性格不十分了解。

对待这样一支高效率的人民，是无法剥夺它在经济竞争中的权利的，唯一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办法是建立欧洲合众国，这在德国第二次打败后要比在第一次打败后建立起来容易得多。只有积极地实行欧洲国家全面裁军，才能保证解除德国武装，不发生报复的可能性。将组织一支欧洲联邦陆军和联邦海军，就像今天美国的国防力量直属华盛顿一样。那时德国将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样无力再次发动战争。

只有这样才能拔除德国人嘴里的毒牙，使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伟大才赋在世界文化中得到正确的位置，不担心再发生世界祸端。

哲学家在海德堡——贝多芬

今天，一个深秋的黄昏，一位老人站在海德堡城堡的台阶上，眺望着山下的幽谷。在他身后是一片隆起的若隐若现的断垣残壁，它们是被法国占领者破坏的德国建筑物。三百年来，上面爬满了深绿色的常春藤，象征着德国的浪漫主义。这片标志着德法斗争历史的废墟，面对面地坐落在德国这一最漂亮的风景区。

这位像一切德国精英人物一样有着一副剑眉的哲学家兼音乐家的老人，现在正凝视着他脚下的一条河流，河水安详而又急促地向三孔老石桥流去。这是内卡河，它在这里形成一段虽然只有里把长的湍流，迫使河水经</a>过狭窄的河道流经高山，然后急流直下，多么像德国的历史啊！在葡萄园的那一边，又是一片连绵的山坡。在内卡河左面的山头叫“王座山”；在右边的山坡上有一条“哲学家小道”；再一次从名称上把德国分成两半。

海德堡城堡

海德堡这个名字在1196年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当时，城市的规模已形成，是个小城邑。屈指算算，海德堡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德国城市中，建城历史之久，可名列前茅。

在墙的那一边，这位哲学家看到了下面一座方形建筑物——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自从第一批教师在那里对学生授课以来，它已经历了五百五十多年历史了。此后，上百名杰出的思想家、学者，在葡萄园的小屋里或城内的旧宅中埋首从事学术研究，一切为了人类智慧。远处，在那条狭窄的弯弯曲曲的街上，本生（R. W. Bunsen，1811—1899，德国化学家。——译者注）发现了星体的实质，终于找到了太阳光谱。与此同时，只不过再过去几条街，赫尔姆霍尔兹计算出声音和光线的波长，第一次用他的光学仪器，打开了迄未为人类知晓的生物眼睛的秘密。

现在，这位沉思着的老年圣者的目光，转移到了那边古老的紧紧挨在一起的建筑物，有些屋顶仍然可以看出是由彩色花砖砌的，那里想必是路德会见人文学者的地方，可以想象脸色苍白的米朗克松怀着对这位勇敢的修道士的崇敬的心情笔挺地站在那里。这位老年智者似乎自己也坐到了那里，歌德的影子出现在他的身旁。年轻的歌德在“狂飙运动”的影响下，对世界充满热爱与向往，他决定不了继续从事写作还是出去遨游世界，终于在这里作出了决定，第一次离开了祖国。而40年后，仍然在这里，歌德由年轻美丽的玛丽安娜陪着，自己似乎也年轻了，经常在这里采集核桃和写下有关这一段日子的不朽的诗篇。

往西远处，接近日落的地方，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四座塔影。由于常年学习，双目仍然犀利的老人，甚至可以分辨出那里的两个白色圆顶。这是斯佩叶尔天主教堂，很多德国皇帝埋葬在那里，这些皇帝日夜梦想南下到有核桃树的地方。而现在，在这夕阳西下，莱茵河上波光涟漪，内卡河滚滚汇合之际，这一时刻到来了。不远处就是当年阿里欧维斯图斯回答恺撒大帝问题的地方。德国的历史似乎就从这个古老的城堡脚下蔓延展开。

现在这位哲学家要回家了，因为有了些凉意。他看到了城东新出现的一堆瓦砾。这是英国人为了报复德国人持续长达一周的进攻而进行轰炸的结果。英国留学生一度曾在这个白色圆顶之下聆听德国学者做的很多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在英国国内是听不到的，特别是那令人神往的德语。也许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就是现在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

“现在这些人在哪里？”这位老人沉思着，一边用手压压他的帽子，似乎怕人看出在这顶帽子下的他的思想。他举步向他狭小的古老的屋子走去。曾经使这个城镇辉煌一时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从路德到歌德到赫尔姆霍尔兹现在到哪里去了？德国人的荣誉到哪里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到哪里去了？青年对学习的渴望到哪里去了？那些装饰着彩色的灯笼，充满欢乐的旧时学生歌声和沿着城镇和小山逆流而上的游船又到哪里去了？远处在天主教堂内，历代的皇帝们停止了曾经带给他们自己和德国人如此重大灾难的罗马朝圣者永远安眠在那里。更远处则安息着改革家们，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倒可以发表今天被禁止向他们的后代说的话。实验室早已无人光顾，呈现一片荒芜凄凉，因为青年人都跑到很远的别的国家，烧杀蹂躏他国人民。图书馆里仍然排列着几辈先人传下来的康德著作，现在再也没有人去读它们了，因为他的言论对今天的德国已毫无意义。只有莱茵河仍然与西格弗里德时代一样，滚滚流动，日夜不息，德国人在梦里仍然听到《罗累莱》美妙的歌声。

黑夜笼罩了古老的内卡镇，笼罩了全德国。老人回到家里，无奈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切，然后走向钢琴，打开琴盖，弹起了贝多芬的最后一首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