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_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傅海波（Herbert Franke）

有城墙的城邑对于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的意义之重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皇帝的统治就是依靠筑城的城邑联成的网络来保</a>护，而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的控制，则肯定松散得多。守住城垣不失，一直是军事战略的最高目标。不管是列国割据、领土较狭的封建时代，还是秦以后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城市都是权力的中心，也是财富的中心。中世纪的欧洲乡村，地方贵族的庄园与城堡星罗棋布，相比之下，中国的乡村则是一贯贫穷。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城堡（castle）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对应物。1城堡的军事和经济职能（剥削、控制周边的农民），在中国是由城市来承担的。外来的侵略者和内部的造反者都觊觎着城市的财富。伏尔泰有句名言：“一切战争都是抢劫。”城市在中国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充分印证了伏尔泰的观点。中国的战争同欧洲一样，抢劫都是从来不会缺失的戏码。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如果能够固守，则是相当安全的。纵使在火器发明之后，守城的成功率也很高。2欧洲的情况也一样，1535年的明斯特、1631年的马格德堡都是如此。中世纪欧洲的大多数名城巨邑都未被攻陷过。在中国，攻陷名城的例子并非没有，例如975年金陵之陷、1127年开封之陷、1273年襄阳之陷。这些战例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但是总体上来说，攻城的一方的成功率并不高。

有一件事清楚地反映出城市防御的重要性。公元前5世纪的《墨子</a>》是关于战争技术的最早记载之一，其中很大篇幅是关于守城的军事和管理手段的。3《墨子》 《武备辑要》中反复提及向井中、河中投毒，并且引用了三个投毒的成功战例。一是战国时秦国向泾水投毒，14二是公元600年隋军在泉水中投毒，击败突厥步迦可汗，15三是宋将刘锜在颍水上游投毒，击退金兵。16我们大可怀疑这种策略是脱离实际的，什么毒强到可以污染整条河流？可能所谓投毒只是向水中投入秽物，使得水质不适于人马饮用，从而使敌军的后勤发生困难。

后勤补给

宋代兵书《武经总要</a>》没有明白告诉你在围城之中如何保证供给，只是大而化之地说，主帅有责任囤积足够的军用物资。17《虎钤经</a>》则列出了城防必需的武器、器械、工具，18以及必须囤积的重要物资的清单，并且详细论述了如何在围城中管理粮食供给。从晚明著作《救命书</a>》中可知，一座城池（应该指县城），至少应该储备两千石的粮食，不过书中没有点明相应的人口。作者强烈地反对向居民分发粮食，因为从公仓中无差别地放粮会导致来年的饥荒。他引用了1594年的一个例子，由于地方官员管理不善，粮价腾贵，斗米百文。19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救命书》还对男人和女人的食物分配做了区分。作者明确地指出，为了守城，男人要保证吃饱穿暖，妇女儿童只要不饿死就行了。20

《救命书》列出的战略物资的清单清楚地表明，作者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他区分了哪些物资应该从公共仓库中调拨，哪些物资应该从民间征用。应该从公共仓库中调拨的物资包括：灯笼、油、斧子、硝石、木炭、硫黄、枪炮、木炮架、炮枕座、大小木杆、碎砖石、石灰、木板、长枪、钉子、针、搭钩枪、铁弹、铅弹。向平民征集的物资包括：灯笼、麻、弓、箭、杂粮、铁铲、杵头、杂柴、捶帛石、草苫、夜壶、告示纸、水缸。可以想见，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社会，笔、砚、墨、桌也是必不可少的。清单的最后是棍棒和铁器。21此处必须补充的是，这些兵书关于武器的部分，经常会写明需要的原材料的种类（木材、金属工具等）和数量。戚继光</a>是明朝后期的名将，他在《练兵实纪</a>》中列出的武器零件的清单非常珍贵，其中关于火器的清单更是不可多得。22

人力动员

守军似乎从来没有被指望强大到足以仅凭一己之力守住城池。所以，我们几乎在所有兵书中都看到动员百姓的详细做法。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认为，体格健全的男子应该登记，编入补充军队，以加强城防力量。精壮的妇女也应该从事强制劳动，老人和小孩应该被组织起来运送和分派食物、放牧、收集柴火。三部分人相互不能接触，或许是为了防止流言或者暴动酝酿。这三部分额外的后勤和战斗人员，并不总是自愿加入的，很可能是官府强征的。如果你有特殊的技能或者超群的膂力，就会被“文明”地对待并量才使用。23

后文则</a>详细阐述了如何动员平民。《武备辑要》里列出的规定尤其有趣，因为它展示了社会阶级结构在军事上的效果。只有富裕和有影响力的家庭才有责任贡献忠诚和能干的人，大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区分了人丁兴旺的大族和户小丁寡的寒门。“一旦有警，彼穷者糊口不暇，岂能馁其腹，馁其家，执干戈以捍矢石乎？”所以应该动员富裕的大族，雇佣其家丁佃户以守城。24有特殊技能的人另有任用，可以不用去做苦力或者打仗。必须列出一个清单，不仅写明受雇人，还要写明雇主。某一坊的人只能雇佣某一坊的人，即不能有陌生人。前文并没有提到雇人的报酬，我们从《武备辑要》中获知，每个受雇者可得一升米和十文钱。25

安全措施

和平时期的中国城市的治安管理就很严密了，在危机时分更是严格，城里的百姓都被当作潜在的敌人，更多的措施被强加在民众身上。这一原则在《武备辑要》里更加明显，此书有一章赫然题为“防穷民”：

贼之所至，甘心从逆者，皆穷民也；贼一入城，引贼焚抢富室者，皆穷民也；贼尚未来，额首祝天而日望其来者，又皆穷民也。先事而诛之则冤甚，且不可胜诛，临事而防之则无及，亦不可胜防，然则奈何？要知穷民之情所以不顾而走险者，非有大志、图富贵也，不过因其生计尽　绝且图救一刻之饥寒，赊一刻之死亡耳……但令安抚得宜，衣食不乏，则皆我荷戈登陴、相与僇力捍贼之赤子也。反仄之罪，岂独在民乎？故许洞</a>云：“被围者当先安其内而后及其外。”26

传统中国的官府对待人民的态度，在这段文字里展示得淋漓尽致。朝廷官僚，无论文武，都始终对大众怀着戒惧，怀疑他们中有敌人的同情者。 明洪武年间（1368—1398）留下了很多炸弹，63但之后明朝火器发展的情况，我们就知之甚少了。16世纪，欧洲火器传入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众所周知，欧洲火器是改良的中国火器，再回传入华的。但中国的手持火器却是模仿自欧洲样式，名为“鸟铳”。64明朝的戚继光，在1571年的书中明白地写道，倭人入寇之前，鸟铳在中国闻所未闻，其杀伤力高于弓箭。65这本书还记载，佛郎机（直译为“法国的机器”，即火炮）的最大射程是一里，超过了16世纪之前已知的一切中国武器。66不消说，战术必须根据这种新武器进行调整，防守一方也要越来越多地面对火器。早在1607年，吕坤</a>就说火器是最重要的武器。67他点评了许多火炮，而对“滚车大神铳”最为欣赏。该铳由叶梦熊设计，长约1.4米，铁铸。须知14世纪的炮都是铜铸的。可以说，17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炮兵技术处于同一水平。68那时投石机等的旧式武器已然消失，弩再次成为单兵武器，而不像宋代时作为一种主要的重型武器。炮兵技术是如何回传到中国的，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耶稣会士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略论战术

综论战略战术的原则的古代兵法不在少数，从《孙子兵法》开始，城池的攻守就开始纳入讨论。《墨子》中关于城池攻守的内容不多，也不切合宋明时代兵书的环境。明代的兵书将宋代兵书模糊的说法大大地细化了，举出了更多的实际细节，所以更加真切明白；其作者大多曾亲历战阵，知道轻重缓急的实际情形。例如，对城上守军的部署有极其详尽的交代。不要忘记，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征发体格强健的百姓在城墙上辅助防御。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准备和井井有条的组织。临时征发的辅助兵士必须预先知道他们的岗位在哪里，为此兵书的作者们很提倡操练和演习。操练和演习不仅在风和日丽时进行，酷暑、暴风、骤雨时都不应免除。69城墙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区段，应该由娴于弓弩、火器的正规军防守。主帅手中应该有一支战术机动力量随时听命，何处危急便立刻赴援。70城墙上站岗的时间需要极其细致的管理，如果人手充足，则可以分作三班，每班八小时，昼夜站岗。如果人手不够，则十二小时一班岗，主将须保证昼夜执勤时间均匀分配。城墙上的部署取决于城垛的数量。每五个城垛为一伍，置伍长；每二十五个城垛置城长；一百个城垛，置雉长，辖有二十个伍长和四个城长。每名雉长有大旗一面，上书其属下的各伍长、城长的姓名。此外，伍长的旗帜上必须写明所辖城垛的编号，编号依千字文</a>排定，例如一号是“天”，二号是“地”，三号是“元”（避“玄”讳，意为黑），等等。71

另一制度关系到执勤任务分配的公平公正。贫苦百姓不能太频繁地执勤，因为白天还要工作谋生。夜间，守城的每伍中，一人执勤，四人休息，休息者是必须和衣而卧，随时准备战斗。

吃饭的时间也有规定。饭食每日两餐，晨间一餐（早七点到九点），午后一餐（下午三点到五点）。如果预计短时间内没有进攻，则在一声击鼓信号后，将饭食送上城头。 绍兴，1359年

开禧北伐（1205—1207）实质上是宋朝与自北方来犯的金朝之间的民族战争，汉人只占金朝治下人口的一部分。以推翻元朝为顶点的元末内战，起初只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而不是针对蒙古帝国的国际战争。99本节所选的，是群雄逐鹿的元末的战例。浙江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以黄酒闻名。围攻绍兴的军队属于以南京为基地的朱元璋</a>势力，后来的明朝（1368—1644）就是他建立的。攻打绍兴的朱军主帅是胡大海，守军主帅是张士诚的麾下大将吕珍，14世纪50年代，张士诚割据浙江，后受元廷招安。可以说，绍兴守城战是一场典型的汉人之间的较量。但这场战役又不纯粹是军阀的争夺，而是带有许多阶级战争的特点。所以战役的结果除了受地理位置影响，也受到了阶级斗争特点的影响。

14世纪的绍兴被河流环绕。即使到了20世纪，也被河流包围了大半。绍兴与浙江其他地方的交通主要靠水路。绍兴城的城壕虽然不宽，但四围都是广阔的水田。水道大概有五十尺宽、两尺深，可以通航小船。水道与城市之间有栅栏，可以阻挡敌人前进。我们不知道绍兴的城防有多强大，也不知道朱元璋方面的兵力有多少，只能收集到间接的信息，例如史料上只记载某些战斗，朱军有“数千”步兵和“百余”骑兵参战。然而在这种地形中，骑兵派何用场是值得怀疑的，在堤坝或大道上交战时可能用到骑兵。有一点必须存疑，当时的攻城军队是否能超过一万人？因为同一时间浙江义军蜂起，所有城池的守军基本都是汉人。即使是军官，汉人也占多数，我们找到一份军官的完整名单，名字明显不是汉人的只有十几个。绍兴守城战的一大特点是粮食供应从未切断。可以推测，朱军数量不足以将绍兴不留空隙地团团围住。绍兴和襄阳、德安的情形大不相同的是，襄阳守将赵淳极少亲自上阵，德安守将王允初从不亲自上阵，而绍兴守将吕珍几乎每天都要跨马出战，与朱军厮杀，留下很多勇猛的事迹。或许在内战中，内部反叛的危险远远大于开禧北伐这样的对外战争，所以他必须为下属做出表率。

张士诚政权的处境相当危险，因为他只是表面臣服元廷，而且必须对付乡间的反叛。胡大海率军包围绍兴之后，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官府行事如履薄冰，以免失去民心。为保证社会安定，城内实行严格的配给制，禁止米商运米出城，官府将米商的粮食征收，发给可以在杭州换取新米的凭证。粮食状况总体是不错的，官府能够一次向贫民发赈一万石粮食。此外，城内的公共空地，乃至一切开阔的地方也都插上了禾苗。许多中国城市里有广大的开阔地，一般来说要比同时期的欧洲城市宽敞得多。插秧的活计主要由进城避难的城郊农民来做。另外一项确保社会安宁和秩序的措施是暂时停止常规的徭役。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一些日记中看到当时绍兴城中发生了骚动。数百名因为战争失去工作的工匠要求当兵，官府没有批准，可能认为匠人会当逃兵。城中还发现了几名间谍。

朱军向城内发射的传单抨击守将，尤其吕珍本人，斥责他是肉食者的鹰犬。这说明14世纪50年代的内战有着阶级战争的一面。

朱军的劝降没有成功。早些时候朱军曾俘获一名军官，正好是某己方将领的结拜兄弟。于是这个军官被派去面见吕珍。吕珍见了他，但拒绝交出绍兴。吕珍没有将这个军官当作间谍拿问，而是把他放归敌营，还给了他金帛若干。这也是吕珍的反宣传手法。有时吕珍对待囚犯的方法也出人意料：只有承认参加了朱军并且杀了人的才会处决，其余的胁从者一律释放并且发给衣食，所以大多数俘虏都得到释放，甚至同一个人被抓住两三次也有机会被送回家。日记中说</a>，不少朱军受到感化，转投张士诚。

守军有一个鼓舞民气的做法：开战之初，允许百姓登城观战，亲自看看敌人怎样被击退。几周后就不允许这么做了，因为万一出了差池，便会造成全城的恐慌。此后普通百姓就不能获知战况了。似乎绍兴的坚强防御，部分是因为敌人的暴行。朱军中有一支从元军阵营倒戈而来的苗兵，其残暴在倒戈前就已臭名昭著了。100如果绍兴城破，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101

吕珍经常主动偷袭，所以肉搏战很多。有好几战取回了敌人的耳朵（将敌人尸首的耳朵割下，是从周代起就有的做法），吕珍自己也曾负伤。

总体看来，绍兴之战的“机械化”水平比襄阳和德安要低，或许是由于农民军装备水平低。当时朱元璋政权的技术和资源都无法和金国这样一个大国相比。刚开始城内的投石机很少，据说只架设在每个城门上，和上文两座城池相比，投石机的数目是相形见绌的。

火炮、火筒（上文已经提到）弥补了这一不足。张士诚时代浙江铸造的火筒有一部分幸运地流传至今。敌对双方都配备了火筒，数量十分可观。据记载，某次战斗中有数十支火筒齐发。这些武器对于城墙和城门有多大作用，实堪怀疑，但是对于活物或者木结构的建筑，还是很有效的。杭州可能是火药生产的中心，绍兴本地也产火药。史料说，绍兴城中木炭一度匮乏，树木被砍伐一空，供应作坊之需。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宗教和迷信。日记记载了一个吉兆：敌军撤退前，一朵紫云出现在绍兴上空，于是守将祭祀城隍和“武安王”。“武安王”可能是宋太祖麾下大将高琼（935—1006）。102朱军将士也在禹庙祭祀了大禹，103但据说大禹的回应不祥，朱军士兵大怒之下推倒了大禹的塑像。

大禹不祥的回答并不是朱军撤军的唯一原因。更有可能的是，夏季的浙江炎热潮湿，1359年5月中旬瘟疫流行，迫使他们放弃了围城。

吕珍坚守绍兴，让朱元璋印象深刻。他认为吕珍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104吕珍与朱元璋较量了多年后，于1366年投降。

结论

对于中世纪中国城市攻防战的技术、管理、心理诸层面，本研究只能浮光掠影。这个题目太大，史料浩繁，细致翔实的记载又特别多，扩成一部大书并非难事。因此我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冒险，不要做太多概括。但是读中国古代的兵书或者守城录之类的著作时，有几点还是要注意的：

这些著作的 《虎钤经》

宋人许洞（970—1011）撰，共二十卷。许洞少时习“弓矢击刺”，后来成为一名武官，仕途并不得意，据说被罢官之后一度“日以酣饮为事”。他积四年之功写成《虎钤经》，于1005年献给真宗皇帝。他著作宏富，却唯有此书传世。此书对军旅征战之事无所不包，而且还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军事的占卜和仪式的。卷六则一再提及守城。无论从内容的范围还是篇目的安排来看，《虎钤经》与《武经总要》都很相似。据此推测《武经总要》有些地方取自《虎钤经》大概是不会错的。111

《练兵实纪》

戚继光（1528—1587）撰。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练兵实纪”四字体现出戚氏将练将与练兵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本书其实一部综合性的军事著作。本书有正文九卷、《杂集》六卷。正文卷一至卷六的内容是战略战术的训练，而《杂集》则包含各种武器装备的数据，弥足珍贵。虽然本书没有专辟篇幅论述守城，但是包含很多重要的数据，对于了解16世纪的守城方法相当重要。112

《救命书》

吕坤（1534—1616）撰。序言写于1607年，其时吕坤已经致仕。本书特点是短小精悍，只有上下两卷。上卷分三部分：守城事宜、必备之物、遇变事宜。下卷最为有趣，因为其中记载的武器与《练兵实纪》中记载的十分相似。作者曾任山西巡抚和刑部侍郎。113

《武备辑要》

许学范（1751—1816）撰。许学范，杭州人，曾任贵州黔西州知州，1795年苗民叛乱，许学范成功守住铜仁府。本书六卷，主要内容就是守城。卷一讲守城的战术，卷二讲守城的指挥与信号，卷三讲守城的准备，卷四讲敌人来临时的坚壁清野和治安措施，卷五讲战术和军事行动的总原则。114这本书很有趣，因为它成书时间较晚，可以反映1800年前后军事思想与军事技术的水平。当时正值中国与西方军事接触的前夜，中国军事的传统模式即将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武备辑要》虽然成书于19世纪早期，却没有体现出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唯一直接的证据是“来自西洋”的望远镜（卷一，页20a—b，附了一张简图）。本书提到的“佛郎机”也是西方传来，但并不是18世纪的发明，115晚明的《练兵实纪》和《救命书》（经过比对，许学范在许多地方抄了这两本书）已经提到过佛郎机。

后书抄前书是一个问题，不但在军事文献中存在，在其他中国文献中也存在。孙子等古代“兵法”的影响一直存在，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研究它们并且奉为圭臬。在技术和实战领域，我们也能感觉到强烈的传统主义。11世纪的《武经总要》和19世纪的《武备辑要》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武备辑要》包含了一些细节，尤其是关于治安措施的，在宋人著作中没有，但它们的军事思想仍然与古代兵家若合符节。所以本文还是较多利用《武备辑要》，而不是早前的兵书。偏重《武备辑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总结实践经验写成的，对于普通指挥官该做什么，讲得更加明白。

有人会问，为什么本研究没有用到明代的大部头兵书《登坛必究》和《武备志》呢？因为清代出于安全考虑，将这两部书列为禁书，流通面极窄。在我看来，《武备辑要》等后出的兵书，反而比早出的兵书更能说明问题。

然而，这些兵书给出的方法真的实用吗？有些内容纸上谈兵的意味太重，有的则还是远古的军事知识，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才受到尊重。似乎人们更加重视理论才能，而不是实战。书中的某些谋略似乎只是启发读者的灵感，而不是真的要你去这么做。比如，放老虎咬敌人，究竟有多大用处，实在值得怀疑。可能此举更多是为了心理震慑——老虎一般被当作凶猛、勇武的象征。然而想让老虎参与战斗，必须先教它怎么辨认敌人和自己人。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在鸟兽身上绑上火把到底能有多大用处？这种办法在史料和兵书都有记载。这可能只是为了强调火攻的重要（尤其是对于攻城）。116

如果想了解实战情况，就要换一种史料来读，比如守城录之类。宋之前的史料，一旦涉及实际战况，要么三言两语带过，要么用陈词滥调铺排一番了事。117从宋代开始，就有史料详细记载战斗过程了。上文提到的《守城录》有些部分就是这种风格。

《襄阳守城录》

本书记载了1206年12月到1207年3月金军围攻襄阳的史事。襄阳守军的主帅是赵淳，本书的作者赵万年</a>是赵淳的同宗后辈，当时供职于赵淳幕中。118

《开禧德安守城录</a>》

本书与《襄阳守城录》十分相似。1206—1207年，德安守军主帅是王允初（1154—1214）。本书的作者是王允初的儿子王致远</a>，他逐日甚至逐时记录战况，其详尽不下于《襄阳守城录》。119

《保越录</a>》

徐勉之</a>撰。120徐勉之是当地书院的山长。前面几本书都是抵抗外敌的，而《保越录》记载的则是抵抗汉族的起义军，时段从1359年2月底到6月13日。

上述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守军主帅的亲友书写，为的就是给主帅树碑立传，不免有溢美之词。于是问题来了，我们能信几分？其实，在这三本书里，溢美之词仅限于描写大帅的性格和勇武，文学的陈词滥调都是在这种场合出现，比如孝敬父母、忠君爱国，而占了绝大多数篇幅的对事实的描述，还是值得完全信赖的。这些书里并没有提到老虎大象等动物加入战斗，全篇只是对战斗和武器的客观描述。更重要的是，正史中对战斗的记录往往失之简略，而这些日记的作者则是亲历其事。还有一点必须注意，能被歌颂的只有胜利者，败军之将，无论如何英勇，也是不能写进日记里去的；即使曾经写了，作者也可能因兵败被杀，日记难以流传。所以，现存的围困日记记载的多是胜仗，少有败仗。一个例外是陈规对开封保卫战的（1126—1127）议论。121上述日记对于事实的描述，唯一要存疑的是数字。无论中外的军事著作，往往会夸大敌方的兵力，122而己方的兵力数字则更值得相信。

这些日记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正史列传中对拯救全城百姓免遭敌人屠戮的“英雄”几乎只字不提。很明显，史官认为这些人的分量还不够在正史中享一传之荣。这是鄙薄武事的偏见在起作用，宋朝着力控制武人，这种偏见特别强烈。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岳飞</a>。虽然岳飞冤屈得到昭雪，但是他作为一代名将的功业却一直覆盖着传说和神话的纱幕。123据我所知，没有一部书客观记载了他的功业。我们知道他是常胜将军，却不知道他是怎样指挥战斗的。在元朝，唯一会写日记的汉族士人的轻武倾向更为严重。虽然不少汉族士人与蒙古人合作，但是不会细致入微地赞颂戎狄的胜利。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有一类史料本文完全没有利用，即白话小说。《水浒传</a>》以及反映宋朝和各种敌人作战的小说化的记录，构成史料的主体。如果不能当作实际的记载，至少是关于大众观念和理想化的史料。但是如果把这些材料也包括进去，本文的范围就难以容纳了。或许应该留待中国文学的专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大众对战争的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和其他地方一样，通过小说和戏剧为大众所接受。124

1在中国，与封建时代的欧洲城堡最接近的应该是东汉末年壁垒森严的地主庄园坞壁。参见E. Bzs， “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 193。对于中国城镇的概述，见E. Bzs，“Chinese Towns，” ibid，pp. 66—78。

2《孙子兵法·谋攻篇》谈到：“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英译本见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3见Alfred Forke 的译本：“Mo-ti，”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upplements 23—25 （Berlin，1922）， pp.600—629，以及他的文章“Der Festungskrieg im alten China，”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8：103—116（1919）。

4《吴子》已有俄文本，见N. I. Konrad，U Czy，Traktat o voennom iskusstve（Moscow，Izdatel’stvo Vostoj Literatury，1958），英文本见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pp.150—168。

5对此傅海波写有一篇简短的基本的介绍，见H. Franke，“Some Aspects of Warfare in Medieval China，” Trudy XXV Mezdunarodnogo Kongressa Vostokovedov，5：1—2（Moscow，1963）。

6关于宋代科技创新，见藪內清主编的文集《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京都大学</a>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这本文集的页211—234是吉田光邦《宋元の軍事技術》。

7《武备辑要》卷一二，页71a；《救命书》（上），12b。

8《武备辑要》卷四，页7b；《救命书》（上），12b—13a。《武备辑要》列举了九种疏散人口的办法。

9《武备辑要》卷四，页6a。

10《武备辑要》卷四，页5b。

11《武备辑要》卷四，页7b。

12《武备辑要》卷四，页7a—b。

13《武备辑要》卷四，页1a—2a。

14《左传</a>·襄公十四年》。

15《隋书</a>》卷五一，页4b，见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identaux （S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 1903）， p.50。

16《宋史</a>》卷三六六，页5a。《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1a。

17《武备集要》卷十二，页71b。

18《武备辑要》卷四，页7b。

19《救命书》（上），页2a。

20《救命书》（上），页7b。

21《救命书》（上），页10b—11a。

22《练兵实纪·杂集》卷六。

23《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2a。

24《武经总要》卷一，页4b—5a。

25《武经总要》卷二，页7a—b。

26《武经总要》卷三，页20b—21a。最后一句话引自《虎钤经》卷四，页28。

27《武经总要》卷一五，页13b—16a；《虎钤经》卷三，页19—20。《孙子兵法·用间篇》讲了如何使用间谍。

28《武经总要》卷一，页1a—2b；《救命书》（上），页1a—2b。

29《武经总要》卷三，页18a—b

30《武经总要》卷三，页18b—19a。

31《武经总要》卷三，页19b—20b。

32宋代军事法的德文译本见H. Franke，Zum Milit?rstrafrecht im chinesisichen Mittlter（München，C. H. Beck，1970）。

33《武备辑要》卷一，6b—9a。

341066年温州一场大火烧毁了14 000座房屋，死亡5 000人；1341年，杭州大火，烧毁官私建筑，74人死亡，10 797户人家（38 116人）流离失所。见杨瑀</a>：《山居新话</a>》，《知不足斋丛书》（上海，1921），页35a—b，以及H. Franke，Beitr?ge zur Kulturgeschinchte China unters der Mongolenherrschaft（Wiesbaden， Franz Steiner，1956），pp.98—99。

35《武经总要》卷一二，页75b；又见《虎钤经》（卷六，页48）里关于防火的内容。

36《武备辑要》卷三，30a—31a。

37《救命书》（上），页15a—b。

38《武备辑要》卷三，31a—b。

39关于中国武器的历史，参见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7；以及吉田光邦的文章《宋元の軍事技術》。

40遗憾的是，李约瑟的巨著还没有写到中国的军事技术，从目录上看，该书的 110《三朝北盟会编</a>》卷一三九也收录了夏绍曾的《朝野佥言》。目前《守城录》版本，例如本文用到的《守山阁丛书》本、《墨海金壶》本（1921年）都源自四库手写本，而四库本则来自《永乐大典》。关于文献信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页2042—204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121刘祁</a>的《归潜志</a>》的第十一、十二卷记载了城池陷落。关于这部书，请参考H. Franke，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5—126；Erich Haenisch，“Die Ehreninschrift für den Rebellemgemeral Ts’ui Li，”Abh. der Preuss，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44 fasc. 4（Berlin，de Gruyter， 1944）；Zum Untergang zweier Reiche，ed. Peter Olbricht（Wiesbaden，Franz Steiner，1968）。Chan Hokm， Notes on Chin Historiography（Wiesbaden，Franz Steiner 1970），作为Münchener Ostasitatische Studien 的第四卷出版，其中详细讨论了刘祁及其著作。著名的《扬州十日记</a>》是一个扬州本地人记录的1645年扬州被满人攻陷后的情况，已经被译为德文和法文，见P. Aucourt，“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Yang-tcheou，”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7：297—312（1907）；Lucien Mao，“Mcine Erinnerungen an das ZehnTage-Massaker in Yang-dschiou，”Sinica 13：265—283（1938）。

122关于中国史书对待数字的态度，杨联陞</a>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见Lien-sheng Yang，“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XX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146—161。

123Hellmut Wilhelm，“From Myth to Myth：The Case of Yue Fei’s Biography，”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46—161.

124Robert Ruhlmann，“Traditional Heroes in Chinese Popr Fiction，”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ed. Arthur F. 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7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