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前期_日本史

统治半岛的消长

以上是4世纪后半到5世纪初日本在朝鲜半岛活动的概况。须知它需要靠强大的武力去完成，对日本来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了5世纪，日本频繁地向中国南朝宋、齐、梁等国派遣使节，进行直接交往，这从另一方面看来反映出统治半岛的困难。与南朝的通交情况见于中国史籍，那里提到的倭王有赞、珍、济、兴、武五位；试把它同日本天皇的系谱对照一下，可知赞是仁德天皇（日本历史学者中，也有认为赞是应神天皇的。——译者），珍（弥）是反正天皇，济是允恭天皇，兴是安康天皇，武是雄略天皇。这些天皇在421年到502年间派遣的使节，共有12次，这些使节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请求授予爵号，南朝各国所授的是“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那样很威严的称号。日本之所以需要这个称号，是想通过这个称号，说明中国承认其统治半岛各国的正当性，然后借中国的权威君临各国，充分表现出丧失了自主性的事大思想。强大的武力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的，而且半岛各国的利害关系也随时在变化。百济为对抗高句丽的侵略，需要日本的保护，但这种威胁一旦减弱，臣服的诚意也就随之动摇。任那各国也是一有机会就要单独行动。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时，我国对半岛的统治达到极盛时期后不久，实力就开始下降，于是日本的地位也就迅速恶化。《日本书纪》中记载的许多派出官吏的无能堕落事件，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中最典型的事情是，百济请求割让任那四县（全罗南道西半部），大连大伴金村接受百济的贿赂竟同意了。百济就这样通过外交手段，逐渐蚕食任那西部，而新罗则凭借武力侵略任那东部。特别是532年，日本所占任那的根据地金官国（金海）投降了新罗，这在任那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此后恢复任那就成了大和朝廷所面临的重大事情，虽然曾力促百济王同派到那里的日本使臣、任那各王共同商议复兴的方策，但由于他们都从各自的利害出发，以致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当他们正在为商讨浪费时间时，高句丽已南下进迫百济，新罗与百济的睦邻关系也破裂了。554年，百济王死于同新罗的战争中，这就决定了百济的颓势和新罗的优势，也决定了任那各国的命运，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2），各国中的最后一国高灵的伽耶投降了新罗，从此结束了任那的历史。《日本书纪》记载说，新罗灭亡了任那的官府。而任那正是天皇的“屯仓”。任那的前身是《魏志》上所说的弁辰十二国的后身。正像那里的马韩和辰韩发展成为百济、新罗那样，它们没有发展成为统一国家。日本在这里的势力，阻止了其内部兴起的统一力量。各个部落国家始终保持着原来的形式，像日本国内的屯仓一样，成为天皇的直属领地。对日本来说，任那的灭亡意味着丧失了取得大量贡纳品的天皇直属领地，并宣告了日本统治南朝鲜霸权的结束。它象征着统一以后随即到来的日本国家多灾多难的命运[16]。

归化人贵族们的坟墓

在日本的平原上，在4至7世纪，出现数以千计的形状古怪的坟墓——一些高达30米，从一头到另一头延伸至半公里。墓中石棺里在无价的珠宝、武器、家用工艺品的围绕下，躺着那个时代的首领和贵族，可能是3世纪侵入日本的亚洲大陆上的勇猛骑手的后代。

前方后圆的形状可能是起源于他们的实践，就是把死者先送到一个临时性的坟墓，而后在旁边开始兴建一个圆形的坟丘，再把尸体运入坟丘中之后，两部分也就连接在一起了。坟墓及其周围都被视为神圣的地方，因此要小心地加以保护。旁边的深沟中注满了水使世俗的侵犯者无法接近，同时，名叫哈尼瓦的泥塑像站在那里守护以防恶魔。

国内形势的演变

由4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日本的对外活动已如上述，那么这一时期国内的形势怎样呢？首先应该说，在这个时代，天皇的权威有了显著的提高。其证据就是留存至今的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陵墓。两天皇的陵墓虽然都是当时普遍的前方后圆形式的古坟，但其形式最为完备，规模宏大。应神天皇陵周围有两道壕沟，前后长415米，后圆直径267米，高36米；仁德天皇陵周围有三道壕沟，前后长475米，后圆直径245米，高30米，恰似自然形成的山。其雄伟胜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帝王的陵墓。建造这样巨大的陵墓，除了要集结大量劳动力和进步的技术以外，还应该想到要有能指挥这一切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天皇的高度权威。日本在南朝鲜的称霸，也可以说是这种政治力量和天皇权威在外部的扩展。这内外两方面的事实加在一起，说明了当时国家权力的强大和象征这种权力的天皇的高度权威。

国家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呢？如前所述，天皇的先祖最初是大和一个部落国家的首长，凭借武力、财力以及宗教权威，逐步兼并了周围的小部落国家，最后将其统治扩展到全国。兼并统治的方式会有几种，有时是以武力消灭了反抗国家的首领之后，将其领地置于统治之下。这时或者将其人民归由天皇直接统治，委任管理者进行管辖；或者分给皇族和贵族领有，天皇则间接地征收贡纳。不过，大多数的情况则是，各国的首领以归属于天皇的宗教权威形式服从其统治，这时各部落国家原有的内部体制不变，天皇让原来的首领仍安居其领地，只负担贡纳及其他义务。就是说，全日本的人民是以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两种方式归属于天皇。间接统治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天皇身边的新领主，一种是通过旧领主来实现，这和后来的谱代（同族家臣）、外样（外族家臣）的区别一样。统一初期，直辖领的管理者都忠实地履行其职责，与天皇关系很深的新领主也没有擅专的行动。而归服于天皇的权威后，仍被承认领有其地的旧领主，则更加提高归顺的心愿，拥戴天皇。由于领内的下层组织保持不变，旧领主的命令能够很好地贯彻到基层。这种封建郡县并用的国家机构，依靠各下层统治者的忠诚，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使国家的权力高度地集中到天皇手里。

哈尼瓦武士泥塑像

仁德天皇的坟墓由两万多个图片中所示的圆柱形卫兵守护着。5世纪日本已频繁地与中国南朝交往，中国史籍提到的倭王有赞、珍、济、兴、武五位；把它同日本天皇的系谱对照可知赞是仁德天皇，也有日本历史学者认为赞是应神天皇。

图片中的哈尼瓦泥塑像：一把短剑从他的腰带上垂下，手里把着弓与箭袋，穿着宽松的裤子与紧身短外衣形的铠甲。这样的塑像被固定在匙孔形坟墓的周围，从头至脚，这个武士的高度能达到现代人肩部，其比例强调着他的地位高于动物与无生命的物体。

这个时代的地方区划有国、县、村等名称，文献中还留有当时其首长的称谓是国造、县主、稻置、村主。村无疑是构成国与县的下级区划，但在国与县之间是否也有这种上下从属关系，则不太清楚。说不定是表示上述那种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的区别。至少被称为国造的人许多是原来小国的首领，是其地位得到天皇承认的外族大名那样的人。据《旧事本纪》（《旧事本纪》，又称《先代旧事本纪》、《旧事纪》，共10册，是古代史书，一般认为是平安初期的伪撰。从神代记述到推古天皇，其中《天子小本纪》、《国造本纪》载有其他史书看不到的传说。——译者）载，国造的总数有144个，但计算这一数字的时间不明确，因此很不可靠。然而可以想象，这个时代的国，要远远多于后世固定的六十余国，因而其地域也很狭小，并散在各处。县是不是天皇的直属领地，也不清楚；但屯仓和御县，则显然是天皇的直属领地。屯仓的意思是皇室的所有地及仓库、宫邸，御县则是指定皇室生活资料的供给地，它们同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的。但从统治的直接与间接这方面来看，再也没有比这更直接的，在当时土地与人民紧密结合的情况下，屯仓和御县实际上可能都带有几分地方区划的意义。屯仓最初可能是在国和县的范围内或其范围外新开垦的，或者是由接受捐献而建立的皇室领地，随着国造们归顺天皇的精神日趋薄弱，屯仓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就日见增大，成为皇室权力在地方上的有力基础，管理屯仓的叫屯仓首。

哈尼瓦战马

在以国造为代表的准封建势力与皇室贵族所代表的同族集团势力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统一国家的能力大大提高，但这种情况不久就呈现出崩溃。国造的子孙越来越不驯服，巩固的封建秩序开始动摇，而皇室贵族的子孙则背离了同族集团的结合，疯狂地争取私有地和私有民，在领地内建立起复杂的私有制统治关系，这些事实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国造的背叛行为，从经常把应献给天皇的贡纳攫为己有，竟发展成大规模的背叛，如筑紫国造磐井的叛乱，国造的性质变了，以国造的归顺为重要支柱的国家机构，因而势必发生动摇。臣、连和伴造纷纷设置部曲和田庄说明皇室贵族的背离，部曲和田庄的设置意味着在以往天皇的直接和间接统治之外，又出现了完全不受天皇控制的土地和人民，它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分裂。在4世纪后半叶，曾发挥了伟大国力的日本，仅仅经过两个世纪就开始走下坡路，落得丧失海外领土的悲惨结局（这里所谓“丧失海外领土的悲惨结局”的海外领土，无疑是指朝鲜半岛上日本侵略夺取的土地。日本氏族集团利用朝鲜半岛上局势的分裂、各氏族集团间互相争战而侵占的土地，怎能称为其海外领土？更如何能说丧失？这完全是著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沿袭过去帝国主义强盗逻辑的反映。——译者），这应该说是上述那种国内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

埴轮 套屋

这座哈尼瓦住宅模型，显示的是归化人贵族宽敞的住宅，反映出上流社会居室的精致考究。

社会组织

这个时代的社会组织已被公认为是氏族制度。但如果从构成原始社会特点的血缘共同体含义上来使用这个词，那么对这个时代并不适用。如果由父系家长的家族之间，在居住地区上，在举行祭祀以及其他宗教仪式上，以及在确定先祖，承袭氏名等同族集团的共同性方面来说，那么可以说使用这名词是合适的。不过，新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关系常常试图冲破这种同族集团体制而表现出来；而旧的同族集团制却仍顽固地留存着，时代就在这两种力量的交错之中向前推移。这个时代的“氏”，具有观念的和现实的两种含义，必须分别加以理解。在观念的意义上，是指有着或是相信有着同一父系祖先的全体家族和人们；而在现实的意义上，则指这些家族的某些成员聚集在一起，组成部落的形式，这种同族集团性质的部落也可以看作“氏”。另外，这些家族中的某些成员为加强自身势力、谋求政治上的地位而结合在一起，这种政治性的团体也可以称作“氏”。在现实意义上，是否真正拥有同一祖先，并不成问题，只是假设而已，不过是利用同族集团的意识而结合在一起的。与增加“氏”的政治、经济机能有关的是“姓”和“部”。“姓”是表示“氏”的尊卑的一种标志，由对“氏”自发的敬称或职名发展而来的。在十分完善的姓的制度中，以历代天皇为祖先的所谓“皇别”的氏中，有臣、君、别等姓。以神代史上的神为祖先的“神别”的氏，则以连为姓。祖先为归化人的“蕃别”的氏，多姓“史”、“村主”等。其中臣和连是最高荣誉的“姓”，有这两个姓的氏被合称为“臣连”，居贵族阶级的首位；臣连中参与最高政治的是大臣和大连，他们代表着中央贵族的最高意志。与大臣和大连一起构成贵族阶级，并同时参与国政的是伴造和国造。国造已如前述是地方君主的后裔，是准封建领主，伴造同下面要讲的“部”的制度有关，是政府官员，或准封建领主。“部”在抽象的意义上，是为了政治、经济目的结合在一起、生活在同一条件下的人民的集团。但在现实中，它分为好多种，有隶属于天皇以及各氏而负有贡纳义务的农民集团；有世代承袭某种特定的工艺技术，负有贡纳其制品义务的半农半工的人们；还有靠某种技术或手艺为政府服务的下级手工业人员集团。这些集团，一般称为“伴”，但也有称为“部”的，特别是属于 [21] 滨田耕作、梅原末治《近江国高岛郡水尾村古坟》（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报告第8册，大正十二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