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平徐海，1556年_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贺凯（Charles O. Hucker）

1556年春夏时</a>节，一个名叫徐海的中国匪首，率领着一伙倭寇在浙江东北一带烧杀抢掠。这伙人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官军多年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这一年，有抱负、有智略的胡宗宪</a>担任总督。1556年，这群倭寇攻城略地，打得官军闻风丧胆，抢夺了大量财物和人口。胡宗宪用智取而不强攻，一边挑拨匪徒的头目自相残杀，一边用金帛和封赏引诱他们，最终将他们消灭。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明史</a>上，这场战役的影响都算不得多么深远，但在当时声名远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载。1我们可以从这场战役了解到，帝制时期的中国人在面临非常的军事问题时，会采取怎样的非常手段。

军事问题的性质

应对军事威胁的传统模式

千百年来，中国人逐渐适应了三种主要的军事威胁：（1）臣民心怀不满，发动叛乱。这种叛乱一旦成了气候，会有改朝换代的危险；（2）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小股劫掠，或偶尔大举内犯；（3）汉人的居住范围和政治社会组织在华南和西南稳步扩展，引起原住民的反抗。庞大的官僚机器释放着一股令人敬畏的道德至上的气息，朝廷对这种气氛压制内外挑战的功效很有信心。中国人风雅自赏的表象背后，是长城沿线和内地的水陆要冲驻扎的重兵。面对危险，朝廷的政策在两种行为之间摇摆。一是军事手段：瓦解有威胁的军事联盟、占领自然缓冲区、炫耀武力震慑敌人；二是政治手段：招抚、威胁、利诱、迷惑、声东击西，以使得自己的安全免受威胁。

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冲突爆发时，官府一般都会考虑两种可能：一是直截了当的军事解决（“剿”或“灭”）；二是用间接的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招安”或“招抚”），而辅之以不动声色的武力威胁。实践中，只有当国家的关键利益受到威胁，又不存在招抚的可能，且招抚的后果令人无法接受时，官员才会考虑使用最后的手段——剿。在解决内部叛乱时，中原王朝更青睐“抚”，而不是“剿”，只有少数穷兵黩武的君主例外。在家庭中和邻里间，中国人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事情“过得去”，力图通过调和妥协让大家都有面子。对“抚”的偏好无疑是这种倾向的反映。

前所未见的以日本为基地威胁中国的倭寇

日本是不与中国接壤却威胁中国安全的国家。从12世纪早期开始，日本海贼就开始劫掠朝鲜半岛。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度征讨九州失利，随后日本人将劫掠的范围扩展至中国沿海。明前期诸帝用艰苦的外交和军事努力降低了日人劫掠的影响，将中日交流纳入朝贡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行为在纳入朝贡体系之后才算是可以接受的。然而1548年后，由于日本朝贡使团状况频出，中日正式的朝贡贸易中止了。2朝贡中止之前，日本人在中国沿海的劫掠就已经重新抬头，而且规模持续扩大，顶峰出现在16世纪50年代（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欧沿海也同样饱受北非海盗的困扰）。

以下因素使得解决倭寇问题十分棘手：

中国海岸线漫长，要在全线保持武备充足，事实上难以办到。3明朝皇帝想建一座“沿海长城”，从朝鲜到安南，用城垣、碉堡、栅栏、瞭望塔、烽火台连成一道防线。此外，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河口、港湾、海岛多不胜数，须编练水师巡弋。明朝水师的舰船比倭寇的船只先进，在面对面的海战中胜算很大。明政府明白，在海上截住倭寇，比等他们登陆之后再追击要好。然而，即使是一支强大的岸防舰队，也没有信心能够保证安全。追击满载赃物的海盗船诚然简单，但是预判这些船的来路并将其击退，则不那么容易了。无论如何严防死守，中国的沿海地区都极易渗入。

如果想捣毁倭寇巢穴，就必须占领琉球列岛、台湾岛，甚至日本的一部分。明初，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率舰队横越印度洋，那时明朝有可能建立一个海洋帝国。太祖（1368—1398）和成祖（1402—1424）都曾以出兵征讨来威吓日本，4不过他们并没有鲁莽到当真去征讨。明朝后来的皇帝都更关注北方的边患，放任中国的海上力量衰落下去。16世纪50年代，没有人认真考虑以攻为守的战略。5当海盗袭扰东南时，朝廷的注意力却灌注在北疆。当时蒙古在俺答汗的统治下再度崛起，成为中国百年来仅见的严重的军事威胁。61550年，俺答汗率军杀入北京近郊。之后直到1570年，北方边境一直警报频传，北方的边防牵制了明朝大量兵力。所以16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地区没有主动出击。

倭寇劫掠沿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外关系问题。最初实施劫掠的是日本人，但倭寇并不是日本的政府派出的。16世纪时（当时日本还没有有效的中央政府），日本浪人只占沿海倭寇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人往往是由中国匪徒率领，还受到其他中国匪徒支持。海岛的居民、大陆的流浪者都在铤而走险，寻找发财的机会；葡萄牙人，以及随葡萄牙人而来的马来人也会参与其中。16世纪50年代明朝官府所称的倭寇，其实是一个国际联合体，包括被卷入劫掠的走私者及其大陆上的同谋，甚至包括一些颇有名望的人。这些倭寇很清楚大陆的情形，和各城镇都有密切的联系，明显得到了当地人的协助和引导，和官军的待遇并无二致。简而言之，入侵的“蛮夷”和团结御侮的地方百姓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就像镇压现代的游击队一样，想用军事手段毕其功于一役是很难办到的。

受倭寇蹂躏的地区财富丰饶，交通便利，使得问题更加棘手。倭寇重点劫掠的地区，传统上称为江南或者东南，包括今天上海到江苏苏州，以及浙江杭州到宁波一带，在中国的地区和国际关系上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唐宋以来，杭州和宁波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16世纪早期，宁波还是葡萄牙人在华活动的中心。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特别重视江南。宁波附近的舟山岛是当时英军的主要海军基地，以此为据点，英军攻占了宁波、乍浦（浙江北部邻近江苏的良港），以及拱卫宁波的定海。宁波和上海都属于向近代西方开放的 据我所知，目前尚无人深入研究1556年讨徐海的战事。原因大概是史料常常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为了在下文的概述中确定这场战役中一些主要事件具体时间，我主要依靠两种当时的史料。Tschepe）的著作Japans beziehungen zu China seit den Alt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600（Jentschoufu，Katholischen Misson Sud Schantung）是一部极其详尽的史事编年，遗憾的是没有注出史料出处。相关的现代西文研究有：Y.S. Kuno，Japanese Expansion on the Asiatic Continent，2 vols（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nia，1937—1940）；Wang Yi-tung，Official R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368—1549，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Bodo Wiethoff，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U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 Mitteilungen de gesellschaft fur Natur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vol. 45（Hamburg，1963）；Benjamin H. Hazard，“Japanese Marauding in Medieval Korea：the Wako Impact on Late Koryo，”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7）；Hazard， “The Formative Years of Wako，1223—1263”，in Monumenta Nipponica，22：260—277（1967）；James Millinger， “ Chi Chi-kuang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 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68。

2Official R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p. 80.

3关于明代海防的附有大量地图的史料有郑若曾</a>的《郑开阳杂著</a>》和《筹海图编</a>》。《筹海图编》虽然署名胡宗宪，但无疑主要出于郑若曾之手。参看Wolfgang Franke，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Singapore and Ku Lumpur，University of Mya Press，1968），pp.223—224，以及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收入包遵彭《明史论丛》卷六，页231—252。

4Official R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pp.10，16—17，48，50.

5关于明代中国海上力量的衰落原因的分析，可参考Lo Jung-pang：“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5：149—168（1958—1959）。

6见司律思（Henry Serruys）、房兆楹（Fang Chao-ying）在《明代名人传》（Draft Ming Biographies [published by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no. 1[1964]）中所写的俺答汗的传记。

7《明史》卷九一，页10a ff（百衲本，上海）中概述了明代海岸防御。关于浙江海岸防御的具体情况，见《筹海图编》卷五，页8a—17。范涞等著《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全八卷，1602年）Franke’s 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Singapore and Ku Lumpur，University of Mya Press，1968），pp.223。

32采九德，也作宋九德或朱九德，他的《倭变事略》据说是根据官方文书写成的。本文所引用的版本是《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版，页69—117，《盐邑志林》《胜朝遗事》和《丛书集成初编》，见《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页235—236；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p. 223。

33本文所引的《世宗实录》是1940年影印本。其他史料还有：《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8a—14a；夏燮《明通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王直传》。

34茅坤记载，胡宗宪亲自率兵屯于运河边靠近嘉兴的塘栖，见《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0b。

35《倭变事略》，页98—99。

36《世宗实录》卷四三四，页7a。

37《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2a。

38《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4a，原文是“自嘉兴入壁斗门”。“斗门”是一常见地名，浙江有多处，难以确定原文所说的哪一处。

39《倭变事略》，页101—102；《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页69。

40《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2b。

41《世宗实录》卷四三五，页5b。

42《世宗实录》卷四三五，页3a—b；《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3。

43《倭变事略》，页102。

44茅坤记载徐海和陈东是分别从桐乡撤退的，但没有记载撤退的路线。采九德说法一样，但是表述含混。

45《倭变事略》，页10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页54。

46傅维鳞：《明书》卷一六二，页3216；《王直传》，无页码。

47《世宗实录》卷四三七，页1a—b；《明通鉴》卷六一，第三册，页2358—2359。

48《倭变事略》，页102。

49《世宗实录》卷四三六，页2b。

50《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5a—b。采九德认为，倭寇分为三股，分别由徐海、洪东冈等人、陈东、叶麻等人率领（《倭变事略》，页102—103）。采九德还强调，徐海劝到胡宗宪处做人质的“洪”是洪东冈（《倭变事略》，页105），而不是茅坤所认为的“洪”是徐海的弟弟徐洪。采九德的说法没有别的史料支持，其他史料里也没有出现过“洪东冈”这号人物。

51《世宗实录》卷四三六，页3a。

52《倭变事略》，页104—10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5b。

53《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6b。

54《记剿除徐海本末》卷三〇，页27a。采九德记载，用船只诱歼倭寇是徐海本人的主意（《倭变事略》，页107）。

5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a。

56《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a；《倭变事略》，页107；《世宗实录》卷四三七，页3b—4a。

57《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b—28a；又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4。

58《倭变事略》，页107—108。

59《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8a

60难以确定沈家庄（或称“沈庄”）的位置，史料只说沈家庄在平湖县城附近。

61《倭变事略》，页108。

6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4。

63《倭变事略》，页108—109。

64《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9a。

6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9b；《倭变事略》，页109—11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

66《世宗实录》卷四三九，页5b—7a。

67《明史》卷二〇五，页10b。

68见《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8a—14a。

69《明史》卷二〇五，页23a。

70转引自《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页88。

71C. O. 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p.72.

72《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0b。

73《倭变事略》，页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