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汉诺威时的英吉利_英国史

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乔治二世，1727—1760；乔治三世，1760—1820。

辉格寡头政治

奥伦治的威廉之来英常巩固了辉格党的，而紊乱了托立党的党义，但辉格党人并没有因此而占着多少物质上的便宜。历威廉及安两朝，两党继续共执政权，难分上下；国王及选民初则偏袒此方，继则偏袒彼方，各随当日形势而转移；党争亦继续有力，有时且甚猛烈，但其结果，就大体而论，总算是有利于国家的。直到了乔治一世、二世之时，国中的情形始可于相当的保留及限制之下，目为“辉格寡头政治”。且即在此时，如因托立党的半数未常严重地蒙詹姆斯党之嫌，则这寡头政治也还不能存在。

半因这个理由，半因乔治一世之昧于英吉利的言语及习惯，汉诺威王朝的起首二王竟把威廉三世及安所决不会放弃的某几种王权，完全委弃于辉格党的领袖。内阁的组织，国会的解散，国王在教国中的委任权，在事实上，悉自国王移于辉格魁首之手。所以我们尽可以说，1714年而后我们有了一个寡头政治。然自又一方面看起来，我们宪法中民众的势力实又得了一层的进步，因为大权在握的内阁须有众议院的信任为根据，而世袭君主所享的权力则视前更小。

乔治三世，在他初即位后的20年内尝将委任官吏之权努力收回。他的举动固和成立革命解决者的用意并无不合，但他于恢复权力而后即用以作腐化众议院的工具，他之腐化作用且比窝尔坡尔及辉格寡头之所为更为到家。幸而辉格寡头及乔治三世都没有敢如斯图亚特诸王之离开国会而自动；他们从不敢否认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须得众院多数的同意。在18世纪时，他们所能做者只有藉官位的赏给以腐化议员，因为那时的朽腐城市正在日甚一日地不能代表国人。

在首二乔治之下，众议院的权力颇有增加，但它和人民的关系则反疏远起来。托立党的长期蛰伏及一切重大政治争议的静止，使公众对于国会的作为，除了位置及贿赂的分配外，不发生多大的兴趣。目的在保障汉诺威王室的安全而防止詹姆斯党活跃的《七年法》，延长了每届国会的法定寿命；但政治的任期越长，则国中政治的兴趣越薄弱，而议员越易受政府任官及给薪的利欲所诱惑。

内阁制的演成

在乔治三世时公众对于政治的兴趣又极盛起来，但平民控制国会之权则仍没有增加。中等阶级藉了1832年的《改革法》，始获恢复并增进他们前时控制众议院的大权，而且他们也发现近代国会及内阁制的效力，且远宏于斯图亚特时任何制度。18世纪的国会华族，盖已锻炼了并磨快了平民政治未来的武器。如果当时的贵族及乡绅们能早想到下院日后之会变成一个严格的平民机关，他们是否仍肯让它积聚如许大权则诚是一个疑问。但他们当时仅把它看做一个绅士的团体（其中一大部分且为贵族的私人或亲戚），看做“伦敦最优之社”，看做“罗马的元老院”，而国家最重大的利益尽可以交付他们而不虞有任何的不妥。

在这种情势之下，华族的18世纪对于英吉利政治传习的发展，却作了一种伟大的贡献。华族们发明了立法机关得以控制行政机关而又不致减少后者效率的一种机械。这个机械就是内阁制及首相的职位。所谓内阁制度在英国即为一群于国会中都有席位，于大政方针须一致，于彼此的行动及整个的政府须负全责，而又须恃众议院的好意以立足的大臣。然首相及内阁之制都为革命解决中所未尝想及，而都从国家平时及战时的需要中逐渐演进而成者。威廉三世首创近似一党包办的内阁以努力领导全国和路易交战，但他仍自居于首相及外相的地位。在安之世，马尔巴罗充战时行政的首领，一切军事外交悉归掌握，但领导国会的职务他仍一任他的同僚处理。演成内阁共同负责及首相为内阁及下院的首领两大原则之大功，要归诸自1721年至1742年继续执政的辉格大臣窝尔坡尔·罗伯爵士。他之不类先于他而执政的辉格及托立首领，他之不为爵位所动，他之拒绝离开下院而迁至上院，也是很值得留神之事，因为先他而执政之平民皆尝早日受封为贵族。他最终固然也同意为奥福德伯（Earl of Orford），但当他成为贵族时，他盖已预备不复当权；当国的野心一日未衰，他也一日未受封爵。

乔治一世像

乔治一世（George Ⅰ，1660—1727）汉诺威选侯（1698—1727），大不列颠汉诺威王朝 工徒

家教虽无前代的严厉，但仍极认真；父母及师长仍视鞭杖为不可少之物。中等教育机会的缺乏得工徒制度而有一部分的补救。工徒制徒虽无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之盛行，但仍极普遍，所以巨数的青年在学童年龄后的数年中可以得家庭的纪律，及行艺的训练，虽则他们在今代于出校后转不甚有修养的机会。

但家庭的工业也尚无何种的视察。贪恶的工师常可虐待工徒而不虞有任何的制裁，最多亦不过不齿于邻里而已。赤贫孩童之隶属于品格低下的工师或女工师者，其死亡之惨不亚于赤贫孩童之死于下代最恶劣的工厂中者。工厂制度不特没有首创虐待童工之制，且反有促世人注意之功；童工愈集中，则世人愈注意，愈注意则愈愤慨，而种种苦待亦卒赖以消除。无告的儿童在旧日工徒制下所受的痛苦，可于克剌布（Crabbe）关于格莱姆斯·彼得（Peter Grimes）的故事中，及布郎立格太太（Mrs. Brownrigg）等残杀工徒的可靠记述中窥见一斑[18]。这类的暴行足以充实克剌布悲韵中之所述。

然在又一方面，“快恬的工徒”，亦称“出力的工徒”更比被虐的工徒为普通。他和他的工师如一家人，且希望娶工师的女儿而继承他的事业。有给的工友亦为制造工匠的“家庭”之一分子。在工厂制度没有成立，而阶级没有分化以前，工业的进行大抵即基于这种极合人道的处置。

乡村工业

家庭工业并不集中于城市或所谓工业区域，一大部仍散处于乡村间，且仍和旧日农村生活的传习及可取之处息息不断。乡村不但制造它自己之所需，且全国及国际的市场亦多多有赖于农村英吉利的制造品来供给。除了粗细布的“纺工”及织工外，各式各样极精巧的工艺；好比造钟，皆在乡间的小地方上进行。铁具，木器，以及各种样家伙尽由铁匠，车轮匠，及木匠来制造，而好多的乡村且尚能自造其屋舍。出售百货的“村肆”尚未普遍，因为那已包含着赖城市来供给乡村的需要之意。乡村之必须求于外界者，走贩通常已能尽供给之责。

乡村生活

在我岛史中，乡村之犹为社会的通常单位者，此已是最后的一期。在乔治一世、二世之时，大多数的男妇，连好多不参加任何农事者也在内，尚完全是“村人”。他们对于世上运动，政治，及骇闻的事变不加注意，而且关于这类的事，他们所得于当日的新闻纸者也极少，他们对于城市，工厂及工会的生活也无兴趣，他们只对于他们自己乡村日常的活剧发生专心的关切。处在田野及林木中的乡村，以及它的传习，它的鬼谭，它的居民的邻谊或互哄，它的对于村外神秘世界之尖锐而又乡气重重，愚昧无知的批评，皆足使他们息息不忘。在工业革命将起之时，我们祖先的思想盖尚完全从这小小的乡村社会的理想中发出来者。他们所有的游艺</a>知识亦限于猎地，于村中草场，或于乡绅新置的棒球场中所尝亲自参加的几种。

自由农民

在大体上，早期乔治时代的乡村，总算可代表一个健全的经济及社会局面，所可引以为憾者，即大地主的势力日在增长，故地主之数无从增力口，地权无从趋于均平，乡村的自主亦无从发展而已。即在首二乔治之世，自由农民之有自业田者[19]及小的乡绅之数已在逐渐减少。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期实为自由农民的自业主，及小规模的整块田产之最盛时期。到了安之世，大地主的占取欲及膨胀倾向不仅是看得出来，而且已十分有力。乡绅们对于自业主颇加妒视，因为在政治及社会上，后者常可以拂他们之意而表示其独立性。而且鸟兽的保存及非时不猎在当时为特别讲究的风气，所以乡绅们每见一个没有家徽之人在他自己一块田地上随便射击鹧鸪时，必皱眉而作恶色。后期斯图亚特的诸国会且常很专制地通过不同的狩猎法；凡所入不及百镑的自业主，在此种苛法之下，即在他们自己的田上也不能猎射。[20]

把自业主的田产收买也许是一种更好的收拾他的办法，他自己也不反对这种办法。他自己常想，他在都市社会中的出路也许要比永留在农庄而不走为大些。历18世纪之世，自由农民的家庭一直在向城市移动，有些且成为近代英吉利大企业的始创者。有些则成为大佃农，他们因大规模耕种而得的财富及重要往往足以偿补因出售田地而所失的独立而有余。

下流社会

历长久的时期中，人文主义及理智主义的运动在有教育的阶级中要比在下等社会中显著得多。卫斯立及槐特飞尔德初次躬入虎穴时的下流社会，给及何甲斯（Gay，Hogarth）时[21]其蛮野固不弱于它之富于生活及奇彩。远在工业革命以前，政府及社会的疏忽已在产生极大的弊病，——伦教及其他增长极速的城市中穷民的无告状态；苏格兰界线以南民众之没有教育的机会，价贱而质恶的杜松子酒之代替英人由来习用的麦酒及碑酒而为饮料。[22]

麇集城市中的人民既如是庞杂，然警力却犹是旧时带着咶咶器（rattle）的巡街者。巡警法官菲尔丁的弓街警吏（“Bow Street runners”）固甚称职，但为数太少，亦不济于事[23]即在1780年之时，戈登·乔治贵族（Lord George Gorden）所率领的暴徒亦几乎把伦敦火焚，警士绝无制止之力，到了正式军队到场时，暴徒才被弹压下去。乘骑的强梁则往往在集向世界最大都城的要道上拦劫为生；法律既无可如何他们，而民众且视为英吉利浪漫的勇敢及自由的代表者：

六大强梁将负着我的遗体

身背着晃亮的大刀而胸充着甜蜜的自由；

这就是记事歌诗人心目中高尚葬仪应有的仪式。

罪犯的待遇

自革命以来，审判，无论政治的或刑事的，总算甚是公平，而所谓的科学的证据法亦浙渐的为法律家所彻悟。但监狱则仍由最恶劣的狱卒来承包，而以敲剥狱囚为目的。照卫斯立的观察，监狱犹为“此世地狱”的最恶制度。无辜的债户常比别人受更恶的待遇。凡因犯侵害财产的轻微过失而致被绞者此时正在加增；当众鞭挞男妇之习此时亦尚未废止。但在18世纪的末二三十年中，豪厄德（Howard）及他人所领导的人道主义运动已在发动。人道主义为18世纪的出产品，而它所要扫除或纠正的弊病，则除了杜松子酒以外，都和开化的人类有同样的久长。

促成工业革命的情形

首二乔治时的生活，虽其本身和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生活不同，然其所与相处之各种情形实有非促成工业革命不可之势——如果某几种的机械创造能偶然发明。这类情形之可得而言者有下列好几种：汉诺威英吉利特殊的法律及习惯使个人得有无量的自由，而私家的自动力几绝不受限制；宗教容忍使异教徒的商人得有尽力于生财之完全自由，虽则他们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富于贸易秘诀及工业技巧的外国抗议教徒，就他们的经济活动而论，亦为我岛的自由公民；不论国家，城市或行会，对于商业及制造都比较地很是放任；东北自格洛特·的·约翰之宅（John o’Groats）西南迄地极角，一片大地尽是自由贸易的区域，正和到处尽是关卡，贸易毫不流畅的德意志，意大利及法兰西王国相反；统治全国的贵族及乡绅又和法兰西及德意志的贵族不同，他们都和工商巨子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且往往无从自别于后者；[24]科学在奈端之国颇能得有企图的商人及他们的华族保护人的青眼，他们多方利用科学，冀获有利于矿业及制造业的发明；资本本在破天荒的积聚起来，而英吉利财阀又早习惯于大规模的商业投资，所以只消新发明的机械能与工业以一种新的鼓励，他们无有不愿踊跃投资于工业者；英吉利货品在欧美及东方已有的市场也很易再加扩充，以容纳本国增产的货品，如果商人肯稍加努力的话。诸如此类的情形皆足以使当时的英吉利成为工业革命的发祥之地。

工业革命初期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煤矿

工业革命将临时的煤铁业

历时很久远的冶铁业此时仍须赖色塞克斯林，米德兰及塞汶流域的森林为燃料，然而这些森林产量的锐减固有江河日下之势。机敏之士如能偶一想到森林之会有用完之一日，便不难想到以煤代木的可能。煤在古时本可在地面采集而得，故自不兰他基奈时起向作家庭之用，而在伦敦为尤甚。伦敦人称煤为“海煤”，因为它大都自泰因河由海运到泰晤士河之口者。以大车运笨重之货在当时尚未普遍。如果水运不可能，则煤包大都由马背负，经威尔士的山道以达需要各区。当窝尔坡尔为首相时，约克邑，郎卡邑及科次窝尔山地的纺织品亦须用这种原始的方法起运。当威季吴德·佐赛亚（Josiah Wedgwood）于取得魁北克的那年开始他的陶工生活时，陶土及完成的陶器出入五大镇（Five Towns）时，犹须全赖骡马。

工业革命将临时的交通

一点不虚的，发动工业革命的惟一阻碍即是旧英吉利交通方法的落后。运河之开鉴到了乔治三世时始开始。运河既未通，而道路又极坏；到了冬令时道路往往尽成泞土，驮货之马往往深深陷入，深可及腹，车辆则更难以移动。一部分的大路固已由私家的公司来设卡征捐，国会赋它们以抽收路捐的权利及修缮路面的义务；但在七年之战时，大部分的哩程，仍是无税的公路，只消你能不怕泥泞，你仍可自由通过，即英吉利主要各路的大部分亦是这样。笨重马车之行经旧辙，和滑铁卢之战后轻车之飞驶于经马卡丹所翻修的道上绝不同趣。在1754年，所谓“飞车”（Flying Coach）也者其广告亦不过说：“你也许视为神奇，然此车（如无意外之事）包能于四天半内自曼彻斯忒达到伦敦”。自约克至伦敦当时须经一星期的旅行；当苏格兰有坡耳提阿斯（Porteous）之变及“四五”之变[25]时，爱丁堡和不列颠首都之间尚未有定期的车行，虽则苏格兰政治的发号施令都应来自后者的。

透纳的《雨，蒸汽和速度》（1844）

工业革命将临时的社会

工业革命将届时的社会含着许多可令今人神往的色彩：不离田亩，不辍农耕，不忘农家乐，而又紧附于乡村及乡村传习的农村户口；人民中式样之多及独立性之富；个别的训练及精技好美之犹能为人民经济生活中常有的一部分。但我们如欲能充分领略工业革命对于我岛所建的大功，我们应不忘因木材缺乏而发生的燃料荒，在18世纪时已经在严重地影响及全岛各部的生活，我们应知道自运河及铁路相继的转运煤炭以达各地而后，燃料荒始获救济。燃料荒已经在使我们旧日的冶铁业无法进行，而家庭生活的舒适亦快要降低。一个郎西斯吞（Launceston）的小康工匠因薪桂之故不得不出三便士乞火于邻人以煮一羊腿；至于比他穷些的邻人，以及南英各地大多数的农民俱只能以面包及乳饼充食料，而不复敢作煮菜烧肉的甜梦——住在煤矿区或泥炭区的人民当然是例外。除了燃料问题以外，我们也可说，英吉利的人口。如无乔治三世时工业及农业上的大变动，则万难远过700万之数，而其生活的标准又可不至降落到有似同代爱尔兰人的生活标准。

* * *

[1] 当时英吉利的政治家，实行家的成分本厚于理论家的成分。法兰西哲学家孟德斯鸠未加细察，遽于《法意》中立为不列颠的自由基于行政立法两权分立之说，而世人亦竟贸然信以为真；实则混权尚比分权为近于实事。半由于孟德斯鸠的错误（但布拉克斯吞也有同样的言论），半因本地的理由，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宪法遂以立法行政分立的理论为基础。

[2] 译者按，出《温错的一群快乐妇人》，见上第313页。

[3] 译者按，为Henry Fielding所著的小说Tom Jones.

[4] 见上第550页。

[5] 译者按，出《琼斯·托马》中。

[6] 译者按，Richard Nash曾为巴斯的礼官，为当地的社交领袖，时人称为巴斯之王（King of Bath）。死于1762年。

[7] 译者按，大陆上称英之贵族及绅士为“Milords”.

[8] 可左右大陆上思想的福耳特耳写道：“英吉利民族为世上惟一能抵抗王权而卒得控制王权的民族；它的贵族伟大而不倨傲，又无部属；它的人民则能参加政局而不起混乱。”“在英吉利，人民有共同的思想，而文学比在此间更得世人的尊敬。这是他们政体必有的善果。”见论《英人信牍》（Lettres sur les Anis）

[9] 译者按，原文“academizing”即呆板化，标准化之意。

[10] 译者按，Gilbert及Sullivan为19世纪英之作曲家。

[11] 译者按，主要的部分即圣餐礼的参加。

[12] 译者按，Moravians，又名联合兄弟派（The United Brethren），发源于Moravia，故名。

[13] 译者按，agitator及agitation有人译为煽动者及编动，但“输”字带不名誉的犯罪的意义，故弃而不用。

[14] 关于此时期内苏格兰的伟大变化可参读极饶生趣的两书——H. G. Graham的Social Life in Scondin the 18th Century及Galt的Annals of the Parish。

[15] 斯科特·约翰，即日后的厄尔敦贵族（Lord Eldon），于1770年毕业于牛津。他常说他取到学位的试验仅限于两个极简易问题——“希伯来文脑袋作何字？”及“谁为大学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创立者？”他以“Golgotha”及“阿尔弗勒王”二语作答即能使希伯来文及历史两门的试者满意。剑桥较佳的学生俱以应试颇不易的荣誉教学考试为荣，但此项考试的一部分仍属口试。荣誉古文学考试则尚未创生。

[16] 译者按，此种调查机关至1818年始有。在1818—1850年间，类似的调查极多。

[17] 从他Prelude的卷一卷二中，可见18世纪文法学校的最佳情形。

[18] 彼得听说当时伦敦曾有，—— 而且此时仍有——一班打扫贫民工厂的人们， 正直的或仁慈的情感动不了他们。 他们尽把牧区的孩童质诸需要童工的工师； 他们为了贪图小利， 竟把可怜的孤童变成“汗血的奴隶”。（见《城市》，第22页）。 克莱姆斯，相继的杀毙了好些的工徒。除了克剌布的诗外，更参阅Mrs. George的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231—233页。

[19] 在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时“自由农民”（“Yeoman”）一语除指自业主（“freeholders”译文有时也作自业农民）外，兼指自由的佃农。杨格·亚叟尔（Arthur Young）用以仅指自业主，到了19世纪遂亦专从狭义讲。但好多18世纪的著者，连亚当·斯密司也在内，仍有沿用旧日的广义解释者。

[20] 即忠厚长者的得·卡味力·罗求爵士也不甚把年入仅有百镑的自业主也看得入眼。“他刚巧合了《狩猎法》的规定，因有随便射杀一兔一雉的资格；每间二三星期他辄以枪来博得一餐；因此之故他的生活要比没有那样一块田产之人要便宜得多。”见《文群振华》。

[21] 18世纪上半叶时</a>的诗人及画家。

[22] 杜松子酒（Gin）的酒税到1736年时才成重税，在此以前，则征税极微。不列颠所产的烧酒类在1684年约为50万加仑，到了1735年时则已涨到约550万加仑。在18世纪的初叶，穷民社会因嗜杜松子酒之故，死亡率及罪案大增。酒肆主人常邀请顾客入内饮酒，“一辨士可获畅饮，二辨士则可博大醉。”但在又一方面，人民嗜茶之癖亦在激增，且浸浸可和酒类相抗衡，东印度公司亦正在作大规模的输入。远在1742年时即有人说，“最贫贱的家庭，甚至苏格兰的劳工之辈，亦以茶为早餐之用”，而麦酒反被摒弃。

[23] 译者按，弓街的巡警法院为伦敦最有名的巡警法院，而附属于法院的警吏亦有盛名。咕咕器有如小儿用之鼓，摇动时便作咶咶响。

[24] 布利治窝忒公爵固为有数大贵族，但也是“内河航行之父”及“第一曼彻斯忒商人”。又死于1777年的布拉克特·窝尔忒爵士（Sir Walter ckett）竟应列为乡绅呢？抑为商人及资本家呢？他为纽喀斯尔及泰因河畔（Tyneside）的最大实业家，但他于诺森伯兰的中心也尝置一极大的农庄，举凡乡居府第，射红松鸡的雅癖，及植树等等的一套绅士派头他也无一不备。1711年托立国会尝通过一个法律，限当选下院议员者于地主阶级。此法并没有被窝尔坡尔时的辉格国会所取消。此法存在一日，则商人无论若何之富，除非也是地主，总不能加入国会。但无论此法的用意何居，其结果仅足使商人也为有地绅士，而并不能真正使他们无从入院。因此，许多18世纪的大田庄，反因商工巨子之投资经营而大有点缀。

[25] 译者按，爱丁堡于1836年因看众谋劫刑场而发生坡耳提阿斯所统率的卫队乱杀看众之祸。“四五”指1745年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