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托立的压制及辉格的改革_英国史

国王：乔治三世，殁于1820；乔治四世，1820—1830；威廉四世，1830—1837。

谷法

和后物价的暴跌使许多农夫及实业家破产，而大批工人失业，工资的购买力之一时大有增加，也是于事无补。英吉利史中物价之因外国食料的输入——此时尚只由欧洲而未自美洲——而受重大的影响，此尚为首次。意在禁止外国五谷廉价输入的《谷法》（Corn Law）不特对于穷民为恶法，为侮辱，而营制造业的中等阶级对之亦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也并不希望穷人将所得尽作糊口之用。所以工业的雇主及工人首次能联合起来，以共同反抗地主阶级藉垄断政权而做出来的设施。

所得税的取消

但是中下阶级这首次的联合运动不幸未久即告消沉，纵然也不是永久的消沉。穷人因继续为贫困所迫之故，仍骚然思动，且在科柏特及韩德的灵感之下，仍继续的为反抗统治阶级的激动，驯至四年之后有彼得庐之变及《六种法律》之通过。但中等阶级因他们的健将布鲁安·亨利及国会的辉格领袖已获胜利，已得强迫托立政府废止所得税之故，颇能知足，暂时亦不复问及政治。他们废除所得税的运动乃用请愿为利器，全岛各处城乡“最体面”[1]的居民继续不断的上书国会，抗议和平时的所得税，尤其抗议“大批视察员及间谍之强迫请愿人民把一切所有尽情暴露”。在群情愤激之余，政府亦不得不为所屈服。此次实为民众得以左右政策的首次，不幸民众所主张者适在错误的那个方向。所得税废除而后，已经过重的间接税比前益重，然而间接税的负担于穷富本无分别，故穷人的负担亦更不堪。此种不公平的情形直到比耳于1842年恢复所得税后始获改正。

间接税除了用以偿付国债的利息于富裕的债权人而外，兼可用来支给薪俸及年金于华族的官吏及夤缘者，因此，科柏特于批评政治时辄将国债及夤缘奔竞混为一谈，而同加斥责。他常说，而且也不无相当的理由，穷人所纳之税全作增裕富人的私囊之用。在当时的激烈派看起来，“食税人”（“tax-eater”）似乎属于另一种的，而且只是半具人性的族类，他的利益也和“纳税人”的完全相反。所以居于反对党的辉格党及激烈派都希望以减政及减税来救济穷困，而并不想到平均负担为较好的一法。但他们于《改革法》后登台时立即发现“减政”不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之最好方法。

科柏特·威廉

科柏特·威廉虽尝关于财政及其他问题写过一大堆不通的激烈议论，[2]但他在英吉利史中究扮演了一伟大而且有功的角色。他复兴了佩因所尝发起而庇特所尝禁止之劳工阶级的政治运动。而且他所复兴的运动不是共和或雅各宾的运动，而是国会的运动；他替劳工者要求选权，他并指导他们从这方向以解除他们的困难。当1816年他势力极盛之时，他有号令他们的权力，但他则叫他们少从事于暴动及放火，而多注意于政治的讨论及组织。他的忠告，他们本也不会听从，但他为极有天才的新闻家，在那初有报纸的时期中，他的一枝秃笔有绝大的力量，但他又为当时惟一能替穷人说话，而把他们的穷况表现出来之人。当时无论在城中或在四乡，所有教国当权之人，在工人看起来，总是和雇主一鼻孔出气，而和他们作对。他们无他们可以说话的讲坛。他们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中都无选举之权。他们也不能有合法的职工组织，故虽为数甚众，而在劳工市场中仍是毫无势力。科柏特实为能作他们有力的喉舌之 苏格兰的改革

旧日的代表制度在苏格兰，更比在英吉利为恶劣；在特威得河以北，即郡的选举也是有名无实。从政治上说起来，苏格兰可看做一个极大的朽腐城市。1832年盖尚为苏格兰人首次于刻克（Kirk）而外，得到可以代表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年。《改革法》的直接影响为1833年的《城市法》（Burgh Act）。根据此法，苏格兰人得有于15世纪以来第一次民选的市政府。

市会社法

英吉利须等到1835年才有它的《市会社法》。国会的朽腐城市的废除势必做到市政府的朽腐城市的同样废除，因为它们虽一在中央，一在地方，而都是同样的弊制。但在旧局面下决不能成立的1835法律实比《改革法》更是民主，它一举而给所有纳税的人民以参加新市的选举之权。到了此时英吉利团体及会社生活的冰河时代总算截止，而群社的生活也开始依新经济社会的实际需要而改造。边沁·泽里米（Jeremy Bentham）的精神至是也磅磚于大地，虽则老人家本身已届卧床垂死之年。他的实验问题——“究竟这有何用”——世人竟以之陆续地加诸这个及那个年远期长的荒谬制度。王家委员团以及它们报告的时期也随着辉格党的改革内阁而开始。《市会社法》即是初批果实中的一个。

但这法只对较大的城市为有效。至于农村区域则直到萨利斯布里政府于1888年建立了民选的郡议会时为止，仍受治安法官的行政管理。地方政府之有两派适和都市英吉利及农村英吉利不同的精神相吻合，当新兴的都市区域已充满了民主精神之时，农村社会在心神上犹附属于乡绅阶级而未能自立。

1835年的《市会社法》于地域方面固极嫌不够彻底但它在主要的都市区域建立了一种受民众的监督而能征收地方税的有力机关。这个机关渐渐地成为各种新业务的集中；历19世纪的余年，市会社的法定权力盖在永远继续不断的加增。到了最后时，它几有权可以应付所有和地方政府有关的事务，它只不能有准开酒馆之权和司法之权，因为这二者英人总以为不宜由民选团体行使的。在1835时很少的人会逆料新的都市日后会得教育人民的子女，会得供给公众以水，火，电车，甚或住宅，或会得变成大规模的企业者及雇用劳工者。

自1835年起槐特和尔政府各部和地方民选团体间的合作也渐渐发达起来；中央一方监督地方的行政，一方又由度支部以人民所纳的赋税来补助各地地方税之不及。凡此种种虽非1835年大胆一致的辉格立法所能逆料，然究因有了那立法而后可能。工业革命所产生出来而尚无管束的社会效果因此才稍稍得些调剂，得些补救。然而所谓“减政”者试问将从何处着手？那个万灵膏药盖不得不消灭于无形。

《工厂法》

1833年阿尔索普贵族通过了第一次有效力的《工厂法》，将儿童及年轻人的工作时间各予以法律上的限制。这个法律的一大优点为政府视察员的设置，法律可以由视察员来监督执行。这一优点时人虽未加注意，然实为社会公益之整个新发展的起点。

奴制的废除

《改革法》的又一直接效果为不列颠帝国内奴制的废除。《奴制废除法》通过的1833年，威伯福士亦即逝世，但他的工作已有惊奇的完成。在他末了的数年中，反奴制的运动已改由伯克斯吞·托玛斯·福威尔爵士（Sir Thomas Fowell Buxton）作活动的领袖，而布鲁安则为吹号作大声者。当威伯福士初起反对奴制后，拥护奴隶贸易者实为布列斯托尔及利物浦两地重要的不列颠航业利益。[13]但自奴隶贸易禁止而后则拥护奴制之在英吉利本国者已极少，而在殖民地者较多。奴隶即不能再自外边运来，然仍可从存货中培养，所以西印度及其他热带殖民地的垦植者深感废除奴制的危险，奴制废除，则他们行将破产。但他们之进行拥护并不得法，他们对待黑奴或偏袒黑奴的传教士也不佳；他们的横暴激动了不列颠人民的公愤，而当时十分有力的违教及福音主义的宗教世界尤甚。照1833年的《奴制废除法》祖国自动的以2000万酬给奴主为放奴的代价。

比利时的独立

辉格政府的又一大成绩为比利时问题的解决。1830年时比利时随巴黎是年的革命而反叛荷兰，它不愿再依1815年诸和约而和荷兰合做一国。比利时的反叛半是自由的，而半是僧侣的，但实受法兰西势力的鼓励。东欧反动诸强国自然深恶1815年的条约之被破坏，尤其被民族的反叛所破坏，它们愿以神圣同盟式的高力来压倒叛民。但不列颠则并不这样想法，尤其在葛累任首相，判麦斯吞任外相之自由政府当国之时。不列颠显反对法兰西势力之树立于比利时，无论其所采的方式为归并或为法兰西亲王之入主新国。巴黎的极端爱国党当时正在咆哮叫喊，“公民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及其大臣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能把他们之势稍杀，而接近英吉利的可能增加。至于他之所以必须和新的自由的英国要好则因为俄奥普三强之对他不睦。当时的比利时问题诚是棘手难办而又险礁四伏的问题，幸而经若干的危机之后，各国俱能承认以萨克森·科堡·皋塔的利奥破尔得亲王（Prince Leopold of Saxe-Coburg Gotha）为比利时人的国王，而问题亦得有满意的解决。亲王和不列颠诸大臣私交甚笃，而又为日后维多利亚女王最亲昵的舅父，所以不列颠亦可没有闲言。到了1839年时判麦斯吞更完成了他前数年的努力，他和列强间成立了解决荷兰·比利时国界争执而共同尊重比利时中立的一个条约。比利时，大不列颠，法兰西，俄罗斯，奥大利及普鲁士皆为这条约的签字者。由此一举，不列颠在尼德兰又得了一个它所不必害怕的国家，而它的防止有足以加害于它的势力之存在于莱因河口的长期不变的政策又有了数十余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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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向国会请愿者每自称“最体面”（“the most respectable”）的公民或居民。

[2] 科柏特于论及1826年时的亥德公圆隅（Hyde Park Corner）时尝写道：“那个善于阿谀的布鲁安所称做‘本时代的大将’者即住在离此不远的地方，而‘英吉利贵妇’们的裸体阿溪里（Achilles）亦植立于此，其像基上的‘威灵吞’数字粗巨而惹眼，而余字则极小极小；所以国内鄙劣的食税者及以国债为赌博之人每当走近这个铜像而屈伏为礼时，辄会想到此即大将自己的铜像！”译者按，“本时代的大将”（The Great Captain of the age）及英吉利的阿溪里皆为威灵吞的美名。英吉利上等妇人尤其视威灵吞为勇士，故她们也被牵入。总之此段目的在诋毁威灵吞而已。当时英人的大部敬畏威灵吞如神，乃科柏特仍可信口诋毁，于此亦可见英人言论的自由，即在反动时期，仍极宽大。

[3] 译者按，John Bull即英人的别名。

[4] 向不主张政治的行动的奥温·罗伯（Robert Owen）于此时尚是一个慈善家的雇主，而不是一个平民的领袖。和平初复的几年中，他尚在力劝其他的雇主及内阁国会改良厂工的生活状况及教育。他以为此种改良于雇主及国家两有利益，他在他自己的纽·拉那克纱厂（New Larnark Mills）的经验足以证明他主张之非诬。如果他们在当时能听他之话，则我们今日当可活在一完全不同的世界。

[5] 译者按，滑铁卢及彼得庐同以忒罗（terloo）为结束，但滑铁卢及彼得庐都为习惯的译音，致有此处之不方便。

[6] 在19世纪中叶以前，“自由”尚不是一党的名称。它只表示一种具有进步的看法之人，无论他是激烈派人，或是辉格党人，或是坎宁派的托立党人。

[7] 参看上面第481页及487页之注。

[8] 关于卡斯尔累及欧洲1815年的解决，见上第656页，657页。

[9] 参看下面第743页，744页。

[10] 哈斯启孙为又一坎宁派的领袖。他于1830年9月参加曼彻斯忒·利物浦铁道的开幕典礼时为一引擎所毙。是时他正在和葛累接洽合党之事。

[11] 在1832年以前英吉利每郡只有议员2名，而城市的名额则有400名之多，其中的大半都为朽腐城市的代表。《改革法》所取消的200名朽腐城市的议席中，辉格党人在1830年时占有60。这200议席，140经完全取消，其余60则改归新的10镑选权的选民推举。在极少数的城市如普勒斯吞及韦斯敏斯忒中，选权因有了一致的10镑规定而转多限制，以致那几处地方的劳工阶级转丧失了本可享受的选权。

[12] 上年11月辉格党人初握政权时，南部数郡中尝有“末次的农民之变”。他们的目的在要求每日二先令半的工资。饥饿的农工者固然暴动了，但他们不杀人，也不甚毁坏产业。但恐慌失措的辉格党人则治他们以酷刑，有些被绞死，而被徙至澳大利亚即家人亦不知在何处者约有450之多。

[13] 见上第667—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