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_宗教与世界

本文译自Max Weber, “Vorbemerkung”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onssoziologie (Tübingen, 1978) 7th ed., pp. 1—12。这篇文章实乃韦伯为其宗教社会学论著所写的一篇总序，英文最先由Talcott Parsons译为“Author''s Introduction”列于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58)一书之前，极易使人误解为韦伯专为此论文所写的前言，特此说明。中文原</a>有张汉裕译《著者补论》，收于氏译《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台北，1960），89-98页；译文稍有删节。今由康乐参照张译本、Parsons英译本及以下版本予以重译：W. G. Runciman ed., E. Matthews tr.,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urope,”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tion (New York, 1978), pp. 331-340；大冢久雄、生松敬三编译，《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宗教社会学论选》（东京，1972）之一《宗教社会学论集·序言》（5-23页）。必须说明的是，原文最后几段有关运用史料的部分，兹不赘译。此外，本文篇名及各段落小标题皆中译者所加。

身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时，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之发展方向的某些文化现象，这到底该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呢？

一　各文化领域的理性化

只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至我们今日视为可靠的程度。其他的文明，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与埃及，也有经验的知识、对世界及生命问题的反省、极深奥的哲学及神学智能（虽然只有基督教——在大希腊化思想的影响下——才圆熟地发展出来一套系统的神学，至于伊斯兰教与某些印度的宗派则仅有些许迹象），以及极端精微的学说与观察。然而巴比伦的天文学——就像其他文明的一样——缺少了希腊人首次发展出来的数学基础：质实言之，此一事实更突显出巴比伦天文学的特殊发展。印度的几何学则没有理性验算的概念——这也是希腊人天才的另一产物，同样的天才也创造出力学与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就经验观察的角度而言，确有高度发展，然而并没有理性实验的观念，而此一观念虽已出现于西洋古代世界，基本上仍为文艺复兴时的产物。同样地，近代的实验室并不存在于印度，其结果则为印度的医学——虽然在经验与技术层面有高度发展——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化学的基础。除了西方外，没有理性的化学。中国的史学，尽管复杂精微，却缺乏修昔底德（Thucydides）式就事论事</a>的研究方法。马基雅维利（Mhiavelli）确有其印度的先行者，但是从亚洲的政治思想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或一般的理性概念。理性法律体系所必备的、严谨的思想论证及形式，为罗马法的特色（西方法律亦源自此），却不见于他处，尽管印度的弥曼差（Mimámsa）学派[1]、范围极广的法典编纂——特别是近东，无数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法律文书——稍有迹象可寻。教会法（Can on Law）的结构，亦仅见之于西方。

同样的现象亦可见之于艺术。在历史上，其他民族对音乐的敏感似乎比我们有更高度的发展，至少不比我们差。各种形式的多声乐存在于世界许多地区；由一些乐器及伴唱所构成的合奏，可见之于其他文明。我们音乐中所具有音符间合理的节拍，其他民族亦曾计算出来并熟用之。但某些特色则仅见之于西方音乐：例如合理的合声乐，包括对位法及合音；基于三和音（以及 [6]“海外贸易贷款”，欧洲中古时期用于海外贸易的经营方式。它是“一种用来保</a>障海外贸易风险的办法，而不致违反了（当时）禁止高利贷的规定……当要进行某些风险性的海外冒险时，某人或资本家会为其船货募集一笔钱，如果船只损失了，贷方不能要求还钱，要是安全抵达则借方就要付出相当可观的利息，通常在50%左右”。Henri Sée, Modern Capitalism, p.189.——英注

[7]其间的对比当然并非完全绝对的。从古代地中海世界、近东、中国与印度的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包税制）中，产生了合理的、持续经营的企业，它们的簿记（我们所知仅为一些碎简残篇）或许也有某种“合理”的特色。再说，在现代银行的早期发展史中（甚至英格兰银行），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与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间，亦曾有过密切的接触，最初通常是来自有关军事政策的交易。在这方面，有意义的是例如佩特森（Paterson）这位典型“创始人”的人物与英格兰银行理事之间的差异，这些理事负责制定长期发展方针，而且很快就被视为“格罗斯大殿的清教放贷者”。同样地，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可靠的银行在“南海泡沫（公司）”时离谱的政策。以此，两种角色逐渐合而为一；不过，其间还是有区别的。合理的劳动组织之创立极少是大企业发起人及金融业者的成就，亦非金融、政治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者——犹太人——的成就。这一成就，典型而言，乃属于另一种十分不同的人。当然，这也只是就一般情况言之，个别的例外还是有的。——原注

William Paterson（1658—1719），英格兰银行创始人。该银行设立于1694年。

“南海公司”一案发生于十八世纪初，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诈欺案。

有关英格兰银行之成立及其与“南海公司案”的关系，参见周宪文编译，《William Paterson的历史与事业——英格兰银行的创办》《英格兰银行与南海公司》，收入《西洋经济史论集（Ⅰ）》（台北，1982）。——中注

[8]“庄宅”，根据韦伯，Karl Rodbertus（1805—1875）是最早用此词来称呼古代“大规模家计”的学者。在“庄宅”中，需求基本上是以自给自足为标准的。家计所需要的物资大部分皆由徭役及实物贡纳的方式来提供，此种供应方式可见之于西洋古代世界的农庄与皇室的家计（特别是新王国时代的埃及，前1400—前1000），亦可见于中国及印度，中古欧洲亦有之，从查理曼的《庄园管理条例》（capitre de villis）即可看出。参见M. Weber，《经济与社会》，vol. I，p.124。——中注

[9]有关西方的“市民”，参见康乐编译，《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第四篇第二十章。——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