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近世_日本史

惺窝的高足中，除罗山外，还有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等，他们四人被称为“四天王”，而最好地承袭了惺窝朱子学学统的则是尺五，尺五的门下出现木下顺庵，顺庵门下英才辈出。顺庵应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之聘，后来又服侍将军纲吉。他学德兼优，出色地教导门徒，发挥了才能。当时称其门下为木门，学者趋之，如登龙门，弟子中杰出的被称为木门五先生、木门十哲等等，其中新井白石（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户时代中期学者，政治家。名君美，号白石、紫阳，通称勘解由。上总人，曾师事木下顺庵。宝永六年（1709）担任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的幕臣，参与幕政，从事对前代弊政的改革。新井白石主张学问和实践相一致，因此在其参与幕政期间，曾公布武家诸法度、海舶互市新会等法令，整顿仪式典制，改铸货币等等业绩。作为学者，他不仅注意于儒学的研究，而且也重视文学、政治及西洋情况等各方面的知识，著有《读史余论》、《古史通</a>》、《藩翰谱》、《同文通考》，《西洋纪闻》、《采览异言》、《东雅》等多种。——奉者）、室鸠巢尤为杰出。白石并不是一介儒生，他学问渊博，遍及历史、地理、语言、制度各方面，他的研究态度新颖，超越时流，同时他还具有学以致用的气魄和才能，如前所述，在家宣一家继时代成为推动礼教文化政治的动力。室鸠巢是正统的朱子学者，他面对当时纷起的各个学派，毅然坚守正统思想，晚年被举为幕府的儒员，白石失势后仍为吉宗重用，辅佐其复古政治。

以上各位学者都是出自藤原惺窝门下，借惺窝居住地址，被称为京学，与京学相对的有南学，它继承了土佐的海南学派儒学系统。天文年间，南村梅轩前往土佐，兴起了海南学派，曾在上一章提到。这个学派的谷时中，巩固了南学的基础。时中门下有小仓三省、野中兼山、山崎间斋（山崎斋（1618—1682），江户前者的儒者。名嘉，字敬义，幼时出家为禅僧，以后师从土佐谷时中，成为朱子学方面的儒者，以后就在江户等地讲学，并担任过会津藩主的侍讲，所以其学徒中有不少公卿诸侯，一时号称有6000门人之多。他又曾从吉川惟足专研神道，并将朱子学和日本的神道相结合，创立垂加（垂加是他的别号）神道。著有《垂加文集》等，其门人中，人才辈出。最杰出的有浅见纲斋、中佐藤直方、三宅观澜等人。——译者）。三省和兼山二人奉职于土佐侯，掌管文教，他们以造福于民的实用精神，参与国政，这同幕府的礼教文化政治不谋而合。斋是一位大教育家，前去京都从事教学，有6000弟子出其门下。他的学派从朱子学进入到神道，提倡神儒合一的垂加神道。这种神道说，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他尊重学问自主，提倡日本对于中国的自主性，修身实践之学对于博闻强记的自主性，站在时代的前列，建立巨大功绩。其众多弟子中，浅见斋、佐藤直方、三宅尚斋被称为崎门三杰，他们把斋学的道统，通过这些门徒博而精地传给后世。

除京学、南学以外，各地也出现了许多朱子学者。其中筑前藩士贝原益轩（贝原益轩（1630—1674），江户时代前期的儒者、教育家，本草学者。名笃信，筑前人，曾师从松永尺五，木下顺庵，山崎斋，但他反对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主张理</a>气一元论。他的门人虽不多，但其著作对江户时代儒学的影响颇大。著有《初学训》、《慎思录》、《学道训》、《大和本草》、《养生训》等。——译者）通晓百科学问，用浅显易懂的国文在教育、卫生、博物、历史、地理等方面写了许多著作，是国民文化昌盛时期的伟大先驱学者。

这个时代的儒学十分兴盛，除朱子学外，还有阳明学、古学等其他学派也分别兴起。著名的阳明学者是近江人中江藤树和他的弟子熊泽蕃山。藤树年轻时曾仕于大洲侯，后来辞官返回故乡近江讲学，教育村民。他的学问是由朱子学而发展为阳明学。最后集其大成，树立了日本阳明学，或可称之为藤树学的一种独特的学说。蕃山辅佐备前侯，他力劝主君弃恶扬善，政绩卓著。后来他辞官住在京都等地，致力于讲学和著书，他的学说以阳明学的心法为基础，涉及政治、经济、国文等等。以实用之才著称，为此触犯了以朱子学为正学的幕府忌讳，被幽禁并死于下总古河。

古学者中知名的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其子东涯、荻生徂徕。素行曾一度服侍赤穗侯，后到江户讲授经史和汉文化、兵学等各种学问，弟子逐渐增多。他晚年不满足于朱子学，坚信应该不经后儒而直归孔子，因而著《圣教要录》，反对朱子学，为此受到幕府的镇压，与蕃山一样，成为思想统治的牺牲品。他在民族自觉性上，也走在他人前头，反对用当时的通用语“中华”称呼“支那”，认为日本是中朝，著《中朝事实》一书论述日本的国体和历史。伊藤仁斋（伊藤仁斋（1627—1705），江户前期的儒学者，堀河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堺市商人家庭（有的说是京都人的，如本书正文）。他为了解孔孟所教的真义，曾大力研究《论语》、《孟子</a>》，认为朱熹等宋儒所述，不是以代表儒学，反对理气二元论主张，力说理气一元论。在京都设立堀河塾，传播其主张，入门者有3000人之多，著有《论语古义》、《孟子字义》、《论孟古义》、《童子问》等。死后其门人谥为古学先生。——译者）是京都人，他终生不做官，是一个在贫苦环境中钻研学问的民间学者，他纠正宋儒的错误，认为宇宙和人生处在不断的运动中，除仁义外，无所谓人道，也不可能有学问。他把《论语》尊为至高无上、宇宙 儒学的盛况大体如此，但学问的独立，是如何能在这种条件下提倡起来的？不禁令人吃惊。特别是出色地完成了从中国的学问中独立出来，使人感到，近世的儒学完全是日本的儒学，到了这时，儒学才开始渗入到日本人的血肉之中。近世的封建制，就是在这个渗透着儒学思想的基础上维持下来的，尽管商品经济侵蚀了自然经济，商人阶级对武士阶级的优越感来得如何凶猛，封建制能在漫长的260年中持续下来，完全是由于这种思想基础巩固的缘故。

由于儒学者的民族自觉性和宋儒史学的影响，日本的史学也慢慢地从儒学中发展了起来，这是一个值得注目的事实。助长了这一倾向的，是幕府作为文治政策的基础而推行的官办修史事业。幕府的修史事业：编纂有集武家系谱大成的《宽永诸家系图传》（372卷，宽永二十年成书）；从神武天皇到后阳成天皇止的编年体史书《本朝通鉴》（310卷，宽文十年成书）；叙述从松平氏开始到家康一代事迹的《武德大成记》（30卷，贞享三年成书）等等，都是以林家人为中心编纂的。各地诸侯中，则有水户的德川光囫开设史局（水户藩德川光国开设的史局，指彰考馆。一译者），集合史臣，编纂从神武天皇到后小松天皇的传纪体史书《大日本史》；纪传部分于宝永六年（1709）完成，享保五年（1720）呈献幕府。不过，志和表部分，则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才完成。《大日本史》（《大日本史》是明历三年（1657）水户藩德川光国设局修撰，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才完成的，用汉文撰述的纪传体史书，内计本纪73卷、列传170卷、志126卷、表28卷。不仅在体例上仿照中国的史书，即思想上也受中国影响很深，如将神功皇后列入后妃传，大友皇子则入本纪，并以吉野朝廷（南朗）作为正统等，都是明显地中国正统思想的表现。《大日本史》在江户时代对日本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很大，下面所说“以此为中心，而在水户藩中形成的日本式朱子学，到幕末，就成了尊王思想与实践的中心势力”的提法，并不过分。——译者）的修撰，是一桩历时250年的大事业（397卷）。编纂时，曾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和辨别史料；对史实的考证和叙述，也力求严谨无误。至于对历史的解释，则是以司马光</a>的《资治通鉴</a>》和朱子的《通鉴纲目》中名分思想为据的日本式解释，因此形成一种通过尊王斥霸之道，对幕府存在的正当性表示怀疑的根源。所谓水户学，就是在编修《大日本史》的过程中，以此为中心，而在水户藩中形成的日本式朱子学，到幕末，就成了尊王思想与实践的中心势力。

学者的个人著作中有许多颇有特色，比如山鹿素行的《武家事纪》叙述了武家时代史；松下见林的《异称日本传》则集中了中国和朝鲜文献史料中有关日本的部分。而新井白石的著作，更位于诸著作的顶峰。他在古代史方面，根据神即人这个合理解释，写成了《古史</a>通》、《古史通或问》，收集大名的系谱和事迹写成《藩翰谱》，评述武家政治的起源变迁，写成《读史余论》。其清新的解释和流畅的文章都远远超脱了时流。只是对于现实世界中武家政治的历史性解释和批判，并不十分尖锐，跟他对古代史研究的高水平相比，学术价值显得逊色。尽管如此，日本史学从此摆脱了中国史学的束缚，开始发展起来，作为日本近代历史学的鼻祖，新井白石占有很高位置，当之无愧。

随着国史的研究，国文学（日本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曙光。中世以来的古典研究，这时代仍然继承着它的传统。京都玉津岛的神官北村季吟，元禄初年在幕府工作时，掌管有关和歌事务，把古典的注释加以汇集，打下了这门学问发展的基础。儒学自由研究的风气，也传到这个领域，在古典研究上，不拘泥于师传的自由学风首先始于下河边长流和僧契冲，此外还有江户的户田茂睡。自由研究的优秀成果有，契冲继承长流的遗业，受德川光国之命写成的《万叶集》注释书——《万叶代匠记》。儒学者出于民族兴趣而进行的日本古典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除水户藩作为修史材料而进行的古典研究以外，贝原益轩著《日本释名</a>》，认为日语的语源解释上应该是有规律的。新井白石著《东雅》、《东音谱》等书，在日本语</a>的音韵，语言与文学的区别等问题上，提出了前人未有的见解。在这些古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兴起了探索我国固有古道的“国学”，到下一个时代，就迎来了它的巨大发展。

此外，各种科学也相继兴起。我国的历法自贞观三年（861）使用唐宣明历以来，一直没有改变，因此实际误差很大。贞享元年（1684）涩川春海（保井算哲）献出自制的历法，采用后纠正了误差。春海在幕府中司掌天文，钻研天文历数之学。在数学方面，有关孝和探究和算之学，发现了不逊于欧洲的高等数学法则。在博物学方面，贝原益轩著《大和本草》等多种著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稻生若水著《庶物类纂》（362卷），显示了实物研究的成果。在地理学方面，各地进行了地志的编纂和地图的制作，幕府以各大名献上的本国地图为基础，绘制了日本全图，从而大大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有关世界地理的书籍有西川如见的《华夷通考》、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西洋纪闻》等，介绍了西方地理学的成果。

文艺的大众化

文艺的大众化在中世末期十分显著，到了这个时代，由于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出现了真正产生于市民中间并讴歌其生活的独自的文学，如俳谐、小说、净琉璃等。与此相对的和歌、连歌、能乐等具有古代传统的文艺仍主要同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但因墨守成规，没有新的发展。因而文艺的主流，完全被那些市民的新兴文艺所占据。

俳谐是这个时代初期由松永贞德加以推广的。他把连歌称为歌道的入门，而把俳谐称为连歌的初步，并依据连歌的式目制定了俳谐的式目。这样一来，似乎失去了文艺的自由性，但由于句中采用了民谣和俚谚，含有发展庶民文学的因素，因而实际上普及到各个阶层，具有先驱者的意义。在此之后，大阪的西山宗因创作的俳谐否定了这些规则，恢复了自由形式，在广大的庶民社会中寻找素材，力求风格的新颖别致，这可以说是正在兴起的大阪市民阶层对文艺所提出的最早的自我主张。松永贞德一派称为贞门，而西山宗因的俳谐，则被称为谈林。谈林虽曾风行一时，但后来出现异风异体，变得低级庸俗了。这时又出现了松尾芭蕉，扬弃了二者的格调，把俳谐发展成为独具境地的崇高艺术。松尾芭蕉一生周游各地，深入大自然中，发现了自然与人生融为一体的闲寂诗趣。其门人遍及全国，数以千计。与芭蕉同时的有摄津伊丹的上岛鬼贯。他领悟到无诚则无俳谐，摆脱了以往游戏式的俳谐观，在提高俳谐的艺术水平上，他和芭蕉一样做出了贡献。这种独立的短诗艺术，舍弃了一切修饰和装潢，用尽可能简朴的形式去表现火热的诗情，附合了在繁忙的现实生活中追求情趣，体会了市民生活要求闲寂的一个方面。

小说，从宽永时起陆续出版了以市民为对象的新作，但多数是以教化市民为目的的，如承袭过去那种伽草纸的故事随笔，改编外国文学作品，名胜异闻的介绍等等，艺术价值都不高。天和二年（1682），大阪人井原西鹤出版发行了小说《好色一代男》，以后便陆续出版、发行了大量的统称为好色的小说、武家小说和町人小说的读物。给处于低水平的小说界，抛下了一枚巨型炸弹。井原本是谈林派俳谐师，不久，就转向写小说。他观察和剖析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肯定他们的享乐与营利行为，并亲自投身其中，用充满俳谐风格的紧凑文章描写了这一切。至此市民才有了提倡自己的世界观、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有力支柱。他写的书备受欢迎，他的创作活动接连不断，这恰恰表示出蓬勃向上的市民阶级的力量。不过，他的小说，只是把许多短篇故事收集在一个题目下，缺乏构成通篇的整体性，其写实也流于夸张和暴露，带有勉强追求滑稽性的缺点。西鹤的小说叫作浮世草子（风俗故事），继他之后，出现了不少模仿者，但始终没有人能赶上他。只是其中多少发挥特色的是京都的江岛屋其碛，他的著作因出版书店的名字而被称为“八文字屋本”。八文字屋本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描写诸侯家庭内讧和报仇等事件的章回小说，成了后来一些传奇小说的源流。

《阿国歌舞伎草纸》（最古歌舞伎绘）17世纪初

净琉璃始于室町时代末期，盲人带着拍节说唱净琉璃故事，后来加上三弦和木偶，也演唱其他故事，流行于四条川原一带，是作为民众艺术而出现的。庆长年间先在京都演唱，到元和、宽永时，其中一个支派来到江户，受到社会的欢迎，将军还观看了。江户的净琉璃自此出现了金平节，半太夫节（江户节）、河东节等流派。京都、大阪的净琉璃在贞享初年，由竹本义太夫在大阪创设了竹本座，以近松门左卫门为剧作家，开创了独特的义太夫节。后来，表演家与剧作家相映生辉，迎来了净琉璃的全盛时期。作为一个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与芭蕉、西鹤一样，是同时创建了近世文学黄金时代的人物之一，如果把西鹤比作清少纳言，那么近松就是紫式部。起初他也写歌舞伎剧本，但后来成为专门创作净琉璃的作家，为义大夫和其后继者写下了百余篇的净琉璃。其作品有以历史为题材的和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两种。以历史为题材的占了绝大多数，深受观众的欢迎。他不赞成西鹤那种过火的写实，认为艺术要处于虚实之间，他从这一立场吐发，力求描写人性美。届然说，压在人情上面的情义世界是冷酷的，然而人情却总是温暖的、美好的。正是这种温暖和美好，使读者和观众常常忘记了现实社会的苦恼，到达了一种引起共鸣的、令人玩味的艺术境界。

后来在大阪与竹本座相对，出现了丰竹座，两者间在互相竞争中继续演出，丰竹座的剧作家有纪海音，竹本座继近松之后有竹田出云，两人都写出了大量作品，把净琉璃的传统留传给后世。

歌舞伎《镜狮子》剧照

和净琉璃并称为民众娱乐双壁的歌舞伎，虽然很难称之为文艺，但也应该在这里提一下。一般认为歌舞伎始于出云的一个叫阿国的巫女，阿国的歌舞伎是一种朴素的念佛舞蹈，在钟、笛、鼓等乐器的伴奏下边唱边跳念佛舞。最初流行于京都，后来传到江户。当时都是在野外搭起舞台表演，“共居”这个词，如实地反映了它初期的情况，后来为迎合世人的趣味，出现了由艺妓表演的女子歌舞伎和由美少年表演的年轻人歌舞伎等等。因为有伤风化，曾一度遭到幕府禁止。但由于时代的需要，取得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上演由章回小说改编的连续剧目。元禄时，江户的市川团十郎的武打戏，京都的坂田藤十郎的爱情戏深受观众的欢迎。歌舞伎的剧本作者，一般都由表演者兼任。但近松门左卫门为坂田藤十郎写的剧本，在当时特别出色。一般来讲，歌舞伎是以表演者为主，所以很难随心所欲地编写剧本。净琉璃则是用木偶来表演，就无须有这种担心，所以在剧本创作的水平上，歌舞伎远远落后于净琉璃。

美术

美术方面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也是从宗教中摆脱出来和与新兴市民阶级相结合，跟学问、文艺相同。在美术界的各个领域中，成绩最辉煌的是绘画。绘画方面，狩野派受到幕府保护，以正统派自居。狩野永德之孙探幽（守信）是幕府的画师，他继承了祖先的风格，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使汉画完全日本化，开创了独特的画风。他的障壁画、屏风画、卷画等作品，有许多一直留存到今天，从中可以看到他那适合武士阶级口味的画风。后来狩野派画师仍同幕府保持着很深的关系，他们中间，有幕府御用画师四家和民间画师十二家之分，但其画技自探幽以后，并没有多大发展。土佐派具有古老的传统，由于土佐光起的出现，土佐家得以复兴，成为天皇宫中的画师。而同是土佐派的住吉如庆、具庆父子则出仕幕府，为幕府作画。

以上各派，是继承和复兴前代风格的。而开创了这个时代全新领域的，则是装饰画与浮世画。装饰画是这个时代初期，本阿弥光悦和俵屋宗达等人创作的，后来尾形光琳继承了二人的画风，并加以发展，用浓艳的色彩和崭新的意境描绘花卉人物。这种画风被称为光琳派，是以丰富的生活为基础的高雅精神的象征。浮世绘中的“浮世”两字和“浮世草子”中的浮世一样，是指当代现实社会生活，这是元禄时的流行用语。开始时，并不一定是指一种画派，只是泛称狩野派、土佐派画家描写当时民众生活的作品。后来日本画的创作逐渐摆脱汉画独立出来，以不受官府保护的市民画师的骄傲来迎合民众的嗜好，在题材的选择和技巧的运用上形成了一种独自的领域，一般就用“浮世绘”称之。画派初期的代表作者，可以举出岩佐又兵卫，但真正对浮世绘的创立做出贡献的是江户人菱川师宣。他主要以艺妓、歌舞伎为题材，巧妙地迎合了民众的嗜好，后来又以版画的形武发行，在向人民的普及上采用了划时代的方法。从此以后，浮世绘与版画便成为不可分开的东西，浮世绘师身兼版画家，他们为日本版画这种特殊的民众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浮世绘戏剧狂言舞台

《男女相戏图》菱川师宣绘

在建筑方面，虽然营造了寺院、城郭等大规模的建筑，但在风格和手法上</a>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唯一的新例是由于黄檗宗的传入，寺院建筑方面采取了明朝风格的伽蓝式样。在神社建筑方面，则出现用石室把本殿与拜殿连接起来的所谓“权限造”。庙堂建筑，则综合了佛寺、神社与陵墓的格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代表性的庙是建在上野和芝的历代将军庙，但最宏大的庙堂建筑，则是日光的东照宫。日光东照宫的门廊和殿舍建筑在起伏不平、变化多端的地势之上，各建筑物的风格也迥然不同，装饰极为精美，金碧辉煌，灿烂夺目。不过，这些从艺术上说，缺乏高雅的格调和雄伟的气魄，只是凭将军的财富与权力而驱使的资材与技术的堆砌而已。

雕刻几乎看不到独立的艺术，仅仅是作为建筑的装饰和工艺品而发展起来。工艺在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漆工有本阿弥光悦和尾形光琳的优秀的描金画，陶工有京都的野野村仁清和尾形乾山的优秀作品，金工由于刀剑装饰的需要而名工辈出，染织有京都西阵织的精巧纺织品和采用了绘画的染品友禅染等等。

儒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盛况，是幕府文教政策的结果，也是因为儒学在普通教育中作为基础科目而据有巍然不动的巩固地位的缘故。即使是反对儒学，标新立异的人，其基础知识也毫无例外地是儒学。儒学已经渗透到近世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其威力是巨大的。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幕府和各藩开设的学校以及学者创办的私垫等，都曾为儒学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幕府除江户的昌平黉之外，还在甲府开设了徽典馆，在佐渡开设了修教馆，以作为幕臣子弟学习的地方。各藩也起而仿效，分别设立各自的藩校。藩校中也有的在过去就已经设立，但大多数都是这个时代宝历以后开设的。儒者的私塾也大量兴起，其中有伊藤仁斋的古义堂（堀川塾）、三宅石菴和中井瓷庵（竹山之父）等人的怀德堂、广濑淡窗的咸宜园等，都是培养了众多人才的伟大的教育设施。藩校以教育藩士子弟为主，有的也允许平民入学。私塾当然是向所有阶层的人们开放的教学场所。这样，不仅是武士阶级，一般人民的教育也得到了提高，儒学，当然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精神中。

心学，这种独特的学问形式，是儒学在教育人民这一点上发展到最高程度而产生的。它最早出现于京都，石田梅岩钻研神、儒、佛学，悟出了一种人生观和修养法，元文二年（1737），他在市中开设讲座，广泛地传布给人民大众，其门人手岛堵庵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事业。堵庵的门人中泽道二又到江户开办学馆，于是心学就在人民大众间，特别是市民中间广泛流行了起来。所谓心学就是了解本心之学，以朱子学为基础，吸收神道和佛教教义的学说，用通俗的文章和巧妙的语言，讲解普通人的朴素处世法和修养法。这种教化运动用通俗的形式，把儒教的封建伦理灌输到市民阶层中，麻痹市民的实力不断增长的意识，而满足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心学在这方面可以说起了很大作用。

和儒学虽无关系，但作为平民们初等教育设施的私学馆（寺子屋），在这时期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寺子屋起源于中世纪，在享保以前，开设的还不算多，到宝历以后，就逐渐有所增加。文化、文政以后，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仅在文化到庆应年间设立的，就有上万所了。教授科目以习字、诵读为主，兼学算术。教科书，初期使用的是古文书，后来改用叫作“往来物”的实用读本。其中有《江户往来》、《商卖往来》、《诸职往来》、《名物往来》、《田舍往来》、《百姓往来》等各种。这些教科书，都是根据地区和职业的不同而编写的，使学生不但能从中学得相应的知识和文例，而且也能知道一些幕府的法规、条文等的法令，成为幕府教化政策的一部分。

吉田松阴所写的汉字

吉田松阴自称“二十一回猛士”。他自释其义“我生于杉家，‘杉’字，表示二十一（“木”为十和八，“彡”为三，合计为二十一），养父吉田家的‘吉田’也表示二十一（“吉”字的“士”为十和一，是十一，“田”字中包含着十，合计为二十一），而把“吉”字的“口”和“田”字的“口”重合起来便成为“回”。另外，他当时的名字叫寅次郎，“寅属虎，虎之德是猛”，因此自称“二十一回猛士”，以此激励自己。

对儒学来说，国学和兰学是这个时代新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国学渊源于前代对日本古典进行自由研究的学风，契冲之后的荷田春满在古典研究之外，又钻研国史（日本史）和神道学，主张在儒道之外，存在着日本的古道。他有志创办国学校，但在没有完成其夙愿之前，就死去了（元文元年，1736）。国学的名称，来自这个国学校，也有说是从“国家之学”、“皇国之学”等词而来。国学的基本特点，在他那里已经形成了。春满之后，名古屋的神官吉见幸和又深入研究了国史（日本史）与神道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神道即皇道的所谓古道说。春满的门人贺茂真渊则在研究了以《万叶集》为中心的古语和古文之后，认识到我国的古道是超越儒家那样人为之道的天地自然之道。真渊除研究古语、古文外，并在实际上运用这些古语古文来吟咏万叶风格的和歌，这同徂徕的研究古文辞学，并从古文辞的研究达到创作诗文是完全一样的。真渊的门下也分为以歌文为主的文人，和以文献学、古道说为主的学者。被誉为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就是后者的代表。宣长经过35年的钻研，完成了其主要著作《古事记</a>传》，在文献学的研究方面，建树了无与伦比的最高水平。他还从研究《源氏物语》出发，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的文学理论——“物哀说”（物哀说，物即客观对象，哀即主观感情，两者一致而产生的和谐的、情趣的境界，是优美、纤细、沉静、静观理念。——译者），在国史和国文方面都留下了不少贵重业绩。不过，他的古道说与排斥儒佛，同他文献学研究上的高度合理性和客观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中充满了非合理的主观判断，使人无法对之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的国学抨击儒教，说它自作聪明，肯定人类纯朴的自然感情。这同在武士的封建教育压迫下，人民渴求自由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因而它在富裕农民和商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传布。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人民的软弱无能，古道说尽管被归结为尊王，却没有发展到否定幕府的程度，没有超越赞颂幕府、讴歌现实的界限。

本居宣长的弟子多达500人，其中杰出的有，他死后的门人平田笃胤和伴信友。笃胤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绝伦的精力演绎老师的古道说，他甚至运用了老庄思想，阴阳思想和西方思想，并掺加了明显的宗教性，树立了广博的世界观和热情的国体观。这也许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从文化、文政到天保这一段时间，正是内外多事之秋，要求国学也要具有强有力的实践性和吸引力有关。他的学问在精确性上不如宣长，但在实践方面，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他的门下中涌现出了许多幕末尊王的志士，并成了明治初年振兴神道运动的思想基础。

伴信友在许多方面与笃胤正相反，他闭门埋头于国史和国文的考据，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推动了国学的发展。因此，热情而乐于实践的国学者，都追随笃胤，极力鼓吹神道说，从事教化运动，而冷静的国学者则模仿信友，潜心于文献考据，在巩固近代国史学繁荣的基础方面，做出了贡献。

除以上面提到的之外，各地都涌现出不少伟大的国学者，如从正面对宣长的《古事记传》进行驳斥的橘守部，完成了《日本书纪》注释工作的伊势的谷川士清（《日本书纪通证》）和名古屋的河村秀根（《书纪集解》），精于制度之学的伊势贞丈和大塚嘉树，撰有《万叶集古义》这部巨著的土佐的鹿持雅澄，在国语</a>音韵方面颇有造诣的富士谷成章和石塚龙麿等等，不遑——枚举。其中更有与众不同的盲人墙保巳一，他在幕府保护下开设了和学讲谈所，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用预订发行方式刊行的丛书《群书类从》（530卷666册，文献1273种）（原文正编作1270部，续编作1800部，误。——译者），还编辑了续编（1150卷1185册，文献2103种）。他主持了许多书籍的编修工作，如紧接《六国史》之后的编年史《史料》，有关武家掌故的史料集《武家名目抄》等等。

在前代的儒学者中间发展起来的国史研究，到了这个时代，虽多数转为国学者的研究对象。但以儒学为中心进行研究的学风依然强烈存在，特别是通史性的概说，全都如此。参与了当时仍然继续进行的《大日本史》编修工作的水户藩史官，就是这种学风的突出代表。他们所养成的学风，就是所谓日本朱子学的水户学。在完成《大日本史》纪、传部分以后，水户学曾一度呈现出松懈状态，但从安永、天明时起，又呈现出复兴的征兆，到了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和幽谷之子东湖时，重新修订了纪、传部分，献给朝廷（文化七年，1810）。接着又编修了志、表，为修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受到时局影响，在《大日本史》中，明显地吸收了正名思想和国体观念，树立了神儒一致，忠孝不二和尊王佐</a>幕的理论体系。这种思想，到了 医学方面，和儒学中古文辞学的流行相呼应，古派医生十分活跃。他们反对空洞的理论，注重实践经验。山胁东洋等人解剖尸体后，写下了《脏志》一书（宝历四年，1754），此外前野良泽等人带着荷兰的解剖书到小塚原去看死刑犯人的解剖，这些都为兰学在医学领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医生成了推动兰学的中心力量，除良泽、玄白、淳庵之外，相继出现了桂川甫周、宇田川玄随、绪方洪庵等名医。甫周参加了《解体新书》的译述工作，以擅长兰方外科而闻名；玄随译述了荷兰的内科书《内科选要》，创立了兰方内科；洪庵在大阪开设兰学塾，培养了许多人才。另外，文政六年（1823），来到长崎的德国人西博尔特（Sibold）在长崎郊区设立学校，讲授医学和本草学，并从事医疗工作。这是日本人实地学习医学的一个机会，跟他学习的人们担任了幕府的医官。安政五年（1858），还在兰医们的建议下开设了种痘馆，使西洋医学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天文学是仅次于医学的兰学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吉宗对天文学很感兴趣，在城内安装浑天仪和望远镜以备观测，并在神田建立天文台。因此，随着荷兰文书籍的解读已有可能，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也逐渐普及。当时，由于贞享历的使用为时已久，随着年代的推移，越来越与实际不符。为了加以修改，西方天文学便成了有力的依据。精通兰学的高桥作左卫门（至时），十一屋五郎兵卫二人担任幕府的天文官，宽政改历就是由他们主持进行的。另外，长崎通事（翻译）本木荣之进介绍了地动说，从根本上推翻了儒教和佛教所固守的宇宙观。[32]

地理学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安永、天明时，长久保赤水绘制了远比以前进步的日本地图和世界地图， 不容忽视的是，诸侯们虽然强调条约必须经过天皇批准，看起来很像是在重视尊王的大义，实际上却都在内心里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反对幕府政策，并企图贯彻自己主张的人们认为，条约不可能得到天皇批准，以此来使幕府当局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支持幕府的人们，则想通过获得天皇批准来炫耀幕府政策的正确性，以压制反对派。以水户藩的德川齐昭为首的自主开国派的诸侯和尊王的志士属于前者，他们云集京都，在朝廷中酝酿，制造反对条约的空气。因而幕府为尽快使条约得到天皇批准而派到京都去的老中堀田正睦空等了许多日子，并没能取得天皇的批准，最后不得不离开京都。

井伊直弼像

井伊直弼（1815—1860），德川时代幕臣。1859年（安政六年）指使幕府血腥镇压尊攘派志士，造成“安政大狱”。

天皇批准条约问题，还与幕府内部另一个钩心斗角的纠纷紧密相关。当时，将军德川家定身体孱弱、膝下无嗣，因而由谁继承便成为人们议论的主要问题。在这方面，有互相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齐昭之子一桥庆喜英明有为，拥立他继嗣（一桥派）；另一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庆福，理由是他与将军血统最近（南纪派）。以齐昭为首，越前的松平庆永、萨摩的岛津齐彬等势力较大的藩侯支持前者，而幕府的内眷、老中堀田正睦和有势力的谱代诸侯井伊直弼等则站在后者一边。幕府按照将军的意见，内定为后者，但一桥派却将此事上告到京都朝廷，并拼命活动以求拥立庆喜的计划获得成功。朝廷的公卿们虽不全都反对开国通商，却都觉得赞成拥立一个贤明的将军是理所当然的事。把缔结条约和拥立纪伊庆福作为当时主要政策的幕府，由于京都朝廷不赞成拥立庆福，便连签约也被牵连到不予批准，使幕府面临困境。堀田正睦曾打算通过在继嗣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在缔约问题上得到妥协，但幕府当局的态度，却变得更加强硬，他们任命井伊直弼为大老，以同齐昭公然对抗，两派间的抗争日趋激烈。

这时，清朝已被英法联军打败，签订了天津条约，满足了英法提出的开港和赔款等项要求。消息传来，哈里斯立即抓住机会，向幕府说明了英法联军乘胜进攻日本的危机，已迫在眉睫，力陈从速签订条约有利。幕府虽曾对此多方考虑，但结果还是被迫在条约上签了字（安政五年六月）。接着，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相继缔结了同样的条约[33]（即五国条约或安政草约）。

尊王攘夷论的崛起

外国的威胁，虽因缔结条约而有所缓和，但国内的纷争，却更加严重起来。于是，大老井伊直弼决定以强硬的手段来镇压反对派，以恢复幕府的威信。他首先公布了拥立纪伊德川庆福的决定，接着又让将军在病床上做出决定，处罚指责井伊违反敕令而签约的水户藩齐昭、尾张藩庆胜和松平藩庆永等人。翌日，将军家定病死，庆福以13岁的稚龄继承将军的大位，改名为家茂。另一方面，朝廷对幕府不待天皇批准就签订条约一事，名分上当然怀有极大的愤慨；加上，各藩的武士、浪人也纷纷在皇族、公卿之间进行游说、煽动掀起反对幕府的浪潮。在这个浪潮推动下，终于发生了朝廷向幕府和水户藩下达了排斥井伊大老和暗示将军职位应由一桥庆喜继承的密诏那样超出常规的事情。于是，幕府连忙派老中间部诠胜到京都去奏明被迫签约的具体情况，并下令镇压武士、浪人。诠胜到京都后，立即逮捕了尊王武士，并对朝廷的幕后力量施加压力，取得了同意家茂继将军位的宣诏后，又进宫奏明，幕府原本不想同意开国通商，只因靠目前的军备根本打不赢，才作为权宜之计同意通商，一俟军事力量准备妥当，就恢复锁国，希望天皇谅解，批准条约。天皇对此虽表理解，但仍然没有批准条约，只表示了可暂缓攘夷的暧昧态度。这样，朝廷与幕府之间紧张的对峙，才有所缓和。在此期间，诠胜更大规模地逮捕尊王志士，并将其范围扩大到了皇族、公卿的家臣和各藩武士，将他们统统押送到了江户。然后从安政大年（1859）春到当年冬天，先后对被视为一桥派的公卿、诸侯分别给予辞官、削发为僧、软禁等处分，并对先前被押送到江户的许多武士、浪人给以斩首、流放等严酷的处罚，历史上称此为安政大狱。

井伊直弼的独断专行，不能不激起尊王武士们的暴力反击。水户藩士中的激进分子与部分萨摩藩士，共同策划暗杀井伊直弼的计划，万延元年（1860）三月三日早晨，他们埋伏在樱田门外，乘井伊进城时将其暗杀，这就是有名的“樱田门之变”。井伊虽是幕末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但他推行的维持幕府威信的政策，毕竟是违反时代潮流的举动，凭他个人的魄力和智能不仅未能匡扶摇摇欲坠的德川大厦，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溃[34]。

井伊直弼死后，久世广周、安藤信正当上了老中。他们缓和了上届老中的苛政，对朝廷推行了“公（朝廷）武（幕府）合体”的政策，即策划将皇妹和宫内亲王（亲子内亲王）下嫁给将军家茂。天皇认为幕府确是想通过公武合体来使人们同心协力地充实军备，以便在七八年乃至十年时间里用外交谈判或武力恢复锁国旧制，因而同意了幕府的请求，文久元年（1861），将和宫嫁给了将军。正在朝廷与幕府表现出这种协调期间，志士和浪人们的尊王攘夷论却有了很大的发展。所谓尊王攘夷论，实际上是他们在得知幕府那种软弱无能的情况以后，想要兴兵讨伐幕府而施放的烟幕。这些下级武士和浪人们想从讨幕中，找出推翻诸如身份制等级森严、生活困难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恶政的道路。

导致尊王攘夷论激化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因开始与外国进行贸易而造成的物价暴涨。本来，过去闭关自守的封锁性封建经济，突然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浪潮的冲击，当然会在经济方面引起剧烈的混乱。当时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生丝、茶叶、油、铜和海产品等，由于这些物资被大量收购输出，国内的供求关系便发生了混乱，价格飞涨。再者，由于我国黄金、白银之间的比价与外国截然不同（当时日本金银之间的比价是1∶5，而在欧洲的比价，是1∶15；因此就发生了外国商人用白银来换走黄金，造成黄金外流。——译者），外国商人便乘机拿白银来抢购我国的黄金，致使黄金大量外流。为防止这类情况，幕府便发行了减低含量的金币（万延元年）和银币（安政六年），这也成了物价暴涨的一个原因。此外，新兴的地方商人直接与产地的生产者挂钩，直接将商品运到外国人居住区进行交易，从而打乱了物资的供应系统，以致发生像西阵和桐生的纺织业，买不到原料生丝；江户的批发商，由于流通商品的急遽减少，而陷于萧条。对此，幕府赶忙采取应急措施，发布了“五品江户回送令”（万延元年闰三月），规定各地必须把杂粮、液体油、蜡、服料和生丝等五种生活必需品转运到江户，在满足了江户需要之后才能转做其他交易。但这种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35]即使不是这样，幕府的财政也十分拮据；加上又增加了加强国防、对外赔款和派遣外交使节等项开支；这些开支就不得不靠向农民课征重赋和扣发、欠发对各藩家臣们的俸禄来弥补。这种情形在各藩内部也同样存在。于是，下级武士、贫雇农和商人的生活越来越贫困。他们把这个原因归之于对外贸易，因而就抱怨幕府，憎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甚至采取了袭击外国人等具体的攘夷行动。

尊王攘夷志士们最初袭击外国人，是从安政六年（1859）在横滨杀死俄国军官和水兵开始的。万延元年（1860），他们杀死了美国公使馆的秘书；文久元年（1861），袭击了东禅寺英国公使馆，恐怖事件接连不断。每次发生这类事件，幕府都要去向外国人谢罪并付赔款。利用这些事件，以使幕府陷于窘境，正是志士们引以为快的。在这种情况下，幕府感到很难按照条约规定的日期开放江户、大阪、兵库和新潟等城市和港口，便直接向欧洲各国派出使节，与这些国家谈判，暂缓实施条约的规定。文久元年（1861），正使竹内保德（下野守）乘船从横滨出发，相继访问了法、英，荷、俄等国，以撤销对贸易品种类和人数的限制等许多交换条件，终于使各国同意了延期五年开放上述两市两港。这是幕府派出的 [10] 耶稣会版是1591年到1611年的20年间出版的，其发行地是加津佐、天草、长崎、京都等。幸田成友在《日欧通交史》（1942年，岩波书店出版）一书中，曾对27种耶稣会版书籍作了详细说明。

[11] 中村孝也的《德川家康文书研究》全4册（1958—1961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收集了用德川家康名义书写的所有公私文件，按照年代顺序，附以必要的解释和参考资料。以文献资料为中心，观察了家康的历史面目。不但是有关家康的基本史料集录，就是作为编纂古文献的一种类型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12] 最近出版的藤野保《幕藩体制史研究》（1961年，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其副标题是《权力构造的确立与展开》，是从幕府统辖大名的角度出发，对其统治体制进行了综合叙述的一部巨著。

[13] 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研究》（1958年，弘文堂出版）一书，引用国内外大量史料，对朱印船贸易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方面考察和研究。

[14] 参照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的研究》（1941年，南亚研究所出版）。

[15] 和辻哲郎《锁国》（1950年，筑摩书房出版），副标题为《日本的悲剧》，认为今天日本人民的缺点在于缺乏科学精神，其根源在于锁国，是一部对导致锁国的各种情况进行了有机的、综合的考察的力作。

[16] 家康为繁荣文化所做的贡献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他的业绩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使用活字印刷出版书籍，以及收集古书制作副本。我国的活字印刷，一说是由葡萄牙传教士传来的，这点在前面述及有关耶稣会版的盛况时已谈过。现在要说的是，在侵朝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将士把朝鲜的活字印刷工具传入了日本。好学的后阳成天皇立即想在日本也使用起来，所以命令侍臣在实际中开始了运用，文禄二年（1592），出版了《古文孝经</a>》；庆长二年（1597），出版了《锦绣段》、《劝学文》；庆长四年（1599），出版了《日本书纪神代卷》、《古文孝经》、《四书》、《职原抄》等等。这不仅在印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也揭开了近世文化复兴的序幕，后世称之为庆长敕版。家康也起而仿效，庆长四年（1599），出版了《孔子家语</a>》、《三略</a>》、《六韬</a>》；庆长五年（1600）出版了《贞观政要</a>》；庆长十年（1605），出版了《吾妻镜》、《周易》；庆长十一年（1606），出版了《七书》。由于这些书是在伏见的圆光寺印制的，所以一般称之为伏见版。另外，庆长二十年（1615），还出版了《大藏一览</a>》；元和二年（1616），出版了《群书治要</a>》等。《群书治要》在家康生前没有完成，到他死后一个多月后才刚刚完成；因为这两部书是在骏府刊行的，因此称之为骏河版。伏见版使用的是木活字，而骏河版则是铜活字。可知他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到了老年，都曾为书籍的出版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受他的影响，寺院和一般民间也都掀起了出版热，元和、宽永年间，出现了活字印刷的盛况。

因为古书的收集和誊写，是直接作为制定公家和武家的法律资料的，因此从庆长十九年（1614）起，就让上皇家、公家、御用寺院等提供所藏书籍。至于誊录、书写工作则是在南禅寺的金地院选择五山僧侣中的善书者进行的。这样一来出现了许多从未公之于世的公家档、记录类书籍，其副本得以流传后世，为进行学术研究打下基础起到很多作用。家康在知道自己病重之后，还曾指示林罗山处理手头文库内的藏书，把汉籍分给尾张、纪伊、水户三家，日本的古记录和稀世珍本，则收藏在江户的官库中。分给三家的汉籍叫作骏河御让本，有许多还留存至今。江户城红叶山文库中的许多贵重档案和珍本古籍，大部分也都留存了下来。红叶山文库的书籍，明治以后一部分转到宫内省，一部分转到内阁，这就是现在学者研究时利用的《书陵部本》和《内阁文库本》。记载家康和其以后德川家历代将军尊重学问事迹的书篇，有掌管幕府书籍的官员近藤正斋编著的《右文故事》、《好事故事》（近藤正斋全集第二、三集，1906年，国书发行会出版）等。

[17] 武家诸法度于元和年间制定，后来因屡经修改，到天和三年（1683）七月，才由将军纲吉发布新法度，删减了条款，把元和以来从未改的第一条“文武可专攻弓马之道”改为“文武官员应厉行忠孝，正肃礼仪”表明了尊重礼教文化的儒教思想。此后家宣将军命白石进行修改，宝永七年（1710）四月，发布了新法度，条款增删为十七条，与宪法十七条及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条款数目取得一致。由于是白石起草的，文体采用了优美的日文。第一条规定：“应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礼教文治主的思想，由此更加明确。

[18] 栗田元次的《新井白石的文治政治》（1952年，石崎书店出版）是专门论述白石礼教文化政治的好书。除政治外，对白石的思想、学问进行综合考察的著作一向很多，古川哲史的《新井白石》（1953年，弘文堂出版）；宫崎道生的《新井白石研究》（1958年，吉川弘文馆出版），是最近出版的同类书中最出类拔萃的。宫崎所著的后面，还附有“有关白石的文献总目”详列了有关白石的著述、传记、研究文献、参考资料等等。

[19] 东京、大阪等城市的历史，有各市当局编纂的《东京市史稿》（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起连续发行）、《大阪市史》8册（1911—1915年出版），《名古屋市史》，12册（1915—1934年出版）等等。但较好的小册子有幸田成友的《江户与大阪》（1934年，富山房出版）；野村兼太郎的《江户》（1958年，至文堂出版）；宫本又次的《大阪》（1957年，至文堂出版）等等。概观全国城市的有小野均的《近世城下町的研究》（1928年，至文堂出版）、半田武的《日本的封建城市》（1953年，岩波书店出版）、原田伴彦的《日本封建城市研究》（1958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等等。

[20] 儿玉幸多《近世驿站制度研究》（1957年，吉川弘文馆出版），以中山道追分宿的历史为例，研究和考察了近世的驿站制度，书中叙述了宿（驿站）助乡间的争端，驿站财政的困难、驿站与稼马及其他宿所间争夺货客的斗争等等许多具体的实例。

[21] 关于货币，江户时代出版的著作有，近藤正斋的《金银图录》、《钱录》（《近藤正斋全集》第三）；草间直方的《三货图汇》（《日本经济大典》三九、四十）；穗井田忠友的《中外钱史》（《日本经济大典》四一）等，后来曾出版过许多著作。最近则有小叶田淳的《日本的货币》（1958年，至文堂出版），博采众说，叙述简明。

[22] 儿玉洋一《近世盐田的建立》（1961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以濑户内海为中心，对有关盐田的史料，进行了实地与文献两方面的详细调查，是一部详尽叙述近世盐田的建立过程及其经济、技术等情况的巨著。

[23] 《校注两替年代记》（1932年，岩波书店出版）、《新稿两替年代记关键》（1933年，岩波书店出版），是两部有关兑换业的史料及研究的珍贵著作。《两替年代记》是江户年代金银兑换商竹原兑换店店主久兵卫于弘化二年（1845）编写，由三井文库收藏的。校注本是由三井高维加以标注的，《关键》是由三井氏新编写的资料篇与考证篇两部分组成。

[24] 吉宗是纪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贞的第四子，光贞之妾所生。起初任越前丹生郡鲭江一个三万石的领主，后因兄弟相继死去，宝永二年（1705）继任纪州藩主；他就任后，整顿了陷于困境的藩财政，有名君之称。正德六年（1716），八岁的将军家继死后无嗣，他作为三家的一员，按顺序继任将军的职位，可算是不寻常的发迹。当时他正值33岁的壮年。有关吉宗的简单传记有辻达也的《德川吉宗》（1958年，吉川弘文馆出版）。

[25] 大石慎三郎的《享保改革的经济政策》第一部“享保改革的农村政策”（1961年，御茶水书房山版），认为享保改革的核心不是商业政策，而是农村政策，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察和叙述了享保时的农村政策。

[26] 《御触书集成》是卷帙浩繁的巨著，传世的只有抄本。昭和九年到十六年（1934—1940）经高柳真三、石井良助二人校订后出版，昭和三十三年（1958）再版（岩波书店出版）。四次编纂情况如下。本来书名一律称为“御触书”，经高柳、石井二人整理后，按时期分别定名为：一《御触书宽保集成》（庆长二十年——宽保三年（1615—1743）、129年间），吉宗延享元年（1744）完成；二《御触书宝历集成》（延享元年——宝历十年（1744—1760），17年间），家治宝历十年（1760）编纂；三《御触书天明集成》（宝历十一年——天明七年（1761—1787），27年间），家齐天明七年（1787）编纂；四《御触书天保集成》（天明七年——天保九年（1787—1838），50年间），家庆天保十二年（1841）完成。

这些是江户时代法制史的基本史料，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财政以及风俗、习惯、庆典等社会一切方面，因此也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27] 山下幸内上书（《日本经济丛书》五，《日本经济大典》十一）。幸内是住在江户青山一带的浪人，是谦信派的军事学家，曾试图对吉宗的施政进行彻底批评。起诉箱设于享保六年（1721），每月三次（二日、十一日、二十一日）放在评定所，听任人民投书，然后锁好搬到将军面前，当场开封。

[28] 关于田沼时代的社会情况，辻善之助的《田沼时代》（大正四年日本学术普及会出版）一书有详细的介绍，认为它具有近代日本先驱者的意义。最近外国也有人发表了关于他的专著。（J.W.豪：《近代日本的先驱者田沼意次》，剑桥1955年版，J.W.Hall：Tanuma Okitsugu，Toreruner of Modem Japan，Cambridge，1955）

[29] 江户的这种七分钱作为公积的做法，后来一直继续了很久，到明治初年已积累了140余万日元，由东京府继承过来，责成涩泽荣一妥加使用。这笔钱，后来被用作养育院等公共事业费，追溯其根源，才知出自松平定信决定的政策，于是着手编写定信的传记。已完成的有《乐翁公传》（1937年，岩波书店出版），在定信传记中，是最可靠的。此外《宇下人言》（1942年，岩波文库）可以说是定信的自传，它以轻淡的笔法，叙述定信从出生到辞去老中一职这半生的经历和信念。

[30] 郭洛宁在日本被监禁达26个月以上的详细记录，今天还留传着。这本书在俄国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日本也多次加以翻译出版。井上满译《日本幽囚记》（1943—1946年，岩波文库，上、中、下3册）较为通俗。这个记录是叙述当时日俄间外交谈判和虾夷地区状况的宝贵资料，同时也显示了外国人对日本人的真实而坦率的看法，颇值得注目。

[31] 板泽武雄的《日兰文化交涉史研究》（1959年，吉川弘文馆出版）收录了有关兰学的各种基本论文。

[32] 海老泽有道的《南蛮学统研究》（1958年，创文社出版）是一部以江户时代天文学、历学的发展为中心，同时涉及航海、测量、数学、地理学等的著作，力图阐明列近代科学成立为止的文化史流派，并述及锁国后对基督教的理解和作为否定锁国的思想根据的基督教邪说论的后退等等。

[33] 这些条约的正文及与外国的来往信件等幕末的外交文书，均收载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的《大日本古文》中的幕末外交关系文书（明治四十三年起开始出版）中。这套史料用编年体形式出版了明治政府从德川幕府接收来，后又从外务省转移到东京大学的幕末外交关系文书，从嘉永六年佩里来航开始。此外，关于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传记，坂田精一根据国内外文献所撰写的《哈里斯》？（1961年，吉川弘文馆出版），可以参阅。

[34] 由于井伊直弼不待朝廷的敕许就签订条约而受到尊王主义史家的鄙视。井伊家一直拒绝公开家藏的史料，战后，随着时势的变化，井伊家才将这些史料提供给学术界。井伊家文书作为史料，被编入《大日本维新史料》类幕部分，于1959年开始出版。

[35] 山口和雄著《幕末贸易史》（1943年，中央公论社出版）、石井孝著《幕末贸易史的研究》（1944年，日本评论社出版）均用详细数字，论述了幕末贸易的实际情况。

[36] 幕府派出的外交使节都留下了详细的日记，现在看来都是颇有兴味的史料。大塚武松编的3卷本《遣外使节日记幕辑》（1928—1932年，日本史籍协会出版），辑录了村垣范正的遣美使日记等万延年间的日记和文久年间的遣欧使节日记等等，《涩泽荣一访法日记》（1928年，日本史籍协会出版）则是涩泽（1867）随同德川昭武一行访欧时留下来的。此外，因为1960年正是万延元年（1860）后的100周年，所以举行了有关万延年间遣美使节的各种纪念活动，广泛地收集出版了使节们当时的日记。这就是7卷本的《万延元年遣美使节史料》（风间书</a>房出版）。

[37] 宽永年间，将军家光曾二次进京。一次是在宽永三年（1626），另一次是在宽永十一年（1634），都是在幕府威望的巅峰时期，表面上看，幕府是在谋求朝廷和幕府间的和睦，实际上却是在炫耀幕府权威，向朝廷施加压力。

[38] 福地源一郎写的《幕府衰亡论》中称（1892年，民友社出版），这是他根据自己作为一个幕府官吏的反省而记述的幕府衰亡的历史，行文流畅，至今仍是感人肺腑的名著。他认为是封建制度导致了幕府的灭亡。

[39] 大塚武松著《幕末外交史之研究》（1952年，宝文馆出版）；石井孝著《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1957年，吉川弘文馆出版），都是从外国压力的角度研究幕末维新过程的书籍。

[40] 清华和新家都是公家家格的名称。一般认为，公家的家格是从古代末期到中世纪自然产生的。据《诸有职书》记载，江户时代固定下来的家格有摄家（可晋升至太政大臣者）；清华（兼任近卫大将，可升至太政大臣者）；大臣家（不经大将，但可升至太政大臣者）；羽林家（可经近卫司升至大纳言者）；名家（可经办官职事升至大纳言者）；新家（诸家中的庶流，可任大、中纳言、参议、非参议等，前途不定）等。

[41] 有关幕末史的研究著作非常多，不胜枚举。战前出版的比较正统的概论性著作有井野边茂雄著的《幕末史概说》（1930年，中文馆出版）；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编的《维新史》6卷本（1939—1942年，明治书院出版）；该局编的《概观维新史》（1940年，明治书院出版）等等。涩泽荣一编《德川庆喜公传》8卷本（1918年，龙门社出版）虽然采用了传记形式，但它作为一般的历史叙述是很出色的。战后出版的有关著作有远山茂树著《明治维新》（1951年，岩波全书）；石井孝著的《学说批判明治维新论</a>》（1961年，吉川弘文馆出版）等，读来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