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教义的斗争_德国人

从路德到开普勒（1500—1650）

关于宗教改革只有一件事是饶有趣味的，这就是备受人们赞美的路德的性格。其他一切则是一片混乱，至今令人忧虑不堪。

——歌德

浮士德博士——天才和神秘主义者——苦行狂——耻辱柱和女巫

在一间烟雾腾腾，摆满各种颜色曲颈瓶，大肚子烧瓶地球仪，图表和骷髅骨架的书房里，坐着一位满脸胡子的男子，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袍，饱满的额头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他不停地翻阅着摆在他面前的手抄本书页。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他停笔凝思时，他的眼睛里放射出时而明亮时而暗淡的神色。他的强有力的身躯站立起来，迈着大步在室内来回走着，有时突然停止，扶椅凝思，一会儿又瞧瞧周围，似乎在寻找逃出这间土牢的出路，这种神情举止，无疑令人感到他是一个疯子。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他的身上交织着本能的欲望和意志的力量。在凝结着千思万绪的书房和满园春色窈窕淑女漫步其间的花园之间，在歌声和斗争之间，在力量和美酒之间，跳跃着一颗永不休止追求通往更高境界和探索生命秘密的心扉。在这位哲学家身上，两种东西在他的灵魂里不停地斗争着。随着欲望的冲动，他会情不自禁投身到眼花缭乱纸醉金迷</a>的现实世界中去，而在同样热情的驱使下，他又会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书房去，继续研究攻读，而每一次的情绪变化都是那么强烈，无法克制，对他来说，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就是幸福。

他是一位幻术师，又是一位星相家，在追求上帝的同时，又是魔鬼撒旦的门徒，他信仰上帝同时又怀疑上帝，他研究世界，同时又不断地解剖自己，这位永远在探索的分析家，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满足。他是一个脑子里永远充满问题的德国人，就像哥特式建筑的塔尖永远向上，向上，而不会回到地面上来一样。他就是我们的音乐所要启示的一种精神力量，尽管音乐本身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心房。对，这就是浮士德，德国人灵魂的最大象征，一个永远得不到宁静灵魂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浮士德不是一个神秘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一个医生，一个自然科学家，一个炼金术士，一个星相家。他出生在1470年的施瓦本。据说他在维尔茨堡表演过基督奇迹，在维滕贝格吹嘘说，皇帝那次在意大利获得的胜利，是他施展了魔术的结果。在他死后40年，这个德国魔术师的故事就被马洛搬上了英国舞台。早在歌德时代很久以前，浮士德的传说已被描绘成德国人的性格而流传于世界，似乎在此以前或以后，除贝多芬外，还没有一个人提供过这种典型。哥特式的大教堂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其他国家也可以找到；这两者表现出来的精神并不局限在德国。因而无论是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还是康德，甚至巴哈或者歌德都没有如此有形的代表德国人的独特性格；无论是德国皇帝、预言家，还是艺术家，都没有把他个人的性格如此深刻地铭刻在世界的道德观上，甚至路德的形象也没有成为传奇式的故事，对外部世界来说，腓特烈皇帝和俾斯麦只不过是国家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人类的公共财富。那么，为什么这个宣布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撒旦的魔术师却能毫无疑义地以德国的天才征服了世界呢？

歌德像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749—1832）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剧作《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亲和力》、《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诗剧《浮士德》等。《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这部诗剧取材于民间传说，主人公浮士德的一生是自强不息、勇于实践、追求真理的一生。

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德国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因素：雄心勃勃，又时有怀疑；坚信奇迹，又——人们几乎要说，富于浪漫主义。对于永远也不会成为信念的无穷世界的追求，以及思想上从逻辑，清醒到神秘，不可知的不断变化飞跃，这是德国人在思考问题和驱除恶魔中的两股同样的力量，构成了德国人内心世界，他们对外梦想统治世界，对内转向音乐。

当时正处在反抗宗教的改革时期。怀疑又同时渴望探索上帝的秘密，驱使浮士德以自己的灵魂与魔鬼打赌。

他希望能与上帝平等，希望探明自然的秘密，这个愿望驱使他向魔鬼投降，答应从事破坏。这一说法甚至见诸最古老的关于浮士德的书。在一本古代版本中，浮士德死时留下了以下的豪言壮语：“我死了，我是一个坏的同时又是一个好的基督教徒。”路德几乎也以同样的语言写下了他的遗言：“天上，人间，地狱，无处不晓。”200年以后的歌德也称他自己为“又好又恶，就像大自然一样”。

对于生活的双重性，这三个德国人作了勇敢热情的公开承认，他们几乎选择了同样的语言，表明了德国人的天才和悲剧。

这一切显示了人性的真谛</a>。浮士德博士与路德、伊拉斯谟（Emsmns，1466？一1536，荷兰学者。——译者注）是同时代人，甚至传说的故事也符合他们的情况。这三个人都和魔鬼打交道，以不同的手段、信仰或知识和魔鬼作斗争，只有伊拉斯谟获得解脱，得到了特殊的圆满结果。

在浮士德的前后，有很多杰出的德国人追寻过同样的道路，人们也许会说，浮士德是处于神秘主义者和巫士之间的中间人物。

《浮士德》插图

歌德的著名长诗《浮士德》表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一主题。浮士德的形象具有较高的哲学含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不仅是德国人的难题，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

回溯到13世纪，斯特拉斯堡的艾克哈特长老是神秘主义者中间最有效的传教士，他很少宣传教会和教义，但对信仰却心醉神迷，深信不疑。富于想象的德国人当他们沉浸在一片神秘主义的海洋中时，充分表明他们具有适宜这种环境的气质。但是也有过分的行动，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像艾克哈特那样聚精会神，沉思默想。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浪迹全国，自我鞭笞，以表示忠于自己的信念。这种过分的行动与在莱茵河畔疯狂乱舞的男男女女，用自己的脚践踏自己的行为，也只一步之差了。

异教徒与基督教徒的风俗习惯至今仍非常接近，中世纪盛行的殉葬，今天仍可在德国北部地区发现。膜拜圣石，向飞鸟与月亮卜卦，迷信，在教堂里陈列着圣者的肢骨仍历历可见。过去是精灵鬼怪凌空而过，现在是妇女在妖巫的安息日里拿着笤帚到处乱打乱扫，或者是一个被砍了头的圣徒，用手捧着自己的脑袋，黑夜里在某处显灵，表示他希望在某地修建一座教堂。从古老的条顿人开始，德国人一直对大自然怀有深刻的感情，至今仍然是区别德国人与别的民族的标志。这种感情表现在音乐和歌曲中，也表现在驯鹿与驯鸟中。一棵古老的栎树，可能会因为它旁边的一棵树被砍下来做了十字架而在一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人崇拜着。

苦行主义，迷信，神秘主义盛行的结果产生了巫术。巫术似因其含有启蒙的光辉而得到了发展，但真正的高潮是在公元1600年以后。这可能是德国人热情中的最邪恶部分。今天在一些被奴役的国家中少数圣职人员受到同样的鼓励，少数起来反对的人，往往受到宗教审判，生命受到威胁，如阿格利巴、魏耶、史庇，一个人类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基督教徒，他们的名誉今天应该予以恢复，这些人都是德国西部人。

查理曼九世时，暴行受到禁止，但11世纪格列高利七世又复兴起来，一直延续到17世纪，其程度比以往更加恐怖残酷。今天，当人们读到由两个多明我会修道士写的《巫士的锤子》一书时，只能用性虐待狂来形容其残酷和无耻。这是一本秽淫的描写恶魔如何淫虐妇女，如何使用一切手段，迫使妇女坦白她们的罪行的书。瘟疫、性病因而蔓延滋长。在酷刑面前，妇女被迫诬陷其他清白的人。由于王亲贵族、司法人员，甚至老百姓都没有起来反对这些女巫法庭，这样的审判一定被认为是一种公众正义可以接受的形式。

难道这些占有了妇女的魔鬼与古条顿的女祭士妖妇不只是一步之差吗？这个比任何其他白种民族国家更长期的要求人类作出牺牲的国家，只不过改变了一下术语，继续牺牲它的女巫。编年史记</a>载说，酷爱恐怖的本性使得人们头脑发昏，失去控制。这也影响不了教士，例如在科隆，甚至异教徒也可以参加辩论。从1593年到1597年这五年内，特里尔一地就有306名女巫被烧死。欧洲任何其他国家不能与其比拟，说明残酷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是两千年来不断从事战争所培养出来的热情。被绑在耻辱柱上烧死的清白妇女的尸体不仅仅意味着恐怖，因为明天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得此下场。这是人民喜欢看到的战利品，就像古罗马的人群，集合在竞技场观看受刑人在野兽的利爪下是勇敢还是怯懦地死去。

对于发展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人民群众中的歇斯底里和愚昧无知，不论是信念还是尊严，都无法战胜和遏制它。德国人容易入迷，不论是音乐，还是酷刑都能使他们如痴如狂。因而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既是学者又是魔术师的浮士德就处在随时都有可能被烧死的危险中，因为他看上去要比无知的群众聪明得多。在他之前有阿尔勃托斯·马格纽斯，和他同时代的则有巴拉塞尔苏斯。这两个人都是天下无敌的博学大师，从自然磁石，吃牡蛎的卫生到引水上山，教给阿尔卑斯山区人民如何开井凿渠，从美妙的歌声到现代的圆梦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为早在弗洛伊德七百多年以前，阿尔勃托斯就解说了为什么人们追求一切有形有色的东西，而不是可闻而不可见的事物。

不信任罗马——胡斯——马克西米利安——法国的强大——权力与武力——凄惨的死亡

如果有一百垛柴堆是为焚烧女巫而准备的，那么其中只有一垛是为异教徒而准备的。女巫被诬陷而死，异教徒则死于拒绝放弃信仰。今天这两垛柴堆的火焰又重新在德国的上空升起。研究一下驱使这些今日的英雄们的祖先准备牺牲和接受审判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在德国出现了 这位至高无上的怪人之所以为大家所熟悉主要是由于他通达的性格。他喜欢跳舞、打猎，他懂音乐，爱喝酒；他会寻欢作乐，也能忍耐，他偏爱有思想见地的人，当然他也常常抱怨没有钱。他曾经大胆地说过：“应该让最有学问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治理国家。”他经常亲自去寻访一些人文学家，恭谦地同他们交朋友，以满足自己求知的渴望。宗教改革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曾经向一位著名的修道院院长提出八个问题。问题之一是，一个崇拜上帝的人，是否也能通过某种别的信仰获得神的恩典？惊恐万状的修道院长要求给他三个月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提问题的人不禁大笑。他天赋很高，爱好艺术，但又不甚能适当地处理问题，他很容易动怒，往往突然离开宫廷到山上去打猎。在战斗的间隙他也写诗，有时他发很大的脾气，以至于别人感到他简直不是平日的他了。和所有的重要人物一样，他也很爱荣誉，但他从不矫揉造作，不注意衣着。他喜欢别人为他著书立说，他曾让丢勒为他画一幅胜利归来的油画，在因斯布鲁克城堡的教堂内他为自己修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陵墓，至今仍为人赞叹不已。

他的同时代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宏伟计划。他曾设想与法国一样建立德国的国教。但是时值公元1500年左右，法国人干预了德国人的命运。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画像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奥地利大公（丢勒素描画）。

直到16世纪，德国人才发展了由人民——包括市民和农民——自己培植起来的民族感情。全体人民中几乎只有亲王和国王仍然把自己的利益寄托在国外。但是德国人仍然把法国看成一切方面的贵族的榜样。歌德在讲到法国贵族阶层时说道：“相形之下，在我看来德国人仍如茨岗人、弗伦斯堡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是比较庸俗的市侩。”直到这时，法国的逐渐强大，才开始激起德国人的民族骄傲感。莱茵河，德国的河流；查理曼，德国的统治者；斯特拉斯堡，德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位于德法边境，两千年来，在德法之间数度易手，现为法国城市。——编者注）这些概念 不久，这位年轻的僧侣兼教授为了自己的勋位，动身到罗马梵蒂冈去。在罗马他见到了当时被神化了的大主教裘利叶斯二世，他只是远远地见到了他，毫无义愤的感觉。路德在政治事务方面从未受过训练，对公元1511年罗马发生的大政治危机全然不知。当时其他的一些德国人对罗马统治阶级的一些做法十分反感，而对罗马的美丽又十分羡慕，但路德对两者均无动于衷。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在总结自己过去的坦述中，沾沾自喜地说：“当时我相信罗马的一切，但是后来我后悔了。”

手无寸铁的教授—— 人文主义那时被称为是异教徒的洗礼。的确，优秀的基督教徒为了锤炼自己的思想，希望尽可能多地复古。一时间，古代的神仙从地下、河川又纷纷地出现了。在意大利，对美的追求与渴望，犹如一根魔杖引导着狂热的青年去寻根求源。越来越多的古代塑像被挖掘出来了。神魂颠倒的德国人一心向往南方，那里有着他们想象的美，就像《旧约》预言书中讲的故事，将在新时代成为现实。似乎意大利即将被精神征服，就像那时德皇所企图的那样，甚至往日统治世界的旧梦又重新回来了。当一个国家逐渐强大时，一定会出现一些狂热者。当时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人甚至认为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德国人也因而是被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民族。甚至认为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就是讲德语的。他们坚信，在语言大混乱前离开巴比伦的雅佛，后来移居到德国去了。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被德国人征服的希腊某地的小地方官。耶路撒冷是德国人发现的；亚马逊人是雅佛的后代，萨克森人的后裔，以及德国人是 路德被这种滥用神权的做法激怒了。当时这样的问题是可以在公共场合进行辩论的。路德写了一篇论纲，在这篇文章中，他小心翼翼地运用了自己农民的智慧。

教皇的良好愿望被曲解了，他写道，忠实的信徒要求惩罚，而不只是买一张赎罪券。教皇怎么会只关心钱呢？他关心的只是祈祷者。教皇既然有能力可以用钱把人们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他为什么不以他的真挚的爱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统治者不用自己的钱来建立天主教堂呢？为什么他突然取消旧的免罪法了？不阻止申请者如此错误的做法，只能使教皇陷于被人嘲笑的地位。必须让教皇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请有学问的人来澄清这个问题。……

维滕贝格大学

维滕贝格城北部，矗立着维滕贝格大学附属教堂的高塔。教堂的大门板一直被当做黑板，传达大学的一些通知。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即在这里发表了著名论纲。维滕贝格圣玛利亚教堂，则是马丁·路德公开传教的地方。

路德把有关的这些想法归纳到一份以拉丁文写的《95条论纲》中，并把它贴在教堂的大门上，时间是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的前几天。这篇论纲表面上没有可能引起骚乱或造反的文字。但它的内在含义却深深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起了人们小心掩饰着的内心的蔑视，就像一个宫廷小丑奴颜婢膝地向他的至高无上的主人报告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实真相。然而要知道，这是以阅读范围有限的拉丁文写的呀！人们听着用德文翻译过来的内容，无比愤慨，要求把这篇论纲翻成德文。接着由几个不知名的学生把翻成德文的小册子带到萨克森农村，带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海滨、阿尔卑斯山区，带到所有辉煌的古老城市和贫穷不堪的边远乡村、基督教堂、骑士的城堡、国王的宫廷，最后迅速地到达了罗马教廷。这就是由那个不知名的僧侣提出的冷冰冰的争论要点，他甚至没有签署自己的名字——他从不在公开的出版物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他也从来没在教会的会议上发过言；除了维滕贝格这个小小的城镇上的一些居民、僧侣、农民外，很少有人知道他。

古腾堡发明印刷术是如此伟大，而深入人心的信念又如此有力量。

受这份文件震动最大的是作者本人。他开始时感到惊讶，接着感到害怕。他看到了自己的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这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梦想和希望过的。他知道腓特烈皇帝，他的恩主和国王和他有着同样的看法，但他不能预见到这位国王将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他这个陌生的教授。在奥格斯堡情势危急的帝国会议上，马克西米利安准备号召帝国的武装力量起来反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在和异教徒的斗争中，他需要教皇的帮助。在教皇方面，也正需要安抚多明我会的成员，这批人正如《无名氏来信》所描写的，正不甘心毫无反抗地遭受 暴风雨来临了。教皇要求交出路德，并把他逐出教门。罗马发出了教皇的训令。路德召集学生参加焚烧教皇训令大会。大门敞开着，学生们围着火堆欢呼雀跃，路德在狂欢声中把一束羊皮纸卷扔入火中。

教皇已经对那个罪行确凿的奥古斯丁僧侣下了逐出教门的命令。现在宗教法庭可以随时把路德投入火中，就像他把教皇的训令投入火中一样。但是世俗力量——他的君主保护了他。一切都取决于这个人的意志了。马克西米利安在这场暴风雨的岁月中去世。同年选出了他的接班人，谁将是新皇帝呢？

查理五世——最伟大的三位德国皇帝——查理的青年时期——路德被召见——沃尔姆斯大会——皇帝与修道士——我站在这里

法国、英国、西班牙的国王都出席了1519年的选举德意志新皇帝的庆祝大会。其中心情最迫切的是法国，它认为在欧洲，法国领导德意志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法国是既强大又统一，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它的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巴黎已成为独一无二的首都，它的西北部有很长的海岸线，使它面向世界，经济上不受意大利的制约，它还有自己的国教，因而可以不向罗马教皇纳税。相形之下，与它毗邻的德国还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朝廷和首都；德国的地理位置对对外通商也极不利；而现在内部又如此分崩离析，各邦诸侯和思想学者纷纷因宗教改革对待罗马的态度的分歧而陷入派别斗争。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抱着统治世界梦想的德国来说，罗马始终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它对德国皇帝或帝国都有很大的钳制力。然而无论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都没有一个国家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罗马，即使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也具有国家警察的性质。

年轻而又富有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准备向日益贫困的德国亲王们收买选票。勃兰登堡的马格兰夫早就想背叛祖国，倒向法国。其他一些亲王也学他的榜样。弗朗西斯感到多数在握。他希望，结果也确实赢得了支持，条件非常可笑，即如当选为皇帝，他将偶尔出访德国，而听任亲王们自行其是。

但是当选举进行时，群众一致要求选一名德国皇帝。当选举高潮最后在法兰克福进行时，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查理决定拿出更多的钱，实际上也是让支持他的富格尔财团拿出更多的钱。（约计100万弗罗林Florin，金币名，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a>萨铸造，后为英法等国仿造。——译者注）由于他保证忠于教皇，同时又保证满足选民的一些要求，从而使德国的利益和群众的情绪得到了统一。此外，他的年龄也使他取得了优势。各邦诸侯希望选举一位年轻的亲王，以便以后可以驾驭他；普通的老百姓也赞成他，因为他谦虚朴实；妇女也喜欢他，因为他将以非常英俊漂亮的形象出现在加冕典礼上。

查理五世（1519—1556）大概是德国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皇帝。即使从布鲁格斯所作的查理16岁时的小泥雕像也可以很清楚看出这一点。他的迷人之处不在于他的外表或思想，而在于他的血缘和教养。七个朝代以来，这个家庭不断的与不同的种族家庭联姻，因此他的血液里充满了不同种族的血液，血缘非常丰富和遥远。他仪表堂堂，双目炯炯有神，无疑是一位天生的将才；在他那透着灵气和聪颖的脸上，似乎有一种神气在告诉别人，他是不允许被人摆布的。他当选为皇帝时才19岁，但是在他15岁在布鲁塞尔被召时，他已经是统治勃艮 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和查理五世的纹章。

当天这两个人看到的是什么？

皇帝看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穿黑袍，37岁，但仍很痩削的修道士。看着他，使人不由得想起克拉纳赫早期的侧身像：尖尖的鼻子，轮廓分明，面色苍白，一对乌黑的眼睛。修道士看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裹彩锻锦绒皇袍的高贵少爷，面对本人，人们不禁感到荷兰画师奥雷对这位皇帝的肖像画，简直如同摄影一般生动逼真。他天庭饱满，与路德一样有一个非常挺拔，但却要俊逸得多的鼻子，双唇微启（查理的所有画像几乎都是这个姿态），两道剑眉犹如画出来般的整齐，一头浓密的黑发，十分英俊秀气，他的手随便地搁在胸前，整个姿势是如此优美动人。金色羊绒编成的饰绦垂披在两肩上，里面穿着绣花的衬袍，微微耸起的帽子中央有一个宝石搭绊，闪闪发光。光润白嫩的脸孔现在正聚精会神地打量着坐在他面前的路德。不管怎样，他总有点趾高气扬，而穿着黑袍脸色苍白的修道士则似乎不是来接受召见，倒好像是一头新奇的动物被牵上了舞台。

双方都十分错误地估计了对方。“他坐在那里”，路德后来回忆说，“像一头无辜的羔羊来到一群猪狗之间。”对查理来说，后来雷卡特写下的回忆录说：“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把我引上邪途。”双方都以主观的成见去理解对方。皇帝始终认为路德最多是一个狡猾的疯疯癫癫的农民；而这个农民的儿子认为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头脑简单又单纯的王子，大大低估了查理。据说，路德那天的表现不十分友好，东张西望，令在座的人不十分愉快。

他走向一张桌子，看到了自己的著作被放在那里，心里十分慌张，他后来承认说。他看到了艾克博士也在那里。艾克先用拉丁文问他，是否承认这部书是他所作，然后问他，是否愿意放弃他的观点。对 就这样，一位相信自由意志的哲学家反对祈求宽恕的信仰上帝的人，一个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反对虔诚狂热的信徒，思想反对感情。 胡登和济金根之后，骑士作为一个阶级在历史上消失了。济金根实际上也是当时穷苦人民中最后一个比较有力量的斗士。他死后，酝酿了很久的计划，组织骑士、市民、农民军团起来反对诸侯、教会、贵族的斗争也失去了可能性。因此农民只好单独提出他们的革命要求了。

公元1500年左右，德国农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农民先后发动过12次“农民起义”，因为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堪忍受了。他们的要求实在可怜得很，他们只不过要求具有捕鱼和打猎等微不足道的权利。要战胜那些封建领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要付出一只手的代价。历史学家证实了有关情景，有时农民跪在领主面前，恳求保留他的右手，砍去左手，即使如此，右手还是被剁去了。德国封建地主贵族的凶残暴虐，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是很少见到的。当时社会上货币已经出现，教会和封建领主给予农奴的已经不是胡萝卜、白菜、黄油、牛奶，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去出售，农民曾经可以占有的森林牧场也被容克地主收回，而由他们到市场去出售木材和干草。可怜的农民涌到城市，不像他们的祖先，成了统治他们的人的无用残渣，而是一开始就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教会封建领主十分后悔，他们的做法导致了赤贫的农民投入路德的怀抱。路德的理论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愤慨是有根据的，对他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假如南部农民当时说服了其他一些生活尚不成问题的阶级，也许就可以爆发一场革命。但是这些人也是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比起自由来，他们更喜欢秩序。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一个有学问的人把他们的要求形成文件——《十二条款》，看看这些条款是否符合《圣经》。饥饿的农民究竟要求什么呢？取消农奴制；取消新的劳役和刑法；归还公共的牧场；由全体教徒选举牧师。

封建领主极为愤怒。他们商量请外国军队来帮助，因为本国军队的士兵大都农民出身，要他们与自己的兄弟作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决定引诱农民来谈判，把他们聚而歼之。

公元1525年德国南部爆发农民革命，并迅速蔓延全国。敌人毫无准备，惊恐万状，一切有产阶级胆战心惊。

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人能进行调停，这就是路德。

德国农民战争

这幅图描绘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情形，农民揭竿而起，力图摆脱封建枷锁。

这位改革家又一次面临伟大的使命！开始，由于兴奋和激动，他的确宣布过《十二条款》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合适的。在公开辩论中他驳斥了诸侯的无理要求。但农民认为他的行动像在进行仲裁，他告诫农民保持和平，不要骚乱。但为时已晚，路德痛恨的托马斯·闵采尔已在鼓励图林根的农民起来造反，并在图林根的米尔豪森组织起公社。闵采尔的立场与路德相当接近，但在伟大的农民战争中他依靠的只是自己周围的小团体。路德收回他以前说过的话的主要内容，仅仅在三个星期前他还认为农民的要求是合理的，现在却指责他们是“强盗和杀人犯”。这个转变对德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有产阶级现在寄希望于这位 但是为了顺从世俗当局，他变得越来越反动。“如果世俗当局说，2加5等于8，那么你必须相信，并且认为自己的算法是错误的。因而也必须认为战争和刀剑是英雄的行为，虽然它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和造成巨大的损失。战争将被证明是神圣的，不可少的和有益的，就像人们需要吃饭和饮水一样。”如果有人问他这种说法的道理，他会引经据典的拿出《圣经》给你看，那里只提到世俗当局，而丝毫也没有讲到教皇、修道士和修女。他如此歪曲他心爱的教义，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是可能的，因为他希望服从国家。

学者们以前曾经宣布过，世俗当局是邪恶的，对灵魂的拯救是危险的；但是路德现在吹嘘他是 荷尔拜因画笔下的男男女女看起来都差不多，有时甚至有点像画家本人，因为肖像画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不愿意违反自己的本意去创作人物！他刻画的人物中有大臣、商人、哲学家、市长、君主、猎师、年轻的花花公子、上了年纪的医生、画家和神甫，也有普通的妇女、侍女、皇后，德国人、英国人，但是所有这些彼此并不相识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反映他们心灵的神情。这是因为画家有股神秘的力量，他能窥测到这些人的思想深处，并把它画在画布上，就像一位钟表大师能打开钟表的壳子，一下子洞悉了内部的机械原理，当他关上钟表的壳子时，他已经知道钟表转动的原因，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数秒钟之内，发生在最初的一瞥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荷尔拜因的人物中没有哭泣的，也没有大笑的。但他们又确实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感情，对生活中的一切琐事、情欲，他们对地位、金钱、欲望、爱情都怀着非常强烈的感情，这一切在每个人身上都流露了出来。荷尔拜因在18岁时去巴塞尔，因为他听说那里有位擅长复制绘画的画家，但是这座城市的人们对这位年轻人并没有认识，只有伊拉斯谟一个人发现了年轻的荷尔拜因的价值。当这位伟大的画家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画下不朽之作时，可以说是德国历史的伟大时刻。为了酬谢荷尔拜因，伊拉斯谟以极高的评价推荐荷尔拜因到英国去，为其开辟了德国画家在国内绝不会有的光明前程。

小汉斯·荷尔拜因画作：《亨利八世像》

小汉斯·荷尔拜因（1497—1543），是德国卓越的水粉画、肖像画和写生画家。他的主要作品有：《亨利八世像》、《伊拉斯谟》、《外交家莫列特》、《巴塞尔市长迈耶尔像》等。在人物画中，他以出色的技巧、流畅的线条，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神态。

这幅蛋彩油画《亨利八世像》现藏于罗马车立安提卡画廊。

荷尔拜因在英国最先为亨利八世最有权势的首相，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作了一幅肖像画，他的名声不胫而走，英国社会朝野上下，无不以获得荷尔拜因作画而引以为幸，连国王也坐在这位画家面前，由他作画。

荷尔拜因名声大振，酬金也提高了。但他从不奉迎讨好他的主顾。即使为国王作画，他也一定如实地把他的肥胖画了下来。而荷尔拜因最后还是被聘为宫廷画师。

荷尔拜因只为自己作过少数的自画像，最后的一幅自画像是在55岁时作的，形象非常简朴，就像很多他深深了解的对象灵魂而作下的肖像画，而他的这幅自画像不过是其中的一幅而已。不久他就在伦敦去世，好像和泰坦一样，死于瘟疫。

当伟大的画师以自己的画笔和伟大的改革家以自己的思想将德国的威望带进世界舞台时，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与康德、贝多芬一样，哥白尼（1473—1543）只是半个德国人，他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可能是德国人，但波兰人说她也是波兰人。他所有的学识都是在意大利学得的，他在意大利学了四门专业。当他把自己的精力完全贡献给天文学时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他几乎还需要另外30年，来从事实验和计算以证明他那大部分凭直觉获得的初步知识。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望远镜问世前的一百年。他的学说：太阳是恒星，地球和其他星球围绕着太阳转动的结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是自托勒密以来所未有的。

这个概念回到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设想，但是《圣经》的根据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学说。这一段的世界历史是十分奇妙的：崇拜一切神道的异教徒把地球看做一个星体，而信仰宗教的基督教徒根据他们对天堂的梦想，认为地球是世界坚实的中心。如果有人认为《圣经》的教义上有错误，因而这个信仰的前提也就站不住脚的话，那么提出这种看法的思想家一定要受到像对待魔鬼一样的严惩！但是德国知识界的革命鼓舞了哥白尼，他尽管已经60岁了，还是敢于以紧急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发现。如果教会决定把他逐出教门，那么他将与路德、胡登遭到一样的下场。

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狡黠的牧师会</a>成员把他的书奉献给教堂，教皇请了很多朋友和所有的红衣主教到他花园来听关于他学说的演讲，而在这教皇身后继任的13位教皇都未能禁止这本书。而路德和米朗克松却反而马上出来反对哥白尼的学说，他们坚持，除了写在《圣经》上的是真理外，再也没有别的真理；赞美诗 孤独的查理——查理的银行家——帝国的勇士——皇帝的永别——查理与路德——查理之梦

查理五世是最后一个在意大利加冕的德国皇帝。米兰、那不勒斯、勃艮 昔日宗教斗争的兴衰和它对国内战争的影响，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是十分枯燥无味的。利害集团藕断丝连的变化，今天你我合作，明天我他结盟，千变万化，但动机始终不变。人们继续谈论着宗教，而各个教派早已成为政客和军人手中强有力的工具，不过是听凭摆布的棋盘上的小卒而已。

查理还有整个世界是如何看待战乱持续起伏不停缺乏中心思想的德国呢？假如土耳其在巴尔干没有形成经常性的威胁？假如他们不经常进犯德国一直打到施蒂利亚？他们威胁地中海，萨利姆和苏莱曼已经征服了埃及和罗得斯（南非），他们的船只经常在沿海骚扰掠夺，和古代游牧民族一样。查理终于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做法，征服了突尼斯，但是在进军阿尔及利亚前被迫挥师返国。

就在此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动。这个国家只是勉强地接受查理的统治，因为他多少还可以算是本国人，但他的儿子腓力普不同于查理，他们断难接受腓力普的统治。加尔文教派，也可以说是改革派中的富人在国内已占上风，再也接受不了天主教宗教法庭或西班牙关于正直的概念。查理在晚年受到各邦诸侯的严重威胁，诸侯害怕查理或许能建立他们过去长期领受过的世袭君主专制。特别是萨克森选帝侯早已在决定性的斗争中，背叛皇帝，站到敌人的一边去了。查理在病中，如果不是一个军团的兵变，为其出逃打开一条道路，他就会在蒂罗尔被俘了。

战争结束，他从前线回来，已是精疲力竭，几乎要垮台了。当他获悉有几个选帝侯，有先头部队勃兰登堡的玛格利夫已经把边塞城堡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出卖给帝国的敌人法兰西亨利二世时，他不得不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查理想集中最后力量收复麦茨，但最后被迫退却。这位强大的胜利者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了。后来，他就决定退位。在得势的昌盛日子里，他曾答应他的妻子，在他们年迈时一定到修道院去退休隐居。这是一对情侣夫妻又是一国君主的罕见的诺言，这表明他们的灵魂是极为虔诚的。

公元1555年，查理退位前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这表明经过34年的激烈斗争，德国国家的权力大大强于德国精神界的力量。根据奥格斯堡旧教派的信条，路德分子可以被容忍，而加尔文教派则不行。更有甚者的是，只有各级政府有选择信仰的自由，而个人没有，如违反这一规定就要受到惩罚。信教的诸侯如果参加新教就失去在教会中的地位。根据“在谁的国家里，信谁的教”的原则，诸侯有权决定信什么教，其结果是诸侯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路德的宗教斗争只取得一半的成果，而其政治斗争目标则完全没有达到。人民没有争得宗教信仰的自由。查理终于退位并且永远离开了德国。他自动放弃了权力，这是自从公元300年以来，主教管区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做过的一件事。他之所以放弃权力，不是由于革命的压力，而是出于智慧和信仰。

查理举行庄重的仪式，摘下自己的皇冠。在布鲁塞尔，他把象征国家命运的金羊毛勋章授予自己的儿子。他穿着丧服，站在诸侯和贵族面前，又像是皇帝，又像是悔罪者，公开宣读了自己的退位声明：

40年前，就在这座大厅里，我被宣布已经成年了。我发现基督教徒四分五裂，你争我斗，互相为敌！我到德国去了九次，到西班牙六次，到法国四次，到非洲两次，到英国两次。现在我的最后一次旅行将我带到西班牙。我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我的儿子和我的兄弟腓力普和费迪南将接管我的王国。愿我的儿子紧紧遵循父王的信仰，和平和公正。我过去常犯错误，有的是因为年轻，有的是因为任性，有的是因为软弱。但我从未故意地去伤害过一个人。如果我曾经对谁这样做过，今天我请他原谅。

查理讲完了这几句话后，请他的高贵客人原谅他因为激动而流下了眼泪。随后，他就动身到西班牙的一个修道院去。

但是查理终究还是皇帝，他并没有立即住进修道院小房间里去。他下令在圣·杰士特修道院的旁边修造一座小小的宫廷，大约在一年半之后搬了进去。查理似乎盼望与书籍和鲜花为伴，度过自己相当漫长而又安静的晚年，但实际上这种生活只维持了一年半时间就结束了。他召集了一些擅长歌唱的修道士，喜听他们欢快的歌声。在他隐居生活中，他并没有离开欧洲。他的医生是荷兰人，他的管家是西班牙人，他的侍童是德国人，他的机械工是意大利人，他的《圣经》是法文的，因为即使国王也禁止用西班牙文《圣经》。查理是在法语环境中长大的。现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又回到了他开始做祷告时采用的形式，这和路德临终前情况相似。他死时手中抓着一枚小小的十字架，他的妻子临死前手中抓的就是这枚小十字架。

在这两位同时代的领导人之间是否真正间隔着一个世界？难道他们不是比他们信奉的教义和他们疯狂的信徒更能彼此容忍对方吗？难道他们不是彼此相互容忍了整整一生而长达30年之久吗？路德尊敬这位哈布斯堡的皇室后裔，年轻的查理，而查理把路德看成是他大臣手下的牺牲品。缪尔堡战役后，查理途经维滕贝格，阿尔巴公爵请示他是否把新近死去的路德的尸体挖出来毁掉，查理答复说：“我的敌人是活着的人，而不是已经死了的人。”查理确实是冷峻的，而路德是炽热的。前者是国家领导人，后者不是。一个终身为皇帝，而另一个始终是农民。

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看来相距那么遥远。查理倾听这个修道士的申诉，不是装个样子，他也不仅是一次两次研究路德的小册子，并允许他妹妹成为新教徒。查理和路德一样，有着深邃的思想，解不透的问题和疑虑，他们两人一样都身患病痛。双方都动摇不定，表现在皇帝方面是与新教诸侯的联盟，表现在路德身上则在紧急关头给了皇帝的密使以小小的帮助。虔诚的皇帝赶走了教皇，路德则赶走了自己的朋友。皇帝因结婚而离开自己的孩子和亲属，而这位修道士和一个他并不真正喜欢的女孩子结了婚。双方都患有痛风病、肾病，使他们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停止了斗争。双方都以修道院为他们逃遁之处，一个在年轻时，一个则在老年。双方都活得太长，一个痛苦的，几乎是苍白的自己的晚年。

但路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而查理则不是。这位皇帝本来希望自己成为改革派的领导人，从而把整个德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骄傲、传统和尊严，使这位皇帝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在回首往事时，敢于后悔。伊拉斯谟称路德主义为一大悲剧，而查理追求欧洲统一的努力恐怕也是一大悲剧。在10世纪，这个梦想是可能实现的，在16世纪不可能，而现在到了20世纪却再次有可能实现。

天主教的西班牙——北方是基督教徒——荷兰——查理的后继人——大战肇始——法兰西

现在，我们必须中断前言采用的叙述方式，利用这个空隙，简要回顾一下公元1600年左右的欧洲形势，使读者有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将努力做到不加渲染和不带个人偏见。

腓力普二世像

腓力普二世（1527—1598）从1556年起任西班牙国王。他支持正统罗马天主教义，他所发动的、旨在消除宗教异端的暴力运动，使西班牙领土在他死后四分五裂。

此时的西班牙和法国决定了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查理的儿子腓力普二世于1598年结束对西班牙的长期统治，标志着这一个时期的结束，而另一个人是直到1610年还统治法国的亨利四世。这两个大国冲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哈布斯堡皇朝和法国的不和而产生的。查理五世统治的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皇朝的疆土是连成一片的。哈布斯堡居民松松散散，领土面积广阔，将整个法国包围在其中间，而法国人民是很团结的。哈布斯堡力图阻挠法国向东扩张。当查理寻求联合，控制欧洲时，德意志诸侯、苏丹，甚至教皇和英国人等所有的敌人都站在西班牙的对手法国一边。在这个争夺欧洲，也可以说是争夺世界的斗争中，查理最后实际上是失败了。而且由于查理只将西班牙，没有将奥地利留给他的儿子腓力普，从而威胁了哈布斯堡皇朝对法国占据的有利地位。

阿尔巴公爵的暴政

这是一幅反映了西班牙阿尔巴公爵（1507—1582，西班牙统帅，1567—1573任荷兰总督，实行野蛮统治）暴政的图片。图片充分说明了芬兰人发动起义、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合理性。画中，阿尔巴公爵代表荷兰各省的人物戴上枷锁，正在接受魔鬼的加冕；与此同时，室外正在执行阿尔巴公爵对伯爵埃格蒙特和霍恩处以死刑的命令。

最初战争的进程一直对西班牙有利。可是在腓力普消灭了他的法国对手以及与此同时也消灭了教皇后，他又干了什么呢？他让他的将军阿尔巴公爵向罗马教皇的敌人屈膝投降。腓力普是一位脸色苍白，神情忧郁，心怀虔诚的王储，在他身上父亲的坚定和聪颖都大为逊色，甚至他的头发和眼睛也不如他父亲的好看。他意志薄弱，时而失控，变得像疯人一样。打败法国人后，他就开始反对宗教改革。他的父亲临终前，手握十字架，死于修道院内。而他却常常在教皇与新教诸侯之间玩弄高级的政治游戏。这个苍白的腓力普将自己的睡床安放在卧室的一角，正好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高高的祭台，至今人们仍然可以在埃斯柯利亚看到腓力普的卧室。

他初次的胜利使西班牙成为居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西班牙竭力争夺荷兰和意大利的边境地区，再次把法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即使将有着血缘关系的奥地利分裂出去也在所不惜。西班牙成为基督世界最活跃的大国。

德国在各方面都在收缩；英国一度自顾不暇；法国也被削弱。这三个国家都由于宗教的斗争而不稳定。西班牙一度成为天主教世界的领导大国。随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日益壮大，英国、法国、荷兰都发生过为反抗西班牙对欧洲的大举侵犯的起义，后来由于法国的宗教分裂，这些起义趋向低潮。

威廉·奥伦治亲王像

这是一幅19世纪的壁画，画中人物为威廉·奥伦治亲王（1533—1584），他领导起义反抗阿尔巴公爵在尼德兰的政权。威廉出生时为天主教教徒，但在他流亡德意志时（1567—1572）皈依新教。他因对宗教持宽容态度而出名。

此后，西班牙越过法国，矛头直指英国。由于其他欧洲国家都被肢解，这两个最后的大国势将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从长远观点看，一方面也只有英国和西班牙有能力争夺制海权。这场斗争一直持续了二百余年。

在另一方面的是法国，这个国家被分裂，战败，它的国土一再沦落为战场。但是它的未来仍然是广阔的。中央集权制和君主专制思想在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厚的基础，几乎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是无敌的。这样的国家制度似乎在长期陷于四分五裂的德国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像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又活跃，又富于智慧，看来一定会超过西班牙。

但是，宗教的斗争再次动摇了法国。这样的斗争对于缺乏独立精神，因而根本不懂斗争或文艺复兴的西班牙是无法理解的。西班牙不可能出现起义和反抗，也没有种种的精神和讥讽扰乱这个国家。在法国充满着进步的渴望和对陋习的冲击，而在德国却掀起沉闷而灼热的感情用事的斗争。拉丁人清澈易懂的思想与条顿人暧昧的冲动欲望针锋相对的对立着。当改革的浪潮越过德意志边界时，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引起深入和普遍的骚动。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只对上层社会产生影响，而没有深入群众。在法国的斗争主要围绕在王室周围，而在德国则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进行。

圣巴托洛缪惨案

这幅16世纪的油画描述了于1572年8月23—24日晚发生在巴黎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情景。天主教徒杀害新教胡格诺教徒所引发的恐惧，使许多人对可能导致此类大屠杀的信仰的价值产生了疑问。

法国的皇太后卡特琳·德·梅迪西不是法国人，这个人狡诈甚于聪明；是女性，更是一位实际的统治者；她甚至并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当她和胡格诺派（胡格诺派，通常用来表示法国加尔文宗信徒的术语。——编者注）头头结成联盟时，似乎从此铺平了和解的道路，这种局面是路德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沉默寡言的，看起来更像位诗人的海军上将科里格尼是位庄严的具有伟大性格的人，但是他十分讨厌西班牙，只是以天主教徒的名义与法国打仗。他寻求的是对法国的胜利，而不是对加尔文教派的胜利。其后果是在法国发生了与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一样的宗教战争。胡格诺派一半是由于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而遭到了失败，但形势很快又因荷兰的起义而又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班牙主要是通过荷兰与北方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和联系。但是活跃聪明而又爱好自由的荷兰人，怎能庄严同意仅代表西班牙的拜占庭和西班牙的宫廷，利用荷兰作为通道对外经商呢？随着宗教的分裂在这个国土上引起了国内战争，而且这个国家成了反宗教改革的主要舞台。

加尔文教派竟在荷兰胜利的兴起，这始终是件令人感到好奇的事。加尔文和德国独裁者比较起来，固然也是一样的严厉，缺乏幽默感和有欺骗性，但他的精神思想要丰富得多。他把充满欢乐的日内瓦城变成一座阴郁的大兵营，禁止跳舞、赌博、唱歌，违者受罚。他本人是在有可能遭到流放，鞭打和杀头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攻击了罗马。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一向欢乐和无忧无虑的荷兰人中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可能是因为耶稣会信徒在这一同时也在荷兰进行竞争，而他们却遭到荷兰人的敌视。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如今在20年前，（这里，以作者成书的20世纪40年代为起点。——编者注）英国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英国反对苏俄，这两者之间有类似之处，不过动机却是极其复杂的。

虽然在这三个国家的边境地区条顿民族逐渐占优势，但是荷兰却沿着斯海尔德河、墨兹河和莱茵河发展成为一个过渡性的国家，佛来芒人和法兰克人比较早就和德国人杂居并有渊远的历史，瑞士的三个民族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荷兰位于欧洲大平原上，而瑞士的大部分为山区，由于这一区别，两个民族的发展将大为不同。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将仅有的两个日耳曼民族看做是自己国家的核心。就像早在400年前的瑞士人一样，从长远的观点看，荷兰人不会像其他的日耳曼人那样毫无怨言地承受压力。他们仅仅容忍了查理作为他们的领导，因为查理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比较接近；但是他们注定会起来反对他的儿子，郁郁寡欢的腓力普。经历了数年的动乱不安，腓力普最后向荷兰派去阿尔巴公爵，企图一举消灭这个民族了事。这些所谓的异教徒遭到一切恐怖手段，在火与剑的镇压下屈服了。

在这场斗争中，老查理的阴魂始终不散，早在这位皇帝死去不久，在他四个儿子和孙子身上就时刻反映出他的影子。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婚生孩子国王腓力普二世，脾气很坏，身体羸弱，这是世袭制的通病。他先和葡萄牙公主结婚，后又和一名英国妇女结婚，这两位女性很快一一死去。然后又娶一位法国贵族女人为妻，最后是和他奥地利籍的外甥女结为伉俪。这个人实践了哈布斯堡婚庆大礼，领略了西班牙杀人凶手的宗教仪式，这位面色苍白，一脸奸相的帝国统治者一生的成就仅在于这个西班牙世界帝国在他死后才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马的玛格莉特却美丽出众，形象光彩夺目。她是查理22岁时与一位可爱的荷兰女人生的孩子。查理临死前，授予她最初八年治理荷兰的行政权。她与巴马公爵所生的儿子是另一位具有极大魅力的人物。这位查理的外孙亚历山大·法尔奈赛是当代的大将军之一。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查理与奥格斯堡巴巴拉·波隆姆贝格所生的一个孩子，是为奥地利才子约翰先生。巴巴拉·波隆姆贝格是查理的情人中最漂亮的一个。腓力普，也就是他们合法的兄弟和叔父对这三位出身高贵的非婚生亲戚非常妒忌。但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他非常担心，他父亲的天分丽质在他们的身上有所表现，尽管他是可以利用他们的。当他发现玛格莉特对荷兰人过于放纵，在其他方面也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就把她召回，并派遣可恶的阿尔巴公爵去代替她。阿尔巴公爵对奥伦治贵族的崛起是不悦的。荷兰人英勇战斗，打败了阿尔巴公爵，迫使他答应还给荷兰人为之奋斗三百年之久的自由。莱顿城也就是在这次斗争以后出了名。因为当新执政的君主奥伦治亲王征求他们意见，是愿意免税还是奖励一所大学，以表彰他们在战争中的功绩时，他们选择了后者，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遵循这种精神，最终给国家和城市带来了好处，是多么明智啊！

这三个非婚生的孩子就是这样努力表明，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查理的血液，而婚生的儿子最后终于毁灭了自己合法的继承权。这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天才继承的最好途径是爱情的，而不是婚姻的结合。

公元1570年左右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其性质一半是宗教的，一半是权力的再分配。这场战争分别以西班牙、英国和法国轮流获胜而告终。这次战争包括著名的科利克尼大屠杀，这是执行卡特琳·德·梅迪西皇后的命令，而科利克尼是她手下的杰出大臣。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发生在1572年，在巴黎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仍然摧毁不了胡格诺精神。此时是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高潮。

今日的德国独裁者一心想增加人口，同时又抱怨缺少生存的空间。但是1580年的数字表明，相对来说人口不是十分重要的。当时西班牙有700万人口，法国为1700万人口，但是法国还是被西班牙击败了。荷兰和英国的人口分别为300万和400万，他们还是给强大的西班牙和人口比他们多五倍的法国，制造了很大的困难。16世纪时的英国很大，德国很小，但这只能怪他们的亲王自作自受。

几乎与腓力普二世同时在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不得不忍受改革带来的一切后果，因为她的父亲为了她母亲的缘故参加了改革运动。当时她拒绝了最强大的国王腓力普的求婚而赢得了信誉，她后来又使腓力普依赖她，最后又被她打败。虽然英国人讨厌腓力普，但她狡猾地与腓力普结盟，共同打击敌人法国，并且还在此同时与代表人民的议会合作。

当决定性战役来到时，这两位统治者腓力普和伊丽莎白均已年老。1588年初，著名的西班牙阿尔马达被年轻新生的英国舰队打垮。即使当代人也看到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这是两个民族——条顿人和拉丁人；两种生活道路，以及旧教会和新信仰，专制主义和新兴的民主制之间斗争的伟大结果。

与此同时，荷兰联合王国作为加尔文教派王国只得到所谓的七个省的支持，不过事实上加尔文教派已成为多数派。荷兰发展迅速，并且在商业和航海业方面成为可与英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大国。

在这两个新教自由派条顿族海上大国之间，一个天主教，大陆的，甚至是专制主义的拉丁国家逐渐的强大起来，它不是敌人，而是同盟者。它是全欧国家未来的样板，这个国家就是民族主义的法国。在亨利四世领导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重新站立了起来。1598年，亨利和胡格诺派在南特实现了理性的和平，树立了克制忍让的榜样。200年后，为法国人民重新发现，并且作为大革命的三个口号的基础。

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真正的原因——出现华伦斯泰因——出现古斯达夫·阿道夫斯——逸闻——华伦斯泰因被暗杀

腓力普逝世20年后，德国爆发了一场战争。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战争竟会延续30年之久。在这以前，几乎有两次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只是由于看到这场战争的破坏性而避开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战争，一场由国内战争发展为世界性的战争。这是一场涉及经济、朝廷，而没有涉及宗教的战争。16世纪当权者虽然自称为天主教联盟或新教联盟，但这不再是信仰的区别，任何一方都没有为宗教殉难的英雄或烈士。贪婪和野心是决定诸侯们参加哪个阵营的主要出发点，战争中产生的二三名将军或元帅不过是出钱雇佣的军人，他们在财和利的诱惑下，经常改变旗号。这在当时深深震惊了欧洲并且至今仍有其影响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与思想信仰毫无关系。斗争的进程和结局，对于一百年前由于理想不同而造成的对抗派别之间的斗争，也没有多少影响，而在整个德国战争历史中这次最为著名的战争，给后代带来的影响要远比改革运动造成的影响为小。

让我们暂时停止列举那些创造历史的公爵或侯爵，再把目光转向人民，首先是热爱自由的捷克人。他们又一次像两百年以前在胡斯的领导下一样，发出了反抗的信号。这一次不同于荷兰，一开始并没有组织国家的联盟，只是一部分波希米亚贵族反对另一部分贵族，直到奥地利的其他公国支持新教反对奥地利的天主教皇帝，形势才发生了变化。这些皇帝早已不去罗马朝圣，可是至今仍像五个世纪以来的先辈一样，自称为“德意志民族罗马皇帝”。而这些皇帝早已因皇室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而成了奥地利皇帝。家族中西班牙支系现在已完全脱离，腓力普统治了西班牙，斐迪南则在奥地利。尽管他们有着一大串称号，但可以说，自从1560年到1803年以来，这些皇帝实际上只统治着德国很小的一部分土地。早在17世纪，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开始发生显著不同的变化，这一对立面导致了18世纪伟大的战争，并在19世纪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有利于普鲁士的变化。但是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王国失去的越多，在别的地方占领的也越多，最后哈布斯堡成为统治多瑙河的伟大帝国，讲着八种语言。

这场起义引起一场持久的战争，其起因是波希米亚把两个皇室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窗口扔出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就像1914年6月一位皇太子遇害而引起了一场酝酿已久却一再被推迟的世界大战一样。

一般的规律是：在政府软弱无能时，思想精神界则十分活跃。如果有人在干旱的东非草原上旅行过，就一定会记得，当他突然看到在金合欢树簇中，一道金色光束照耀下，一朵小红花似乎在看不见的春天力量催促下嫣然绽开时，那种惊讶和欢乐的心情。在这狰狞的岁月中，也有两朵奇异的花朵含苞欲放，它们代表了受迫害的逃亡者，其声名大大超过迫害他们的权势人物。这两位都是革命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创造业绩，不受形势的左右，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科迈尼奥斯（1592—1671），这位德国最伟大的教书匠，本是捷克人，犹如艾拉斯姆斯，通过自己事业而成为德国人。他是新教徒，被迫从德国南部逃往波兰。后来又被召至伦敦，正值伦敦发生克伦威尔革命，在一位荷兰商人帮助下，逃到了瑞典。法特把他送到南喀尔巴阡山，后又返回波兰。但是他的住房在一片大火中烧毁，他失去了所有财产，再次逃亡荷兰。此时他已年逾花甲。这位伟大的流亡者在往返于六个国家的逃亡生活中，不断传播称之为“泛知识”（Pansophy）的思想和来源于大自然和文学的百科知识。他主要致力于研究语言和直观教育法，在战火纷飞的枪炮声中，他把欧洲青年从冷酷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使上百万人受益匪浅，但是人们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崇高的精神是全体德意志人的，这种精神从来也没有面对迫害而屈服过。

约翰·开普勒（1571—1630）生活在战争的年代，是一位空想家和数学家。但他远不是只埋首于自己书堆里的人，他经常遭到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他是个早产儿，先天体质虚弱，父母经常吵架，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父亲是施瓦本一家小客店老板，经常像对待小伙计一样对他拳打脚踢。最后由于他考取了奖学金才得以进入大学。他一有空就在附近教堂做些杂役，以弥补收入之不足。他后来制作历书，以预测准确而获得格拉茨市立学校“数学兼品行讲师”的职位。旋即因积极从事新教活动被学校赶走，此时他应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开普勒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其探索的精神超过哥白尼。开普勒引用柏拉图的话说，上帝就是几何学，但他又不仅仅通过几何学来表现自己。他指出，上帝在自然方面显示的作用，是使行星形成充满生机的实体，以几何形式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并以听得见的音乐形式表现一切基本事物。他号召音乐家追随自己，因为音乐家最懂得和谐，而关于行星的运动方式，他在论述数学的篇章中，是以这句话开始的：“现在，天王星啊，我们现在需要更丰富的音调！”

这位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就是这样不断地研究和探索从行星到音乐等一切事物，开普勒以最好的方式刻画了德国人的形象，他在自己行动范围内从未逾越过。

1630年11月，当诸侯们在拉蒂斯波帝国议会上为财产争吵不休时，就在离他们数步之远一座简朴的房子里，这位名列最伟大的德国人闭上了他那曾经深深穿透过太空的眼睛，开普勒身后遗留下22个弗罗林（Florin，当时德国的货币名称。——译者注）和一匹仅值11个弗罗林的瘦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