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世_日本史

以上都是公家的学问。武家的学问，并且也是一种普及到地方的学问中，有一个不应忘记的事实。幕府从三代实朝时起，对公家学问怀着热烈的憧憬开始学习以后，武家也兴起了好学之风，设立了号称关东学问渊丛的金泽文库。金泽文库开始是北条泰时之侄实时在其别墅所在地武藏金泽（现横滨市金泽町）设立的文库，收藏其家藏图书，以供族内研究之用，其孙显时，曾孙贞显继续经营文库，为保存和普及图书做出了很大贡献。实时还曾就教于从京都来到镰仓的学者清原散隆，至今还留存着当时他用过的《群书治要</a>》、《古文孝经</a>》等书，说明他钻研学问的情况。[6]

《平治物语》火烧三条殿

《平家物语绘卷》平清盛上阵

文学作品中，也明显地分成两种，一种是因袭前代的公家风格，一种是充满新兴武家精神的和歌，故事集等属于前者，战争小说则属于后者。这个时代初期杰出的歌人辈出，其中有名的有后鸟羽天皇、藤原定家、藤原家隆、藤原良经、源实朝等。定家是集歌学之大成的人，他曾和家隆一起奉后鸟羽上皇敕命编撰了《新古今和歌集》（元久二年，1205）。敕撰歌集在此之前有《古今》、《后撰》、《拾遗》三代集，后来又有《后拾遗》（应德三年撰）、《金叶》（大治二年撰）、《词花》（仁平时撰）、《千载》（文治三年撰），加上这时编撰的《新古今集》，统称八代集。《新古今集》可以说给古代末期歌坛的混乱做了一个总结，其流利的歌词和巧妙的构思，可以看作是继承和发展了《古今集》歌风的正统。定家是当时的和歌大师，后人尊为歌圣。当时，据说在歌道上非难定家的人，甚至要受到惩罚，他一家成了歌道的世家。但是从定家之子为家的三子起，分成二条、京极、冷泉三家，二条和京极两家互争歌道的霸权，都从父祖那里寻求典故，墨守成规。整个镰仓时代的歌风都流于低调。

《明惠上人像》

故事集有《古事谈》、《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十训抄》等。这些大都取材于前代的公家生活，或是怀念、眷恋失去的往昔荣华，或是想从今日无情的现实中汲取教训，因此文字中表现出没落的公家那种苟安一时的特点十分浓厚。《宝物集》、《沙石集》等是佛教故事集。随着京城与镰仓之间交往频繁，出现了《海道记》（源光行著）、《东关纪行》（源亲行著）、《十六夜日记》（阿佛尼著）等纪行的文字。随笔则有鸭长明的《方丈记》，详细记述了安元的大火、治承的大风、福原迁都、养和的饥馑、元历的地震等接二连三的天灾地变，人事更替，述说了人世无常的思想，是古代国家末期的挽歌。历史故事有《水镜》、《今镜》，都是受《大镜》体裁的启发，对其前后时代加以补充的作品。《水镜》以神武天皇到仁明天皇为对象，《今镜》则以后一条天皇到高仓天皇为对象。

以上大体上是具有公家文学遗风的作品，而表现新兴武家精神的文学战争小说中，则有《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等。这些都是以源平以来的武家兴亡、大小多次战斗场面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男女哀愁离别等等为题材，从武家特有的刚毅人生观、佛徒的无常厌世观以及因果报应观的立场出发，用夹杂有汉语和佛语的简洁明快的假名文字来叙述、评说的作品，开辟了与公家文学完全不同的崭新的艺术境界。这些离奇的题材与朗朗上口的文体，雅俗共赏，万人皆宜。尤其是《平家物语》，竟出现了用琵琶在市井到处弹唱的琵琶师。文学真正成了各阶层人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战争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意义是很大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当然称得起是武家文学，但其受到公家文学很大影响，是不应忽视的。这种文学在叙说杀伐战斗的同时，还描绘了充满人类爱与自然美的、美妙的梦幻世界，这固然是由于作品的主人公本身所具有的武家特点，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公家文学那种唯美情趣的传统对武家文学的影响。就是说，武家文化与公家文化，抽象说来是对立的，但具体说来，武家文化是在不断受到公家文化影响中成长起来的。

圆觉寺舍利殿 镰仓时代

美术

造型美术也与一般文化的倾向相同。尤其在这个领域，与前代不同的新时代风尚占了上风，为美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篇章。其特点是素朴雄劲，克服了前代的纤细优美，或者说是以个性型代替了前代的类型性，以写实手法取代了前代的象征手法。

建筑方面，出现了变化多端的各种样式。 与一向宗一样，日莲宗也是这时期在平民阶层中，拥有广泛影响的一派。它是个彻底实行排他性教义的宗教。与莲如同时代的日亲是个不惜生命的豪僧，周游天下，化度众生。他慨叹世上不断发生的争斗、疫病和饥馑，仿日莲先例，写出《立正治国论》，想呈献给将军义教，因触犯忌讳而被下狱。据说，他曾被七次头戴烧得通红的铁锅，但仍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因而有“锅冠日亲”之称。他是末世法华经的大师，是生于乱世的英雄之一。应仁之乱以后，日莲一宗的势力大盛，公卿们皈依者，也有所增加。但是，这种世俗势力的增大，很快就成了衰败的开端。早就对日莲宗的隆盛心怀不满的叡山教徒们，从宗论开始，向其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天文五年（1536），天文法华之乱时，日莲宗在京都的21处道场，都相继被破坏，它在京都的势力也从此衰败了。[16]

学术与文学

前面谈到镰仓时代学术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下几点：公家喜好回顾过去，研究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研究古典；儒学方面则新传入的宋学有了发展；学术在地方的普及速度加快等等。这一时期学术界的显著特点，就是上述倾向又分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根据学术对象的领域，针对汉学，可将典章制度的研究，古典的研究称为“和学”。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将其作为一门针对汉学的学问，加以钻研，是个疑问。莫如说，只是公家阶级想通过回忆过去的繁荣盛况，来表现忘却目前正在逐渐失去政治社会势力的悲哀的迫切感情；也是他们想要保持一种不是凭靠新兴的武力、财力所能达到的世界——传统仪式、制度、文学等领域的自豪感的表现；进一步说，也不过是他们企图用以获得生活资料这个最现实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学术形式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建成一门学问，后来也没有发展成为学术性体系。真正的日本学，即和学，还是进到近世的德川幕府统治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对典章制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书刊。在前一时期，后醍醐天皇编撰的《建武年中行事》和《日中行事》二书，已超越了单纯回顾的范围，而是为维持天皇的公家一统统治提供思想根据，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北畠亲房编撰的《职原抄》也是同样。进入室町幕府时期后，这类书籍出版许多，如一条兼良编的《令抄》、《公事根源》、《代始和抄》、《桃花蕊叶》和洞院实熙编的《名目抄》、二条良基编的《百寮训要抄》、三条西实隆编的《三内口诀》等，但它们几乎都不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只是一些趣味性的回忆和传播秘闻性的文字，内容的水平也不高。

在古典方面，首推对《日本书纪》的研究。当时，到处都有对《日本书纪》的抄录、校勘和讲解。例如对神代卷，就有忌部正通著的《神代口诀》、一条兼良著的《日本书纪纂疏》、吉田兼俱著的《日本书纪抄》、清原宣贤著的《日本书纪神代抄》等注释性书籍。这些书籍既是注释书，并且还是宣传当时流行的混淆儒佛界限的“神道说”的书籍。对《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和《源氏物语》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极盛行。《古今和歌集》的注释书籍，有北畠亲房的《古今和歌集注》和一条兼良的《古今集童蒙抄》等。由此还产生了秘事口传的观念，甚至流行了“古今传授”这种愚蠢透顶的神秘活动。关于《伊势物语》，也有一条兼良著的《伊势物语愚见抄》、宗祇著的《伊势物语宗祇抄》等许多注释书。公卿、文人之间、讲解和抄写《伊势物语》的活动极为频繁。事实上，对三条西实隆等人来说，抄写这些书籍的润笔谢礼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于《源氏物语》，则出现了四辻善成的《河海抄》、一条兼良的《花鸟余情》等学术价值较高的注释书。三条西实隆在此书的讲解、抄录、校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功绩。他的源氏学，后来由其子孙继承下来，代代都写出注释书，使人感觉到他树立了一个堪称三条西学派的流派。

《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卷子本

在对古典的研究当中，《日本书纪·神代卷》研究与《旧事本纪》、《古事记》的研究相结合，促进了“神道说”的形成。早在镰仓时代，伊势外宫的神官度会氏就参照儒教、佛教、道教、阴阳思想等提出了独特的神道说（伊势神道或度会神道），其精神则直到进入本时期以后，才基本上得到纯化，并由吉田兼俱首倡了吉田神道（或称唯一神道）。这一学说主张，神道是万法的根源。神道是主干、儒教是枝叶，而佛教则是花实，即所谓的根叶花实论。在长期脱离了神佛调和论、本地垂迹说等的支配，并反过来提倡神本佛迹、神道根源这个意义上，它因体现了日本思想的主体性，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另一方面，在其对神道的看法和仪式上，还显然留有一向宗和日莲宗的影响，说明他们还是用思想史界常用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一套老手法，来实现神道宗教化和结成教团的发展过程，这一点是饶有兴味的。

镰仓时代起传来的宋学，即朱子学，与禅僧一起逐渐传播开来，到这一时期已成了儒学的主流。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学，完全是由禅僧维持的，而公卿、博士们只是靠禅僧的提示，拾人牙慧而已。儒学史上做出较大贡献的禅僧是南北朝时期的虎关师炼。他编写了日本 五山僧侣不仅统治着儒学界，而且还控制着汉文学界。他们在阅读经书的同时，还喜读唐诗宋词，自己也喜好作诗文，因而形成了一个在日本汉文学史上特殊的领域，即通称为五山文学。儒僧中有中岩圆月、义堂周信以及雪村友梅、绝海中津、惟肖得严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理想是写出和元、明人无异的、摆脱日本味道的汉诗文，也是由禅僧们在生活上、精神上具有的异国性格所支持的。禅宗本来就是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另传的，因而埋头于这种文字技巧是远远离开了禅宗本义的。禅僧不仅干预政治而俗化了，而且因埋头于诗文而从宗教界人士变成了文人。更由于他们完全醉心于中国式的教养，因而暴露了他们对日本历史、文化方面的无知。足利义满对日本历史的无知，实际上不外是辅佐他的五山僧侣们的无知的表现。[17]

随着各地守护诸侯的强大、公卿文人流落到地方上和平民在物力上的提高，大力促进了学问向地方的普及。前面曾谈到儒学在肥后、萨摩、土佐等地的发展情况，大内氏统辖的山口，更是个学术中心。大内氏因占有对明贸易之利，以富强称雄，历代领主均崇尚学问，因此，公卿、僧侣多来到其领内，宣讲儒学，传播古典文学。大内政弘曾从三条西实隆学习和歌，跟宗祇学习连歌，并将一条兼良的《伊势物语愚见抄》传到山口。大内义兴、大内义隆等也跟公卿、禅僧们学习古典、儒学和佛学。大内义隆时代，是山口地区文运最盛时期。此外，他们还出版了《聚分韵略》（明应二年，1493），复刻了《正平版论语</a>》（明应八年，1499）。

足利学校的复兴，是东部地区学术普及的一个代表性事例。足利学校的起源不详，但大体是在中世纪初期。永享年间，关东执事上杉宪实复兴了足利学校，请圆觉寺高僧快元为“庠主”（庠主，学痒的主讲。——译者），制定学规，捐赠领地和图书，使足利学校得以重整面目。上杉宪实的子孙们也代代加以保护，因而全国好学的僧俗都集中到这里，即使在战乱期间，仍是书声不绝，成了关东文化的中心。

在这一时期，普及学术手段的印刷术，也有了不容忽视的进步。日本的印刷术虽然起步很早，但后来并没有很大的发展，只是用木版印刷些佛经等“摺经”，到镰仓时代，虽已开始印刷佛书，但其形式仍属摺经系统，字体仍是写经体，与中国的版本样式，完全不同。然而，到镰仓末叶，五山僧巳印刷出版了直接受中国版式影响的“五山版”。五山版除佛书外，还有诗文集，是日本印刷史上取得划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除了京都的五山版以外，地方上也办起了印刷事业。前面曾谈到岛津和大内氏统治地区印刷术的发展情况。在财力雄厚的堺市，也出现了发展文化的热潮。正平年间，当地一位名叫道祐的平民，开板印刷了著名的正平版论语。大永八年（1528），富商阿佐井野宗瑞出版了《医书大全》。印刷，是普及文化的有力手段，但过去只在大寺院里印刷佛经，现在却能凭地方武士、商人等的力量，印刷儒书、医书之类了，这不能不说是显然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在阶层、地区上的普及和文化内容的多样化。

抄录学者讲义的笔记叫作抄本。这类书籍的出现也是学术普及的一种现象。起初，只在五山僧徒间传抄佛典的讲义，不久就扩展到儒书，公卿、博士家也波及了。这类书多数是杂有假名，用通俗口语体写出，在使初学者容易接近佛典、汉籍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这种抄本种类很多，如桃源瑞仙的《史记</a>抄》，万里周九的《天下白》（苏东坡</a>诗抄），清原宣贤的《毛诗</a>抄》、《尚书</a>抄》等等。

从镰仓时代开始，平民教育机关就以寺院僧侣为中心在各地建立起来。到这时期越发普及了。学科是读书和习字，教科书是《伊吕波歌》、《童子教》、《实语教》、《贞永式目》和各种“往来”。所谓“往来”，是以日用书信的形式，把日常百科用语编撰而成的文集。从古代末期的《明衡往来》开始，后来有了不少这类文集，到这时期就更多了起来，玄惠的《庭训往来》、据传是虎关师炼所作的《异制庭训往来》、一条兼良的《尺素往来》等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国文学方面，对社会形势的反映也很敏锐。传统的公家文学，以吉野文学为最后的精华，此后便陷入了无可挽回的颓势。而扎根在平民中，虽然粗野而且不成熟，却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新型文学，却日见兴盛。被称为公家文学核心的和歌，已逐渐衰落，没有一点生气。勅撰集虽仍勉强继续出版，但到永享十一年（1439）编出《新续古今集》后，也终于停止了。物语小说已经绝迹，为新兴的《御迦草纸》（短篇小说）所代替。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游记、随笔之类的作品，但格调高的，一篇也没有。继镰仓时代兴起的战争文学作品系统的《曾我物语》和《义经记》是比较出色的，但要和前一时代出版的《平家物语》、《盛衰记》、《太平记》等相比，无论是题材，还是文章的风格，都要逊色得多。不过，后进文艺作品的“曾我物”、“判官物”等，都是来源于这两本书，这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文学，在构成近代文艺母体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新兴的平民文学有御迦草纸、连歌、谣曲、狂言等等。御迦草纸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短篇小说的统称，这名称的来源似乎是那些专门服侍君主、供其闲聊解闷的“御迦”们使用的绣像小说。这种文学比前一时代的物语文学规模小，题材也只限于一个人的事，文字通俗易懂，一言以蔽之，是一种低级的读物。不过，它并不只模仿前代文学的形骸，而是企图在充分理解当时一般人民教养程度的基础上，向他们提供适当的文学作品，因此具有以平民为对象并在平民中兴起的新兴文学的明显性质。它作为近代的“假名草纸”、“浮世草纸”的始祖，具有重要的意义。御迦草纸，如按题材来分，可分为公家、武家、僧侣、平民和异类等；如按主题来划分，则可分为童话、寓言、传记小说、恋爱小说、鬼怪故事等多种。即使同样是以公家或武家为题材的作品，也是从平民的角度来观察、描写的；而以平民为题材的作品，则按其特殊技能描写其他飞黄腾达的各种情节，逼真地体现出平民文学的性格。

其次，连歌是韵文中新兴文学的代表。连歌本身虽是自古就有的，但那只是和歌的余枝，并未被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到镰仓时代，已有人开始创作长篇的连歌。正平十一年（1356），摄政二条良基编纂了连歌集《菟玖波集》， [13] 所谓“六斋”，是指佛说中应该持戒、禁忌的六个日子，即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养老杂令》中规定：每月的六个斋日，公私均不得杀生，因此，死刑的奏决在此日也不能进行。不过，书中此处所说的“六斋市”只是借用了六斋的名，实际与佛教无关，而是指每月举办六次的集市。具体日期是每五天一次，即一日、六日，或二日、七日。关于商业发展的情况，可参阅丰田武《增订中世纪日本商业史之研究》（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和《日本商人史》中世篇（1949年，东京堂出版）等。

[14] 研究日明关系的书籍有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研究》（1939年，岩波书店出版）和小叶田淳《中世纪日支交通贸易史研究》（1941年，刀江书院出版）等。最近出版的以这时期日鲜关系为主题的有田中健夫《中世纪海外交涉史研究》（昭和1959年，东大出版会出版），该书中还附有以倭寇为中心的详细研究《中世海贼史研究的动向》。

[15] 五山的规定，曾有过几次变动。镰仓时代虽已有五山之称，但五山究竟指哪所寺院，并不明确。建武中兴时，按南禅、东福、建仁、建长、圆觉的顺序规定了五山，这是从公家的立场修改过去以武家为中心的制度而来的。到了室町时代，又改为以武家为中心，采用了将各阶段的五山分给位于京都和镰仓的十座寺院的方式。后来，足利义满又于至德三年创建相国寺，为将其列入五山之中，便将南禅寺封为五山之上，然后就像正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京都和镰仓分别规定了五山。

[16] 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中世编3、4、5册，以丰富的史料详细记述了这一时代的佛教情况，是这个领域中不可多得的好书。

[17] 玉村竹二最近发表的《五山文学》（1955年，至文堂出版）一书，通俗易懂地记叙了五山文学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