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世界公民及民族主义分子_德国人

从贝多芬到俾斯麦（1800—1890）

德国爱国者是如此的傲慢，他坚信一切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把别的国家取得的成就也僭称为自己的，因为据说这些国家不是德国的后代，至少也是德国的远亲。

——歌德

四座碑塔——拿破仑——一种有黑色斑点的短毛狗——莱茵联盟前——普鲁士的失败

七百年来，古老的拿骚城堡一直矗立在莱茵河畔，眺望着兰河。居住在这里的氏族，即使在霍亨斯陶芬皇室时期，也没有得到过很高的爵位，大部分都只不过官至男爵，但他们不听命于任何别人。他们自称为直辖于帝国的官员，一个很奇怪的表示只忠于连续由神职人员和世俗亲王组成的日耳曼帝国的称号。他们保留住了这个从中世纪以来的特权。现在他们就像打不碎的岩石到处散居在这个帝国大花园内，他们是旧时代的见证人，经受过一切暴风骤雨，因此人们无不对他们敬而远之。

居住在这个城堡的一个男人，也听到了19世纪钟声，他也像一块大自然岩石，而且他的名字莱西斯弗顿赫尔·冯·施泰因（石头），表明他更具有石头的象征。他的一切都像石头，魁梧的体魄，方正的脑袋，圆穹的粗眉，和一个特大的鼻子；但是如果这一切能说明他的力量和行动的话，那么他的两片薄薄的嘴唇和一双深邃透明的眼睛，则说明他是感情丰富和有追求的人。在这个德国人身上，纯洁的理想—信念，代替了想象，滋润柔化了他的生硬性，但仍不失他的沉稳。如果路德出身名门贵族，他也将可能保持施泰因的刚愎，而不必低首服从诸亲王。

因为施泰因与路德一样，是一个改革者，而且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革命者，进一步来说，他没有任何畏惧。历史证明，一旦深深了解了人民，即使一个德国男爵，也会被激动，首先提出要求，然后采取当时还没有一个德国公民敢于采取的行动。他的改革德国社会的要求，虽然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推翻拿破仑的目标达到了。因为在摧毁这个皇帝的斗争中，施泰因比所有的德国和英国的将军都干得多。

在巴黎，矗立着四座这个世纪高大的塔碑：歌德和施泰因的出现在该世纪初，尼采和俾斯麦的出现在该世纪末。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位伟大的护卫者吧。

为这个世纪点燃光明最多的是歌德和尼采这两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属于世界的人物；捍卫了这个时期的德国的两位国家领导人，那两个男爵，首先在决定他们祖国的外部形式上，作了很大贡献，施泰因解放了祖国，俾斯麦统一了祖国，而且他的功绩对整个欧洲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很有意思的是，从时期来看，我们发现歌德和施泰因的最有作为的时期，同时在该世纪初，而且几乎是同时在这个世纪的30年代以高龄逝世。尼采和俾斯麦也几乎同时，在19世纪70年代树立起他们的丰碑，直到1890年，两个人又几乎同时失去他们的领导地位，至该世纪末去世。

拿破仑一世画像

拿破仑一世（Napoleon Ⅰ，1769—1821），法国将军、法国的 施泰因的仇恨逐渐转向容克地主，他对他们太了解了。他是在莱茵地区长大的，并且一度是那里的行政长官。通过朋友和来访者，他深深了解普鲁士特权贵族地主的傲慢和懦弱；他对被压迫农民的同情逐步增长，他认为农民是重大的牺牲者。甚至在灾祸之前，当时他已50岁了，他就提出推翻这一切的理由。他称易北河东部的城堡为“捕食邻里的虎狼之穴，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认为“如果他们想保持对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命不凡，放弃他们的马群和狗”。

国王能以国家重托赋予这样的人吗？国王情愿选择举止优雅而肤浅的冯·哈登贝格为大臣，因为他始终知道该怎么做，他不想触动整个制度。但是在 1813年10月，拿破仑在莱比锡被盟军击败，并很快被逐出德国。举止优雅的施瓦岑伯格亲王因胜利而受到了赞扬。还有一位战地元帅布吕歇尔，他的作战本领大大高于他的文字水平。他出身于民间，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朴实而又勇敢的德国人，既不粗暴，也无奴性。

莱比锡会战期间，萨克森·符腾堡军团从拿破仑一边倒向盟军一边来了。经过三次战争，直到最后一个小时，德国统治者还在强迫他们开往法军前线，向德国弟兄们开枪。这次他们索性跑了过去，和他们握起手来。热爱自由的人民应该当场把那些亲王打死。难道这些人没有为了自己称王称</a>霸而无视同胞的情谊、生命和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向全世界证明，德国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头衔和金钱吗？但是不论当时和以后，却没有一支德国部族起来反对这些卖国贼。莱比锡反对异族统治的战役在德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情，却对认识德国人的性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14年3月，联军进入了巴黎，这件事对这个世界城市来说，似乎是无法置信的。它已矗立在世界上一千多年了，敌国统治者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它的城墙。当巴黎人还在备尝自己的痛苦时，罗马人已在款待这些 拿破仑征服维也纳后，当时市内正在上演贝多芬的新作品《 拿破仑和贝多芬出生年月相距不远；他们的身材差不多，虽然根据贝多芬的朋友的描述，贝多芬显得更壮实。两个人都在差不多的年龄经历了大革命。年轻时，两个人都以新异教徒的气派狂饮，这对于基督世界来说，将受到坚决的抵制，也根本不考虑什么道德和什么完美的生活。“昨天”，年轻的贝多芬写道，“他们的没完没了的谈话弄得我好不伤心。见他们的鬼去吧！我才不要他们的道德呢。力量——这是区别于别人，使自己永占上风的人的道德；这也是我的道德。”还写道：“我将进入命运之关，它决不会使我低头。”有时他会像普罗米修斯般的对一个小提琴手咆哮，因为这个小提琴手说有些乐章无法演</a>奏：“你以为我会相信你那把可怜的小提琴吗？我相信的是我自己。”拿破仑也常常是这样的。但只是只言片语，因为贝多芬过的是单独的创作生活。但是上百件作品可以证明它们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如果我们得到一个不知名者的全部作品，把它锁在箱子里，连最聪明的人也会对泰坦迷惑不解的。一个天才与另一个天才的亲缘关系，将使事情更为清楚。

波恩的贝多芬雕像

路德维希说：“在他的同辈人中，只有贝多芬可以作为征服者同拿破仑并驾齐驱。”当时充满世界的君王思想，如统治、胜利、荣誉等欲望，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充满在年轻人的头脑中，这些思想是受拿破仑的言行，也是受贝多芬的作品的鼓舞产生的。19世纪没有别人能比得上这两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火一般的力量了。

确实，人们不应该去想拿破仑的国家大事，他的作战计划，而应该去看看他年轻时的情书，少数作战命令，以及在圣赫勒拿岛上的讲话；也不需要去摘引如泣如诉的柔板，《田园交响乐》和《春天奏鸣曲》中的诗情画意。每一个比较，就像两个交叉在一起的圆圈，只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如果取两个人性格中的这一可以说明问题的部分，人们也将会受到很多限制。贝多芬常常沉思忧郁，陷入困难的境地，拿破仑却没有同样的情绪。一个把自己的伤感诉之于不朽的旋律，另一个却以沉默来压制自己的情绪。世界和女人已经表明，皇帝与作曲家太不一样啦，贝多芬求爱和屈服，拿破仑却命令和攫取。两个人之间一定有着巨大的鸿沟，其中的一个牺牲上千人的性命，另一个却舍不得伤害已经变节的侄子的感情。

但是一次又一次地驱使贝多芬在他作品的结尾处，以火一般的意志追求胜利的愿望，使我们看到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理想和占领他思想主导地位的君王思想。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他的交响乐和奏鸣曲里以崭新的形式重复追求达到胜利的高度，只是在他最后崩溃，到了他自己的圣赫勒拿岛后，才代之以悲哀的结尾？这个没有传统观念束缚，像皇帝一样专断的看问题的人，他的这种创作精神，使他远远超过或居于同样自信和不断追求的人之上。

这是1803年。征服者已经吞噬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大片土地，在很多战役中把他们打败。作为莱茵地区和维也纳人，他和其他居民一样经历了很多遭遇。那时他正在创作《 然而，接着发生的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一年以后，当时这部草稿被锁在抽屉里，尚未付印，也没有被演奏，贝多芬的一个学生进门向他报告巴黎来的最新消息：拿破仑本人要登基做皇帝了。

“什么！”贝多芬喊道，“他难道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吗？”这个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现在他也将开始践踏人权，肆意妄为了！他希望居于万人之上，成为一个暴君！”说着，这个矮小的神奇人物走近堆着乱七八糟东西的桌子，拿起《 但在贝多芬临死前三年创作的最后一部杰作《 它的 没有人可以像诗人海涅那样，用自己的诗歌，搅动德国人的心弦。这样的诗充其量也不过只有五六首而已。《罗累莱》，这首最受人欢迎的德国诗，是海涅，一位犹太人写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出身微贱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微小的，这个国家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可以产生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罗累莱》决不是由于它的音乐而脍炙人口，它的旋律苍白无力，并且出于无名之辈。这首诗描绘一位引起德国人梦幻的山林水泽仙女。德国人沉醉在幻想之中，无辜的男人受到神秘女性的诱惑——所有这一切都源出于莱茵河，这是德国神话传说风靡一时又归之于消失的地方。正是这位诗人，以他德国犹太人的性格，怀着对祖国既热爱又批判的复杂心情，写下无数的诗歌和散文，激动了德国的心灵。这位诗人早已预感到今天的一切，为了说明这一点，本书摘录海涅1838年发表的《德国》一文中的下述片段：

基督教可以削弱，但不能扼杀条顿武士的残暴精神。总有一天，这种用以约束条顿武士的基督教教义会不起作用。处于原始状态的残暴武力精神将再度兴起，北欧日耳曼人诗歌一再颂扬的残酷无情的个性将受人崇拜。基督教教义的信条彻底崩溃的日子行将到来。

随后，湮没在碎石乱瓦之中的古代上帝石雕，抹去数千年来落在他眼睛上的尘埃，重新又被树立起来。而雷神骤然抡起巨锤将哥特式大教堂击为齑粉……当你听到隆隆的雷声，撞击的巨声，可要当心你邻居的孩子，你们法兰西人，不要出来干预，德国人是在自己家里摧毁大教堂……而有一天，当你听到世界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轰然一声时，你就会知道，德国的雷神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这隆隆的雷声震得空中的飞鹰坠地而亡，非洲偏僻沙漠上的狮子将会夹起尾巴，畏缩地溜进皇家的密林中去。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展现的这幅壮观相比，不过是一首无伤大雅的田园诗。摆脱了束缚的德国要比整个神圣同盟加上克罗地亚和哥萨克更令人震惊……你将会发见，这种残暴的精神一旦感染了人们，就会有种种哲理说明它是合乎情理的。

海涅实际上并未参与政治活动，他喜爱的是美学。他的著作和他朋友的一样在德国不仅受到压制，而且在他们尚未下笔之前就受到诅咒。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竭尽精力，通过对非政治性问题的阐述，体现时代的战斗精神。

当时，德国历史学家会议被称之为德国人民知识分子的议会，是先进分子聚会交流思想，探讨问题的场所。年迈的巴隆·冯·施泰因为了忘却自己失望心情，正在编纂一部卷帙浩繁的德国史。尼布尔、里特尔、施里曼，伟大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使德国扬名海外。伦克在80岁高龄之际开始撰写震惊世界的巨著《世界史》。马姆生概述古代朝觐罗马实况，为意大利人提供了一部他们的历史，据说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德国人感激的心情。与此同时，这些历史学家又彼此攻讦。没有一个有地位的德国历史学家不受到具有同等地位的本国历史学家的谴责，攻击对方的作品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利用伪造材料。

德国的书籍和刊物的产量——也就是说，德国智慧的结晶——总是在德国国家权力衰微破落时激增，而在权力日益兴起时就下降。1805年，在拿破仑压制之下的德国出版了4081部书，而1813年，从拿破仑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那一年，仅出版了2233部书。此后，整个国家不断分裂，知识分子的生活持续动荡不安，直到1843年出版的书籍不下13664部。1872年，德国取得巨大胜利，实现了统一，是年书籍出版下降到11177部。即使如此，德国也始终是书籍出版纪录保持者。德国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和诗歌，其描绘和塑造的形象，远远胜过这个国家在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德国历史值得引以为荣的也正在此。

波恩大学校景

马克思与海涅曾就读于波恩大学，波恩大学因马克思和海涅而闻名。

1842年，亚历山大·冯·洪堡摘引汉诺威国王讲过的一段话，足以反映出在德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德国的王公贵族的水平是多么的低下。洪堡摘的是：昨天国王在进餐时又一次对四十多位来宾说，“教授、妓女、舞女，只要有钱，到处可以买到。只要给他们几个钱，他们就会随你到任何地方去”。

也就在这个时期，弗里德里希·李斯</a>特详尽阐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号召人们要重视开拓殖民地。因而在100年以前，（如果以2006年为起点，应该是160年以前。——编者注）即1841年，普鲁士驻伦敦大使布森想方设法使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落入德国人之手。当时，大批德国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离开了德国。他们甚至还创建一个由绅士组成的组织，企图将还处于独立状态的得克萨斯州成为德国移民区。

与此同时，非世袭阶级的动乱在整个欧洲蔓延。在德国甚至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动乱。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发起了一场无计划，无领导的反抗运动。当时机器开始被大规模推广，手工艺工人走投无路，德国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既没有采取调节矛盾的措施，也没有保护被剥削阶级的宪法。从瑞士到法国，到处都规定严禁结社，而德国秘密会社正在酝酿一场起义。此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已被禁止，而到处流亡的人士却越过边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1820—1895）是一对密切合作的朋友。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更为出类拔萃而自愿退居幕后。就恩格斯而言，他决不是马克思的资助人，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挚友。

马克思在工作

这幅19世纪创作的作品展现了卡尔·马克思（1818—1883）在书房里工作的情景。

迅速成为领导人的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他是特里尔一个法律顾问的儿子，在柏林大学读书，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正是这个人奠定了和黑格尔论战的基础，如今这场论战依然在俄国进行。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个人是德国性格的新象征，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学说创建于德国，广泛流传于国外。马克思时年25岁，就已一针见血地抓住了德国人的弱点，他写道：“德国人蒙受的压迫一定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同样德国人受到的屈辱也一定会因它的公开宣传而更加感到羞辱。在政治上，德国人只想到别人做了些什么。德国是他们的理论良知。德国人思想上的抽象和傲慢，始终与他们对现实的片面性一致，德国人是如此的尊重思想、主义，以至于不敢将它们付诸实现。”

马克思26岁时被迫出任《莱茵报》编辑。尔后又逃亡巴黎和布鲁塞尔，最后在英国侨居。这位来自莱茵地区的德国犹太人在伦敦撰写的著作颇受俄国的重视。在他出生整整一个世纪以后，莫斯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画像。

德国历史上有五对密切合作的朋友：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胡登和济金根、歌德和席勒、洪堡兄弟，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一样，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共同合作，亲密无间。

不过在这一合作中，也有令人惊讶的史实。在这两位才智过人的作家、科学家和战士中，有一个为了使另一个更为出类拔萃而自愿退居幕后的人——就恩格斯而言，他决不是马克思的资助人，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挚友，正如维也纳伯爵总是喜爱和伟大的作曲家交朋结友一样。恩格斯是位学者，善于自我克制，他不放弃经商，只是为了维持他朋友和他朋友一家的生活。恩格斯并不是只能为师傅添砖加瓦的小工，而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替代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文章的朋友，事实上他是一位更好的作者。在党内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即使恩格斯从不给他朋友一分钱，他的贡献也是无可比拟的。这种性格是德国人的长处，实为德国人民儿子具有的优秀品质。

马克思长期侨居国外，处境悲惨，厄运频频袭来，入不敷出，仍然始终坚定不移地生活下去。他怀疑俾斯麦暗中监视他，在伦敦甚至连电话也不打。他和他的伟大妻子，五十年来如一日，鼓起勇气，忍受一切时而变化的少有的苦难生活，专心一致地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他的身体并不魁梧，不过他的举止，他像狮子般的脑袋，他的自信，他大声疾呼阐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到处博得人们的尊敬。他的这一切要比撰写的书籍更有权威。但是在当时，包括马克思周围的人，也只有少数人理解他。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和马克思一样，生于莱茵地区，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子。他受教育时无忧无虑，并没有什么自身的需要驱使他起来反抗。恩格斯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将商业搁置在一旁。他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信徒，早年就在父亲的曼彻斯特工厂中了解到了工人的状况。他曾经警告要重视 这一草案遭到普遍反对。奥地利反对，是因为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它将土崩瓦解，失去和它相异的少数民族；普鲁士反对，则是因为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国王不愿充当一国之首；居于中间力量的各邦则出于妒忌而加以反对。出于无奈，于是大会组成一个临时性的帝国政府。可是选谁为这个政府的头头呢？一位思想家？一位逢场作戏的自由派司法家？一位有影响的传教士？在这座圆穹大厅里，所有这些人都能找得到。可是又是谁对自由的德国人民来说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呢？迄今为止，统治德国的是国王，难道能将国王置于众人之上作为 新觉醒起来的市民的野心只能破坏德国人的精神生活。正是这个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思想教育未能在国家和精神之间取得平衡。过去的规律是国家和精神，两者之间只能相互抵触，而不能相互支持。即使在俾斯麦权盛一时的时代，也只能导致德国天才的衰落。

在本世纪帝国统一之前，伟大的思想家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人才辈出。在绘画艺术领域，16世纪产生过许多艺术大师，而现在出现了三个世纪的巨大差距。这一领域早已让法国一执牛耳。在19世纪，三四名突出的画家中，只有门采尔通过描绘腓特烈大帝时代和这个国家保持某些联系。马雷斯、查尔巴哈和布克林继续走罗马的老路，他们的作品大部分出于意大利。在这一世纪里，简直没有一个雕塑家或建筑师，其影响超越这个国家的国界和超越过这个时代。

新帝国是紧跟在德国哲学和音乐时代之后出现的，但新帝国既不重视哲学也不重视音乐。叔本华在1810年到1820年之间他青年时代写下了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此时俾斯麦刚刚诞生。不幸的是叔本华在德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很成问题。他的祖父母是荷兰人，他的双亲对普鲁士人深恶痛绝。当但泽市落入普鲁士人手中时，他们携带自己五岁的幼子离乡他去。但是叔本华所受的教育和语言是纯德国的，因为他富有文学修养的母亲在魏玛度过晚年，叔本华在那里受到歌德巨大的鼓励，这对他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和他不共戴天的仇敌黑格尔两人同时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征服了这个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对人类思想体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成就是德意志思想精神的财富。这两个德国人以及尼采的哲学，为19世纪开拓了新的重要道路。

黑格尔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好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源出于他的思想。他和叔本华一样，既是哲学的奠基人，又是艺术的奠基人。只是其中一个人的德文非常艰涩难懂，而另一个人写的一手好德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德国思想家。叔本华追随歌德的文风，将天生的直觉和细致的观察，创造性和科学，信念和认识结合在一起。他的父亲很明智，让他通过旅行和学习语言，摆脱国界的限制。在他几乎默默无闻地居住在法兰克福的30年内，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旅游，或去雅典、伦敦，或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因此，他对德国人的看法和歌德以及其他人一样，他曾经这样描绘过德国人：办事效率高，显然是在政府的驱使下办事，与之相比，法国人举止庄严，有着丰富经验，法国人善于了解大自然，探索自然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生硬地改变自然的规律。出生于这个国家，应是多么幸福啊！

叔本华像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如尼采和卢梭，他的哲学兼有文学的感染力和哲学的洞察力，他之所以被划入浪漫派哲学家，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是哲学家中的少有者。

贝多芬之后出现过三位伟大音乐家，一位是奥地利人，一位是萨克森人，一位是犹太人。他们也是在俾斯麦之前创作了伟大作品，那时德国还没有统一。三位音乐家都在青年时夭折，他们与国家政权毫无关系，但与德国人却有很深刻的渊源。

韦伯像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评论家、歌剧导演。德国古典音乐过渡到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人物，被称为德国民族歌剧的先驱。主要作品有《自由射手》（1821）、《邀请舞》（1819）和《音乐会短曲》（1821）。1821年《自由射手》在柏林上演时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成为民族英雄。

舒曼像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音乐史</a>上最突出的人物，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深刻地反映出德国浪漫主义的优点和弱点。

门德尔松像

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是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呼吁宗教宽容，支持犹太社区融入普通的德国文化和生活。

韦伯出身于江湖医生家庭，自封为贵族，他创作的浪漫主义歌剧，表现了德国人的巨大天才，没有任何其他德国作曲家能将如此悦耳动听，而又雄浑刚劲的乐曲倾注在德国人的心坎里。韦伯的乐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刻画森林和矮人，水妖和巫人，月光和幽默的恶作剧，而莫扎特的歌剧都是以地中海人民为背景的。如果说，德国的一切文化都给湮没了，但韦伯的三部序曲和《邀请舞》留下来了，那么几千年后，发现者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支被埋没的民族一定是很迷人的。

舒曼，这位几乎被法国人看做是自己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歌词内容，表明他事实上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特别是他根据艾兴道夫的诗谱</a>写的曲子，对其他国家来说，有如欧洲人听阿拉伯音乐一样陌生。他和韦伯一样，在他谱写的乐章中有德国的森林、打猎、号角和其他等等。舒曼和韦伯不同，韦伯身患肺病，在作曲中有着激昂的情绪，而舒曼更为忧郁。他被称为贝多芬的最后一位门徒，这对两者都是不公正的。如果将他的前人贝多芬和后人勃拉姆斯加在一起，则在他的身上，两个人的长处他都兼而有之。

门德尔松是位音乐王国的优雅王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没有受到专家的信任。他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精神融为一体，使其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他比之斯宾诺莎和海涅更为成功。这位哲学家的孙子，受教育于才华焕发的父亲。当时在1820年左右，他父亲的家是柏林名流和风雅女人幽会的场所。他的艺术生涯轻松愉快。最初是作为神童，后来又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遨游欧洲各国首都。他比莫扎特幸福。他13岁时在歌德家中，阅读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的贝多芬手稿，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后来他娴熟地演奏童年时代的大卫，（《圣经》中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国王，童年时曾杀死勇士科利亚。——译者注）使八九十岁的歌德为之倾倒。歌德听了门德尔松如怨如诉的钢琴演奏，为之黯然神伤。这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这位来自地中海的年轻征服者，把歌德和贝多芬融为一体，三个人都受到德国思想精神的熏陶。

门德尔松在17岁还是大学生时，写下了《仲夏夜之梦》序曲，剧中的一个仙女调皮捣蛋，使他的思想中了魔法，而另一个仙女使他为之心动。这个犹太小伙子演奏这些描绘水妖、天仙的旋律使德国人韦伯受到启发，他采用同样的主题，写下了《仙境之王》一剧。他们的祖先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他们刻画了反映这个国家本质的自然环境，因而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相互混淆，难分彼此。新帝国的兴起，丝毫无助于音乐王国的发展。勃拉姆斯诞生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汉萨同盟”诞生地汉堡。不过他和奥地利教员的儿子勃鲁克纳一样，生活在远离帝国的维也纳。他一辈子始终认为自己是属于南方的。这个帝国的一切，对他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帝国内，单调的写实主义风行一时。少数学者十分出色，不过他们年华已逝，如勃森、奇尔希胡夫、赫尔姆霍尔兹和维尔乔夫等人。这些人日后在柏林，以他们的才智而名扬四海，而俾斯麦对他们竟一无所知。最卓越的作家，无论是凯勒尔还是冯塔纳从未见到过俾斯麦。后者是半个德国人，出身于胡格诺派家庭，是他留下了对普鲁士容克地主最好的描绘。格利伯茨尔和黑伯尔孤零零地住在怀有敌意的维也纳。凯勒尔和布尔克哈特两个人都是瑞士人，他们对普鲁士的风气都深恶痛绝，而布尔克哈特，这位最伟大的德语历史学家，早在这个帝国鼎盛一时的时候，就已预言它将分崩离析。

俾斯麦这个最有权势的德国人，尽管他本人知识渊博，有着比国王和王室更高的文化教养，但他的家很空虚，很少文化界的人士去访问，这突出表明俾斯麦憎恨和人接触，而且越到晚年越为严重。他渴望权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他先是没有时间，后来有了时间，但仍没有情绪阅读和倾听一切与政治无关的事。归根结蒂，他憎恨这个世界的一切，他爱的只有树木、动物和妻子。以前他非常欣赏贝多芬，只是因为听了音乐使他太激动，他又放弃了音乐。

在他的那个时代，还有两位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俾斯麦对其中一人是一无所知，而对另一个人又不欣赏。这两个人就是尼采和瓦格纳。

瓦格纳的出现——瓦格纳的听众——歪曲德国的传说——舞台上的天才——他的魔力——勃拉姆斯的出现——施特劳斯和奥芬巴赫

在所有富有创造力的德国人中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是最危险的人物。今天正是他，造成了很多的混乱，今天德国的情绪确实源出于他。

现在全世界谴责当前的德国制度，将其归罪于尼采，而真正要负责任的实际上应该是瓦格纳。希特勒成为瓦格纳的信徒绝非偶然。外部世界很不了解这一点，法国人因为欢喜瓦格纳的歌剧，因而也将德国的危险带进法国。非德国的国家只关心音乐，而没有看到音乐主题和内容象征的含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有影响。

瓦格纳的音乐对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作出的贡献流芳百世。他发现了谱写管弦乐和声乐的新领域，为整整一代人开拓了新的道路。他发现和创造的音色和其细微的差别，为前人所不知，使后人所难忘。而且他善于运用戏剧效果，这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此外，瓦格纳追求的是突出“艺术的整体”效果，这在当时早已为人们所摒弃。不过，瓦格纳仍不失为艺术史上变态的天才人物，其地位不逊于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家伯尔尼尼或美国作家爱德加·阿兰·坡。

瓦格纳的激情感染力很强，给群众，特别是德国群众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下了十部诗篇，孜孜以求的是用古代悲剧哲理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育，而后他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撰写歌剧。如果仅仅将他看做是纯粹的音乐家，那是贬低了他。他既无意跻身于德国作曲家的行列，也不知道正是他天才的性格，造成了他的孤立。他不仅和七位大师很疏远，对浪漫主义派也很冷淡，他的同代作曲家勃拉姆斯也不重视他。不过由于后来的人大大不如他，这倒使他的创造天才显得很突出。在戏剧方面，他作为克鲁克纳和韦伯合适的后继者，成了后起之辈的导师。

戏剧是现实的幻想，这句话包含着瓦格纳的美德和他的危险性。他是德国 能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特别当你生活在德国人中间。……毫无疑问，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确实现在就可在欧洲获得真正的优势，这是很清楚的，但他们并不在向这个目标奋斗，这同样也是很清楚的。……反犹太往往是那些低劣、妒忌、怯弱人的表现；现在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在他内心一定带有这种群氓意识。……现在他们年复一年的，锲而不舍的与欧洲最优秀的贵族通婚，他们将很快在精神与体魄上继承优秀的遗产。一百年后，他们看上去将是十足的贵族，不会因为出身低微而羞于成为优秀者。……然后他们将会称为欧洲的开拓者。

的确，在优秀气质方面尼采也是一个德国人，这就是说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具有严</a>肃的思想，一个哲学家也能创作音乐。他与瓦格纳的不同在于他的鲜明性和内心的安全感，他用不着矫揉造作，他的内心相当平衡，这是地中海地区人民的特征，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也把那里看做自己灵魂的家园。

关于俾斯麦，尼采只有一鳞半爪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关于俾斯麦的个人材料一点儿也没有发表。他之了解俾斯麦就像马基雅弗利之了解凯撒·博基亚（Cesore Borgia）。俾斯麦不就是一个独裁者吗？难道这不非常清楚，他是人民的敌人，他十分强有力吗？尼采只看到俾斯麦否定思想精神政策的结果；他反对德国人成为世界使命的肩负者，而这正是德国人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德国思想家希望德国成为世界统治者，或者认为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甚至俾斯麦也不这样认为。这样想的人一定是个无知的疯子，也只有希特勒分子才相信这一点。

尼采和俾斯麦几乎同时从舞台上消失，一个病了，一个退休了；而且两个人又都在10年以后去世。两人身后一度都没有子弟。如果俾斯麦晚年身体允许，继续叱咤风云，他也许会吸引尼采的强烈兴趣的。这是德国历史的特有的镜头，两个在同一时代强烈关心德国人的人，却互不认识，这是因为一个是属于国家政治的，另一个是属于思想精神的，这两股力量在德国各行其是，似乎中间隔了一道玻璃墙，可见而不可即。

尼采是这个世纪继瓦尔特·冯·德尔·福格</a>威特、路德、歌德之后的又一名伟大的文体学家。歌德为德文引进了罗马字母，尼采则为其引进了拉丁发音法，对德文语言都作出了贡献。他像一只海鹰，无论在高山或海洋上都希望翱翔至最高点，引颈高歌，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他飞越过了本世纪，在完全新的起点上迎来了新的世纪。

威廉二世的出现——开端——罢黜俾斯麦——威廉二世

俾斯麦的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如果他由于疾病或死亡，而退出公职，他的形象将不如现在这么突出。事实上是由两股完全不同的势力，一股来自上面的统治者，一股来自下面的部分人民，联合在一起，将俾斯麦推翻的。

在他治理国家的最后10年中，他成为彻头彻尾愤世嫉俗的人，连他最老的朋友也不信任，他在晚年只和美国朋友摩特莱交往，这个人是他在大学时结交的。他毫无理由地阻挠了他儿子的恋爱，而迫使他与一个美国犹太人的孙女，一位波希米亚女伯爵结了婚。这样，他终于在他的老年，实现了他早期表示过的，一个德国贵族最好与犹太女人结合的主张。然而俾斯麦家族终于迅速衰落了。他的愤世嫉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已没有人能感到他是真正热爱德国的。他和国王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是一个普鲁士人。

他继续镇压社会党人。他迫使沿着东部边界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迁移出去。他不顾国会的反对，将宪法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实行独裁。只有在外交领域，他仍然是一名老手。他对德国无意成为世界强国采取默认的态度，将一切爆发新战争的根源扼杀于襁褓之中。在他离职之前，德国始终没有成为所谓的“帝国主义”。

俾斯麦作为独裁者依靠的是他的主子，但是即使到了皇帝的晚年，君臣关系已成为一种形式时，他们之间关系的维持实际上还是因为威廉的年龄。因为一位年届八九十岁的国王，已不会再考虑摆脱自己的旧臣，就像一个年老的丈夫，已不会再想休掉自己的妻子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威廉皇帝殁于91岁时，这种形势才发生变化。而情况发生更彻底的变化则是在病魔缠身的儿子在称帝仅100天后旋即去世以后，而新的继承人年仅28岁。

客观地讲，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采取反对俾斯麦的第一步并非全然错误。如果他后来的表现证明他的价值，历史也许会赞扬他。但他执政后的政策表明，他和他的浪漫主义先辈一样敌视人民，与腓特烈，威廉四世最初也踌躇不决地采取了一些自由化步骤一样，威廉和大多数王储一样，在对待国家事务上轻率从事，以为只要态度和蔼可亲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用阿谀奉承和许愿允诺麻痹德国工人的斗志，这只有更促使俾斯麦采取强硬态度。俾斯麦决定利用某种借口或者用政变方式剥夺工人的公民权，驱赶他们上街，迫使他们造反，然后加以镇压。1890年2月的选举中，这两个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威廉的虚假改革，俾斯麦的威胁，这两手的结果是使赤色分子增加150万张选票和35个席位。这是全世界工人政党首次取得的伟大胜利。

威廉从登基的第一天开始就期望摆脱俾斯麦，这时他将一切罪责归咎于俾斯麦，采取非常粗暴的方式罢黜这位先统治普鲁士，而后统治德国达28年之久的老臣，甚至不让他有充裕的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威廉的目的是缓和群众的舆论。而所有的政党也都为终于排除了这一大障碍而欢欣鼓舞，但是他们又感到内疚，于是他们采取浪漫主义的态度，将俾斯麦偶像化，说这样的人现在却被如此粗暴地赶出内阁。

但是仅有少数人认识到罢黜俾斯麦给帝国外交政策带来的彻底剧变。1890年3月期间的剧变，重新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德国命运，在策动世界大战方面也起了作用。

二十年来，俾斯麦深感德国所处的地理环境面临的威胁，因而力图通过结盟保卫这个国家。奥地利被排斥出帝国之外后，对德国的宿怨再度滋长。奥地利青年提出要为萨多瓦复仇，对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腓特烈的回忆逐渐被对梅特涅的怀念所代替。和奥地利的友谊并无保证，这个国家和匈牙利联合，生活在德国之外，统治的是奥匈王朝。和它的友谊是一把双刃刀剑，对所有奥地利的盟国来说，现在都同时和八个国家结着盟。对奥地利友谊的离心倾向可能对波兰人、丹麦人和现在已并入德国的阿尔萨斯人产生消极的影响。

法国在建立第三共和国以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稳定，法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促使大臣们谋求建立反德联盟。和德国并无任何实际冲突的英国，很难回避俾斯麦组成联盟的建议。直到1888年，俾斯麦根据这个设想致函索利斯伯里伯爵。

在这动荡不安的欧洲国家关系中，德国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去寻求，这就是和俄罗斯结成联盟。这两个国家和两国国王之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俄国农民处于半农奴的地位，缺乏民众的代表，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他喜欢的正是和一个能独立行事的沙皇打交道。因而他着手建立一整套狡诈的缔约体系：和奥地利、意大利建立三国联盟，与此同时，又和俄国缔结了《再保险条约》，俾斯麦称，这是一场玩五个球的游戏。

而这时来了个年轻的皇帝，他要求每做一件事都与以前的做法有所不同，当然是要求比以前干得更好一些。在威廉和俾斯麦的最后斗争中，由于沙皇的某些评语落入威廉手中，终于使俾斯麦大大地触怒了皇帝。沙皇的评语称威廉是一个脱离实际，怀有恶意和没有教养的人。王室的少数官僚长期以来就希望俾斯麦下台，他们在获悉沙皇评语的第二天，就向皇帝递呈一份陈腐不堪的报告，称俄国军队正在沿着边界调动。正在此时，俄国内阁大臣舒瓦洛夫为两国条约延期事抵达柏林。这个条约刚刚满期，它并不是通常以三年为期，而是六年为期，俄国拟将它转为长期性的条约。皇帝企图以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战争危险，来证明打击俾斯麦是合理的。新的阿谀奉承者纷至沓来，他们竭尽全力指责俾斯麦。德皇拒绝条约延期，并在同一天要求俾斯麦提出辞呈，这就为自己既向俾斯麦也向沙皇报了仇。

和今天的德国一样，德皇这一动机之能得逞是由于国家的命运操纵在帝国和独裁者少数人手里，他们总是关起门来，由两三个人决定国家大事。德皇的这一做法立即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沙皇突然感到他在欧洲受到孤立，尽管他憎恶法国人，可是在一年之后，即1891年还是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了第一个协议，而这一协议导致了后来俄国和法国的结盟。

德意志帝国的安全已岌岌可危。从今以后二十年之久，德国总参谋部不得不为两线作战作好准备工作，而俾斯麦曾经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达二十年之久。当时德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延长和俄国的结盟，如果俾斯麦在位的话，一定会使联盟继续下去，德国也不会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德国如果和俄国结盟，十之八九会在世界大战中获胜，因而俄国革命也不会爆发，至少不会在当时爆发。

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埋葬了这一切的可能性后，在19世纪末面临的问题是他究竟需要多大的天才，多大的热情来治理这个国家。德国皇帝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自行作出决定。如果他是一位天才，这本是个时机可以充分发挥，证明他的才智。如果他比较谦虚，他可以像自己的祖父那样允许别人出来治理国家大事。

由于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恰恰是有着德国人神经质性格的一个歇斯底里的继承人，他总是要求别人作出高于他本人水平的评价，由于他是这一种类型的人，德意志帝国虽经重重苦难得以建立，又付出艰辛代价，谨小慎微地加以治理，也是注定要夭折的。因为这个帝国的君主不仅思想离奇，而且矫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