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多利亚朝的上半期_英国史

君主：维多利亚，1837—1901。

辉格大臣财政方面的失败

在边沁派的灵感及激烈派的压力之下，辉格党人尝于威廉四世时藉了《改革法》及《市会社法》两法，注入近代效率及民众代表两种元素于政府的机关中。这虽不过是起点，然而起点恒为全局之所系。如辉格党人之中能有一通晓当日社会问题的大政治家，或即有一能干的财政大臣，则他们也许可以立即导引国家入进步的光明大道，而他们多灾多难，忍力已无的同胞也可逐一实现他们（同胞）于《改革法》成立时所抱的种种奢望。不幸辉格党在旧日虽尝得梦塔归乌·查理，哥多尔芬及窝尔坡尔善于理财的助力，而此时则转为财政的穷促所困，故所得税及自由贸易可为解除当日财政及经济困难的良法尚须有待于比耳的发现。当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时，辉格党的国库大臣，照比耳不常发的调侃语[1]所言，好像“坐在空虚的钱袋之上，无底的亏绌之旁，而在求一预算。”[2]

比耳及保守党

所以于《改革法》成立的6年之后，大家已能看得清清楚楚，辉格党人的箭囊早已射击，他们袖中已无别种可以解救当时仍属急迫的经济及工业困难之政纲存在。在这种情形之下，反对党和政府党间之能交执政权，互为上下，对于新局面下的国会政府制诚可算是一件幸事，不然岂不是又需一度的宪法变更？比耳所组织的“保守”党乃从被《改革法》所破坏的“托立”党中拯拔出来；许多年前为肃清朽腐城市而尝赞助辉格党者，如斯坦利及格累谟之辈，亦复——来归。英吉利19世纪所特著而和好些外国不同的一点，即上等阶级的各部分失却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时，他们并不因此而即退出政治的生涯，他们只变通一切以求适应于新的情形。1832年所成就的改革，固因范围太狭而永为后人所批评，然而正因其范围有限之故，而上等阶级和政治生活的关系得以继续不断，一种“职业式的政客”阶级亦可不致发达起来。选权断片似的零售似的扩充固然讲不出什么逻辑的道理来，然而前进无间的民主运动之能以次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对于民族的生活则尽有极大之实行上的佳处。

比耳1834年的“坦卫司宣言”（“Tamworth Manifesto”）已把《改革法》看做已成的事实而加以接受，它所有的涵义也被接受，而且比耳至少也能懂得这些涵义之为何若。他的“布尔乔亚”的出身及和工商阶级一种天然的接近使他能比大多数的托立辉格党人要易于懂得国人在经济上及财政上的需要。他懂得中等阶级的头脑，于其经济一方面，他也同情于穷人的灾难，而且他之懂得或他之同情尚远过他之能懂得或他之能同情于他所领导之地主政党的头脑。他把这个政党看做在他手中的一种政治工具，他有什么贤明的目的，他即可用这工具去实现。

新保守党的大多数则另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及情感。他们不喜比耳所偏爱的制造家；他们对于《谷法》的维护及教社的维护有深切的关心。他们极不以辉格党人准异教徒入牛津剑桥，及以爱尔兰国教教社一部分多余的财富用于世俗目的两建议为然，且深信教社已因此而发生危险，虽然他们也知有贵族在则这种建议决难成为事实。这类问题固然不但只党众关心，比耳也极关心，但比耳的心及意俱在改向救济贸易之财政方面的问题，及喀莱尔（Carlyle）等正在开始视为国会及内阁的主要事务之“人民状况的问题”，这些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渐成为他的主要关心。但比耳不幸缺乏感动群众的天才，他能使他的至好及他的同僚，如格累谟，亚伯丁（Aberdeen）卡德卫尔（Cardwell），格拉德斯吞一班来日的比耳派随他信他，而不能使党的大众皈依他的信条。他得到他的政治训练盖尚在《改革法》及坎宁之前，而内阁的决定即是法律之时。改革而后，他所懂得关于内阁和人民间的新关系，比所懂关于内阁和己方党众的新关系者为多。

新的穷民救济法

在辉格党人尚未因了1841总选举的结果将政权移交比耳以前，《穷民救济新法》即已由他们通过，且比耳及威灵吞也完全赞同。此法之通过为改良社会组织中的一大步骤。根据于栖聂·拿骚（Nassau Senior）及其委员团的建议，斯聘纳兰以地方税津贴工资的制度今被废除。[3]南英的工人之得恢复他自尊自恃的人格而不复永沉沦</a>于极贫的地位盖自此始。不幸的这个必要的更改来得太过于褊急，当事者只见及理论之应采择，而不见及苦况之更会增甚。在户外救济成为城乡万千人民的求生术时，如果一下把它取消而同时又没有强令雇主给他们以可资生活的工资，或为失业者及其依附人于贫民工厂而外，另设栖避之所，则穷人的苦况将更有难言者。而且，调查委员们因痛恨他们所欲废除的制度之有极穷化的恶果之故，不惜立下一个原则，即贫民工厂中的生活应比厂外自由工人的生活尤为艰苦不适。当时的经济理论尚不能容世人来从别一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容世人以法律来提高自由工人的情况，而使之优于工厂中的情况。[4]年老者及病人在是时因无年金或国家保险的制度故亦不能在家维持生活，但他们在贫民工厂中的生活一如</a>常人，好像他们也因自己的不好而来到工厂似者。因了这种状况，《特威斯特·奥力味》（Oliver Twist）的年轻作者[5]才细描栖居贫民工厂者眼光中的工厂生活以求维多利亚时代一辈新起人物的判断。委员团之所顾及者为边沁式的抽象，而此书中所述者则为血与肉的实际，方在长成的一世感觉既较前辈为灵敏，则当能详察此中的利害。

藉了以上的雷厉办法，极穷社会的恶制总算一旦消灭。旧的《穷民救济法》中各地方间的参差及牧臣的独立性太大；《新救济法》中的中央集权的性质，虽在首二三十年执行过严，往往有乖人道，然究有使后代舆论所一致要求的改良及救恤易于实现之功。贫民工厂渐渐的不复为无告穷民的罪犯柄留所；而在有老年抚恤金及国家保险的今代，即遇不景气的年份它们也不复有多少寄居之人。

反映英国宪章派活动的漫画

宪章运动是英国工人 工资阶级对于《穷民救济新法》的愤怒以及那个愤怒之不能有任何政治上的威力，使他们锐敏地感觉到，如要使他们的意志能直接在韦斯敏斯忒发生效力，则另一的《改革法》是万万必需的。他们所鼓动的《十小时法案》，即沙甫慈白利贵族及伟大的纺纱工头飞尔顿（Fielden）所领导的减少工厂工作时间的动运也因自由保守两党意见两都分裂之故，至1847年才能通过。[6]制造区域这类不断的激动，以及继续无已的凋疲竟使宪章主义（Chartism）得有发达的机会。实际上宪章主义所要求者即为1867年及1884年两次改革中之所允许者，换言之，即给1832年法律所漏了的各阶级以选权。“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俱只带着政治的性质。但宪章运动的动机及性质则是社会的。它拒绝中等阶级的翊助。它是工资阶级方面的怒号及阶级自觉。它对于国会也有它的影响，因为国会今已成较锐敏的气压计，而比前能易于记录外间的舆论。站在背景的宪章主义的厉影卒加速了《工厂法》，《谷法》《取消法》，禁止物品抵付工资（truck system）的诸法，沙甫慈白利的《矿法》，以及1848年《公共卫生法》的通过。公共卫生当然为 中等和劳工阶级在这时之所以能较在宪章主义的一时期中为互相接近者一部分乃因全体社会都已比前为繁荣，故由穷困所产生的疾恨已末减了许多。其他的原因为比耳内阁有利的财政政策，及《谷法》所由取消的特殊情形。科布登（Cobden）的反对谷法协会（Anti-Corn-Law League）把劳工及中等阶级对于这个本无利害不同的问题之舆论极灵巧地集合而策动起来。他们经6年不断的鼓动后竟胜过地主阶级坚决的抵抗而获得的共同胜利。这次的工作使工资阶级和社会别的部分在政治上不致截然划分。墨尔本及判麦斯吞的辉格党——华族的一部分和中等阶级之同盟——之所以能渐渐扩成为格拉德斯吞的自由党——中等阶级的一部分和工资阶级之同盟——者亦有赖于这次敌忾的同仇。

藉了各阶级及各党这些错综复杂离合无定的动作，——但仍以国会中不变的两党制度来执行一切——维多利亚时代得以避免了在宪章主义及奥温·罗伯的全国职工大会（Grand National Trade Union）[7]之日似已无可幸免的阶级斗争。然而或种式样的阶级斗争仍是难以避免了，如果生活的状态——至少在纯粹的农村区域以外——没有继续不断的改良。社会的获救不特由于群社各部分的努力及善识，而也由于自1840—1850年中开始之贸易的进步及繁荣的增加。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叶不列颠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它固有赖于别的国家的食粮及原料，但煤炭及制造品则它们须赖它来供给。

洛维特像

洛维特（William Lovett，1800—1877)，英国宪章运动领袖，要求选举改革的《人民宪章》的主要起草人。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等阶级自会发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会于他们有利。关于此事他们且敢作地主阶级的独立主张，虽则他们向来是感激地接受他们的政治指导的。市民之服从绅士阶级本为英吉利的老规矩，惟一的条件即服从者于方针上也有发言之权。即1832年法中的10镑自业主[8]亦常选举乡下的绅士代表他们。直到1867年的《二次改革法》以前，众议院中中等阶级出身而仍具中等阶级的标准之议员，如科布登及布来特等，虽已有出席国会者，然非被同僚当做应予容忍的奇人，则仍被邻座的托立及辉格乡绅看作值得厌恶的莽汉。在那时候，绅士阶级及富裕的中等阶级间之分别仍然存在：它们尚没有经过公众学校的教育之标准化而混为同层的社会。不同的宗教礼拜也常常为两阶级之所由分，而且在那个异教徒尚未准入牛津剑桥而宗教可以代表社会事实的时期，这个不同更有它的重要。一阶级的文化大部以古文学为基础，而又一阶级则以《圣经》为基础。其一对于游猎，政治及地产有极大的兴趣；其二则紧伴帐本，其娱乐比今日实业界的为少，而其周末也比较为短。

谷法的取消

即在1832年以后中等阶级对于上焉者包办职位及排挤他们，仍多方忍受，但关于五谷的自由贸易一事他们意志坚决，且它也得未获选权的民众之一致拥护。国会中的保守党是反对取消《谷法》的，而辉格党则意见不能一致。比耳在他伟大内阁的初年内尝恢复了所得税，且藉了它的助力尝废除了好几种的人口税，而贸易亦大受其益。但他不能同样的把外国输入之谷之税也取消，所以谷仍为主要的问题。反对《谷法》协会之于工业的英吉利几乎和奥康尼的公教会之于农村的爱尔兰有同样的重要。于1829年尝屈服于后者的比耳也不能不于1846年屈服于前者，一因他觉得政府应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再因科布登在下院议场上的演说足以折服了他，更因爱尔兰1845—1846年的番薯害虫使他除了停止《谷法》或坐视爱尔兰人成千成万饿死外别无他法。但是外国五谷的关税，如果一旦停止，则再不能恢复，如要恢复则大不列颠必起革命的运动。《谷法》之“完全的，立时的”取消为庇特《合并法》所料不到的一个效果。[9]

皮尔像

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成百万人被饿死。当时，解救灾荒的惟一办法就是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皮尔下决心废除谷物法。1846年，议会终于废除了这个法律，一个“阶级的立法”也就寿终正寝。

保守党的分裂

《谷法》的取消因种种的缘故为首次及二次《改革法》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二次改革法案

《二次改革法》通过的方式和首次的截然不同。统治及保守阶级在这35年内之能渐习于变更，之能视变更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而不复视为世界的末日，可由这个不同指示出来。我们几可以说，达尔文（Darwin）当日争论正烈的进化论在政治的自觉方面已得到了证明，已获了胜利。

骆的反对

但这次也发生了一个极烈的斗争。格拉德斯吞所提出之授与劳工阶级以选权的法案本极缓和。但上年选出的辉格·自由党的多数本只有赞助判麦斯吞政府的使命，而没有赋劳工以选权的使命。在骆·罗伯（Robert Lowe）的善辩而轻率的领袖之下，一群失意的辉格议员，即布来特所谥为“亚杜兰的穴中人”（“the Cave of Adum”）[20]者，竟和的士累利及保守党联合起来而共将这次的缓和的改革遽议推翻。即从他们的观点而论，他们的战术也很不高明，尤其因为骆氏公开的以工资阶级智识道德之不如“布尔乔亚”为拒绝改革的理由。他对于这个有趣问题所发的不谨慎议论激起了劳工阶级的公愤，因而要求选权的激动更比以前要激昂而可怕。工业大中心的职工会联合了中等阶级而共组盛大的户外示威，户外集会，而布来特则为最能叫座的演说家。当时政治集会本尚为稀有之事，这种组织的影响盖亦可以想见。

的士累利及二次改革法的成立

格拉德斯吞的《改革法案》失败后，自由党的政府即行辞职；当时国会并不解散，保守党人亦即行继起。的士累利在德贝贵族新内阁内所处的地位等于数星期前罗素伯爵政府中的格拉德斯吞，他也是以国库大臣而为内阁的主脑，为下院的领袖。的士累利之为人，只要他不在自觉地让他东方式的幻想迷梦于某一种有用的使命时，常得把事实看得清清楚楚。他懂得国中的情况，他也见到它们需要一种基于让步的解决。而且他对劳工阶级比骆氏有较大的真正同情，在理论上他对于无选权的劳动者有时颇有誉辞，而对于选举辉格党人的雇主则转叹不如。固然的士累利新近尝以格拉德斯吞扩充选权的辩论为“佩因·托姆的主义”而痛予诋斥，但佩因·托姆的也好，别人的也好，他现在只见得实行的时候已至，且无可再缓。

而且，的士累利除此而外并无别的可以抓住国会之道，因为保守党自己不是多数，而自由党的大部已不能再忍受下去而不见改革之成为事实。在国会以外，全国也正际于酝酿纷扰之中。维多利亚女王的意见也偏向于求一“解决”。德贝贵族当其少年为斯坦利时也尝致力于《首次改革法》的成功，且尝有“辩论的鲁柏特”（“the Rupert of Debate”）[21]之称，所以他现时也很愿“欺骗一下辉格党人”（“to dish the Whigs”），而“向暗处一跃”（“to take a leap in the dark”）。的士累利很能干地解决了选权的问题并镇定了全国的民心。他所成立的法律，照最后的修正，实比年前亚杜兰派及保守党人所认为过分而加以否决的法案要彻底得多。固然农业工人及郡选举区中的矿工仍然没有得到选举权，但城市中的住户选权实是《二次改革法》的惟一原则。它既是保守党的提案，通过贵族自然不成问题。

克篮庞（Lord Cranborne）贵族，即日后有名的萨利斯布里贵族，并非是惟一视保守党这次的所为为违背了党的主义者。也许，我们与其把它看做叛了主义，毋宁把它看做政治善议的长进。无论如何，能以的士累利攻比耳之法反攻的士累利者此时实无其人。保守党能不须乎内部的分裂而即接纳这极大的变更，故它也能于民主的新世界中有了将来。但在1868年的选举时，改革的利益仍属于格拉德斯吞及自由党。在保守主义的真正时代能开始以前，自由党尚有一包含好些已经愆期的改革政纲急待实行。

* * *

[1] 奥康尼尝谓“他的笑好像棺材上放一银盆”。奥康尼固不喜比耳，但比耳羞涩的容态的确易被误会为冷淡及傲慢。他同党之人因此不易和他接近，而他们1846年的叛离一半也可以此为解释。但内阁中的同僚则知比耳较稔，故始终拥护，且成为比耳派人。维多利亚女王初时也不喜他，但于既知他之为人而后，即变更她的态度。

[2] 译者按，此段意甚简单，意译极不必；故仍从直译。

[3] 见上第682页。

[4] 译者按，照斯聘纳兰旧制，无出息的工人因有工资的补助金之故，每不以独立为急，于是此辈工人常沉沦于极穷的状态之中而不自振作。新的《穷民救济法》废除了一切的户外救济，凡极穷之民悉令入贫民工厂工作，此即所谓户内救济。立法者因恐工厂中人仍乐于此种生活而恬不知耻，故令厂中生活特别不够舒适。

[5] 译者按，即Dickens.

[6] 见下面注⑩。

[7] 奥温·罗伯欲工资阶级不问政治的激动，而专注全力于半革命式的经济行动，及社会主义。但他对于民主的选权从不十分关心，因为他本是一个有独裁头脑的雇主，为雇工们自己的好处起见，他自愿把他们组织起来。但他和边沁一般，他到了后日也感觉到社会是不能由上而下地改良的。

[8] 译者按，指十镑住户选民。

[9] 威灵吞很合乎他个性地赞助比耳的大变政策，这并不因为他同意于后者的意见，而因为他对于后者之为大臣有绝端的信任。他退让地说：“糟糕的番薯实促成此事，它们把比耳弄到如此地步”。

[10] 此法限制工厂中年轻人及妇女的工作时间不得过10小时；实则成年男子的工作时间也因此得了同样的限制，因为工厂中轮值的办法等等不能使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布来特之所以反对此法者由于此层，他却并未反对限制儿童的工作时间；关于此节世人往往有误传者。辉格及保守两党对于《十小时法》都不一致，但13岁以下的儿童之保护早已在辉格政府1833年的《工厂法》中规定。关于全部的问题可读Hutchins and Harrison的History of Factory Legition及Hammond的Shaftsbury.

[11] 译者按，英国的度支部（Treasury）有极佳的传习，然所谓度支部者当然又以国库大臣为主要人物。译为财政传习不妥。

[12] 译者按，即1810—1820年。

[13] 译者按，Cerberus出希腊神话，头甚多，尾形似蛇，乃守地狱之门的一头凶狗。

[14] 译者按，为《圣经》中人，以对于宗教漠不关心得名。

[15] 照奈亭给尔女士所知，就中万六千人都死于管理之无状。她将斯库台里医院中的死亡率自42%减至22‰。

[16] 见上第37页及47页。

[17] 译者按，判麦斯吞及罗素皆为与旧社会以不安之人，而又皆年老，故反对者詈为“the two old ringleaders”.罗素·约翰贵族于提首次改革时尝有此次改革为最后定局，永可不再更改之言，故被认为“finality John”.

[18] 见上第721—723页。

[19] 关于不列颠和美国内战的关系，见下第744页，745页。

[20] 译者按，亚杜兰出《旧约》，为犹太的旧城，所以亚杜兰之穴者，乃指斥脑筋陈腐之意。

[21] 译者按，鲁柏特亲王以少年善战名，见上第528页及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