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_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中国对今日世界的诸多贡献中，最乏人问津的要数它独特的军事经验。本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其目标主要是用细腻的分析，呈现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如今20世纪下半叶行将过半，控制战争规模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本书的出现显得恰逢其时。国家或政权间的暴力冲突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共同威胁。如果想借鉴军事史去应对现在的危机，那么必须重视中国人战与和的经验。西方扩张的余波在越战中达到某种顶点，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战争方式的扩张性弱于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新的动员和防御艺术的突出范例。作为核大国，中美被一个同样的难题困扰：如何驾驭新兴的核力量，用它自卫，而不被它反噬？双方都需要用尽可能全面的视角看问题。

正如沃尔特·米里斯（Walter Millis）十年前所说：“继续将过去的战史套用到未来，不但可能，甚至必然造成一个文明的灾难。”他说，亨利·哈勒克将军（Henry Halleck）、G. F. R. 亨德森（G. F. R Henderson）、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en）、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J. F. C. 富勒（J. F. C. Fuller）等人，并不比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高明到哪里去。他说，军事史必须“少研究一点过去的战例……少一点纯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多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还要利用应用科学提升研究水平。”1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独到经验也许会有特别的启发。

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做出调整。研究中国人的战争之道，可以使这种调整更顺畅。这样一来，理解中国军事传统就有了实用价值，中国政府正是它的嫡派传人。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粗取精，为我所用。毕竟中国历史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中国的军事传统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实效，还在于它每每能够推陈出新，有时创造力甚至更胜西方。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弩、铸铁、火药，还发明了纸、印刷术、科举和职业文官制度。他们还有一项很早就取得的成就：确立文主武从的观念。因此，中国“和平主义”的名声在西方民间经久不衰。中国古史</a>中兵制和战功的记载之多，前现代民族中无出其右者。公元前221年，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定于一统，其后的十二个主要朝代，和其他十六个次要朝代，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可谓“刀剑里面出政权。”统一一方面要靠武力，一方面也要靠非军事因素，这些因素军事史家也不能忽视。

本书分析了从古至今中国军事经验的典型形式：春秋</a>时礼仪化的战争、战国时兼具礼仪和计谋的战争、汉代的内亚问题、唐代对藩镇势力的镇抚、明代沿海的倭患、围城战与内陆水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当权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军事灾难。当然，这些战例都可以同其他地区的战例横向比较，且能得出丰硕的成果。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然而其中一些方面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文与武：军事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如果注意到统一中国必须面对种种复杂的地形条件，那么我们将愈加钦佩这一成就。乔治·克雷西（George Cressey）是一位游踪广布的地理学家，他将中国的山脉比作“青藏高原上伸下来的手指”2。几条大河沿着这些山谷东流，使得这些山脉更难逾越。然而还有其他南北走向的山脉，它们把地形横截成一个个孤立的台地或盆地。例如，四川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很早就得到人工灌溉的鱼米之乡，四周崇山环绕。从北面的陕西入川要经过重重关隘，从东面入川要乘船穿三峡，溯江而上。这简直是上天为割据势力准备的天堂。福建的河谷和广东的沿海平原也与此类似，前往中原都要翻山越岭。西南的云南和西北的山西也都是峻岭环绕的台地。一般来说，中国的几个经济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要远于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空间维度上，中国比美、俄等新兴巨头更加广袤；时间维度上，中国甚至比欧洲更古老。不得不说，单单靠暴力，永远不足以统一这样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的广大地域。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的路途并不比欧洲北部平原更平坦，但是欧洲北部平原多国并立，中国却保持着统一。一言以蔽之，统一中国不只需要兵马饷械，更需要政治军事的想象力和社会组织的天才，军事力量只是补充而已。

从地理上看，西方的扩张性源于希腊罗马对海洋的利用，它孕育出远洋贸易、殖民地和地中海帝国，比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早了两千年之久。欧洲帝国主义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扩张性，最终掌握了世界霸权。相比之下，中国的防御性源于华北平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它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也远离通向它们的海路。中国对安定内政的渴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雄心。欧洲有克里特制海权、特洛伊战争、雅典海军和腓尼基海洋贸易，而中国却少有类似的成就。中华帝国统一发展了一千年之后，与邻近的东南亚的贸易才渐形重要起来。又过了一千年，中国人“下南洋”蔚成风潮；然而，下南洋的部分原因是欧洲人的鼓动，他们出洋乘坐的是欧洲船只，进入的也是欧洲殖民地。有一种观点值得借鉴：今天西方扩张的特殊活力逐渐枯竭的时候，中国对内部社会组织的特殊兴趣也可能同时枯竭了。

文主武从，并不是修史的文人向壁虚造的。相反，这是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大成就。怎样让军人服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今天，美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技术都在突飞猛进，这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不过是老生常谈</a>罢了。这是考察中国军事史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

从历史分期上讲，我们可以将中国军事史分为两个阶段： 5入江啓四郎：《中国古典と国際法》（東京，成文堂，1966）。较早的研究可参看Richard L. Walker，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1953）。

6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722—222 B.C.（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59.

7想总体上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技术，请参见Joseph Needham and othe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李约</a>瑟：《中国科学技术史》）（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of Press，1971）。这部多卷本著作最新出到 26牟复礼除了许多论文，还有以下研究成果：The Poet Gao Ch’i，1336—1374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Knopf，1971）。现在正在研究元末明初的历史。

27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成果：Charles O. Hucker，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1368—164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in J. K. 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s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1944—1946年，贺凯的军事史研究是在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开始的，他全面了解了美国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战斗机和空中预警机活动的情况，撰写了大量著作。据说这些著作依旧被秘密保存在圣路易斯（St. Louis）附近的一个仓库里，以备后世之用。

28相关研究的综述，见Kuhn，pp. 15—20。

29Kuhn，p. 125. 还可参考James F. Millinger，“Ch’i Chi-kuang：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1968。

30重点参考James. E. 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chap. 4—5。

31Frederick J. Taggart对公元57—107年的汉匈战争和罗马与蛮族的战争做了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但是汉学家们并未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参见Frederick J. Taggart：Rome and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9）。

32这对于19世纪的观察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李约瑟的研究显示，在1161年的一场水战中，宋朝曾派出战船340艘、水军52 000人；1281年，蒙古征讨日本，动用战船4400艘；郑和最大的宝船</a>长达449英尺（约137米），装有9根桅杆，现在已经发现的船舵直径有20英尺（约6米）；明朝水军有舰船3800艘，最大者可装载1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