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国家与精神的分裂_德国人

从大选帝侯到歌德（1650—1800）

德国？她在哪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她的整体？德国人是博学多才的，但是这个国家却是另一回事。

——歌德

普鲁士的景色——维也纳——两个城市的比较——音乐与效率——伟大的德意志人来自何方？——普鲁士人是何许人？

一片沙土地经过精心耕耘成了上千块田畦，种着黑麦和土豆。广垠平坦的大地偶尔有小丘点缀其间。勃兰登堡的大地一直延伸到无边无际的远方，就像月球上沉寂的海洋。到处是一行行挺拔的青松，也有些冷杉树，但很少有毛榉树和其他枝叶茂盛的树木。在这片很少生长灌木的土地上，见到的多是光秃干巴冷漠无情的松树干。当你坐在树下休息时，你身旁也是一片褐黄色的松针叶毯。松鸡和鹧鸪在田野和树丛的缝隙之间栖息做窝。街道和</a>河渠纵横交错，而且都有标志。村落里的牛群和多由红砖砌成的房子，也严格地按照教堂塔尖指出的方向排列得井然有序。乡镇议会大厅看上去像兵营，墙上贴着警告的注意事项，让人感到似乎这里一切都是被禁止的。在漫长的旅途中，人们偶尔也可发现一座优雅别致带有旧式山墙的老屋，或者一家悠闲舒适的小客栈。而在这一切规划严整的平原上，它们孤零零地伫立在一旁，像被人们遗弃的孤儿。一切都经过精心的安排，惊人的整齐划一，令人感到单调乏味。

所有的道路、铁路、运河，都通向位于中心的大都会。在一条对城市来说毫无意义的小河边的荒地上，柏林市是未经筹划，仓促建立的。这座城市像座蚁冢，随着时代的变迁，只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这座城市的风貌还是风雅得体的，在后来的五十多年时间内，不断地扩张和任意地变化，成了一座难看的城市。宫廷、军火库、宫廷警卫室、凯旋门、两座古老的诸侯纪念碑，这种种建筑物一眼望去大部分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俾斯麦时代的建筑多在旧市区，依然保持了旧日的风貌，即使并不美，今日也全部毁于战火之中。三十年来，市中心的历史名街的光辉古迹，也早为战乱破坏殆尽，而为了一旦发生叛乱便于输送兵员，菩提树已被乱砍滥伐，荡然无存。

这座城市缺乏一切令人仰慕的欧洲古老城市的风貌，它既没有伦敦的绿化广场，也不像巴黎那样富丽堂皇和开阔宽敞，更没有罗马依偎山峦的风姿。唯一可以让上百万居民透透气的地方是动物园，但是又被无数笔直的大街所破坏，使人感到美中不足。这些地方人们原也可以消闲漫步，但凡是有绿树和美景的地方，行人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限制。如果两个行人幸运地找到一条位置适中的长椅，在它附近往往就有一座大理石雕像，一位威严的国王，左足前伸，手执利剑，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令人们不得不赶快离它而去。

勃兰登堡门

柏林中心是柏林城的发祥地，通向柏林中心的大门是勃兰登堡门。这座著名的建筑于1791年竣工，先是象征着普鲁士的命运，继而象征着德国的命运。拿破仑前往俄国时曾趾高气扬地穿过此门，在返回法国时，他们将门上面的“胜利战车”运到了巴黎。1814年，马歇尔·布吕歇尔元帅凯旋而归，将它又带回了德国。柏林墙修建后，勃兰登堡门不许人们靠近。柏林墙拆除后，勃兰登堡门又成了德国统一的象征。

柏林是欧洲工作最勤奋最快速的城市，在这两方面都很像纽约。它也很少有感染力，因为一切活动都是有组织的，在这个王国非经特别允许，一切活动均受禁止。时钟统治着这座城市的400万人口，人们在白天最常见的一个动作，是看看左腕上的手表。所有的阶级在任何时间，甚至娱乐，都是按着明确的规章制度组织的。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今天，而且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为了贯彻严格的秩序和加强控制的禁令，柏林的哨所林立，警察和卫戍部队人数大大超过别的城市。

每个公民都惊人的勤劳，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干起活儿来，都没有喘息的时间。有时人们也会因为他们用一种很笨拙的方法组织娱乐活动而受感动。柏林人的本性是朴实真诚的。天性很好而又爱发牢骚的柏林人有很多逸事。一杯啤酒下肚，可以使他们舒服自在一个小时。普鲁士最佳的口号不是来自国王或诗人，而是来自柏林的小人物。柏林一切公共生活都有严</a>格的规则，而柏林人最希望的是躲开警察给他们定下的规矩。整个城市生活是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没有人，即使富人也难以躲开它。唯一可以摆脱它的方法是离开这座城市。普鲁士二百多年来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论在台上的是国王、皇帝，还是元首。

就像开罗附近的三座金字塔，突然意外地在沙漠上巍然耸立，经过精心培植，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普鲁士国家金字塔也突然地在勃兰登堡的沙土地上出现。但是在这里埋葬的不是拉美西斯和巧普斯，而仅仅是自由。

群山环抱，音乐之声不绝于耳，葡萄园、花丛、山村点缀其间。这是欧洲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在这美丽的乡间缓坡上，以大教堂为中心，沿着雄伟的建筑轴线，有计划地向外逐渐扩展，这就是维也纳城。这座大都会，歌德曾称其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并不沿多瑙河，只是离它的流域很近。维也纳辉煌的圆拱宫廷和塔楼，充分显示其建筑艺术之精湛和典雅。这样的建筑物，人们只能在巴黎或罗马才能欣赏到。维也纳建立在自然环境优美和两个文明交叉的历史时代。它从容地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由于精心的设计，它既保持历史风貌，又跟上时代的步伐。作为一个诸侯的官邸，它并不比柏林古老。维也纳的特征是自由和优美，在这方面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行政命令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而是很小很小。

笼罩这座城市的是闲情逸致的气氛，而不是速度和精确性。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这座城市一切阶级的生活不是时钟，而是咖啡。人们不愿意长时间集中精力工作。他们喜欢不固定的短期工作，以求有时间真正享受人生。在这样气氛下，特别流行的是华尔兹舞曲而不是军队进行曲。崇尚情趣，而不是精确准时，喜爱音乐的旋律，而不是服从性。以今天来说，这两座德意志的重要城市好比两位妇女：一个是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井井有条，尽可能多的完成她一天的工作，自觉遵守社会义务，从事家务劳动，但也仍然想着参加些体育活动和出席音乐晚会；另一位是个可爱的少妇，她一半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关心自己的服饰和打扮，款待那些偶尔缺少家庭温暖的爱慕者，她热情，好客，风度翩翩，使客人们得到些补偿，其结果是，这位妇女要比她的对手，那位高效率的模范，给予人们更多的愉快。

以这两座城市的不同背景以及对大都会不同的概念来看，如何提高精神、音乐、人格、高尚的情操和生活的艺术</a>呢？

确实，即使在这个以高度组织性为象征的普鲁士，出于实际的需要，在这片土地上精神偶尔也能培养出具有有用知识的头脑，诸如医生、发明家、商人或一二位政治家，但普鲁士的大平原和平静的柏林，很难培养或忍受真正伟大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当德国以它的军事传统出现在普鲁士中心，逐渐变得富有和强大，已经有力量借贷和购买任何东西时，它缺乏的是精神，需要从国外汲取。同样，维也纳坚定的新教徒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紧急关头，也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当土耳其人从山上向城中射击时，正如今天新野蛮分子从空中轰炸伦敦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保卫全欧洲的。在柏林，洪堡代表的是精神，而在维也纳，欧根亲王代表的是军事科学，在他们两人祖先的血液中都有着法兰西的血缘。

领导国家也是一种艺术，具有较高水平的领导国家艺术，不是出于普鲁士而是出于奥地利。在这个重要领域里，精神和政权结合在一起，维也纳始终占上风。好战的普鲁士是在战场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文化之国奥地利是在办公室内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个是善于战斗，另一个是擅长交易。人民总是害怕邻国的力量超越自己，而同时又羡慕邻国的高度智慧，即使知道邻国的智慧往往对自己不利。世界上各国就是这样逐渐倾向于同情奥地利圆滑的国家领导，而唾弃普鲁士强大的政府。人民感觉到，其中一个国家的领导是受古老文化思想的熏陶，而另一个国家领导却奠基于古老的军事传统。

作为一个在300年历史中只打过两次败仗的军事大国，只能像斯巴达那样依靠铁的战争纪律，从一个侯国发展成为帝国。而维也纳和希腊一样，只能一再被打败和被包围，为它的美丽和精神付出代价。希腊产生了戏剧、雕塑、寺院和哲学，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中找到衡量事物的标准和思想的源泉。但是斯巴达，胜利了的斯巴达只是依靠纪律和服从而赢得小小可怜的胜利。如果不是因为模仿者偶尔的需要，自豪地称自己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为斯巴达，或者像今天的柏林和它的元首两次重复这种做法，斯巴达早就会被人们所遗忘。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对抗，构成了1670—1870年德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并且必然会导致德国前所没有的最大分裂。普鲁士在这一时期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专制的霸权国家，而奥地利则同样坚定地成为一个精神至上的国家。普鲁士越来越甘愿成为军事大国，完全按照军人的意志行事，它为了获得权力，只能以牺牲精神为代价。随着不断取得胜利，军事集团及其领导人容克大地主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过去是出于需要，现在是出于崇拜而进行战争，过去利用战争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现在这个作用已告终结。统治阶级一心一意地要进行战争，并且通过战争变得富裕了起来，人们本来就怀疑战争的作用，现在这种怀疑进一步加深，从怀疑战争发展成蔑视战争。在勃兰登堡大平原上，人们难以想象气候是如此的寒冷，效率又如此的高，普鲁士像一支武装部队，将德国全面地组织了起来。

与此同时，德意志最宝贵的精神精华聚集在奥地利和维也纳，并且得到进一步发展。德国的天才纷纷逃离普鲁士，他们只要远离旧普鲁士的领土，在各个地方，萨克森、奥地利、巴伐利亚、施瓦本和莱茵河沿岸定居下来。

就在1670年到1770年这100年中，当勃兰登堡公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普鲁士王国之际，德国造就了一批为德国人带来不朽光辉的人物。不论在这个伟大的世纪之内，还是在这个世纪前后，没有一个人是普鲁士人。而又是谁在这个世界上代表德国呢？

有美因茨的古腾堡，施瓦本的开普勒、格吕内瓦尔德，巴伐利亚的丢勒、格拉纳赫、荷尔拜因，荷兰的伊拉斯谟，萨克森的路德。而达到顶峰的则是：歌德和席勒，莱辛和荷德尔林，巴赫·格鲁克和海顿，莫扎特和舒伯特。除了这些书斋的伟人以外，还有：韦伯、舒曼和瓦格纳、约翰·施特劳斯、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费尔巴哈和施温特、让·保尔和努瓦利里、格里帕尔茨尔和安赞格鲁伯、莱布尼茨和叔本华、黑格尔和谢林、费希特和阿恩特、施莱格尔兄弟和格林兄弟、施里曼、马姆生、利比格和蓬生。直到思想已不太丰富的今天，还有齐伯林和理查德·施特劳斯，他们全都是南德人，来自萨克森或奥地利。极为例外的是韩德尔，不过他也只是形式上的普鲁士人，因为他于1685年出生的哈雷，本来也是萨克森的，此时刚刚归并入普鲁士，这座城市位于萨克森的边境。

早期的勃兰登堡旗帜图案

1356年，勃兰登堡公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直到1701年和普鲁士合并。这是早期的勃兰登堡旗帜图案。

此外还有贝多芬，半个佛来芒人；康德，一半是苏格兰人，一半是“法兰克人”；洪堡是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尼采自称是波兰人。而最后还有门德尔松、梅耶贝尔、奥芬巴赫、海涅和马克思，他们都是纯犹太血统，德国已无权将他们的荣誉算在自己身上。至于普鲁士人，后来又逃离自己祖国的，有克洛普史托克逃到丹麦；赫尔德避难于里加；温克尔曼移居罗马；所有这些人对自己的祖国都恨之入骨，溢于言表。

给普鲁士留下来的是普鲁士诗人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而他在给自己的未婚妻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一定是由于自然界的某种错误，在海水退潮后留下的，在这里适合生存的是鲸鱼而不是人类。”

甚至没有一个将军是在这个号称是军人之国的普鲁士诞生的。欧根亲王是法国人，梯里是荷兰人，瓦伦施泰因是半个捷克人。著名的普鲁士政治家施泰因、哈登堡、夏恩霍斯特、德骚、格乃森瑙、布吕歇尔和莫尔特克等将军，无一是出生在普鲁士的。只有少数几个著名的学者，如赫尔姆霍尔兹、科赫和维尔乔夫是出生在普鲁士，并且没有逃离这个国家。至于真正震撼世界的只有两个人：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

当他28岁登基未及数月，他按照德国旧传统，声称西里西亚为德国所有，挑起一场战争，反对哈布斯堡。德国经历了两代皇帝盛世后，传到这位继承人手中，已是殷实富足的国家。他利用这个珍贵的时机冒险，此时此刻，他如果充分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聪明才智，无疑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他犹豫不决，也将遭人轻视，因此他在战场上要表现出比他父亲还勇敢。他在给自己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正处于血气方刚之年，我追求荣誉。真的，我对你是无所不言的！我好奇，一句话，一种潜在的本能折磨得我昼夜不宁。我希望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历史书上，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满足啊！它引诱我去做一切”。

玛丽亚·特蕾西亚肖像

1745年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肖像画。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1717—1780）为查理六世之女，奥地利女大公，1740年起继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于1765年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她的长子约瑟夫二世于1765年继承父亲之位。她的一个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于1770年嫁给了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一位战士的避难所

在漫长的统治时期内，腓特烈大帝曾有过许多住所，但只有在小无忧宫的音乐房间中，他才最终找到了一处避风港。小无忧宫位于波茨坦附近，于1747年根据腓特烈大帝的设计修建而成。在此地，他与朋友们及雇佣的音乐家纵情于音乐的海洋之中。

这段话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讥讽，但终究不失为一份极妙的自供状。这段话对研究腓特烈的动机具有巨大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自从腓特烈打了 约瑟夫此时正在全国视察，了解国情。他发指示，作出决定，而且以发布通令和告示的办法，迅速地解决了宗教、阶级、民族之间的纠纷，互相取得了谅解，这在过去他母亲的时代，是无法做到的。他关闭了800个修道院，只允许真正从事实际工作的修道院继续保留。他给予所有非天主教信徒以宗教信仰自由，只有一件事不同意，即不同意他们修建教堂塔尖和钟楼。他吸引了上万名莱茵河人到奥地利来，给予免税，让他们在加里西亚、巴纳特苏台德地区定居下来，并用德语把这一多民族的国家统一起来。他免除农民一切苛捐杂税。确实，他做了这个贵族国家最令人惊讶的一切事情。1781年他大笔一挥废除了农奴制，他写道：“这是由自然法则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所决定的。”他与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和美国的林肯一样完成了一项冒风险的事业，亚历山大二世和林肯因此而被暗杀，丧失了生命。

约瑟夫的生命是被保存下来了，但他并未因此而得到愉快。他也尝到了看到了潜藏在民众之间的惰性的痛苦，他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心愿，必须得到人民自觉自愿的支持，否则将一切落空；他看到了上层的思想必须得到下层的支持，“成在于民，败于民”！开明君主的这个口号得罪了贵族，但同时也使他赢得了人民对他的好感。他的画像至今可以在蒂罗尔的农舍中看到。但他无法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改革的目的。不久，荷兰的贵族起来反对他的专权，由于他的改革而得到一点好处的人，又不得不拿起枪炮起来捍卫，这从他内心来说是很不愿意的。他在临死之前称自己为最不幸的人。

象牙制长笛

图为腓特烈大帝收藏的象牙制长笛。

“长笛独奏曲”

腓特烈亲笔所书“长笛独奏曲”。这首乐曲代表了腓特烈的音乐作品风格。他所作的曲目虽有迷人动听之处，但是多系模仿之作。

玩世不恭的腓特烈却没有受到这种良心的谴责，他因而还是个胜利者。

腓特烈因为战争而过早地衰老了，虽然他还只有51岁，他就退位来到波茨坦自己小小的宫殿，在优雅别致的书房里从事写作。此时，他年轻时期的两个幽灵——虚荣心和理性，可能经常出没在他的静静的书斋里，使他又一次陷入困境。因他而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需要恢复，而容忍的精神又需要付诸实现。与此同时，世界发展得很大，备受战争苦难的老百姓更加觉得有理由提出各方面的要求。约瑟夫的改革取得了成功。普鲁士似乎注定会恢复秩序，年迈的国王现在有了机会去实现他年轻时期的愿望了。或者只是因为他父亲是个残暴粗野的人，而使他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对法国哲学热爱的结果，证明并不比聪明王子的一时幻想高明多少。

腓特烈开始从事大规模的法律研究，并创造性地完成了《普鲁士民法》。这在德国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一步，使普鲁士逐渐从野蛮的阶级偏见走向社会立法。两个参与起草这个文件的法理学家，在伏尔泰、米拉保理论的基础上，帮助腓特烈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这次他没有在胜利面前逃跑。自从查理五世以来，直到腓特烈时代，二百五十多年期间，法律从未变革过，以专断暴虐著称的星法院始终属于统治地位，后来希特勒又故伎重演。现在，根据贝卡里亚思想，刑法减轻了，他认为刑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社会，康德则从他的纯伦理学出发，坚持惩罚。

军事法庭则确实未予取消，还与老腓特烈在世时一样。老腓特烈为了不使农民因罚款而破产，曾恢复和采取了很多残酷的体罚政策。无论是运用法律等手段，腓特烈也无法制止容克地主的权力。当腓特烈在波美尼亚宣布废除农奴制时，容克地主对他的命令置之不理，这位国王也只得不了了之。在教育问题上，腓特烈实行改革之后，学校的数量增加了，但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腓特烈为学校规定两项任务：教育青年人和奖励战争中有功的将士。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教员，其结果却使普鲁士大部分青年人是在手执教棍的前军士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农村，教员则大部分由牧羊人、守钟人，或鞋匠来担任，因为教员每年只有80到100泰勒（德国的旧银币名称。——译者注）的收入，因此大部分教员都是兼职的。也有资格很老的教员，但他们却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甚至手工匠也被指定为教员，理由是他们以前当过兵，现在蹲在家里太无聊了，让他们当教员增加些活动。

国王哪儿去弄钱维持学校呢？假如他要保持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为了训练干部，国王必须垄断食盐、烟草和咖啡，为什么要对咖啡征税呢？据说因为它转移了人们对啤酒的嗜好。这样的食品税，反过来，也可能只有所谓的“嗜血”制度才能征集，腓特烈发现法国人在这方面很配合，他们付的税要比普鲁士部长征收到的高三倍。这种制度使警察达到了今天盖世太保无所不能的程度。腓特烈的警察的确有权夜间进入每户人家侦缉走私物品，这些遭人憎恨的“咖啡探子”想方设法跟踪走私贩，一旦查获，就被派去修建防御工事，以示惩罚。在腓特烈的领导下，警察的权力大大高于老腓特烈时代，甚至公共卫生都被称为“警察科学”，这个名称倒十分适用于今天德国科学的各个部门。当这位国王收到人民不满的报告时，他无所谓地批道：“我年轻时只喝啤酒，对交不起税的人来说，有啤酒喝已经够好的了。”

腓特烈的新兵征募工作比他父亲时代更加无所不用其极，更加残暴。被俘士兵强迫参加普鲁士军队与本国同胞作战。一些古老的版画表明，征兵站如何给新兵灌酒，让他们签约服役。青年人被答应给予官衔，但只要一过国境，就用军棍使他们屈服。有一次，他们把梅克伦堡的领导人锁了起来，把所有合格的青年人包围起来，然后把这些人住的房子毁掉，撕掉他们的被褥，羽絮乱飞，所作所为，与希特勒的冲锋队无异，这种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今天又重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无论法国或奥地利的军队，甚至哥萨克武装部队，其残暴凶蛮程度都无法与腓特烈的军队相比。腓特烈亲自下令将那些开小差的士兵手上刻上“S”记号，“刻得深深的，让它们留在他们手上，以免褪掉”。机枪手如果在作战中贪生怕死，不勇敢，就会受到沉重的体罚，“以免他们在死去时感到罪孽深重”。这位国王说道。

今天还能看到腓特烈签署的一份文件，他命令他的部下散布据说是由一些奥地利的逃兵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说奥地利的军队每天打死10—12名士兵。在另一份签发日期为1778年的文件中，他把上百人圈在西里西亚的一个镇里，“以修筑工事为借口”，强迫他们像奴隶般地为军队服役。当他得到了东佛里斯兰，他答应那里的居民免予服役，但是当600名民工响应他的号召，参加建设工作时，他把他们掳上船带到普鲁士，于是这个镇上的其余男性居民都纷纷逃离。

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国家太穷了，或者是为了安全的需要；但又如何来解释今天的现象呢？今天似乎每个公民都有保卫自身安全与自由的权利。难道腓特烈在他执政的最初几个星期，没有在一份著名的文件上批示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他自己希望的幸福。”这句话现在已成了独特的德国名言。可是，到了晚年，他粗暴地干涉宗教，他不信任西里西亚的天主教，任命一个伯爵到布雷劳斯去当主教，教会反对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抗议也未获结果，登上了王位后，他以四驾马车把被他父亲可耻驱逐的哲学家渥尔夫接回柏林；而把当时已经工作了25年的著名的瑞士数学家奥伊勒解职，原因只是这位独裁者一时的古怪念头和一些小小的差错。“自由在柏林”，莱辛写道，“被轻视到无可忍受的程度，就像许多无耻之徒随意谩骂宗教那样肆无忌惮。普鲁士是欧洲奴性最重的国家。”

“不许干涉新闻自由”，年轻的腓特烈命令说，报纸因此而吹捧他，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有一次，《王家日报》在他的晚年批评他，他批准他的部下花很多钱雇用流氓，把那位可疑的记者痛打一顿。《埃朗根日报》的编辑的确给过普鲁士上校一张收据，证明上校受命鞭打他的惩罚，他已领受。伏尔泰的伟大弟子居然能够纵容这样的偏见，取消一个非常聪明的救火员的儿子的奖学金名额，原因是“这个孩子首先应该学习他父亲如何使用救火龙头”。

考古学家维克尔门在他逃离普鲁士后写道：“我一想起普鲁士的暴君和这个国家的奴隶主就浑身不寒而栗。我情愿做个土耳其阉人，也不做普鲁士人！”腓特烈不知道，他的这位子民是新科学的奠基人，另外一个子民海德是另一门科学的创始人，以及克洛卜施托克是新文学的奠基人，这三个人都逃离了普鲁士。当维克尔门被推荐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年薪2000泰勒时，这位国王在文件上批道：“对德国人来说1000泰勒就够了。”

这位国王还经常写法文诗歌以自娱，战争期间他煽动了很多自相残杀的德国人。爱好音乐的国王从来也不知道海顿、莫扎特生活在德国，尽管如此，他自己写过120首笛子奏鸣曲。他曾经请了两位小提琴家和一位大提琴手到他书房里来演奏格罗克的《俄耳甫斯》，但他不喜欢。巴哈是他唯一请来住过两天的人，但没有久留他，巴哈本人倒是希望留下来的。当《尼伯龙根之歌》 维也纳确实堪称世界音乐之城。王室成员本人也参加演出四重奏，组织音乐会，并出版作品。艾斯特哈希亲王之所以没有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他们把私人乐队交给海顿来指挥，海顿在匈牙利的一个庄园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这支乐队，最后使他的赞助人很高兴地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这些亲王利用微薄的薪金，实际上占有了音乐作品的垄断权，或者至少在数年内占有了这些作品的演出权，在演出期间，这些作品不得出版。贝多芬曾二十多次侵犯了他的出版商及赞助人的版权，因为他常常忘了，什么作品已经出售了。

除了住在国外的韩德尔和格鲁克外，其余的几位音乐大师受到来自政府和贵族方面的屈辱，丝毫不逊于德国人向美洲出卖雇佣兵的程度。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单独构成德国历史的一页。在魏玛公国，统治者以一国之王的不可一世的身份，驱使巴赫同仆从和厨师为伍，扮演一名快乐的风琴手。后来，那位公爵还把他监禁了一个月，因为他说，必须由他自己来解雇他。安哈特的一位亲王，会好几样乐器，就得到比较相应的地位，而年近五十的巴赫，为了得到一个重要的称号，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写信给萨克森选帝侯，他在“请求对他的作品给予重视”的信中说，“这不是由于我的作品有价值，而是因为殿下，您的举世闻名的宽宏大量”。他在信中献上自己新的“b小调弥撒曲”中的《古利亚》和《光荣曲》。一次他被召去莱比锡，一位市政高级官员竟然写道：“由于我们找不到最好的音乐家，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然而巴赫，这一具有刀凿般的前额和像他音乐作品中的连音似的扫帚粗眉的音乐大师，当时已相当赫然有名，因此一个评论家写道：“巴赫是在为暴力，也是为教会写作。”一次卡塞尔的一个亲王给他一枚戒指，作为对他踏管风琴的奖赏。

这些音乐大师常常数年无人青睐，生活没着落。1729年复活节，当巴赫 七位大师中的最长者和最幼者，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国人性格的两个对立方面。巴赫把音乐和浮士德式的追究精神结合起来，而舒伯特则重幻想。巴赫似乎常常把他的脸转向上帝，虽然他从未向上帝叩拜过，但他是虔诚和富于男子气的；他的《弥撒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而他的圣乐则适用于所有的宗教。他宽宏而又活跃，不愧为普罗米修斯之子；他信赖自己，同时又依靠上帝得到安宁。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巴赫那样，把自由人的关系如此紧密地与上帝结合起来，他永远崇拜上帝，同时又不断地表白自己。因此，他的宗教音乐与圣人、隐士的关系不大，而永远是一种创造。它升起，降落，盛衰荣枯，周而复始，这种力量，使他在七位大师中鹤立鸡群，使他在波涛般的生活面前始终能心平气和，独善其身。

也许有人会说，舒伯特和巴赫刚好是两个气质相反的人，舒伯特所具有的，巴赫没有；巴赫拥有的，舒伯特没有。这里流着的是永不中断的旋律，无论从人间上升到天堂，还是从天堂下降到人间，都毫不费力。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天使的儿子，一位天上来客，乔装打扮成一个游吟诗人，漫游在人间的大地上。他随着舞蹈敲击拍子，吹奏音乐，混迹在小酒店农民中间。瓦尔特·冯·德尔·福格</a>威特似乎又在他身上出现。但是突然，不知不觉的，他身上的圣血起作用了，使他不断地升高，升高；他的调子变得更加清脆透明了，他突然来到野地里，音乐转化为不可思议的欢快的瀑布，这是由他改写的一首淳朴的奥地利民歌。舒伯特的一切都离不开流水，大自然；他似乎永远与小妖怪、水精灵生活在一起，而猎手和巫士也紧随在他们的身边。巴赫的音乐起源于数学之乡，掌握着与开普勒天体音乐之间的秘密联系。而舒伯特的音乐则似乎始终来自树林、泉水、湖泊、岛屿、柳丝的窃窃私语和沙沙作声。巴赫从上天降到人间；舒伯特从人间上升到天上。他们两者的精华代表了德国人的性格。人们把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中的每一曲比作丢勒的《绿色的激情》，这是对巴赫的德国人灵魂的最好评价。相反，人们只要听听由古诺用法国“旋律”加谱的，假冒的 他们中间最突出的是莱布尼茨（1646—1716）。莱布尼茨是波兰人的后裔，是 在不断的内心震动和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在围绕着驱使路德一度出家又还俗的哲学和生活的斗争中，由德国土地培育出来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个典型的德国人。

让我们暂且留在他的50年代。当时，德国思想界处在它的全盛时期。歌德、康德、贝多芬亲耳聆听到迎来一个新世纪——19世纪的钟声；听到这一钟声的，还有席勒、赫尔德、海顿，以及年轻的天才舒伯特、洪堡兄弟、荷尔德林、叔本华和黑格尔等。

但是，在这以前不久，波拿巴将军在巴黎夺了权，他正准备扬法国新思想的东风，凌驾整个欧洲，如果德国思想界坚持自己的道路，也许德国得以拯救。如果它再一次屈服，向暴力低头，那么它至少要为取得对外成功付出导致内部衰落的代价。

欧洲在危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