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3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_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爱德华·L. 德雷尔（Edward L. Dreyer）

元末有三方势力争夺长江流域，即以武昌为首府的陈友谅政权，以应天（今南京）为首府的朱元璋</a>政权，以苏州为首府的张士诚政权。1363年鄱阳湖水战是这场争夺的顶峰。战役的结果是，大汉皇帝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吞并了他的地盘，取得了打败张士诚的实力。张士诚数年来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三角洲，相持不下。1363年之前，元朝的江山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1363年之后，朱元璋地盘的扩张势如破竹，1368年终于驱逐了蒙古人，于应天称帝。

鄱阳湖水战不但对明朝的建立意义重大，而且作为一场内陆水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典范意义。这一时期的军事目标是筑城城市，这些城市对控制周边的农业地区至关重要。这些城市之间的交通靠的是长江及其支流。于是这一段军事史就是船运军队攻城的历史。1363年，陈友谅水军包围南昌，朱元璋率水军前往解围，鄱阳湖水战由此展开。此战是中国历史上内陆水战中史料最完备的一场，但是西方学界却不甚留意。1

争夺中的战略要素

1356年朱元璋就将自己的首府设在应天，张士诚几乎在同时拿下苏州。双方都在江南扩张势力。1360年，张士诚政权除了苏州，还控制着松江、湖州、嘉兴、杭州、绍兴，以及江北一片人口不太稠密的地区。浙江沿海的庆元（今宁波）、台州、温州掌握在方国珍手里，其水师尤其精锐。朱元璋则占据今天浙江、安徽、苏南的其他部分。张士诚治下的人口约一千万，比朱元璋治下（约八百万）略多，基本上势均力敌。想要夺取对方的地盘，必须先夺取其他地盘扩充军队。

1359年，陈友谅已经夺得了席卷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军的领导权。次年称帝，国号为汉。陈友谅势力鼎盛的阶段，治下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比朱元璋和张士诚多出一半。2然而，他的政权最极端地体现了当时所有中国政权的普遍弱点：地方的军事力量掌握在地方长官，尤其是城池守将的手中。他们和自己主公的关系以私人忠诚维系，在陈友谅顺风顺水时便服从他，但如果陈友谅倒了霉，就会考虑另寻出路。

这个时代中国中部的战争是围绕城池展开的，每座城池都是一个广大区域的经济和行政中心。14世纪50年代的战乱结束后，中国中部的城市一般都有地方武装重兵把守，而且必然属于三家之一。当时简易火炮已经广泛应用，但城池攻防战中，守军仍然占有极大的战术优势。事实上，并不存在城防完备的城池没有经过围困而被攻下的，除非有内奸。所以攻占一座不愿投降的城池，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围困。被围城池附近乡村的粮食往往都已经运进城中，所以围城军队的补给不能完全从被围城市周边搜集。因此，围城军队往往要从更远的地方运送补给到前线。

在中国南方，补给运输主要靠船。到1360年，长江流域的三个政权都有强大的水运能力。朱元璋政权的水运能力最弱。时人组建水军的初衷，无外乎向被围城市运兵运粮。于是人们很快发现切断敌人交通线的价值，随即产生对战船的需求。所以这些战船并不是与“陆军”（army）并立的“海军”（navy），而是陆军中的一支特种部队。14世纪50年代，大量渔民落草为寇，娴于水战，水兵往往从他们中间招募。1360年，一股巢湖的水贼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他们正是1363年鄱阳湖水战中朱氏水军的基础。他们只提供了骨干人员，却没有提供明确的水战方略。对比明显的是，大家非常明白船队对于补给和辅助攻城的作用。在辅助攻城方面，这个时代有一项重大创新：从船尾直接进攻临水城垣，夺取城市。1360年陈友谅就用这种战术攻占了太平。1361年，朱军在船尾架设“天桥”，攻占九江，报了一箭之仇。

散见各处的史料提到了种类繁多的武器，包括火炮、以火药为燃烧物的武器、弓、弩、攻城用的投石机和攻城塔楼。火器使用虽广，却尚未发展成熟，还不能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当时的通行做法似乎是，在一个非常低的组织水平上，根据战术需要将所有武器混合使用（如同一两个世纪之后的欧洲）。所以史家所注意到的规模较大的军队都大同小异。对于交战双方的战斗命令，史料也语焉不详。当时的军队延续着击鼓进兵、鸣金收兵的传统，旗帜也用作指挥信号。鄱阳湖水战中，朱军舰队分为几支，指挥官的座船用旗帜标明。3

腹背受敌的朱氏政权（1360—1362）

朱氏政权在长江上游和下游都有敌人，经常面临两线作战，这种局面是对朱元璋帅才的严峻考验。朱氏政权内部的偶发叛乱和政变阴谋同样危险。这样危险的局面不使出浑身解数根本难以克服。

1359年，陈友谅在上游的武昌达到权力巅峰，但还未能将自己辖下的广大地区熔铸为一个团结无间的整体。办成此事之前，他就卷入了自己的部下、安庆军阀赵普胜与朱氏政权的战争。陈友谅杀了赵普胜，收编了他的部众，1360年夏，他率十倍于朱军的战船顺江而下，奇袭太平，随后称帝，还与苏州的张士诚结盟。朱元璋难以撼动陈氏对长江的控制。于是引诱陈友谅在应天以北登陆，跳入朱军的埋伏圈。汉军兵败如山倒，被杀被俘者三万，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巢湖的水手（以前是赵普胜的部下）也全体投降了朱元璋。朱军还俘获了许多战船，陈友谅逃到九江，慢慢收拢残部。

朱元璋则乘胜进军安庆，又派一支人马从浙江进兵，由陆路袭取广信。两路得手后，朱元璋认为陈友谅不足为患，转而全力对付张士诚。1361年夏，陈友谅重夺安庆，朱元璋得报后再度派兵前往江西。朱军舰队打下九江城后才发现，汉军已经连夜逃往上游。于是朱军一路扫荡，江西各邑守军往往望风逃窜。最后连江西首府南昌的守将也投降了。朱元璋升了降将的官职，收编了他的部众，换了更可靠的部队驻防南昌。

1362年初，朱元璋返回应天。与此同时，他的大将徐达正率水军将陈友谅围困在武昌。当时正值浙江苗兵叛乱，四座大邑被苗兵夺去两座，朱氏政权对浙江的控制危如累卵，朱元璋不得不从应天调大军入浙平叛。朱元璋突然返回，得以敉平叛乱。

原先在南昌投降的陈友谅旧部已经归入徐达麾下，见到江浙军队的调动后，他们倒戈回师袭取南昌。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令徐达放弃武昌，夺回南昌。徐达成功拿下了南昌，却让陈友谅获得喘息之机，得以重振力量。

1362年夏，朱军两员大将在应天发动兵变，几乎得手。外有叛乱，内有反侧，朱氏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363年初，张士诚出人意料地向朱元璋发动进攻。4

1363年2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突袭安丰，杀其守将，俘虏了朱元璋名义上尊奉的皇帝韩林儿。同月，饶州守军叛朱归陈。朱元璋认为张士诚的威胁更大，调集主力迎击。朱军夺回了安丰，救下了韩林儿，但没有消灭那里的张士诚军。庐州在巢湖之滨，其守将已经勾结了张士诚。攻下安丰后，朱元璋下令攻打庐州，4月底，朱军开始攻城，主力被绊在安丰城下三个多月。汉政权对江西的威胁不断加大。5

图5-1 1363年的鄱阳湖地区（注: 湖中岛屿尚多，图中不再一一标明）

南昌之围（1363年6—7月）

6月初，汉军号称六十万6乘舟而下，穿长江，入鄱阳，直薄南昌城下。朱军主力正在攻打下游敌人的门户，而自己的战略要地南昌却遭到上游敌人的猛攻。南昌处于鄱阳湖南岸，赣江入鄱阳湖的咽喉，可以控制大半个江西。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武昌离南昌都比应天到南昌近。朱军一直不能稳固地控制南昌。陈友谅为他新建的水军找了一桩本少利厚的生意。

1360年之后，陈友谅没有再亲自指挥过作战。1361年陈氏派部将回头迎击的作战，损兵失地更为惨重。1362年对抗朱氏的失利再次印证了这一点。陈氏“忿疆土日蹙”，决心与朱元璋决一死战。

图5-2 1363年的南昌

1362年初徐达从武昌撤围后，陈友谅得以集中全力造战船，练水军。一年之内，他就练成了一支新水军，规模更胜往昔，运送家属百官、士卒马匹、粮草器械都不成问题。然后他征发治下所有壮丁，乘船驶向下游。7

史书中对陈友谅最大的战船的描写是一致的：“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战斗的记载很清楚地表明，橹手都在最下一层甲板之下，很难听到甲板上的命令；而且胜负不靠撞角，而是靠船上互相射箭或者其他投射物。弓手站在很高的位置，这是火炮普及之前水战的特点。高层甲板比低层甲板短一些，所以船尾有三层甲板，而船头只有一层。走马棚在每一层甲板最前方露天的一端，后面有遮蔽部分则供人使用。所有这些都是以桨为动力的大船的标准设计。当然，内河船只不可能纯靠风帆行驶。

关于战船的大小和数量的史料不多，但是可以考证。8陈友谅在撤南昌之围后，派出巨舰“百余艘”试图突破鄱阳湖，随后投降的人数达五万之多。史料明确记载，速度快的小船逃掉了，而巨舰都被俘获。我们可以估算，一艘船大概可以装五百多人。如果其中有三百多人是桨手，每支桨由五人合力划动，则可以证实每侧船舷有“数十”支桨的说法。对已知信息的分析只能到此为止了。但这些证据都说明，陈友谅的“巨舰”确实很大，有着很高的箭塔，小船想要攻击它非常困难，但是它航速慢、吃水深、操控难。朱元璋意识到大船的诸多弱点，便一直拖延水军的行动，直到长江水位下降才开战。

史书还说陈友谅的所有兵马都在大船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史书还提到了各式小船，在一场关键的水战中，一个小目标要五百艘小船去执行，但是每艘船肯定很小。在鄱阳湖大战中，数百艘巨舰被焚，可能绝大部分的汉军主力都在大船上，他们是正规军。老弱、家眷等都坐在普通小船上，这些船数量众多，都是从上游征用来的普通江船。

对巨舰笨重、涂有朱漆的描写记录，大概是想贬低陈友谅，揭露他对奇异而无用的事物的迷恋。然而，陈友谅是历经多年激烈的水战才当上皇帝的，说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巨舰在真正的水战中会出问题是不大可能的。更可能的是，陈友谅想重复自己在1360年的成功：直接从船尾登上城垣的水门，夺取城池。朱元璋已经针对这一战术采取了预防措施，大举改建了南昌、安庆、太平的城垣，例如将水门移后，与河道拉开距离。应天城墙原本就离长江很远，这种战术难以奏效。

1363年，陈友谅的计划是突袭鄱阳湖及沿湖诸城，速战速决，避免长期围攻。那时朱元璋控制薄弱的港口腹地则会再次倒向陈友谅，大汉的巨舰就能直捣应天。此时汉军的力量已经足以压倒朱军。汉军的巨舰就是为执行此战略而设计的。结果巨舰久顿南昌城下，在鄱阳湖的激战中表现不佳。

南昌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1362年叛乱平定后，朱文正就奉命坐镇南昌。1363年6月5日，汉军水师突袭南昌，未能得手。朱文正早已严阵以待。他自将精兵两千，居中策应，并分派手下大将负责防御各方。参政邓愈守南城抚州门；元帅赵德胜负责西城面对赣水的宫步、士步、桥步三门；9指挥薛显守北城的章江、新城二门（对新城门的猛攻导致了1362年南昌的陷落）；元帅牛海龙守东城琉璃、澹台二门。10城内还有其他指挥和元帅，南昌的高级将领如此之多，可以推测朱军兵力约有三万。当时只有城墙能帮助他们抵挡汉军，甚至当陈友谅分兵攻略其他州县时也是如此。11

6月9日，南昌围城 8月31日清晨，朱军前进的角声响起。战斗再次打响。这次朱元璋亲自布阵，指挥进攻。陈友谅将自己的巨舰集中起来布阵（小船不在此列）。44朱军将士还对前日的战斗心有余悸，踟蹰不进。汉军战船巨大，“望之如山”，连朱元璋自己的旗舰都不敢近前。朱军水军右翼退却，朱元璋下令立斩队长十余人。

即使用了如此激烈的手段，朱军的进攻还是无法步调一致，取得显著成效。《太祖实录》记载：“诸军奋击敌舟，敌不能当。”其实朱军在这天一早就损失惨重，足以使朱军水师次日失去战力。参加上午战斗的将领有五个入祀康郎山忠烈祠。枢密院判官张志雄（1360年安排了巢湖水贼残部向朱元璋投降的事宜）的座舰折断了桅杆，敌方发现后，集中船只围攻。张志雄无路可走，自刎而死。同知枢密院事丁普郎“身被十余创”，死后仍不倒地，直立船上，手握兵器，保持着战斗的姿态。敌军“畏之若神”。还有三名朱军元帅也和他一同战死。

这一天的战斗，朱军是失利的。元帅郭兴向朱元璋进言：“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臣以为非火攻不可。”

在激烈的战斗之中，郭兴如何建言不得而知。因为以郭兴的官职，应该会有自己的座船。但《太祖实录》中给出的事件的顺序肯定是错的：准备火船至少要花几个小时，所以朱元璋如果等到下午风向转为顺风时才下令准备火船，日落之前是不可能做完的。郭兴一定是在上午的战斗结束后马上向朱元璋进言的，因为他提到了参战的朱军将领令人失望的行动。

朱元璋采纳了郭兴的建议，命令常遇春等人调集渔舟，装以苇草，苇草里放置火药，每艘船上扎起草人，草人都穿着甲胄，拿着刀枪。这些手段都是为了迷惑敌人，因为载满士兵的战船是不可能作为火船的。朱元璋选派若干“敢死之士”驾驶火船，希望能在最后一刻逃离。下午，东北风起，朱军位置变为上风位（同时证明了朱军阵线面对的敌军是靠南或者东南方的），朱元璋命令用“走舸”（桨划船）将七艘火船推向朱军战线最前方，乘风纵火，直迫敌舰。45风急火烈，而汉军巨舰结为水寨，本就进退不灵，加上风向突变，所以难以避开朱军火船。

大屠杀开始了。汉军舰船被焚毁“数百艘”，“燔焰涨天，湖水尽赤”，史书坚称朱军这一击就消灭了汉军大半兵力，以七千伤亡的代价歼灭六万汉军。46这个说法有一个证据支持，就是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陈友贵以及平章陈普略在此役中被焚死。史书对于陈普略没有评价，而称陈友仁“枭勇善战”，友仁之死，陈友谅为之丧气。朱军借着火攻造成的混乱，继续进攻，并且跳上一些没有焚毁的汉军战船，又斩首两千余级。这两千人不包括被烧死的汉军士兵，因为烧死的是没办法计算“首级”的。47

即使考虑到史书夸张的癖好，朱军在8月31日下午大获全胜也是显而易见的。汉军船只焚毁“数百艘”的数字也可能是真的。因为接下来的战斗中，双方的实力更加均衡了。然而接下来的战斗也说明了两点：（1）朱军舰队自身损失惨重，次日全天都在修理船只；（2）朱军最终向湖口退却，可知汉军即使在8月31日损失惨重，实力依然强于朱军。

次日，即9月1日，没有战斗的记载。汉军舰队需要修理和重组。更让人奇怪的是，朱军没有乘胜追击，一举消灭汉军。按理说，敌军还乱作一团，破绽百出，应该趁夜再发动一次火船突袭（朱军预备的火船的总数目不清楚，31日下午的战斗只用了七艘，很可能还有剩余）；纵然夜间不出击，次日也应该出击一次。然而，《太祖实录》对次日的记载只是朱元璋勉励部将。史书记载，汉军知晓朱元璋座舰的桅杆是白色的，事实上，朱元璋的座舰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就被辨认出了。但是朱军发现陈友谅设计想将朱元璋座舰与舰队主力隔开，这一计策要奏效，就必须识别出朱元璋的座舰。为了防止被敌军认出，朱元璋命令将所有朱军战船的桅杆连夜刷成白色。《太祖实录》记载， 2关于1360年三方控制的人口数，见“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pp. 88—98，459—469。

3“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pp. 139—157.

4“The Emergence of Chu yuan-chang：1360—1365” pp. 158—280.

5据和田清的研究，朱元璋麾下将士普遍崇敬韩林儿，朱元璋也无法忽视这种心理，见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学報》第13卷第2號，1923年7月，页288—290。虽然巢湖的水手劝说朱元璋攻打庐州，但朱元璋并没有长期围困庐州的清晰动机。

6战事之初，汉军水师的实际人数最多三十万上下，是史料中说</a>的“六十万”的一半。“六十万”只是一个刻板印象，《平汉录</a>》（沈节甫：《纪录汇编》卷二八，台北，民智书局，1965，页9b）提到苻坚从长安出发时率军“六十余万”。关于汉军水师的人数，有三种说法：（1）攻南昌损失六七万；（2）水战第二天损失六万，此处将第一天战死的一千五百人和第二天才收集到首级的两千人一并算入；（3）战役最后投降五万人。只有第三条有可能是准确的，前两条有可能夸大了。

《国初群雄事略</a>》（卷四，页19b—20a）引用俞本《纪事录》，湖广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都征召入伍了。1393年湖广地区有四百七十万人口，1363年的人口肯定更少，而成年男子的数量大概不会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照这样算，陈友谅还是有可能征到三十万人的，但一定达不到六十万。罗杰斯（M. Rogers）研究认为，383年苻坚南侵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M. Rogers，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 64—69）。与苻坚南侵相比，1363年陈友谅倾巢东侵的史料要准确得多。陈友谅的水军比朱元璋的强大，也是很清楚的。

7胡广</a>等撰：《大明太祖</a>实录》卷一二，页3a；谈迁</a>：《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明史纪事本末</a>》卷三，页12ab。壬戌即6月5日。

8《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9b）引用《纪事录》，陈友谅所造舟船，大者乘三千人，次者两千五百人，最小者两千人。这个话是靠不住的。如果这个数字是常规装载人数，那么这些船比19世纪初欧洲的海军主力舰要更大，欧洲的主力舰船当时最多只能装载一千人，而且会极其拥挤。中国人那时可以制造比西方大得多的木船，但这种船无法仅靠划桨驱动。其他的史料记载的汉军舰船的最大装载人数比《纪事录》的说法小很多，但比朱元璋的任何船都要大。它们逐字引用了《太祖实录》卷一二中对汉军舰船的记载。

9麾下兵力有数千人。参见《明史》卷一三三，页12b；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北京图书馆缩微胶卷，页11b。他在1363年统领的人马很可能并不比1360年多。

10关于南昌的城门，见同治十一年《南昌府志》卷九，页1b—2a；光绪六年《江西通志</a>》卷六五，页3b。

11《武备辑要》卷一二，页71a；《救命书</a>》（上），12b。

12《太祖实录》卷一二，页3b—4a；《国榷》，页30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2b。丙寅即6月9日。

13《太祖实录》卷一二，页4a；《国榷》，页301；己巳即6月12日。

14《太祖实录》卷一二，页4b；《国榷》，页302；癸酉即6月16日。

15《太祖实录》卷一二，页4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2b。丙子即6月19日。

16《太祖实录》卷十二，页5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2b—13a。辛亥即7月24日。

17《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a；《国榷》，页302。

18《太祖实录》卷一二，页3ab；《国榷》，页301。乙丑即6月8日。

19《太祖实录》卷一二，页3ab；《国榷》，页301。栾凤和胡德智的传记附在《明史》卷一三三《胡大海传》之后。胡德智后来的失宠见《太祖实录》卷五一，页7a。

20《太祖实录》卷一三，页4b；《国榷》，页307。壬午即10月23日。

21《太祖实录》卷一三，页4b。乙未即11月5日。

22《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84；叶子奇</a>：《草木子</a>》卷三，页16a。《草木子》的表述非常模糊，“合战鄱阳，前后相持者八十余日”，这指的是围攻南昌的时间（八十五天） ，没有把后面水战的时间算进去。当时叶子奇并不在场，所以不能知道他的确切意思。本文所用的版本是1786年刻本，四卷，自序署的年份是1378年。

23《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3a—14a；壬戌即8月4日。

24《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3a。

25《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3a—14a。

26《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b；《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甲子即8月6日。

27刘辰：《国初事迹</a>》（《金声</a>玉振集》本，页15b）：“为一庐州而失江西大郡，岂兵家之法？”

28《太祖实录》卷一二，页5a；《国榷》，页302。丁未即7月20日。

29《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癸酉即8月15日。

30《天潢玉牒</a>》，《纪录汇编》卷一二，页5a。提到朱军的船只数量，所有史料都用“千艘”一词。这些船中很多都是1360年俘获的汉军船只，当时这些船就有“千艘”之多。1360年集中在应天的朱军，加上原来的守军约有十万人。除了那时归附的巢湖水贼的残部，胡廷瑞部的归附也使得朱军主力大大扩充。但是因为需要一支可靠的大军镇守南昌，这些新获得的兵力大部分被抵消了。所以1363年时赴援南昌的朱军大概不会超过十万。

31《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壬午即8月24日，癸未即8月25日。

32泾江口在湖口下游不远的长江北岸，南湖嘴在湖口到星子县（南康府治）的水道的最狭窄的地段。《明史·戴德传》和《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五，页12b）都没有提到这个部署，也没有提扼守南湖嘴的将领是谁。

33《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

34《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b；《国榷》，页302—30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丙戌即8月28日。

35《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b。丁亥即8月29日。

36《太祖实录》对更传统的武器着墨更多，但是明军已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火器。《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9a）引《纪事录》，列举了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可能相当于小型燃烧弹）、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还有一种两船相靠时向敌船扔炸药包的发明——“没奈何”，据《纪事录》记载，敌船面对这种攻击无处可逃，但是对于施放炸药包的船来说，同样危险。

37《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a；《国榷》，页30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ab。

38史书记载他“乘风纵火”，可见并没有使用火炮。见L. C. Goodrich and Feng Chia Sheng，“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Isis 36：114—123（1946）。

39《国榷》页303提到朱元璋旗舰名叫“白海”。

40此时俞通海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见《明史》卷一三三，页4ab；卷一二九，页10b—11a。

41《太祖实录》卷一二，页6b—7a；《国榷》，页30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4b。戊子即8月30日。

42《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19a）引用《纪事录》证明廖永忠和俞通海分统朱军水师的两翼。

43《明史》卷一二五，页2b；《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a；《国榷》，页30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5a。

44《明史纪事本末》直接说“连锁为阵”，而《太祖实录》只说“联舟”。汉军舰船互相靠得太近，操控不便，《三国演义</a>》第四十七到四十九回，曹操</a>采纳了铁索连船的建议，结果被敌方的火船焚烧殆尽，《明史纪事本末》中加的“连锁”二字可能就是来自这个传统。《大明英烈传</a>》里描写得更细致：刘伯温</a>登上祭坛祈求风向转变以利于朱军火攻，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a>借东风如出一辙。参见Chan Hokm，“Liu Chi（1311—1375）in the Ying Lieh Chuan：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r-Hero，”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5：1—2；25—42（1967）。跟本研究相关的地方在于，两部小说都说明中国将领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风向对的时候才能实施火攻。风向的转变很可能只是偶然，而朱元璋已经预备好了火船，只等机会出现就发动火攻。汉军船只挨得太近，对风向的突转猝不及防。

45《明史》俞通海和廖永忠的传记记载，火攻是这二人执行的。见《明史》卷一三三，页4b；卷一二九，页11a。

46《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20a）引《纪事录》。如果算上回防应天的徐达部的损失，整个朱军的损失更大。俞本将前两天的水战都系在8月30日，记载红船（陈友谅一方）损失了二十艘，白船（朱元璋一方）损失了七艘，这七艘指的明显是火船。正如在1360年，俞本虽然参加了战斗，但是没有参与计划制定，所以不知道那七艘船是用作火船的。《纪事录》时间顺序偶尔错乱，而细节栩栩如生，是事后回忆常见的情况。

《平汉录》（《纪录汇编》卷二八，页8b）记载8月30日汉军损失两三万人，而31日只损失两千人。两三万人只能是第二天的损失数字，我没有对这些数字进行单独计算，因为已经包含在俞本给出的六万人中。。

47《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ab；《国榷》，页303—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5a—16a。己丑即8月31日。

48《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6a。 庚寅即9月1日。《纪事录》（引自《国初群雄事略》）称汉军舰队为红船，朱军舰队为白船。有史料提到陈友谅的战船会涂成红色。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的船只的桅杆在战前就已经涂成白色，只是有些船在9月1日完成了重新涂刷，《纪事录》的记载支持了这一说法。

49《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6ab。辛卯即9月2日。

50鞋山即大孤山，在湖口以南的水道中。《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都记录这是陈友谅本人的主张，而被朱军挫败。不管主谋是谁，这是放弃鄱阳湖的计划。

51《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柴棚在“都昌县东南”。

52四天的战斗下来，明军的损失大概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回防应天的军队的损失。王崇武注意到朱军的胜利有限，而汉军实力依旧强大。见王崇武：《明本纪校注》，香港，龙门书局，1967，页85—86。

53这个数字出自《孙子</a>兵法</a>》。

54大多数史料都说是都昌，而《明史纪事本末》中南昌才是正确的，因为朱文正没有力量去阻止都昌的劫掠。南昌在那时叫洪都，但是在所有这些史料还没有编纂的时候就已经改名南昌了。

55《太祖实录》卷一二，页7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6b—17a。

56《太祖实录》卷十二，页8a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7a。这段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刚投降时，会当着掌管书记的幕僚的面，将此事禀告朱元璋。

57《太祖实录》卷一二，页8b—9a；《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7ab。

58《太祖实录》卷一二，页9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8a。

59《太祖实录》卷一二，页9ab；《国榷》，页30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页18a。

60《明史》卷一三三，页4b。

61《明史》卷一二五，页13a。

62《国初群雄事略》卷四，页20b，引《纪事录》。

63《太祖实录》卷一三，页1ab；《国榷》，页305—306；《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页18ab。壬戌，即10月3日。傅友德在鄱阳湖水战中遇汉军前锋，身被数创，其后又与诸将邀击汉军于泾江口，陈友谅败死，傅氏因此声名鹊起。见《明史》卷一二九，页6a。徐达返回应天时，可能在泾江口留下了一些伤势较轻的士兵。

64《太祖实录》卷一三，页1ab；《国榷》，页305—306；《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页18b—1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