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近代_日本史

当时外务卿副岛所负的另一使命，是刺探了解清国对台湾蛮地所属问题上的见解。而且打算以这一见解为根据，使征讨台湾合法化。台湾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历来为来到东方的西方人所深切关心，1858年（安政五年）英同与法国共同要求开放台湾的打狗、（高雄）基隆等港口；1860年（文久元年）普鲁士船来台湾探险，并炮击南部蕃人部落；1867年（庆应三年）美国军舰为报复蕃人的惨杀事件，炮击南部蕃人部落等事件不断发生。清国经常以蕃地、蕃人乃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为理由，避免追究其责任。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日本也有琉球人66人漂流到台湾，为蕃人杀害，生还逃归者仅12人。琉球自庆长以来，就是岛津氏的领地，幕府也曾加以承认。但在另一方面，琉球又向明、清朝贡，并奉其正朔，成为同时属于日中两国的局面。明治政府则确认琉球为日本属地，废藩置县以后，把它划归鹿儿岛县，不久又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并把他列为华族，同时发出通告说，日本政府将继承幕末琉球与美、法、荷三国单独缔结的条约义务，各国对此并无异议。因此琉球人的被害，当然是日本所应关心、过问的事情。当外务卿副岛就此问题责问清国政府时，其回答与对其他国家一样，即对化外之民不负责任。这年（明治六年三月）又发生了四名备中小田县人漂泊到台湾东南遭到蕃人掠夺的事件。于是与清国政府的化外说相呼应，朝野间征讨台湾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外务卿副岛认为，把无主野蛮的人民变为文明人民，是文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这个任务，首先应该由清国承担，然而清国自己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么下一个应该承担这一任务的国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就是日本。日本征讨台湾，使其沐浴文明教化，是文明国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是国际公论所允许的。但副岛由于征韩中止而下野，以致未能亲自实行征台。大久保利通因停止征韩，深恐国内发生动荡，便把征台提了出来，想借此使士族阶层中郁积的愤懑发泄出来。由于它比征韩更师出有名，战争的规模也较小，无须顾忌各国的干涉，所以原先反对征韩的人，除木户以外，也都表示赞成。明治七年（1874）四月，政府发出征台布告，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并在正院设置台湾蕃地事务局，由参议大隈重信担任长官。

吞并琉球

琉球渔民被误杀一事引发日清争议，软弱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北京专条》，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为日后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

然而，政府认为不会发生的各国干涉，这时却发生了。事前，政府已和美国公使打过招呼，并请其推荐美国顾问（日军侵台时，曾请美国人李仙得（C.W.Le Gendre1830—1899）担任顾问，参与策划。李仙得，美国外交官，曾任驻厦门领事，后任朝鲜外交顾问，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帮助日本侵略中国。——译者），雇佣美国船只运输兵员，这些都成功了；但正赶上美国公使换人，新公使认为此事不妥，拒绝美国人及美国船参与。英国、俄国等也对此表示怀疑。政府十分惊讶，决定停止征台，大久保急忙赶到长崎，向西乡都督传达了这一情况，可是西乡不听，仍进兵台湾，扬言如果政府停止征台，我就开小差去干。对蕃地的征讨工作没有遇到多大障碍，抵抗最顽强的牡丹社，最后也投降了，并迫令答应今后要保证漂流民的安全。这时清国认为外国的态度对它有利，便提出台湾是清国的领土，日本事先没有通告就出兵台湾是不当的，要求日本撤兵。为此驻清公使柳原前光多次与清国政府交涉，但毫无结果。政府认为事态严重，唯恐国内舆论鼎沸，增强对政府的不信任，于是派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办理大臣赴北京与恭亲王谈判。谈判进行得极不顺利，大久保已决意返日，这时央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调停，才在眼看破裂之时达成了协议。清国承认日本征台为义举，支付白银50万两作为被害难民抚恤费和在台设备费，并保证今后加强对蕃民的管理（关于明治初年，日军侵台的事，著者虽提出是明治政府企图借对外侵略，转移国内心怀不平的士族的愤懑。但这种分析是不够的。何况著者在叙述时，有不少歪曲史实之处，现在摘引范文澜</a>在《中国近代史</a>》中有关部分如下：1868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变法维新，开始对华侵略。1873年（同治十二年），日政府借口前琉球船遭风到台湾，被高山族劫杀数十人，向清政府交涉。清政府称：“二岛俱属我土，土人相杀，裁决固在我，预贵国事？”日使无言可对，摘引答辞中有：“生番化外，我政府未便宰治。”这句话，曲解为台湾番地不属中国版图。1874年（十三年）出兵三千人进攻台湾。日本当时还是贫弱小国，它敢于轻率动武，是事先取得美国的援助。美国李仙得替日本当主谋参赞军事；美国花旗公司牛也克号等轮船替日军运输，美武官且助日军攻击台湾。这显然是西洋侵略者自己将要掠夺，让日本首先侵入台湾，试探清朝的态度。日军攻番社（高山族的村社），被高山族据险击，退守龟山，设都督府及病院，修桥筑路，意图在台湾盘踞。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a>带陆海军到台，兵力远胜日军。英、美、法公使出面调停，代日本要求兵费二百万两。沈葆桢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我但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又通知李鸿章</a>：“不必急于行成。”李鸿章也明知：“日船非中国新船之敌。”“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三四千人。”但英美各抱野心，美国军事上露骨的助日。英使威妥玛口头上横蛮恫吓，迫使李鸿章决计屈服，令守台军不准“开仗启畔”。1874年，清朝与日本订立北京专约，承认“台湾生番将日本国属民杀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于承认五百年来忠实的藩国琉球是日本的属国，又赔偿日本兵费五十万两（上编 征韩论以后，日本仍向朝鲜派遣使者，希望实现修好，但是他们不答应，而且排日思潮越发高涨。明治八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云扬号在开往清国牛庄途中，想在江华岛加水和燃料，不意受到该地守备军队的炮击。政府立刻派军舰到釜山，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九年（1876）二月，派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黑田清隆（1840—1900），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原萨摩藩士，新政府成立后，先担任开拓次官，后升为长官，从事于北海道的开拓经营。他主张用全力开发北海道，放弃桦太岛。江华岛事件发生后，以全权大臣名义赴朝鲜，订立了江华条约。由于其有萨、长两阀作为背景，并深得伊藤博文的信赖，所以长期在政府中任职。明治二十一年（1888）继伊藤出征 报纸、杂志对普及新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报纸、杂志的出版又极大地得力于活版印刷术的发展。木活字从近世初期以来一直沿用到幕末。另外，长崎译员本木昌造学习洋式活版印刷术，制造铅活字，使活版印刷实用化取得成功（明治二年，1869）。在此之前，文久二年（1862）出版发行了翻译荷兰报纸的《巴达维亚新闻》，后来，横滨和江户等地也陆续出版、发行了报纸，反政府言论也有所增加，于是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六月规定，凡未经政府批准的报纸，一律禁止发行。旧幕臣福地源一郎编辑的《江湖新闻》等，因触犯忌讳而被禁止发行。尽管这样，政府认识到报纸的巨大启蒙作用，所以另一方面又鼓励其出版、发行，因此，报纸的发展很快。明治三年（1870）末出现了最早的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原名《横滨新闻》），它使用了本木创制的铅字。明治五年（1872）出版了《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它们的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阶层，内容主要是社论、官方公报和读者投稿，文章晦涩难懂。明治七年发行的《读卖新闻》、八年（1875）发行的《东京绘入新闻》（原名“平假名绘入新闻），内容则都是通俗易懂的文章、社会新闻、小说等等，以大众为对象，在向平民阶层灌输文明开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政府的专制化和设立民选议院论的抬头，报纸出现了反政府言论，因此，政府方面公布了最早管制言论的法律“诽谤律”及“新闻纸条例”，这一点在上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

最早的报纸多是定期出版物，和杂志很难区别，直到每天出版的报纸陆续出现后，两者才开始有了区别。最早的名符其实的杂志，是庆应三年（1867）出版创刊号的《西洋杂志》，明治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冠以杂志名称的出版物，到明治六年（1873）出版了《海外杂志》、《文部省杂志》，明治七年（1874）出版了《民间杂志》（庆应义塾出版）、《明六杂志》（明六社出版）等，才逐渐增多，成了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面所见到的，是针对封建旧文化的西方现代新文化，用当时的流行语来概括，就是“文明开化”。文明开化在当时提出的王政复古、四民平等、公议众论等口号中，是与人民实际生活关系最紧密、最富有具体实践性的、因而也是最能见到其实效的。上面所述的政治、经济等新设施，大部分不外乎是文明开化的表现，这里再提一下上面未提到的在风俗等方面见到的文明开化现象，借以回顾一下生气勃勃、充满希望的这个时代的性格。

明治四年（1871）八月允许剪发、废刀。正如歌谣中所唱的那样，“敲一敲剪了发的脑壳，响起了文明开化的声音”，剪发确是成了新思潮的象征。西服最早在军队中采用，明治五年（1872）十一月制定了穿大礼服和常礼服的规则，废除了直垂、狩衣、上下等旧式（日本式）礼服，西服成为公式服装。西服也是文明开化的突出表现，正是保守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明治七年（1874）四月，鹿儿岛出身的左大臣岛津久光对政府的开化政策感到不满，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了十四条质问书，其中 次年三月，以大隈重信为总理，以同他一起下野的人为中心，组成了立宪改进党。该党在宗旨中强调王室的尊荣与人民的幸福要同时共存，并阐明其目的是，要以渐进的方式改良政治，“政治之改良前进，为我党所希求，然急激之变革，则非我党之所望”。“夫惑于陋见而徒主守旧者，急躁冒进好务激昂者，均非我党之所望”，其政纲 这种对政党软硬兼施的弹压，使政党在资金关系方面、事业活动方面几乎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一部分对此感到愤慨的自由党员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企图以直接行动来颠覆政府。像明治十五年（1882）的福岛事件（县令三岛通庸与县会议长、自由党员河野广中的冲突明治十六年（1883）的高田事件（新潟县高田的自由党员暗杀大臣的计划明治十七年（1884）的群马事件（自由党系高崎有信社的暴动）以及加波山事件（从在栃木县厅落成典礼上暗杀政府大官的计划到加波山举兵），等等都是。但是，这些暴动并没有给自由党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使政府的镇压越来越严厉。陷入困境的自由党终于在明治十七年（1884）十月宣布解散，板垣退隐土佐。改进党也由于经济萧条的打击和政府的镇压，内部也出现了解党论。明治十七年十二月总理大隈重信，副总理河野敏镰等人离开该党，使该党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实力已大为丧失。帝政党也早在明治十六年（1883）九月宣布解散。开设国会的敕谕发布后，以雨后春笋之势建立起来的三大政党，仅仅过了两三年的时间，竟陷入这样悲惨的命运，很难只凭形势变化莫测倏忽来加以说明。《明治政史》的作者在论述到这种情况时说：“当时政党的盛衰变化，犹如流行性感冒”；“呜呼！其兴也矫矫然，如冲天之鹤，其散也累累然，似丧家之犬，吾国民之风气亦可谓之一奇”。这正是许多人想要说的话。

后藤象二郎像

后藤象二郎（1838—1897），高知县人，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维新前参与王政奉还活动；维新后出任参议、外务挂、工部大辅等职。1889年出任黑田内阁的递信相，1892年担任 随着宪政的发展，和它有姊妹一样密切关系的地方自治制度，必须确立起来，各种法典，也需要制定出来。 商法是由德国人洛斯勒（Hermann Roesler）起草的，明治二十三年（1890）与民法一起公布，但又与民法一起延期施行，经过彻底修改后，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开始实施。民事诉讼法也于明治二十三年公布，从明治二十四年（1891）开始实施。[16]

大陆政策的展开

明治六年（1873）的征韩论，曾引起了政府的大规模分裂，日本以后又和朝鲜在江华岛事件之后缔结了修好条约。可是，此后，朝鲜问题仍然包藏着波澜和日本政府抗衡。本来，朝鲜的地理位置就像是一把伸向日本心脏的短刀，日本要保证自己的独立，就不能不关心朝鲜，它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日本国家意识高涨和国力充实的时候，就会针对通过朝鲜逼来的外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明治政府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使朝鲜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以防止外国势力的侵入。明治九年（1876）签订的修好条规，虽然在这种意义上已确认了朝鲜独立国的地位，但一直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清国，对此却拒不承认，始终坚决主张行使自己的宗主权，因而伏下了日后的祸根。同时，朝鲜国内又出现了进步与守旧两派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以致在明治十五年（1882）和明治十七年（1884）发生了二次“汉城事变”。

明治十五年（1882）的事变是因朝鲜国王的外戚闵氏与国王生父大院君在政治上互相争斗而发生的。闵氏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推行改革，大院君一派则煽动对闵氏不满的士兵掀起了叛乱。叛军侵入王宫，袭击了我国的公使馆，杀伤了我国军官。对此，我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清国也派去了军队。但事件并未扩大，朝鲜向我国赔款55万日元，处罚暴徒，向东京派遣了谢罪使，承认我国在公使馆内有驻兵警卫权（济物浦条约）。

明治十七年（1884）的事变正是以更剧烈的形式爆发的上一次事变的继续。明治十五年事变之后，朝鲜朴永孝、金玉均等人在日本支持下组织了独立党（金玉均等组织的独立党，在中国史籍上的名称是“开化党”。——译者），企图改革国政，保持独立。而闵氏则组织了事大党，企图得到清国的保护。明治十七年十二月，清国因安南问题与法国作战失败后，独立党立即采取非常手段袭击了王宫，杀害事大党要人，拥立国王掌握政权。日本公使应国王的请求率兵护卫王宫，清军则援助事大党，派兵袭击王宫，把国王迎入军中，并烧毁日本公使馆，杀伤官民。日本公使只好避难到仁川，朴、金等要人则流亡到日本，事大党卷土重来，清国在朝鲜势力大振。为了处理事变的善后问题，日本派出特命全权大使与朝鲜进行谈判，要求朝鲜赔礼道歉，严惩暴徒，支付赔款（汉城条约）。紧接着清国也派遣了特命全权大使，约定日清两国从朝鲜撤兵，停派军事教官，需要派兵到朝鲜时，必须事先互相通知等等（天津条约）。

日本在不断发生的事件中，没有采取彻底解决办法，而只是姑息一时蒙混过去，致使人民对政府这种软弱外交表示强烈的谴责。但是日本正处于宪法公布前夕，国内还没整顿好，军备也还不够充实，对清国采取慎重态度，也是当然的。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国更加紧了对朝鲜内政的干涉（关于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交涉情况，著者所说与事实大有出入，请参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等书。——译者），朝鲜事大党也以此为后盾，越发轻侮日本；用官府力量来压制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使其蒙受损失。因此民间有志之士中，有的进而干预朝鲜政府，促其积极从事改革，其中有自由党员大井宪太郎那样的人。这时亡命日本的独立党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跟踪，竟在上海被杀害（明治二十七年（1894）三月）。事件发生后，人民更进一步地对政府的软弱和清国的暴戾，感到愤慨。

这时在朝鲜全罗北道发生了“东学党之乱”（书中把东学党起义称作“东学党之乱”，又称参加此项起义的朝鲜人民为“暴徒”，著者的资产阶级立场昭然若揭，这一点请读者注意，并请参阅《中国近代史》等书。——译者），事件逐渐扩大，发展成全国性的内乱。东学党是一个排斥基督教、糅合儒佛道三教的宗教团体。其所提出的东学，就是折中儒佛道三者而成，它本是一个宗教团体，但不久就增添了政治色彩，演变成为“暴徒”，鼓吹改革国政，在各地掀起暴动。朝鲜政府对此无力镇压，向清国求援，清国趁机派出重兵（二十七年六月）。当时清国政府大概认为日本从明治十七年以来，在鲜势力减退，二十三年帝国议会开会后，政府与议会互相倾乳，因此不会有对外用兵的余力，企图借机确立清国在朝鲜的势力，把日本势力驱逐出去。

然而，日本的有识之士也早已认识到，在朝鲜问题上，非和清国进行一战不可。政府从明治十五年（1882）起就推行军制改革，扩充军备，明治二十六年（1893），针对议会削减造舰费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加以补救，甚至节省今后六年间的宫廷费用、减少官吏俸禄十分之一，用来充作造舰费用。因此，当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得知朝鲜因东学党之乱向清国请派援军时，便早已下定决心，要毅然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这个早晚要切开的肿瘤，由于日本的退缩和清国的进逼而加快了化脓的速度，现在已到了破裂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下定了决心。东学党之乱，因害怕日清两国出兵而平息了下去，但日本政府认为日清两国应共同合作，改革朝鲜内政，以此向清国提出建议，并且申明，清国如不接受，日本就要单独加以改革，并着手实行。约定今后朝鲜一切内政改革，都要同日本公使大鸟圭协商进行。于是朝鲜政府撕毁了妨碍其独立的对清条约，要求日本协助消灭驻在牙山的清兵。在此之前，日清两国海军在丰岛海面发生冲突。这时应朝鲜的请求，日军进攻成功、牙山，清兵逃往平壤，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两国间爆发了战端，八月一日下达对清宣战诏敕，日本首次投入大规模对外战争。（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况，请参阅《中国近代史》等。——译者）

与可怕的“睡狮”，东方大帝国首次进入全面交战状态的日本。朝野一心，以求善始善终。九月，天皇把大本营迁到广岛，统率军务，十月，在广岛召开 马关条约于四月二十二日获得批准，但当月二十三日俄、德、法三国公使分别访问日本外务省，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不仅危及清国首都，而且会使朝鲜独立有名无实，妨碍远东永久和平，因此劝说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的要求。俄国早就觊觎朝鲜，特别注意中日甲午战争的发展。没想到日本获胜，并占领辽东半岛，俄国认为这是对它日后远东政策的重大妨碍，因而力劝法、德两国共同出面干涉。法国由于与俄国订有军事同盟，同意俄国提议并不奇怪；与两国处于对立关系的德国之所以也参加这次干涉，是因为想借此机会以把俄国的关心引向东方，减轻在西方对德国的压力，同时也想趁机取得一个侵入东方的立足点。政府对于三国干涉的处理煞费苦心，但鉴于当时各种形势，终于接受了劝告，同意交还辽东半岛，收取白银三千万两（约四千五百万日元）作为交还辽东的代价。

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占领了台湾，开始了殖民地统治。然而，台湾岛自古以来就是叛乱频仍之所，清朝对此也曾感到棘手。我国派遣近卫师团前往该岛，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平定了全岛的抵抗。明治三十年（1897）公布了设立总督府的统治制度。在总督统辖之下，整顿民政，奖励产业，发展交通，逐渐取得了统治的成绩。

尽管我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朝鲜问题仍然很难解决。朝鲜王室不信任日本，因此，内政改革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朝鲜王室之所以不肯服从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因为我国国力由于归还辽东半岛而受到轻侮，俄国公使在此期间又大肆活跃，试图在朝鲜王室内扶植亲俄势力。日本虽然依靠战争从朝鲜驱逐了清朝势力，但又由同一战争迎来了新的敌人——俄国。朝鲜问题并没有能因中日甲午战争而得到丝毫解决，依旧作为日本外交上的痼疾，而留存了下来（朝鲜于1897年，改国名为大韩，国王改称为皇帝）。

然而，中日甲午战争却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脆弱，从而为世界列强侵入东亚提供了馋人的诱饵。19世纪末以后，列强拚命向海外扩张，到处争夺殖民地。它们在分割了非洲和太平洋诸岛之后，便将具有庞大版图的清国，作为它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俄国利用三国干涉，博得了清国的欢心之后，乘势与法国共同向清国提供了四亿法郎的借款，以供其充作赔款财源；并与清国缔结了以我国为假想敌的防御同盟；还获得了从满洲里经清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继而，德国又以传教士在山东省被杀害为理由，占领了胶州湾，获得了该地的99年租借权和在山东省修筑铁路和采矿的权利（明治三十一年，1898）。俄国见此情景，就立即占领了旅顺口，又获得了租借旅顺口、大连湾一带土地25年和将中东铁路延长铺至大连湾的权利。法国也不甘落后，夺得了租借广州湾99年和在其附近修筑铁路的权利。这样，清朝很快就被迫对因三国干涉而收回辽东半岛付出了代价。而且，最早在中国独自攫取了商权的英国，也趁势索得了租借威海卫99年的权利。在列强们贪得无厌的食欲面前，清国就像一头倒下的、任人宰割的巨兽一样可怜（以上诸事均发生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

1895—1942年日本扩张到的范围

日本在半个世纪中实施军事侵略和扩张政策。对中国的战争（1894—1895）和对俄战争（1904—1905）使日本占领了台湾岛和朝鲜。1931年，日本从中国手中夺取东北；6年后日本又向整个中国发起进攻。1941年德国似乎会赢得 与欧洲军事大国交战的日本，确是进行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冒险。但是战局的发展，出乎意外地对日本有利，陆军在辽阳、沙河、旅顺、奉天击败了优势的俄军，海军在对马海峡歼灭了远征的波罗的海舰队。到三十八年（1905）五月，胜败已成定局。于是接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f）的讲和建议，由日本全权委员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与俄国全权代表维特（Witte）、罗森（Rosen）在美国朴茨茅斯（Portsmouth）举行谈判，同年九月，签署了和约（朴茨茅斯条约）。条约内容规定，承认日本在韩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关东州租借权、长春以南铁路及其附属地的煤矿开采权等让与日本；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割让给日本，允许日本渔民在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白令海等俄国领海内的捕鱼权等等。这些条件，比起日本原来提出的要轻得多，当时日本所提出的是割让全部库页岛和支付赔款，这是日本人民所热烈期望的，但俄国方面拒不接受。在这次战争中，日本虽取得了胜利，但国力消耗殆尽，政府已没有今后继续作战取得胜利的信心，也没有断然使谈判决裂的勇气，因而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缔结了这一和约。陶醉于胜利的国民不体谅政府的苦衷，对和约表示不满，指责政府外交的无能。条约签字的那天，在东京日比谷召开了反对媾和国民大会，并与官方发生冲突，终于发展到暴动程度，爆发了所谓大烧帝都事件，骚乱竟发展到政府为此发布戒严令的程度。但是政府在这时结束战争，实在是很明智的，要知媾和条件并不能算屈辱，已经充分达到了战争目的。

根据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在韩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得到承认。明治初期以来一直是日本外交难题的朝鲜问题，至此告一段落，因此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赴韩缔结日韩条约。条约规定该国外交权归由日本掌握，日本政府在汉城设统监作为其代表，统监专管外交，有权谒见韩国皇帝（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统监府于次年二月开始办公，伊藤博文任 在和会前后，发生了出兵西伯利亚和尼港事件等令人不愉快的外交事件。从表面上看来，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是援救逃亡或被俘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将他们送到西部战线，以实现其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愿望，这也合乎协约国方面想要增强兵力的意图，使其与协约国军共同行动，与在促进战争结束中起一定作用的国际协调主义相符合。但实际上，协约国方面的意图是，想用武力来干涉俄国在经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后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其同德国的单独媾和。而对于在英、美、法等国撤军之后，仍单独赖着不走的日本说来，则应说它还暗藏着企图乘机在西伯利亚攫取特殊权益的野心。决定出兵的是即将宣布总辞职的寺内内阁（大正七年（1918）八月），这对于军阀内阁来说，虽然是很适合的，但继之成立的原敬内阁等各届内阁，却也都继续坚持出兵，结果一直持续到大正十一月（1922）年末，在西伯利亚驻兵长达四年多。这说明无论是官僚，还是政党，都没有反对军部那种不自量力的向大陆扩张的政策，后来日本战败的先兆，在这里也可以见到。

不过，日本驻兵西伯利亚也有一个理由，即发生了不幸的尼港（庙街）事件。大正九年（1920）三月，驻在苏联滨海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的日本领事馆，遭到激进派苏军的袭击，许多馆员和日本侨民遭到惨杀。当时，日本还没有承认应向其追究责任的莫斯科政府，因此，便以保障占领的名义，占领了滨海省的重要地区。但是，导致这次惨杀事件的原因，不用说是由于日本在西伯利亚驻军。在那里驻兵四年多的结果，正如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在贵族院中所批评的那样：日本在西伯利亚驻兵四年，对外失去了各国的信任，与俄国结下了怨恨；对内则使军队长期曝于异域，耗费了大量的国帑。是一次没给国家带来任何利益的失败。

世界大战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特别是对经济界的影响，尤为显著。日本虽也参加了战争，但付出的代价很小，各国的订货都集中到日本商品上来，使日本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战争景气。日清战争以后，日本的贸易几乎每年都是连续入超，但在大正四年（1915）至大正七年（1918）之间却突然转为出超，四年里出超总额达14亿日元。进出口总额，在大正三年（1914）为12亿日元左右；但到大正七年（1918），竟达到了37亿日元左右，增加了二倍多。此外，日本商船也取代了欧美商船，在世界各地从事货物运输，出现了海运业的黄金时代。船舶数量的增加，新航线相继开辟，海运业暴发户不断涌现，海运业的繁荣情况空前。大正三年（1914），日本拥有的船舶总数为3487艘，总吨数为159万吨；到了大正八年（1919），船舶总数已达5203艘，吨数增为286万吨。在工业方面，纺织、缫丝、纺织品等轻工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棉纱的产量，大正二年（1913）为151万捆，到大正七年（1918）增加到180万捆。重工业方面，原来一直依赖进口的船舶、车辆和机械等产品，现在都已能自行生产，甚至反而输出了。以这种经济景气为背景，出现了兴办各种企业的热潮，资本不断增加和集中，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建立了决定性的控制，随着银行作用的加增，银行原有的资本增加和集中也有了发展。促进这种发展的主要是战后出现的反作用——经济危机。

随着战火的熄灭，在大战中不断膨胀起来的经济界，受到其反作用力的打击。由大正九年（1920）大阪的增田票据贴现银行的关闭，引起了各地银行一系列的关闭和挤兑的风潮，造成了战后 随着明治二十年前后思想界的从欧化主义转向复古主义，明治初期文坛上的低潮也在内部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可称为新时代的文学作品。首先，《小说神髓》的出现表明了文学理论的确立。《小说神髓》是坪内逍遥于明治十八年至十九年（1885—1886）出版的文学理论书</a>籍。它摒弃了从前将文学只作为劝善惩恶工具的说法，认为文学有自己的目的，极力主张文学的生命在于写实、在于描写人情的奥秘。毫无疑问，这部著作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的出现，使文学创作同江户时代的劝惩文学分道扬镳、发挥了推动新的写实派文学及后来的自然主义文学的伟大转折作用。作为这种文学理论的具体化、坪内逍遥又于明治十八年（1885）发表了题为《当代书生气质》的小说，以其细腻写实手法和新奇的题材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新文学的出现，起到了亲自诱导的作用。

二叶亭四迷像

二叶亭四迷，日本作家，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本名长谷川辰之助，笔名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在古日语中的隐喻为：生不如死。选择这样的笔名，也体现了作家本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鄙夷。他的小说《浮云》通过一个正直而有学问的青年，被政府机构排挤、被情人鄙弃的命运，披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腐败和人情的淡薄，揭示出封建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矛盾，塑造了日本文学史上 此外，这时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1864—1909），文学家，东京人，东京外国语学俄语科退学后，即在坪内逍遥的影响下从事写作，其作品中还能见到有俄国文学的影响。其作品《浮云》等是明治初期日本文坛上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其言文一致的文体是日本近代文学上的先行者。——译者）在坪内逍遥的诱导下，从事了独特的文学活动。他在《浮云》（明治二十年，1887）这部作品中，发挥了善于描写人物复杂心理的特长，以严肃的态度凝视并把握了人生的现实。他这种可称为人生派的创作态度，和砚友社一派的唯美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他在俄国文学方面的宏深造诣。

幸田露伴是在明治二十年代初成名的文学家之一。他的小说中，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其代表作是《五重塔》（明治二十五年，1892出版），书中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一个个性强烈绝不妥协的工匠。

在韵文学方面，应新时代的要求而出现了新体诗。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等人与以前一谈诗便被认为是指汉诗的风气相抗衡，用日本式格调翻译西方诗，并模仿着进行创作而合写成了一部新体诗集，这就是他们四人合著的《新体诗抄》（明治十五年，1882出版）。这本诗集是名符其实的草创的新体诗作品。由此开始，文学家们也陆续着手于新体诗的创作。其中对新体诗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森鸥外领导的新声社同仁们，他们出版了译诗集《于母影》（明治二十二年，1889）。这本译诗集的原诗</a>是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和德国的歌德、海浬等人的作品，他们在翻译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因此，在上述《新体诗抄》时，对移植近代诗工作做得还不够；可是到这部译诗集时，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出色地做到了浑然一体的统一。

明治二十年代后期，诗坛受到了西洋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因而产生了艺术至上、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的北村透谷的诗（发表于杂志《文学界》），和用流丽的格调描写朝气蓬勃的岛崎藤村的诗（ 在处于鼎盛时期的日本画的压制下，西方画曾一度陷于冷落境地。明治二十六年（1893），黑田清辉从法国回国，传来了印象派的画风，于是西方画又开始兴盛起来。明治二十九年（1896），美术学校中设立了西方画专业，白马会（冈田三郎助、和田英作、藤岛武二等）、太平西方画会（中村不折、满谷国四郎等）等西方画团体也相继成立。当然，这些团体都参加了文部省主办的展览会，但还发生了新旧两派的对立。大正三年（1914），新派——二科退出文部省展览会，另行独立举办展览会。到大正十一年（1922），从美术院和二科退出的人们又组成春阳会。从此便出现了官办展览会、二科和春阳会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雕刻方面，竹内久一、高村光云曾任美术学校雕刻教授，讲授传统的木雕技术。至于西式雕塑，则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术学校设立塑造专业后，由长沼守敬、新海竹太郎等人传授而兴盛起来。

音乐，也因采用了西方风格而面貌一新。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旧的传统音乐虽然分成各种流派传流下来，但新时代的要求已倒向西方音乐。这种要求来自军队中必需的军乐和学校教育中的唱歌课程二方面。早在幕府末期，各藩就已经采用了军乐，明治政府也在陆、海军中分别设立了军乐队，请外籍教师传授西方军乐。后来，军乐队在制定国歌——《君之代》（这里说“军乐队在制定国歌——《君之代》过程中”是有语病的。根据过去日本的《帝国宪法》，日本并没有国歌。《君之代》只是一般用来代替国歌的歌曲，并不是正式的国歌。——译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军歌在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心的一个时期中的流行，奠定了基础。明治三十八年（1905）起，军乐队每周都在日比谷举行公开演奏会，对一般人民进行西方音乐的启蒙教育，为西方音乐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校教育中，通过唱歌来陶冶情操，这在建立新教育制度时，就已被认为是必要的。在明治五年（1872）制定的学制中，虽然规定初等小学课程中有唱歌一门，却又注明“暂不开课”，这说明当时虽已认识到音乐教育的必要性，却又无法实施。明治十二年（1879），政府设立了音乐调查专员，令其负责起草有关音乐教育的方案和培养音乐教师。明治二十年（1887），发展成为东京音乐学校。因为他们所聘请的那位音乐专员是美国人，因此初期曾以美式音乐为典范；后来，改请德国人任教，又改为德式音乐。以这个音乐学校为中心，开展了音乐研究工作，培养了许多音乐家，西方音乐得到了很大普及。而使西方音乐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则是留声机的进口，是电影、收音机的普及。

广播事业是从大正十四年（1925）开始的，它在普及音乐方面建立了特殊功勋。它不仅使从城市到乡村的男女老幼都能欣赏到西方音乐，而且为将原来一直为少数人专享的日本传统音乐也传播到广大人民间创造了重要条件。

电影作为群众艺术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明治二十九年（1896），电影首次传到日本。开始不过作为一种新奇的东西，拍摄一些风景或舞台剧而已。随着美国电影在 1.日本封建时代，支配思想界的儒教，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有一脉相通之处；

2.日本政治社会中有志之士或所谓浪人的流浪者多；

3.与欧美相比，日本的下层社会知识水平较高。

这三点，作为当时的观察，是很有兴趣的。

[19] 堺利彦和幸德秋水都是《万朝报》的记者，内村鉴三也是该报的特约记者，他们于明治三十六年，共同主张反战论，退出了该报社。《万朝报》是黑岩周六于明治二十五年创刊的报纸，以扶弱抑强为宗旨，聘请进步思想家，以强化理论阵营，在明治三十年代曾博得社会的信赖，成为与《大阪朝日》并驾齐驱的大报纸。在日俄战争问题上，该报先是主张“非战论”，但随着俄国攻势的增强和国内舆论的沸腾，该报的方针就转为主战论了，因而发生堺、幸德、内村等人退社的事。不过，三人退出的指导思想并不相同，堺和幸德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战争是一部分阶级的私斗而主张非战的，内村则是出于基督教的不抵抗主义和对过去十年历史的反省而反对战争的。他曾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是保持朝鲜独立、促使中国觉醒的正义战争，因而表示支持，但其结果却使朝鲜的独立更加岌岌可危。从而他认识到，日本的道德已经腐败堕落，战争给日本留下了大害。

[20] 战后，原敬的日记已公开出版，成为研究明治大正治史的珍贵史料。该日记共10册（1950—1951年，乾元社出版）。此外，在原敬被刺前后，元老山县有朋也卧病在床，第二年即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死去，终年85岁。同年一月，大隈重信也同样以85岁高龄去世。明治大正年间，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家们在此前后相继去世，显示了时代的转机，具有深远的意义。

[21] 关于植木枝盛，家永三郎《植木枝盛研究》（1960年，岩波书店出版）利用丰富的资料，论述了他的详细传记和思想。明治十四年，他曾为立志社起草了日本国宪法的草案。在这个宪法草案中，他提出了约宪法、一院制议会和人民拥有自由权、抵抗权、革命权等项规定。

[22] 最近，关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相当活跃，各种引人注目的概论性书籍也不少。本间久雄《明治文学史》（2册）和《续明治文学史》（3册），是早期出版比较完整的明治文学史，（昭和十年代出版）战后经过修改后，又出版了改订版（1950—1951年，东京堂出版）。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于1953年出版了由冈崎义惠氏编纂的《明治文化史》文艺编。该书论述了明治文学史的分期，他认为，如从国粹主义与欧文主义这二大潮流互相交替的观点看来，可划分为欧化时代（到明治十九年为止）、国粹时代（到明治三十九年为止）和第二次欧化时代（到大正时代为止）等三个时代。如与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的演变结合起来看，则可分为启蒙主义时代（明治十九年止）、古典主义时代（明治二十七年止）、从浪漫主义向写实主义转变的时代（明治三十八年止）、从自然主义向新浪漫主义、颓废主义的转变时代（明治四十五年止）和新理想主义时代（大正时代）等几个时代。久松潜一《日本文学史》近代部分（1957年，至文堂出版），以明治、大正、昭和时代为研究对象，大别后为前后两期，以明治时代为前期、大正、昭和时代划为后期。此外，还有一些划分法，如以自然主义的勃兴为界，划分前后两期（明治三十八年以前和以后），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将无产阶级文学及新感觉派勃兴的大正十三年之后另立一期，分成前、中、后三期的。

[23] 昭和十五年（1940）十一月二十二日，最后一名元老西园寺公望逝世。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对军阀的专制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深感忧虑，但又苦于自己无力转变这种局势。在庆祝日本建国2600年的仪式结束的时候，他离开了人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他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而整理的、以西园寺为中心的政界上层活动的笔记，《原田日记》，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证据而提出，后来公开出版，可作为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史料。其内容分8册，从昭和三年炸死张作霖事件开始，到昭和十五年为止（1950—1953年，岩波书店出版）。

[24]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全貌，现在政府方面尚未编出官方的书刊，但在述及战争结束的原委方面，外务省编《终战史录》（1952，新闻月鉴社出版）中引用了丰富的官方和私人的文字记录，参阅起来比较方便。

[25] 本项数字均引自昭和三十七年（1962）版《朝日年鉴》（朝日新闻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