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_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小弗兰克·A. 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

虽然先秦的史料真伪互现，但是要从中梳理出战争的几个阶段是可以办到的。战争的各阶段和战斗的诸模式，主要见于《左传</a>》和《史记</a>》两部经典。而《左传》中军事史的材料更为丰富。它是对东周（前770—前403）时期政治史的一份独立记载，成书时间大约在前4世纪晚期到前2世纪早期。《左传》是以为《春秋</a>》作注的形式流传至今的。《春秋》是一部简要的大事编年，记载了始于前722年、止于前481年的历史。《史记》是由司马迁</a>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所修，修纂的时间跨越公元前100年前后的数十年。《史记》囊括了从黄帝</a>到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全部历史。但它记载最为翔实是春秋之后的史事，其中战国、秦朝、楚汉争霸和汉初百年尤其详尽。两部史书将那些兵戈扰攘的年代和数百年的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

如果你了解一点春秋时代的社会背景，你就能猜到当时的战争是非常仪式化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后世的中国人大概是鄙夷武人和战事的，我们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东周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战争是君德的终极试金石。一次战争就好比一次大型的占卜，天意会肯定或否定一个诸侯的统治。如果换用更理性的说法，这是一种将战争和终极的风险与胜负联系在一起的意识。

刘子</a>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二年》）

这段名言，尤其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句，凸显了战争与庄严仪式的关系。战争的胜负反映了民心，也影响着民心。任何一场战事的胜负都会造成一个新局面，有的邦国可能因为激发了美德而更强大，有的则沮丧地意识到自己致命的缺陷。战争是礼制的一部分，而礼制维系着现实社会与祖先精神和宇宙秩序之间的联系。所以不奇怪，史书上对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战争叙述，除了实际的军事行动，很大篇幅都在讲冗长的战前准备和战后的解释思考：治国理政；为军事行动寻找道德正当性；收集和评判敌方情报（包括敌方君主和国家的道德水平与士气）；占卜；公开挑战；占据预定战场的有利地形；在战前挑战逞威，展示武力和决心；战后从道德和实战角度进行记录，不管是否符合实际。

《左传》中有大量关于战争的记载，但是大多过于简略，意义晦暗不明，没有明白告诉我们，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左传》中记载的数百场战事中，有46场材料充足，能供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这46个战例中，有11例异乎寻常地篇幅长、细节多、刻画精，或者技术上很有趣；其中4个尤其出众，因为《左传》里会反复提及，有的是直接重复，有的是间接涉及。这几个战例应该是被视作历史意义重大，应该被引为殷鉴的。这些战役是：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其中陈蔡两国作为楚国的与国参战；晋楚邲之战（前595年）；齐晋鞌之战（前588年）；晋楚鄢陵之战（前575年），其中郑国作为楚国的与国参战。最为有趣的大概要属城濮之战了，因为《左传》中呈现了此战的大量细节，足以让我们画出战斗的示意图，对战事的进展过程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把握。

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述中到底有多少创造性想象，或者用一个当今文学研究者爱用的词，到底有几分“小说化”？这个量是没法精确计算的，但是一定极为可观。此外，军事事件的特殊性很强，军事史从来都是光怪陆离的。一场战役就如一段演奏完毕的音乐一样独特和容易消散，并且更加复杂。甚至到如今，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战地演说都难以当场记录下来，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自古以来中国士兵的话多是在压力下说的违心话。但是还有一些事件在《左传》中的记载看上去很短，写实性却引人注意，应该是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时的情况。在邲之战中，一辆晋国战车撤退时陷入土坑，楚人竟然教晋兵丢弃一些东西以减轻车重，帮助晋人战车逃出土坑。晋人非常窘迫，对敌方的建议也很疑惑，冲帮他的楚人咆哮：“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们逃跑的经验果然没有贵国丰富啊！”虽然无礼，但挺可信的。

不管我们对《左传》细节的可靠性多么怀疑，但是比较清楚的是，春秋时代的战争严格按规程进行，等级森严，举止文雅。有些战争的记载至少作为背景是可信的，从中可以爬梳出不少关于装备、阵形、战术和谋略的细节。此外，《左传》内在的矛盾给了我们信心：大多数材料还是有史学价值的。例如，贬低暴力却有热血的战争描写；又例如霸主追求道德优越性来减少自己的困难，却永远面临困难。况且，《左传》对军事如此重视和尊敬，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其可靠，因为这种重视与后世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在帝制时代，你有可能说，这种对战争的重视只存在于受命于天的概念中，在天之下，开国君主以武力夺得大位被确定为正当的，仅仅是因为他打赢了。

我们可以把先秦的战争叙述划分为几个阶段。我的想法是：某些元素在同一叙述中会重复出现，某些元素在特定的史料里经常被遗漏，当然有一些元素会同时出现：

一、战前

1. 精神准备

① 解释预兆或梦境

② 占卜

③ 根据以往的作为，估计道德优劣（bnce）

2. 搜集情报，评估局势

① 侦查，观察，用谍

② 考虑地形、兵力、武器、士气和双方主帅的性格，以及 公开决裂

晋国派吕相与秦绝交的宣言，是《左传》中的一篇经典文字，用语考究，辞采雅致，是战国时代许多类似文章的先河，但其确实实际发生过的可能性很小。理雅各就指出，《左传》有许多失实的表述。16

比这些掷地有声的宣言更令人惊奇的是，很多情况下，在宿命论、命令或预兆的驱使下，战士们即使相信此战必败、自己会死于非命，他们还是会回到战场上。例如，邲之战前，晋国大夫抱怨：“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显然与指挥官应该有的高昂斗志格格不入。

还是有些宣言比吕相的真实性高的，比如城濮之战的宣言就很可信。这些话颇像两个很有文化的橄榄球四分卫在关键的比赛之前当着记者的面讲给对方的话。这种体育竞技的氛围可能并非完全不得体。因为当时的战争和狩猎非常相似，狩猎本身就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而且和打仗一样也是一种占卜，仔细揣摩打到的猎物，就能知道它们预示着什么。

兵戎相见：战争行为

《左传》中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在邲之战中：

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又如鞌之战：

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17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左传·成公二年》）

上述这些人都是贵族。对现在读者来说，“贵族”一词意味着什么都会一点、却都不专精的人。然而，以武艺、精神、坚毅和忠贞衡量，春秋时代的贵族是专业的武士。表面上的繁文缛节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他们在最严酷的考验下投身于自己君主的事业，其精神是荷马式的，有着传奇一样的果决（tness）与包容（universality）。

实际的战斗要遵循一套准则，其大概内容可以从《左传》的叙述中推演出来，其中有些确实会让今天的读者摸不着头脑。比如，鲁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内战中发生了惊人的一幕，旋涡的中心是华氏一族。而按惯例，许多大国都出面调停，宋公子城的战车和吕封人华豹的战车相遇了，公子城调头要走，“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华豹喊：‘城啊！’公子城大怒，又折返回来，刚搭箭上弦，华豹已经拉满了弓。公子城说：‘平公的在天之灵，还在保佑我呢！’18华豹果然没有射中，公子城又要搭箭，华豹又已经拉满了弓。公子城喊道：‘不给我射的机会，真无耻！’于是华豹从弓上抽去自己的箭，公子城将他一箭毙命。”）公子城又击毙了华豹执殳的车右，重伤了他的射手干犫。干犫请求公子城射死自己，而公子城想留他性命为国君效力。干犫说：“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同车共伍的人都死了，自己却活着，在军法上</a>是大罪。如果我为了逃罪而跟随了您，国君又怎么能重用我呢？您快点下手吧！”）于是公子城射死了他。

这里的军事行为准则是，战友死了，自己也不能独生，这和中国文化里其他团结模式非常相关。应该与对手交替射箭的观念，让人联想到一种基于道德秩序的“骑士精神”，但明显与军事上的实用主义相矛盾。按现代人的思维，如果华豹射箭速度是公子城的两倍，那么只能说明华豹武艺高过公子城，与品行无关；然而事实上，此事不但关乎个人生死，而且关乎国家胜败。我们因此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桓公八年，随楚交战，季梁观察楚军，认为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左翼，所以击破其空虚的右翼，就可以让楚师土崩瓦解。然而，随国的少师却说：“不当王，非敌也。”（不面对他们的君主，怎么算是战斗呢？）结果随师一败涂地——“败绩”。19

不该乘敌之危的思想根深蒂固，它本身就可以被当作一种手段。于是，秦晋鏖战一番之后，秦军使者知会晋军，待拂晓再战，晋国的胥甲和赵穿到秦营门前喊道：“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秦军连夜撤退，没有再战。20

战斗展示的个人品质中，先秦的中国人最为推崇临危不惧，认为这比单纯压力下表现出的勇气要宝贵得多。《左传》对很多事件的记载近乎漫画：“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颜息射中敌人的眉心，回到阵中，说：‘我并没有什么大勇，只是瞄准了别人的眼罢了。’”见《左传·定公八年》。）

武人还必须果毅。“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兵戎之事在于发扬果毅的精神，将果毅之念内存于心、外见于行才叫作礼；‘果’就是杀敌，‘毅’就是能够杀敌”，如果不依此而行，就会死得很不光彩。”《左传·宣公二年》）。该事件清楚地显示，帮助或放过处在困境中的敌人，是违反军事行为的准则的。私人的恩怨不能影响履责的忠诚（《左传·宣公二年》）。不顾艰险、不计利钝、百折不回的忠诚，恰恰是整个国家道德风尚的体现。有这种臣民的国家将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攻打这种国家是愚蠢的（《左传·成公三年》）。恐惧和自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心理不能影响履行职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先秦中国的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所谓战斗只是一通乱打。然而，这种想法未必符合实际：

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21（《左传·庄公十年》）

且不说贯穿整场战斗的军事天才，以及曹刿战后对自己的推测的生动而巧妙的解释，这场战斗本身就充分表现出，鲁军的一举一动都是严格遵守指挥的。鲁军不但可以按照命令进攻，也能按命令停止进攻，即使胜利在望；进攻中能保持良好的队形，常有人为滥杀辩解，因为降卒难以驾驭，在本就危机四伏的处境里更增添了不必要的危险。井陉之战胜利后，赵地对韩信来说还是敌土，彻底平定赵地还要花上几个月，但《史记》中并没有滥杀赵军降卒的记载。

很明显，井陉之战极端重要。陈馀是潜在的分离势力的中心人物，杀陈馀，就是摧毁了这个中心。赵国灭亡，项羽失一强援，燕降齐破，皆由于此。而韩信此前就已灭了魏国和代国，这就意味着项羽失去了对整个北方的控制。韩信与刘邦、项羽鼎足而三的局面悄然形成了。有人劝韩信趁机独树一帜，韩信断然拒绝，决心继续效忠刘邦。回头看来，这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决定。

结论

从公元前9世纪中国有连续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国社会已跨过“军事地平线”（military horizon）很久了。“军事地平线”是原始战争和文明战争的理论分野。在后原始时代的战争中，君主可以为了国家目标发动战争，可以强制把人力物力用于战备，可以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可以根据现成的兵法用兵，可以靠着充足的补给打旷日持久的战争。47用于战时社会组织的基本能力，是和平时期成就的衍生品。48

从有真正历史开始到楚汉战争的一千年，是中国的军事进步显著、创造力活跃的一千年。在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学说等领域，各诸侯国展现出的天才，与灿烂的中华文明相得益彰。在这期间，中国人淘汰了战车，也淘汰了与战车伴生的一系列贵族行为规范和战斗技术。两种相互矛盾的战术并行不悖地发展，体现了中国人在军事上的现实主义。其一是“胡服骑射”（马镫的出现可能就是胡服骑射的后果）；49其二是发展出组织严密的步兵战术，以及相配套的武器装备。这比胡服骑射更加切合中华文明的城市—农业底色。古代中国的军事和意识形态、行政管理一样，也是集权制的。宗教活动和军事活动紧密联系，战前固然要专门祭祀和占卜，就连战争本身也是一种预兆。军事机器和国家行政体系区别不大。50从先秦的史书和兵书可见，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传说故事已经传播开来。虽然后来千百年对武力的偏见一直存在，但今天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先秦，军事不但受到尊敬，而且受到高度的重视。

中国历史有个显著特点，即汉族的军事创造力和适应力发展缓慢。随着文化和人口重心不断南移，51中国在军事上越来越依赖边疆的半开化或野蛮民族，结果就是整个帝制时期，中国人安内攘外的力量日渐削弱。有一点需要记住，削弱帝制中国军事能力的政治和思想因素，在战国时代才刚刚出现；而在春秋以及更早的时代，人们对这些思想还相当陌生。

城濮、井陉两场大战之间的四百年，中国的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变，骑兵代替了战车。可惜的是，无论是骑兵还是战车，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使用的，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同其他武器配合的。步兵显然训练得更好，而且构成了军队的主体。弩成为重要的武器，可能占据支配地位。矛戟的形制也变了。公元前4世纪末引入胡服之后，中国的军服也变了——其实中国人的整体衣着都变了。在战车时代，御者、车左（执弓）和车右（执戈）的个人击技很重要，而现在则让位于步兵更精准低廉而缺少个性的弓弩射击技术、矛戟刺杀技术、大兵团的组织。在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重大变化的特别运动（比如前307年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前690年楚国军事改革）。然而，这类事件短暂而孤立，只是惊鸿一瞥，它的产生过程只能靠推测。

只有把观察的时段放得够长，我们才能看清大势。城濮和井陉两战能观察到的差异中，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战争的理性化。迷信和宗教仪式或许都还存在，但我们在井陉之战中没有看到记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韩信在装备和战术问题上都采取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依靠逻辑和情报决策。在文献上，《孙子兵法》的权威持续至今，它是中国军事天才全盛时期的象征，而韩信则是这种天才的化身。他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至少是最伟大的将领之一。52

在楚汉争霸时代，几乎不再有人强调胜利从根本上取决于统治者及其国家的道德优越性。说客（比如蒯通劝说韩信时）直接诉诸个人的抱负与恐惧。53韩信反对蒯通的理由，是自己对刘邦个人的感恩，而绝不是因为钦佩他的德行。事实上，很难想象刘邦的同时代的人会把他当作道德楷模。54胜利靠的是诈与力，而不是塑造国家、时代和天下的命运的德行。

城濮之战和井陉之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胜利的基础都是准确地估计敌人、制定相应的策略。文公看到了楚军的鲁莽，可能还有子玉必欲置他于死地的狂热。韩信看到了陈馀僵化的思维和狭隘的目光，甚至猜到他会放弃高地上的营垒，全军出击！对奇谋的褒扬，可能反映了中国读书人（包括史家）对武力的厌恶。如果战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智斗，而诸如纪律、组织、武器、耐力、流血等严酷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因为对智谋的强调而最小化，那么中国读书人会更容易接受战争。这种思维再往下发展，就会认为常胜将军们有操控自然和环境的能力。于是战争离实际经验更远，儒生掌握了军事史的书写，把军事史降低到寓言和传奇的层次。史家省去了记录战争中复杂多变的技术的麻烦，也进一步鼓励了纸上谈兵。直到今天，中国的军事思想还有深深的纸上谈兵的烙印。

最极端的例子最能体现问题。前638年的宋襄公（毛泽东的名言“我们不是宋襄公”说的就是他）和前205年的陈馀，他们的失败最彻底、最愚蠢，也最清晰地展现出春秋和楚汉两个时代的区别。宋襄公力排众议，坚持与楚国交战。楚军渡过泓水之前，宋军已经列阵完毕，但是襄公偏要等楚军全军渡河、列队完毕之后才下令进攻，55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负伤，当宋人责怪他时，他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陈馀拒绝李左车的建议时，给出的理由就和这种道德主义的高调很不一样：

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56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这种迂腐糊涂的想法，最后必然铸成大错，但它是从理性出发的，是由已知的前提做出的逻辑推论。陈馀和宋襄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

1关于战争的占卜，《左传》中有三个例子最有趣：（1）僖公十五年，秦人占筮，结果是秦国将要俘获晋侯；（2）宣公十二年，邲之战，知庄子</a>用卦象预测了晋师的虚弱和危险；（3）哀公九年，晋国放弃攻宋救郑，因为龟甲和蓍草都显示不吉。

2Cf. Legge，The Chinese ssics，vol 3：Shoo King，p. 63.（《尚书</a>·大禹谟》）

3鲂是子鱼的名。

4现在还不清楚占卜的工具到底是怎样的，先秦的占卜工具也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可能有一个从龟甲到兽骨再到蓍草（尤其是到了周初《易经</a>》编成之后）的演变过程。占卜的工具越来越廉价，可能与人们对占卜结果的重视越来越低有关。随着这个变化，人们会倾向于神化早前的占卜方法，用“龟”表示“吉”的意思，而实际使用的很可能不是龟甲。当中原诸国采用更新、更简便的占卜方式时，楚国依然坚持用龟甲占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楚国处于华夏世界的边缘，想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龟甲在位于南方的楚国比较易得。上文引用的《左传·哀公二十三年》提到的“龟”，指的可能是藏在特殊地方的特定物品，不是来自楚国，而是来自楚国的老对手晋国。与此相似，《左传·哀公十年》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最初用龟甲占卜的结果和用蓍草按周易</a>的方法占卜的结果有何不同（Legge，p. 819）。这清楚地告诉我们，两种办法都在使用。这么明确的词语很难仅仅被当作古词变新词，将“占卜”改为“卜筮”。必须有进一步的证据，以及进一步地研究何种证据是可用的，才能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5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6辞书对“菆”的解释也很模糊，而且往往引用这句话。“菆”有“草”的意思，也有“箭”的意思，理雅各翻译的是“discharge a strong arrow”，意译的成分很重，但大致意思应该不差。另外一个解释是“射中插在靶心上的箭，将其劈开”，简直像武侠小说一样。无论如何，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射得有力道，娴熟，又准确”。

7“鞅”指的是马缰绳（martingale），这里泛泛地译作“harness”（马具）。

8《左传》中“挑战”的标准说法是“致”，有时候也用“挑战”或者“徇”。

9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原文，这句话是魏锜所说，而不是赵旃。——编者

10另一说法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1理雅各将“赐”译为“gave”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一翻译没有能体现出授予武器的同时也提高了接受武器者的身份。理雅各将“铍”译为“long Spear”，当我们提及战场上的兵车时，的确很容易想到长矛。但是因为木制的矛柄易于腐烂，无法保留至今，所以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春秋时代的长矛。参见Max Loehr，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该书 29值得注意的是，龙卷风的特点是，里面是狭长湿润的气旋，外面是较宽的干燥气旋，所以《左传》记载风从沼泽刮来就增加了可信度。这个细节没有在记载城濮之战战况时正面提到，而是后来追述的（《左传·僖公十四年》；Legge，212）。但是理雅各太过忠实于朱熹</a>错误的注，导致英译的偏差。

30程发轫在《春秋左传</a>地名图考》（台北，广文书局，1967）中认为，城濮是卫地，有濮水流经，即今濮县南六十里的临濮集。他还推测，有莘之墟在河南陈留，因为离临濮集太远，所以有莘之墟不可能发生战斗。他又从另外一条史料推测，有莘之墟在今山东曹县以北十八里，他认为这个地点大致可信。晋军从曹国南下，楚军从宋国北上，两军相遇于曹宋边界。之所以以“城濮”命名这场战役，是因为晋军曾在此驻扎数日。而真正的交战是在有莘之墟，因为晋文公曾在这里检阅军队。不过单纯从地理角度看，我认为此说也未能尽善：姑且按照程氏的说法，濮县以南六十里距离曹县以北十八里还有一百里，大约相当于晋文公退的“三舍”。很难想象晋军会撤退一百里后又向南前进了一百里。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里”的长度是变化的，所以这种论证的风险很大。

31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开明书店，1946，页180—181。

32见《左传·成公七年》。另见沙婉（E. Chavannes）的法译本《史记》：Memoires Historiques（Paris，Ernest Leroux，1895），V，5。

33能从《项羽本纪》找到的仅有的军事装备信息是：项羽使用了弩和剑（可能是短剑），并有一匹心爱的坐骑；在垓下之战中，他是徒步作战，没有骑马。

34井陉之战的记载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其英译本见John DeFrancis，trans.，“Biography of the Marquis of Huai-yi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47），pp.193ff，以及Burton Watson， trans.，“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208—232。本书引用的《史记》是顾颉刚点校本《史记》（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因为它标出了具体行数，方便具体引用。关于井陉之战的记载，主要是 53Defrancis，pp. 197—198；201—207.

54中国的史家塑造的刘邦，成为朱元璋</a>效法的对象，可见他们的笔是多么有魔力。

55“渡河未济，击其中流”在当时是极为常见的战术，所以宋襄公就显得滑稽了。《孙子兵法》云：“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楚汉战争中有一场关键战役，也是类似情况：刘邦向楚军大将曹咎挑衅，引诱他出战，在楚军出战半渡氾水时，刘邦纵兵出击，歼灭了楚军。（顾颉刚点校本《史记》，卷七，页2，272—274。）

56这是对《孙子兵法·谋攻篇》的不准确的引用。原文是“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