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土木之变_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牟复礼</a>（Frederick W. Mote）

中国的千年帝制到20世纪初才寿终正寝。1对于帝制时代下的中国执政者来说，军事与整个中华文明相比只是次要的问题，事实也应该如此。然而在古代中国，军事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一向都是最大的。政治家们为此思量得殚精竭虑，争论得舌敝唇焦，由此也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军事组织如何运作？如何做出决策？何时主动出击？怎样安排防御的重点？对于这些问题，从15世纪中期的一起荒唐的事变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事情发生在1449年夏天。皇帝年纪尚轻，大太监王振实际控制着内廷和外朝。王振率领一支大军征讨蒙古，使军队陷入本可避免的绝境，明军被敌军一股先头部队杀得血流成河。随皇帝出征的所有高级将领，连带王振本人，都葬身沙场。皇帝被生擒，做了一年俘虏。这种危机足以灭亡明朝，至少会使明朝丢掉华北。北京朝廷的果断既拯救了王朝，也拯救了国家。但这起事变在明朝的政治家乃至百姓心中都留下了太深的烙印，“蒙古的威胁是首要的”这一观念一直保持到明朝灭亡。土木之变的过程及屈辱的结局，在明史</a>上简直难以置信，如果你了解它的细节，就更会觉得如此了。这起事变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揭示了明朝军事机构运作方式，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军事史。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前两部分简要介绍事变的背景，结论是1449年的惨败是明朝政府和蒙古之间问题发展的顶点。 翰林院学士曹鼐（一说李贤</a>）与随行的诸位御史说明为什么必须这么做：“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尘，六军丧气，切齿于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振而碎其首于驾前，数其奸权误国之罪，然后遣将领前诣大同，则天意犹可挽也。”一众御史谁也不敢如此造次，事情未能实现。20随着明军的前进，瓦剌军慢慢退到了长城以外，伺机伏击。

（10）8月13日（七月二十五日癸卯） 宿营于万全</a>峪（即宣府六十里外的“左卫所”，位于交通要道上）；星象不吉。

（11）8月14日（七月二十六日甲辰） 宿营于怀安城西。黎明时“黑云一道，阔二（二十？）尺余，离地一丈余，南北亘天，徐徐北行。

（12）8月15日（七月二十七日乙巳） 宿营于天城（今天镇县）西。

（13）8月16日（七月二十八日丙午） 大军过阳和口，8月3日明军刚在这里惨败于也先，战场上有上千具尚未掩埋的尸体。明军上下见此愈发心寒。

（14）8月17日（七月二十九日丁未） 至聚落驿，距大同六十里。

（15）8月18日（八月初一戊申） 大军抵达大同；“日晕终夕”，不祥。王振密会安插在当地的宦官爪牙。

（16）8月19日（八月初二己酉） 王振不愿放弃从大同北行出塞的计划，宦官郭敬曾从阳和口之战中死里逃生，他告诉王振：“若行，正中虏计。”郭敬很得王振信任，他的话使王振心生惧意。自从出居庸关之后，天气一反往年常态，非风即雨，到大同之后，骤雨又至。看到这种种迹象，王振也大为不安。他决定宣布大获全胜，不日凯旋。

（17）8月20日（八月初三庚戌） 启程，东还京师。只行进了二十里就宿营了。扎下营寨后，一团黑云卷来，如同压在头顶。而营地之外则是一片晴朗。须臾，雷雨大至，竟夜不息。全军惊乱。

王振起初打算南行，经蔚州回京。蔚州是他的故乡，这样他可以在家中款待英宗。这一条路线要经过北京西南的紫荆关，然后折向东北返回北京，比较便捷，也相对安全。然而，按照这条路线走了一天之后，王振感到军纪日益涣散，如果大军经过蔚州，便会给自己的大量田宅造成损失。于是他力排众议，下令改向东北行进，按原路返回。

（18）8月21日（八月初四辛亥） 宿营于滴水崖（地图失载，据说据阳和四十里）。

（19）8月22日（八月初五壬子） 宿营于洪州方城（具体位置不详）。

（20）8月23日（八月初六癸丑） 宿营于白登。

（21）8月24日（八月初七甲寅） 宿营于怀安城西。十天前也曾宿营于此。

（22）8月25日（八月初八乙卯） 宿营于万全峪。

（23）8月26日（八月初九丙辰） 宿营于阳和北沙岭。

（24）8月27日（八月初十丁巳） 宿宣府，回程已经过半了。这一周的天气恶劣，行军也乱成一团。本日在北京举行了孔子</a>的丁祭。

（25）8月28日（八月十一戊午） 宿营于宣府东南。

（26）8月29日（八月十二日己未） 宿营于雷家站（8月10日曾经宿营于此）。

（27）8月30日（八月十三日庚申） 本日发生两场战斗，拉开了土木之变的序幕。记载颇为混乱。史家虽然力图还原当日的情形，但由于明军全军覆没，相关记载也随之毁灭，兵力部署和事件发生的地点已经说不清了。《英宗实录》记载，当英宗及其扈从准备离开时，宣府传来消息，蒙古人袭击了大军的后卫。一些史书说前进停止了，有些记载说当日大军并未停止，而是前进到了土木堡。不管是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王振是一早收到的消息，于是改变了这一天的行军线路。后卫离大军有两天的路程，一离开宣府就遭到袭击。因为结果尚不确定，所以大军停止前进或犹豫不决。但是当晚消息传来，后卫已经全军覆没，主力已经暴露在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于是明军又组织了一支新的后卫部队，撤回宣府。这些情形散见于《明史》的各列传中。假设这个推断是正确的，那么随后的重大军事行动应该如下：

吴克忠、吴克勤兄弟二人率部殿后。21他们是蒙古人，其父在永乐年间归顺明朝，成祖赐姓吴，不久封爵。克忠克勤兄弟也以父荫得了高爵，而且屡建战功。二人率军进入狼山峡谷，“敌兵据山上，飞矢石如雨，官军死伤略尽。克忠下马射，矢竭，犹杀数人，与克勤俱殁于阵”。吴克勤的儿子吴瑾死里逃生，将消息报告朝廷（之后克忠兄弟二人都被追封了爵位，获得了美谥）。

后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明军马上从主力部队抽调五万（也有三万、四万的说法）骑兵殿后，由朱勇统率，薛绶为副。22朱勇当时年事已高，他的父亲朱能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明史》本传记载：“勇赪面虬须，状貌甚伟，勇略不足，而敬礼士大夫。”他是典型的明朝“武二代”，受文官的熏染太重，导致了军事上的无能，不过这在文官中心的政府中并不是问题（然而1444年朱勇因出击朵颜诸部不利，遭到弹劾）。而薛绶是一个蒙古酋长的儿子，他在14世纪末降明，并在15世纪的前25年立下了卓越功勋。薛绶这个名字是他在1425年袭父爵时仁宗赐予的。他勇猛善战，有着朱勇缺乏的一切品质。但是在这种生死关头，只是作为朱勇的副手参战。当日晚些时候，二人都战死在鹞儿岭，离英宗驻跸的地方约三十里。23朱勇率领新组织的五万殿后的人马撤往吴克忠最后的驻军地点时，直接闯进了埋伏圈。土木之变后，坐镇北京的于谦</a>认为朱勇玩忽职守，酿成大祸，褫夺了他的荣衔和爵位。薛绶壮烈牺牲。全军所剩无几，他自己弦断矢绝，仍然用弓和敌人搏斗，最后被敌肢解。既而敌人发现薛绶也是蒙古人（可能是投降的明军告诉他们的），叹息说：“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纷纷为他落泪。朝廷谥之为“武毅”。

（28）8月31日（八月十四日辛酉） 午后，英宗抵达离怀来县城约二十里的土木堡。群臣意识到也先正在快速逼近，一再恳请英宗尽快避入怀来城中过夜。兵部尚书邝埜先是坠马受伤，后来又被王振罚跪，当时已然伤病缠身，他上奏英宗，请一面以大军殿后阻挡也先，一面直趋居庸关。王振则担心上千辆满载私财的大车出现差池，坚持要求全军等到这批辎重跟上队伍再走。急趋入怀来无异于将这些辎重送给也先。邝埜力谏速行时，王振呵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令左右将邝氏扶出。当晚，邝埜与同僚对泣帐中。

大军很快在土木堡扎营，连日困扰行军的大雨也停了。土木堡没有水源，士兵掘地超过六米也没有挖出水来，只得放弃。土木堡南边不远就有一条河，也先提前派人到河畔把守，阻止明军前来取水，整个明军营地水源断绝。此时消息传来，也先的大军已经将明军主力包围。明军人马饥渴，困苦不堪。一支明军奋战终夜死守山口，阻止敌军进入土木堡。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数量远远超过预计。

（29）9月1日（八月十五日壬戌） 当日是中秋，本是欢聚团圆的节日，而明朝的大军已断水两日，困苦更甚。

明军有意向怀来移动，但营地被围，未能成行。此时蒙古人佯装退兵请和，英宗命翰林院学士起草敕书准许了和议。王振却不顾和议，命令大军向河边移动。大军乱哄哄地簇拥着皇帝的乘舆向前走了三四里。敌人看到明军移动，立刻四面包抄，展开总攻。明军溃不成军，蒙古人大喊：“解甲投兵者免！”明军士兵不顾长官，脱去甲胄，跑向蒙古骑兵，被砍成碎片。战场上矢落如雨，敌骑四集。宿卫将士环护英宗着突围，却没有成功。英宗下马，坐在地上，流矢射死了他身边大部分人，他却毫发无损，镇静以待。

蒙古士兵冲上前去，想要抢夺英宗贵重的甲胄，英宗不从，正当一个士兵正要杀死英宗时，一位蒙古王爷制止了他。英宗向他致意，问：“子也先乎？”然后又问他是不是也先的兄弟，还历数了也先每个兄弟的王号。这位蒙古王爷非常惊奇，猜测此人定非常人，有可能是皇帝。他毕恭毕敬地将英宗带走。次日，英宗到达土木堡和宣府之间的雷家站。他派人将自己被俘的事通报北京，索要送给也先的礼金。也先听说自己俘虏了明朝皇帝，大为震惊。9月3日，也先在宣府不远处的大帐中会见了英宗。

于是，也先召集王公耆宿商讨怎样处置明朝皇帝。一位长者说：“明我仇也，天以仇赐我，不如杀之。”24而《国榷》里记载，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打了那位长者一记耳光，说：“大明皇帝，天人也……然战时不忆人马，或刃或矢或践压，明皇帝独否。我等受汉德深厚，何可反天？那颜若遣使告明朝来迎，则归之耳，亦万世下美名也。”也先采纳了伯颜的主张，下令善待英宗。

王振被斩杀于土木堡。有些史料记载死于明军官之手。明军战死约五十万人。许多活下来的都受了伤，有些逃回了北京，有些成了俘虏。扈从西征的文武大员无一生还，其中有些人是战死的。这一役，是王振轻率出征的终点，也是明蒙关系的新起点。

蒙古人错失良机

也先俘虏了英宗，待以优礼。英宗可以留几个贴身随从，他们都是在战场上被抓到的明军幸存者。没有这些随从的帮助，英宗连马也上不了，像样的文书也写不了，脚也暖不热。也先的弟弟负责看管英宗。作为一名蒙古王子，他最出名的事情就是手中有一个汉家天子。英宗经常参加宴会和娱乐，但拒绝迎娶蒙古妻子，包括也先的亲妹妹。英宗并没有为这段经历难过，回到北京后依然仿照在蒙古的方式举行宴饮，而且花样翻新。其实结局一开始就注定了，一旦也先决定不杀英宗，那么送还英宗就是迟早的事。

问题是如何送还、何时送还、为何种目的送还。手中掌握着英宗，随时可以向明朝勒索财物。英宗被俘后 八年后，英宗夺门复位，将于谦等人以谋逆之罪论斩，还立祠祭祀王振。土木之变标志着明朝前期生机勃勃、锐意进取的政治局面结束了，29但明朝的政府和社会一直保持稳定和强大。除了在土木之变中，明朝的弱点和无能没有产生那么直接的影响。

北方边境的军事设施有效地重建了。土木之变后的百年间，明朝人庆幸长城足以抵挡蒙古人的进一步入侵。事实上，在这百年间长城并没有经受严格的考验。16世纪中后期，长城就没能阻挡蒙古人闯入京畿。1550年，蒙古人再次突破长城，但为时甚短，没有引发全面的危机。北方边塞始终是采取守势的明朝的心病，是明朝防御关注的焦点，是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晚明长城的军事机器愈发膨胀、臃肿而靡费。明廷在土木之变中千钧一发的危机，熄灭了这种防御是否必要的争论。这使得明政府既不能做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解决，也无法做理性和平的政治解决。

土木之变后几个世纪中，宣府和大同的历史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长城中段的数百里的地区都归此二镇直接管辖。1449年之后，长城经过重整成为真正的军事防线。土木之变大大加速了明朝将草原上的卫所撤回长城以内的进程。17世纪中期，顾炎武</a>曾经多次实地考察宣府大同一带。他认为回撤卫所破坏了洪武、永乐二帝的大战略。明初设东胜卫（从大同延伸到绥远）就是为了让明军的力量像汉唐时一样，越过长城延伸到草原，然而，“正统十四年九月，虏宼拥逼，诏徙诸卫内地，遂弃东胜，此我朝不复四郡之实也（秦汉时代，四郡控制着北方边境的中段，本文引用的正是顾炎武论述四郡的段落）。洪熙宣德之间，玩常而不思其变；景?天顺之际，守近而不谋其远”30。

顾炎武还引用明代著名政治家邱濬</a>（1418—1495）的《大学</a>衍义补》31讨论这个问题。顾氏痛惜明朝开国短短几十年就将长城以北诸卫所迁回内地，放弃了“吾中国之地”，于是京师和北方诸省暴露在蒙古人的直接威胁之下。“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321487年，邱濬进呈《大学衍义</a>补</a>》时，敦请在长城以北重建强大的边防，却未能实现。按1782年《大同府志》的说法，长城以内靠近京师和人口中心的州县成了“四战之地”，《府志》还说这种情况“自古已然”。33顾氏记载，晚明时每个村子都是一个防御据点，每个县都是防御网的节点，修筑堡寨，招募戍卒，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1449年时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蒙古的威胁，这种感受在16世纪中期重新抬头。那时或更早时候，朝廷命令无论大小村屯一律修筑围墙和堡垒，小一点的地方则鼓励百姓自己修筑。34顾氏列出了山西一千多座堡的名字，大多数都属于17世纪中期时暴露在敌军威胁之下的边境州县。顾炎武还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了大同府辖下的十三个县的918座堡，而且推测这还不是全部。35他加按语说，这些堡有的是官府修的，有些是百姓自建的。他还列出了一百多个检查异言异服的路卡，这在边境地区是必要的。36

简而言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长城沿线各省的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防务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民众生活在紧张的氛围中。如果你拿这些地区和同时代明朝的其他地区相比较，比如和16世纪中期饱受倭患的东南比较，就可以看出长城地区和腹地的情形差别巨大。腹地通常是没有设防、畅通无阻的。明中后期北方省份的贫穷也与大规模的非生产投入，以及在那种气氛下催生的限制性状况有关。

防御的焦点集中在离京师近在咫尺的地区。从京师到这个地区用驿站传信只要一两天。明朝人认为这个地区一直受到毫无信义的强邻的威胁。用军事术语讲，土木之变让明朝人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北方边疆多么危险地暴露在进攻之下。

然而，土木之变没能让明朝人理解内地与草原关系的规律，也没有高瞻远瞩的人物来推动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在1449年的事变中，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遭到怀疑、戒备和前所未有的歧视。从那时起，反蒙的社会氛围就形成了，并且一直笼罩着明蒙关系。37双方关系中的非理性敌意由此激化。要达成务实的解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1449年激起的反蒙氛围，还生发出一种泛化的排外情感。元朝百年的统治，纵然无能、粗暴且压榨严重，但都没有激起如此强烈的敌意。我们开始在一些明人15世纪50年代之后的著作中找到极端的排蒙思想，体现在对时事的评价上，也体现在对历史的评价上。中国历史上 中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值得一提的是赖家度、李光</a>璧《明朝对瓦剌的战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这本小书是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的一个范例，其民族主义感情之强烈，已经扭曲了历史，压倒了扎实的学术研究。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会的同事，他们的热情讨论使得本文更加完善，也提高了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弗兰克·基尔曼博士一开始就鼓励我写作本文，并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司律思博士审阅了文稿并且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和修改意见。陈学霖博士也读了本研究较早的文稿，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文中并没有一一提到。本文最终定稿由我一人负责，如有任何错误，概与以上诸位先生无关。

2见以上文献说明。

315世纪40年代的云南战役相对宫廷政治而言规模大，意义重要，也是王振的军事冒险主义导致的。战役的目的是镇压滇缅边境的土司。其梗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〇；又见黄仁宇为思任法作的传，收入《明代名人传》（Draft Ming Biographies，no.8 [1967]）。关于总体的战和问题的讨论，见Jung-pang Lo，“Policy Form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 in Charles O. Hucker，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72。

4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tio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集中了近年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研究，也是对相关研究的最好述评。

5她的本传见《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她在正史和小说中都是重要的角色，如蔡东藩</a>《明史通</a>俗演义》（序言日期是1920年） 17以下序号数字对应的是地图上标出的行进天数。

18原文为“birthday of the Emperor Cheng-ts’u”，《英宗实录》原文为“忌辰”。查《成祖实录》，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十八日辛卯，应该为忌辰，而非生辰。——译者

19《英宗实录》和许多其他史料都说本日过宣府，次日过鸡鸣山。这种记载和地图和方志记载的两地位置有矛盾。比如《畿辅通志》卷六五《山川》记载，鸡鸣山在宣化府（即明代的宣府）东五十里，而鸡鸣驿更在鸡鸣山东南五里。《畿辅通志》卷一二一的记载也相同。《实录》中这种错误非常罕见，但是我还是判断这是一个错误，并且根据地理情况重新调整了史料。

20这里就涉及一个关于土木之变的史实性问题。既然所有高官都在1449年9月1日身亡了，那么类似曹鼐和诸御史关于刺杀王振的谈话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呢？《英宗实录》和《明史》中都没有记载这段谈话。《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是17世纪编纂的质量很高的史书，补充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使得历史背景更加清晰，但二书也都没有记载这段谈话。这段话出自夏燮的《明通鉴》，是1873年才问世的晚清史书。夏燮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史学家，他写的东西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我确实还没有找到这段史料的出处。

陈学霖博士提醒我注意《古穰杂录》（文献说明有介绍），作者是扈从出征的御史李贤。他称自己曾提议刺杀王振。陈博士认为，夏燮在编撰《明通鉴》的时候出现失误，将李贤记成了曹鼐。有两种观点认为这个故事和事实有关，要么谈话确实发生过，要么它本应该发生。如果此事确实发生，有官员从土木之变中幸存，而他们之中又有人是曹鼐等主要人物或其他御史（例如李贤？）的助手，参与了对话。后人需要重新梳理亲征的日程，填补起居注留下的空白，现在看来，这项工作做得很充分，只留下很少的问题没有解决。提供这个信息的人应该还可以提供一些与《实录》给出的结论不符的信息，他们可能还记录了许多其他信息，或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其他人。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收录了本文提到的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传记，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背景信息。

38在与司律思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明朝人在1449年之前对蒙古人的憎恨更加强烈，虽然总体上反蒙的情绪无疑是因为土木之变激化的。陈学霖提醒我注意刘子</a>健的《岳飞</a>》一文（《中国学人》记载着处决不服管束的蒙古人的建议，有些已经执行，以儆效尤；第1810页乙亥日录有翰林院侍讲刘定之谈应变办法的奏疏（见页1811—1812），他的一个提议是，在平民和军人两个层面将蒙古人打散，将平民分散到南方省份，逐步将其强制同化。谈这个问题时，他开宗明义地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古老的情绪，见《左传</a>·成公四年》（前586年）。注意“族”字，在这里是“种族”的意思，在先秦的宗法社会，“我族类”的含义更为狭窄。《英宗实录》也收录这篇奏疏，但文字颇有不同，见《英宗实录》（1964年版），页3657—3658。

39和田清深入研究了16世纪中期对明朝构成威胁的俺答汗的生平之后，指出土木之变如何被人们牢牢记住，当后世史家讨论蒙古的威胁时，如何无意识地拿土木之变来打比方，见《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页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