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抗拒朝廷：淮西之役（815—817）1_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毕德森（Charles A. Peterson）

学界对唐代军事史的研究异常薄弱。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之一，它给人的印象就是武功赫赫、疆土广阔。这个图像的中心是唐太宗</a>（626—649年在位）以及他的“昭陵六骏”。然而，唐代的历史还有不那么光鲜的一面，从755年开始，唐朝主要陷入了内部问题的纠缠。可以确定，唐朝中央政府在中亚以及华北的势力已丧失殆尽。由于强邻压境，对外防御不能忽视，但是内部的威胁才是心腹大患。王朝要对付组织完善的藩镇，后来还要对付处于巅峰的农民起义领袖。624—755年之间（从唐朝统一到安史之乱），战事只发生在边疆地区；而755—907年就不同了，帝国内部战乱频仍是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本文所处理的政治军事史时段更为广阔，远不能以唐朝灭亡为限。从8世纪直到979年宋朝戡定内乱，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个连续性极强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军事力量分散而不集中，主要用于内战，而非外战。由于没有外敌入侵的压力，所以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中原，而非塞外。这段时间里，中央政府难于、甚至不可能应对藩镇的挑战。压倒一切的问题就在明面上摆着：谁主天下？

对这一时期的战争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内在趋势。此时少有传统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的边境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开大阖、以骑兵为主、以通信和补给为关键的战争。更多的战争是阵地战，而非运动战，敌军的地盘防御严密，补给充足。这些战争发生在定居的、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方面可以获取充足的人力，另一方面，不只是地盘，百姓也处在危险之中。防御技巧的高度发达，使得婴城固守成为上上策。战争时间拉长了，攻城技术更是不可或缺。认为中原鏖战和塞上交锋完全对立自然是不对的；然而，这种区别为我们评价8—10世纪中国的主流战争形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出发点。

本文是中晚唐藩镇军队防御能力的案例研究，聚焦于唐代的一次战争——唐朝中央政府在815—817年征讨藩镇淮西的战争。此战在当时影响极大，是唐宪宗（805—820年在位）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成就。这场战争结束于一次奇袭，那算是中国历史上名头最响、戏剧性最足的奇袭之一，其本身就非常值得探究。2另外，关于这场战争的史料之丰富，整个唐代大概无出其右者，所以最有深入研究的可能。3

中晚唐的割据藩镇——淮西

这一场战事的起因要追溯到安史之乱（755—763）。安史之乱将唐代截然分为两段，4其最终结果是，藩镇长官长期控制长安之外地区。他们手握重兵，因而也取得了行政权。5其后数十年，中央政府为重新取得藩镇支配权，做了艰苦的努力。到了8世纪末期，大部分藩镇都回到了中央政府手中，藩镇的高级长官，无论文武，都由朝廷任命。然而，偏有七个强藩，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央之外的政治存在，自除官吏，自行其是。其中六个藩镇盘踞帝国东北角，约当今的河北、山东地区；而 2参见张其昀编：《中国战史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部分，页19—20；程光裕、徐圣漠：《中国历史地图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I，图92，II，195—196；王敬：《中国名将传》（南京，1934）。

3关于淮西之役的史料有以下几种：

一、两种当时的史料：（1）韩愈《平淮西碑》，收入《韩昌黎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三〇，页50—55，又见《全唐文</a>》，广雅</a>书局，1901年，卷五六一，页1—5；（2）段文昌《平淮西碑》，收入《全唐文》卷六一七，页16b—22。

二、当时的公文和文章：（1）《册府元龟</a>》卷三五九、三六七、三七四、三八五、三八八至三九〇、三九六、三九八、四〇一、四〇五、四一〇、四一四、四二〇、四二二，可能其他部分也有；（2）《唐大诏令集</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卷一一九、一二四、一二七；（3）《全唐文》。

三、《旧唐书</a>》的本纪（卷一五）。

四、《旧唐书》的传（卷一三三、一四五，等等）；《新唐书</a>》的传（卷一五四、二一四，等等）

五、《资治通鉴</a>》卷二三九、二四〇。

有两种当时的史料已经亡佚。一是《平淮西记》，作者路隋是9世纪20—30年代的唐朝高官，在《旧唐书》卷一五九、《新唐书》卷一四二中有传；二是《平蔡录》，作者郑澥亲身参与了淮西之役，《明史</a>·艺文志》显示，至晚在明代时，两书还存世。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的《后集》曾八次引淮西之役为例，分别在卷一、二、三、八、一三、一五。

4关于安史之乱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可以参考的相关研究有：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iechen Reiches，5 vols（Berlin，Walter de Gruyter and Co.，1930—1952），II，451—470；吕思勉</a>：《隋唐五代史</a>》（全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59， 31《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9。再没有其他史料与这个数字印证。但司马光的数字应该是从权威史料中取得的。

32韩愈在《韩昌黎集》中（卷四〇，页53）提到总共动用了十二万兵力，但我们不能确定是后来增加到这么多，还是当时就有这么多。

33例如，据记载宣武和幽州各有十万人马，魏博七万，成德五万，等等。虽然类似数据都是整数，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没有理由像鲁惟一质疑汉代的数字那样质疑唐代的数字。

34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pp. 61—77.

35《册府元龟》（卷一二二，页23）提到民众自发参与地方防务。另外，尽管安史之乱的时代常被学者忽视，但是日野开三郎教授仍有一些文章论述府兵制崩坏后对地方武装的使用。请参见《大唐府兵制時代に於ける團結兵の稱呼とその普及地域》，《史淵》 70韩愈关于淮西之役最有趣的分析和建议，来自一封奏疏，题为《论淮西事宜状》，见《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0—51（《通鉴》卷二三九，页7712有简要节选）。据记载，该状上呈的时间是815年（并非花房英树所说的816年，见氏著《韓愈歌詩索引》，京都：京都府立大学人文學會，1964，页379—380）。《论淮西事宜状》在许多方面都比韩愈在817年奉命写的《平淮西碑》更有价值。818年，朝廷以其内容偏颇，将他的碑文磨去。《旧唐书》卷一六〇也专门提到韩愈的碑文贬低了李愬，抬高了裴度，今人读了也会做出同样的结论。韩愈确实曾是裴度的下属，定然与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段文昌又奉命重写碑文（段文昌传见《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氏的文章比韩愈公允，既没有贬低裴度的功劳，又指出最后奇袭的大功属于李愬。

71《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2。

72843年，杜牧在《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中提到了与董重质的谈话，引述了董氏的观点。杜牧写信的目的是劝朝廷向昭义军用兵，见《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1b—16b。

73本文将“地主”译为local troops，“地主”一词含义比较模糊，但应该是指代淮西周边各藩镇的正规军，而不是临时的民兵。

74即唐随邓节度使。——译者

75李晟和李愬的传都见《旧唐书》卷一三三和《新唐书》卷一四五。李愬在西北的坊州、晋州当过刺史，这两地的刺史一般是由武人担任的。后来李愬迎娶了一位公主，与皇室的联系更加紧密，任过不少礼仪性的宫廷官职。后来他主动请缨到唐州领兵，其任命是在元和十二年十二月，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

76此观点出自当时的片段记录，韩愈忽视了这一点，段文昌则加以强调（《全唐文》卷六一七，页20）。李愬整顿西线官军的经过，散见于多种史料：段文昌《平淮西碑》；《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李愬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21，卷三六七，页9—10b，卷四二二，页9—11b，以及《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77《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3）和《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b）将这些突厥骑兵称为“沙阤”，不过没有其他史料专门提及。

78这些人称作“山河子弟”，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第7333页的胡三省注。其战场表现，可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333—7334。“子弟”一词通常指代地方士兵，据《旧唐书》（卷一五，页9b）记载，他们是从洛阳招募的。

79关于“突将”，见《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3，《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5）称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节度使直接指挥一支精锐部队，是当时常见的做法。见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页40 ff；堀敏一：《藩鎮親衛軍の権力構造》，原载《東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册，1958年，页111—117。

80很明显，李愬通过敌方的叛徒和俘虏获知敌方最关键或最熟悉形势的将领是谁，这关系到他的后续战略。李愬由此在对待叛将方面有了重要创新，它能够带来成功，但也有削弱己方士气的危险。当时对于敌方主动归顺和被俘的两种人的处置有生死之别。李愬的创新是，对俘虏也留活路，将许多有才能的俘虏收归帐下，还鼓励更多人前来投诚。主要史料来自《旧唐书》卷一三三和《新唐书》卷一四五，另外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

81《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0—7732。

82《旧唐书》卷一五，页12，卷一三三，页1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2。

83见《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7739。《旧唐书》所给的时间非常模糊。我认为，吴房（又称遂平）之战是李愬所部的一次挫折，虽然史书上没有这么记载。很难想象，李愬如果不是被迫，竟会主动退出已经夺取的地盘。现有的解释是，夺取吴房就会打草惊蛇，袭击蔡州的突然性就没有了。这一说法稍显牵强，可能是李愬向朝廷陈奏自己功绩时的粉饰之词。其实李愬所部撤退时被淮西军追击，这也证明了李愬是被动撤退的。

84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1—7732；《册府元龟》卷一六五，页12b。

85关于三月官军的大捷、叛军的重大伤亡、郾城的攻克，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2，卷一六一，页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官军冒死强渡淮西重兵把守的溵水，才取得了艰苦的胜利（《旧唐书》卷一六一，页5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19b）。郾城攻克后，其军事地位大大削弱了，但是据进入郾城的朝廷的将领陈述</a>，此城的防御仍然固若金汤（《旧唐书》卷一六一，页3；《册府元龟》卷四二六，页28），我们推断，守将的反水是胜利的关键。

86《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卷一六一，页3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据记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洄曲有一万守军。“洄曲”的名称也颇为混乱，有时称为“时曲”。我认为胡三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可信的：两个名称指代同一地点，而洄曲是正确的名称（《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7739）。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史书记载它在溵水城对岸（《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33）。洄曲必须足够靠北，才能替代郾城北部要塞的地位。

87《旧唐书》卷一五，页12b，卷一四五，页12b；《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b。

88《旧唐书》卷一七〇，页3；《新唐书》卷一七三，页2；《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7；《册府元龟》卷三八九，页25b—26。这个情况非常明确。裴度的头衔是“淮西宣慰处置使”，本意是让他负责行政事务，而韩弘只负责军事指挥。事实上，除非他准备做出影响战局的重大决定，不然他奔赴前线没有任何意义。另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40。

白居易</a>的诗《放旅雁》，颇能体现时人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情绪。这首诗一定是在战争后期写的，作者自注是元和十年冬（815年）作，应该有讹误，因为诗中提到了战争持续了太久：

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

淮西有贼讨未平，百万甲兵久屯聚。

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

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

白居易居住在九江，淮西在九江的西北，所以诗中说</a>“莫飞西北去”。

89关于官军在北线的损失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8。淮西军曾计划在裴度去郾城的路上截杀他，后来又打算在他巡视途中下手，结果都失败了，其中第二次差点得手，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3，卷一六一，页3b；《新唐书》卷一七一，页2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卷四一四，页22b—23；《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8—7740。史书还记载了南路主将李道古的惨败。817年二月，他指挥攻打申州，已经攻破了城墙，却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其指挥能力之低下可见一斑。李道古不仅未能攻克申州，反而在敌军的反攻下损失惨重。此后，申州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纹丝不动，史书上也再未出现南线战况的记载。《旧唐书》卷一五，页11b—12，卷一三一，页6b；《册府元龟》卷四三七，页18a—b，卷四五二，页23；《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1。

90记载此事的是李愬的掌书记郑澥，其记录已经散佚，一些片段保存在《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40）的《考异》中。如果这些片段真的具有代表性，那么我们可以很好地推断整篇的大意。司马光认为郑澥的记载不对，因为如果李愬将其计划上奏朝廷，消息就会传开，李愬行动的突然性就不存在了。我认为司马光的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91干支是辛未。相关史料有《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13，《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a—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21。李祐的军事生涯比较中规中矩，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六一。

92《孙子兵法</a>·九地》，英译本见Lionel Giles，trans.，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London，Luzac and Co.， 1910），pp. 122—123。

93《孙子兵法·九地》，英译本见Lionel Giles， trans.， 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 ，pp. 133.

94所有史料都强调了淮西兵力缺乏的问题，李祐给李愬的情报中也有体现。据《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记载，李祐说蔡州守军都是“市人疲耄之卒”。

95地形特点也是达成战役突然性的一个因素，例如1940年德军突破阿登山口的战役，以及美国内战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中杰克逊的侧翼突破。

96董重质也说李愬是“因雪取（蔡州）城”（见《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2b）。

97《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2b。

98关于这一点，见Peterson，“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pp. 168—170。

99《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51；《新唐书》卷六五，页10b。

100《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四，页666。

101例如李愬攻吴房、李道古攻申州。

102中晚唐（759—900）有两件事影响了羊马城的出现，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页7086；卷二六二，页8537，其中胡三省的注也有价值。一般羊马城的女墙都会在战争中损坏，见李靖：《卫公兵法》，《丛书集成》本，页43；另见杜佑</a>《通典</a>》，《十通》本，卷一五二，页800a。《通典》里收录了《卫公兵法》的大部分内容。

103胡三省对这个问题的注很有价值，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页7764。

104李靖：《卫公兵法》，页14（《通典》卷一五二，页800a）谈到城墙高达五丈（约为五十尺）。我准备将这些珍贵的文献搜集起来做专门的研究。

105北京已经发掘出唐幽州城及其子城的遗址，见那波利貞：《唐代幽州薊城疆域考》，《小川博士還曆紀念史學地理論叢》，東京，同朋舍，1930，页153—266。

106《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4；《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b；《册府元龟》卷四二六，页28a—b。

107牙城及其中节度使的住宅，在当时的史料中极其常见。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64）中胡三省的注。

108“栅”也用来指代城墙的城垛，《旧唐书》（卷一五一，页3b）还将其分为“战栅”和“木栅”两类；《新唐书》（卷一七〇，页3b）则用“飞栅”和“联栅”。又见《通典》卷一五二，页801a。

109日野開三郎的《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東洋学報》卷二七，1940年，页176—196）中列举了许多相关的例子，并做了评述。

110淮西之役，官军使用栅非常普遍，从战争的旷日持久和稳定的阵线看，这种情况也并不出人意料。

111《资治通鉴》卷二三八，页7692—7693；又见《新唐书》卷一五二，页7b。

112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 Army Terms（Washington，Department of the Amy，1965），p.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