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运动的开始 法兰西革命时的党争_英国史

托立寡头政治

乔治三世中兴王权的企图失败而后，华族的国会政府尝有完满的恢复。在少庇特的贤明的领袖之下，一个托立党的寡头政治和旧日窝尔坡尔·纽喀斯尔时代的辉格寡头政治有了同样坚固的根基。政府今又不以国王的恩眷为重，而依国会两院的自由判断以生存；但外界的公意虽已不是完全可以置诸不问，究尚是次要的考虑。庇特及窝尔坡尔两人虽都得贵族的赞助，但也都是十足的众院人物；他们的实力来自朽腐城市的制度者为多，而来自贵族院者为少。而且庇特又把贵族的威望减低了些；他任内所新封的爵位极多，而对于朽腐城市的物主之酬劳尤足以使世人贱视贵族。卖官鬻爵的贸易仍极惊人，虽则少庇特时腐化的方法已因柏克《经济改革法》的成立，而没有如纽喀斯尔及诺司时之繁多，也没有昔日的昭著。

托立和辉格寡头政治的比较

旧的辉格寡头政治和新的托立寡头政治，虽牌号已变，而实质极是相同。地主阶级垄断政权的形势今犹如昔。新的托立党人所奉的政治及宗教制度并非别的，而即是由窝尔坡尔的谨慎及庇特之父的毅力所保全下来的“汉诺威朝”的办法。但整个的目的虽未更改，而着重的方向则已不无变换，因为今日之谋推翻宪法者已非詹姆斯党而为雅各宾党。辉格寡头之保全现行制度乃在抵抗斯图亚特反动和法兰西波旁专制的结合，而托立寡头欲保全同样制度，则须内遏民主的潮流而外拒法兰西的武装革命。所以柏克之自辉格变为托立实没有倒退多少；福克斯之鞭策辉格群众前进，而和新的平民政治接近，才是离开了辉格党原来的立场。如果柏克的后退可算是“叛党”，则福克斯的前进又何尝不是？

新的托立主义

托立党自经柏克晚年反雅各宾的色彩所砥砺后，便知以英吉利革命解决的真正承继人及保护者自居，而以反抗法兰西革命的谬说自负。托立主义好像就是国会政府的柱石，一方反对雅各宾党的“直接行动”，一方又力拒拿破仑的全民专制。它之能有这样的主张实有大功于世界；大战既终而后，坎宁（Canning）所代表的托立主义一时竟和欧洲的自由有同样的意义，而自由的明灯因亦得以不灭。然托立党所拥护的国会宪法主义，照他们自己的定义，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代议的”政府；它只是一个“混合的宪法”，主要的成分是华族，平民只居于参加的地位，而国王则具有偶或干政的权力。

抗议教徒及反雅各宾派

同时，罗马公教徒之积极地要求在英吉利及爱尔兰之重享公权，完成了托立党人和1689年诸原则的和解。乔治三世及其大多数未享选权臣民之反对公教徒的要求，本深得托立党一班党徒的同情。利用抗议教人民畏惧公教的心理不复为辉格党的策略，而成为托立党选举时的口号。托立主义的目的之一即在结合保王派及民众的情感；两者幸而都视法兰西的革命党及罗马公教徒为洪水猛兽，故结合的基础不难觅得。教社外的卫斯立运动及教社内福音运动更增加全国对于“佩因·托姆（Tom Paine）的无教哲学”及爱尔兰叛徒的“教皇教”的恶感。雅各宾主义及罗马公教主义两者在欧洲固在自相残杀，但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我们岛国保守主义之同时痛斥二者，同时害怕二者，视它们和英吉利的精神根本不合，而和我们“教国幸运的宪法”绝对不能相容。1790年及1830年间之托立讽刺画中，我们常见《大宪章》及《圣经》及加于这两部神圣书籍之上的王冕</a>被视为我国民族“自由”的基础；而福克斯的辉格党人及他们教皇教派的同盟者则被诋企图摧残这些自由之人。这样一个简单的信条固然一经解析便站不住，且与当世的事实也不符，但只顾眼前的政客及但知利己的阶级则利用它不遗余力；而它对于英吉利的工业社会及爱尔兰的政治社会亦种下很大的祸根。从好的方面说，它也有援助全国战胜拿破仑之功，因为它甚能鼓动英人的性质及传习，它之入人者比仅仅的政治关系为深，而且它能维系中等阶级的忠心于不变，历多年的战乱而仍不变。

政党及教派

复活的托立党既然甚忠于汉诺威王室及革命解决，辉格党人既然已开始为罗马公教徒争求公权，那么我们便应问，究竟沿着何种路程我们才可以追溯两党的连续性，自奥次·泰塔斯（Titus Oates）及萨瑟味勒尔博士（Dr. Sacheverell）以迄大不相同的现时？然而两党仍各有各的连续性，托立党人始终和教社的利益维持着关系，而辉格党的华族则始终依赖违教的选民为后援。庇特在1787年及1789年先后反对《鉴证法》及《会社法》的废除，因为此两法不废则抗议教及公教的异教徒两不能有充任文官的可能。在又一方，则福克斯·查理在极力的拥护宗教平等的正义，并力持“宗教不应为任官的正当条件”的近代原则。

所以异教徒看得很透彻的，除了经由福克斯所领导的新辉格党及国会改革的途径外，别无可以获得公权的方法。他们深信，朽腐城市之制一旦废除，则他们的选举力量可以强迫国会改善他们的待遇。因为相若的理由，国教教社的僧侣及赞助他们最力的托立党人则成为坚决反对国会改革之人，他们盖恐改革后的国会会废除国教。在1832年，1867年及1884年的诸个《改革法》将新时代的改革大问题解决以前，这问题所引起的宗教分野继续地影响及于政治。

当英吉利的政党正在对宗教平等及国会改革两事开始取各异的方针时，惊天动地的大变忽自法传来。是时的法兰西尚未成为雅各宾党的国家，但已以立宪君主代替专制，且正在拟订法律，凡人民无分信仰悉予以同样的公权。所以英吉利教社中人及异教徒对于法兰西大革命的态度，在此时当然以他们对于国内公权问题所取的态度为依违。本来纯粹是英吉利运动的国会改革问题，今则突和社会政治状况与我无一相同的国家之潮势混在一起而无可分清。

初期改革运动

开始鼓动国会的改革者为约克邑受辉格地主绅士将护的旧式自业田主。他们的运动和工业革命无关，和任何近代特有的社会或政治状况亦无关系。它并不是要求给选权与大城市或新兴中等阶级的一种运动。他们只建议废除若干朽腐城市，而增加各邑的代表。他们这种缓和的国会改革之主张，并不出于任何提高中下阶级地位，或使穷人致富的理论，而仅仅以恢复有力政府，及纳国主及国会于同一的舆论监督之下为目的。他们鼓吹改革；因为有了改革，则乔治三世无从再有指派并收买众院多数的权能，而他的个人统治亦可中止。所以初期的改革运动，即使是有主义的运动，也未尝不是适应一时事变的运动。

少庇特之恢复立宪的，有力的政府夺了上项运动的魂魄，而柏克1782年的《经济改革法》，因能减削国会中腐化之力之故，亦差可替代选权的改革及选举区的重分。1785年庇特缓和的《改革法案》之否决盖可视为首次激动的终结，而庇特自己亦不久即变成一个反改革者。

普莱斯及普利斯特利

改革激动的 当日的保守主义和下一世纪下半叶的保守主义不同，它并不自以为和民主政治为同盟。它主张根</a>据1689年的基础，而维持国王贵族及众院间的“宪法均衡”。庇特的总检察官斯科特·约翰（John Scott），即日后晋封为厄尔登贵族（Lord Eldon）者，尝于1794年检举激烈鞋匠哈 辉格党人的地位

国会中的辉格党人，在于今已届中年的福克斯·查理及其特宠的荷兰贵族和葛累·查理两少年的领导之下，采取了一介乎反雅各宾的托立主义及佩因的激烈主义间的折中地位。他们固不断的否认佩因的主义，但他们于1793—1797年反雅各宾的热焰正高的数年间，仍继续地在国会中动议废除朽腐城市以实行改革。他们居绝对的少数，反对他们提案者多数动辄视他们表同情于法兰西的叛徒，而相顾失色。他们之所以得免于更坏的待遇者，一因全体英人之能十分尊重国会的特权，再因英人对于名门子弟或和大人先生们有关系的一班体面人物每特予优容，而尊重其矜奇立异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之下，改革派的辉格党人之和柏克等一班为数及全党之半的旧党友互哄，自然是剧烈而又彻底。追随柏克的辉格党人即和托立政府的一般赞助者混合而不可复分，但依附福克斯的党徒则犹不失为辉格党的中坚，且为党的传习之保持者。因有福克斯派党人之继续反对庇特及他的后继者，故国会整个的机械尚不至降为反雅各宾运动的一部分，而新时代彼此分隔，犹如悬隔的各阶级间亦尚得保留着一纤弱的维系，无论这维系是如何纤细，如何脆弱。辉格党人即在国会改革无可实行的时候犹能牢守原议，他们亦卒赖这不挠的精神而得于时机成熟之际以1832年的《改革法》来免除内战及社会上的大骚动。

但在那个一时尚不可期的时代以前，辉格党人的完全是一个隔绝的地位，既和国民热心和法作战的潮流不合，也和佩因·托姆及其后科布特·威廉微贱阶级的激烈主义不相为谋。但30年的大失人心及不获政权仍未能消灭辉格党人。他们个人间密切的关系及党的传习足以把他们团结一起，故无论在乡下华丽的第宅中，或在布洛克之会中集会时，一种团结的精神仍丝毫没有衰减。他们多是华族，学者，及游猎者，他们纵失了民心，纵不获权位，然仍有多方足以自娱，足以使生活充满着乐趣。他们也握有一小部分的朽腐城市，故在国会中的议席也是稳固不生问题。他们甚且以托立党的主政者为不及他们的体面有排场，更从而瞧不起他们。他们的亲戚故旧十分有力，故他们可以提倡平民政治而无所惧，他们最喜入时，故“雅各宾主义”于他们亦仅似一种趋时的怪僻。他们于1806年福克斯死前之忠事福克斯，及死后之追怀他的遗思，成为引导英吉利政治变迁的偶然情势之一。福克斯之为人朋友即不欲厚爱而有所不可。他在何处，何处即会有一辉格政党。但如果他也和庇特及反雅各宾主义携手，则辉格·自由党将永不能有，而英吉利政治在19世纪的过程殆须经由武装的革命，而不能经由国会的改革。

福克斯

当年幼的庇特初受乔治三世之命而秉国政时，辉格党人常好作“王国交付于学童管理”的讥笑。但国会及全国不久即知庇特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位严肃寡言，庄重善教的先生。福克斯转是一辈子的学生。忠于友好，厚于仇敌，而又永永反对着他们，无论有因无因；总处为难的情境；乐生而又爱人：他实生而即是反对党的领袖，他在众院的多年亦几无时不是反对党的领袖。他的演说才不及察坦姆，他的辩论才或次于少庇特，但他能联演说及表情能力和辩论能力而为一，于此，世人实无能出其右者。他早年的狂赌，他中年的浪漫政治，他和诺司的苟合，他之一味反对庇特早年的许多良政良法——凡此种种皆于他大有不利。但日高的年事及不利的政局渐渐使他稳重，而他往年常以虚掷于党争的热性今则渐渐用来替被压迫者——无论在英吉利，在苏格兰或在爱尔兰——鸣不平而求幸福。黑奴的运命尤得他的关垂。庇特因忙于不列颠帝国和全欧安全的保卫，及和拿破仑的战争之故，几尽忘了别事，也无暇诩赞反对贩奴的义举。但于福克斯则威伯福士获得了一个矢志不移的盟好。半因他的热心，半因庇特死后辉格党人之得有组织短期混合内阁的机会，贩奴贸易在1807年即获禁止，而不必待诸异日。奴贩的禁止可视为福克斯临终时传给国家，传给合世的遗赠。

那个诚是悲惨的时代，但英吉利所产生之人却很伟大。除了有庇特及卡斯尔累，纳尔逊及威灵吞以指导它度过它所从未经验过的大难外，它更有福克斯及威伯福士以点醒它的良心，故即在战时它的良心仍可不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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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法之雅各宾党人戴红色的自由帽而穿有脚之裤。他们弃向日上等人所穿的短袴（Culottes）而不用，反对他们者因谥之为“无袴党。”

[2] 译者按，此会的前身为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因常通信，故名。

[3] 见上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