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比较宗教学导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_宗教与世界

本文译自Max Weber,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Einleitung,”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1978) 7th ed.,pp. 237-275。这篇文章是韦伯为其列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这个总目下的一系列论著所写的一篇导论。此一导论和《儒教与道教》的前半部同时发表于1915年9月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中译本所根据的版本如次：大冢久雄、生松敬三译，《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宗教社会学论选》（东京，1972）之二《世界宗教经济伦理·序论》（31-96页）；H. H. Gerth & C. W. Mills ed. & tr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1946), pp.267-301。本文由简惠美译出，经康乐修改定稿。篇名及篇中各段落划分与小标题皆为中译者所加。

所谓“世界诸宗教”，我们此处所指的是已知道如何将信徒大众聚集起来的五大宗教或由宗教所制约的生活规制体系，亦即：儒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宗教伦理。此一看法，纯粹是基于价值中立（Wertfrei）的立场[1]。除了以上诸宗教外，我们也将处理 [3]古印度有四部经典：《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与《阿闼婆吠陀》。这四部书在印度的地位近似中国的四书</a>五经</a></a>。吠陀（Veda）者，智识之意。四吠陀出现的时代相去甚远，约从公元前1500年到250年之间。——中注

[4]苏菲是于公元八世纪起源于波斯的一支倡导泛神论神秘主义的伊斯兰教教派。由苏菲派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精湛的象征手法，颇为诗人所用。——英注

[5]相对于出家修行的修道士团体（修士属1923），pp.305-307（前引黑正岩与青山秀夫之日译本，243-245页）。——中注

[8]参见M. Web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9]在此诸脉络里，我们必须去除“达人”这个概念在现今所包含的每一个价值判断的层面。由于“达人”一词意思相当复杂，我倒较偏向于用“英雄的”宗教意识这个词语，不过，“英雄的”（heroic）实在太不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某些现象。——原注

韦伯在无意中接受了鲍尔（Bruno Bauer）的说法。见鲍尔在其Einfluss des englischen Qu?kerthums auf die deutsche Cultur und auf das englisch-russische Project einer Weltkirche（Berlin，1878）一书中“habituelle, Künstlerische Virtuosit?t gewordene Fr?mmigkeit”之概念，pp.17f.，21，60，94，99，102，140。——英注

[10]乌列马代表受过伊斯兰教之宗教与法律训练的学者所形成的一个群体。他们乃是神圣传统的护卫者。与他们相对的是声称拥有对传统之神秘的诠释、而非知性诠释之知识的宗教领导者。——英注

[11]指托钵的修道士。——英注

[12]已论述的部分是包含在讨论基督新教的论文里。下面的详论则是指《古犹太教》（Das antike Judentum）。——中注

[13]顺带一提，我们考察的顺序——由东向西——的地理性安排，只不过纯属偶然。事实上，并不是外在的地域性分布，而是为了达到论述之目的的内在理由，才是考察顺序的决定性要素。若能多加留意，这点或许便了然分明了。——原注

[14]关于这些术语，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的各章节里有更详细的讨论。——英注

[15]根据韦伯，罗马主教自古以来就取得不同于其他地区主教的特殊权威。但是，这一权威纯粹来自卡理斯玛，而“绝非近代意义的首位权（primacy）之义——诸如具有明确的教义上的权威（Lehramt）；也非普遍管辖权——就上诉的职权或甚至与地方权力竞争时的主教管辖权而言……只有在经过官僚化及智性化过程的近代社会，才会将管辖权转化为一种‘职位性卡理斯玛’，并开始区分职务（‘来自圣座的’）与在职者，此种区别乃所有官僚制之特征”。《经济与社会》，vo 1. Ⅱ，p.1140。众所周知，天主教会中来自圣座的行为（即依据职权的行为）是与单纯个人的行为有明确区分的。教皇所发的有关信仰、伦理教义之“教皇谕令”是正确无误的。但当他仅以学者身份发表意见时，却非如此。教皇首位权的确立有长久历史，但要到1869—1870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才予以确定，“教皇无误” 也在这次会议中宣告为教义。——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