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_曾国藩传

从太平军起事，到新军组建，再到太平天国覆灭，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很难想象，在这场大规模起义的早期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时候，而它的末期又与美国内战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相重合，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从那个时代的欧美思想体系中抽身，深入曾国藩</a>时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他们所经历的精神变革。从孩提时代到联合李鸿章</a>奏请皇帝派年轻人远赴海外求学，曾国藩在精神世界中究竟走过了怎样的漫漫长路，我们只能依靠想象，想象这个人从孔子</a>和柏拉图的时代一直生活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根据他留下的文书信件，以他的心路历程为主题编写一本传记一定意趣隽永。一个章节篇幅太短，无法将有价值的材料一一呈现，但至少可以揭示曾国藩对待自己、对待家人秉承着什么样的原则，对他所处的国家的体制又抱着怎样的态度。

曾氏宗谱所载世系始于华夏之初，并且自孔夫子时代起，脉络就已相当清晰。曾国藩是中国先哲曾子</a>的70代孙，而曾子是至圣孔子最为出众的弟子之一。曾氏湖南一支在元朝时定居衡阳，17世纪迁居湘乡，以耕种为生。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之前，这一支脉中并无特别卓著之辈。曾国藩在文中常呼其祖父之号“星冈”。他对曾国藩影响颇深，随着曾国藩的年龄增长，这种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曾玉屏年轻时游手好闲，后来有外人断言曾家必然败在他的手上，他才安下心来认真务农。为了供奉先祖，他组织修立了曾氏宗祠。在他看来，所有神灵之中，最应该敬奉的就是先祖的在天之灵，因为他们对家族后世的影响，无论好坏，都远远超过远在天边的鬼神。

在祖父鲜明个性的影响下，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族内部的团结，所有思虑考量皆以家族为重，并花了极大的精力在兄弟和子嗣之间维护家族的秩序。他的书信之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他的家书。其中一封是他在京城升任高官时写的，那时他得知祖父病重，想到自己在京城玉食锦衣，而父母却在家操劳，心中不免愧疚；但见诸弟兄孝顺，他又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信中说</a>：

诸弟仰观父、叔之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侍堂上，此我家 在家事上，祖父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在1859年到1861年的家书中对家事多有提及。祖父曾教给曾家子孙一句治家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者，所读之书也，学业不可荒废；蔬鱼猪，皆农事也；早者，起早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祖宗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

曾国藩本人又将这句格言的内容细化了，并要诸弟和子侄都记住“祖父星冈公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药医，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此外，他还提出了“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恕致祥”源自孔子的经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867年，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及家财和居家德行的话题，又重复了上面的箴言。他在信中说，他不能把大笔的钱寄往家中。“自有两江总督以来，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每年足数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福，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

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如果认定曾国藩脑子里只有旧观念，那就错了。一旦谈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他便不再守旧了。当然，认为女性就该和针线茶饭打交道的正统观念他也并非一点没有，在京城时，他就给祖父写信说，自己的妻子远离家乡，不能在家侍奉老人，他心中有愧。另一封家书中，他又指责自己已经出嫁的姐妹们没有早起服侍婆婆，反而躺在床上等别人伺候。长子娶妻前，他写信回家说，新娘嫁入曾家后，也应当勤于女红，亲自下厨，尽到媳妇的本分。此后他又在另一封家书中告诫儿子，不要认为其妻出身富贵，就可免做原本的分内之事。

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些问题上显得十分保守的曾国藩会强烈反对近亲通婚。中国是允许异姓的近亲之间通婚的，但血缘关系疏远或者很可能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男女却是禁止结亲的。在曾国藩看来，姐妹的子女与兄弟的子女一样都是近亲，中国不允许同姓男女通婚，而近亲之间结亲却不管不问，这个做法是不合情理的。

在星冈公心目中，祭祀先祖是一个家族应尽的责任。这是曾氏祖孙二人信仰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正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自古有之，代代相传，不仅是中国，其他古代国家也是如此。列祖列宗皆在天有灵，而逝者魂归之处，唯先祖灵魄当拜当祭，当敬当畏。所以家事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祭拜先祖在天之灵。对星冈公来说，这就是他所笃信的全部奥义。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借祖父的观点与自己的长子讨论祭祀一事，他写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 至于品行，曾国藩认为当以四书</a>五经</a></a>为典。他要诸弟和子侄遵守孝悌仁义的美德，砥砺品性又应当追求勤、俭、刚（即坚定的意志）、明、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谦、浑八德。赴天津处理教案的前夕，他在遗嘱中关照儿子有4条原则必须遵循：

慎独则心安。

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

习劳则神钦。

曾国藩非常重视读书，也常常煞费苦心地劝诸弟像他一样勤于治学。即便是在战乱动荡之期，或是政务繁杂之时，他也很少有哪天不看书的，典籍、史书、诗文，总要择其一二研读；此外，散文也好，其他文论也罢，他总少不了提笔写点东西。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惜这些日记在九江城下遗失了不少，其中有几年的记录对于我们来说本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曾试图在自己的晚辈们心中激起同样的求学欲望，希望他们能把读书作为居家 在1843年初的一封家书中，他提到了读书必须具备的三种素质：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至于曾国藩自己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找到例子。1844年的最后4个月间，他读完了《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a>》20卷，《后汉书</a>》百卷，还作了批注。从军之后他诸务繁杂，像以前那样研读诗书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给自己立了规矩，每天必须读书，为了迫使自己坚持下去，他还列出了具体的书目。在家书中，他曾以庖厨之道来比喻治学，炉火恒烧方可为膳，时燃时熄则不能成炊。另一封家书中，他还提到朱熹</a>将治学比作炖肉：“先用猛火煮，再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一个人真想读书，哪里都可以。问题不在地点，而在其内心，完全取决于此人是否真有治学的动力。曾国潢曾表示想去教书，教书多闲暇，也有治学动力，曾国藩去信说：“且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去世前不久，他还总结了4条法则以勉励子孙，希望曾家后辈皆能自立，学而不厌。“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

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他还对诸弟说，他们兄弟几个身体都不好，是因为遗传了母亲。也正因如此，曾国藩只得对自己的健康多加注意。住在京中时，他就从来没摆脱过各种病痛。1842年时他曾听人说，静养比汤药更有效。他也看过不少大夫，但最后干脆不看了，因为他没碰上过医术高明的，请这些人看病基本上是得不偿失。32岁的时候，他戒了烟，还建议诸弟到了差不多年龄的时候也别再抽烟了。不过他觉得适量饮酒是没什么坏处的。他十分赞同早起，不仅是为了处理公务，也是出于养生的考虑。

曾国藩在他1866年7月16日的家书中曾详细说过自己的养生秘诀：

余老境日逼，勉强支持一年半载，实不能久当大任矣。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篇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他觉得阳光和新鲜空气非常重要，这个观念倒是颇为现代。“若湿气太重，人或受之则易伤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亦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

在家书中指导儿子读书时，他同时又教了他们养生六事，以免健康状况不佳拖累学业：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一曰黎明吃白饭不沾点菜。

去世前两年，他眼疾复发；处理天津教案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此外他还常常犯头晕，去世前几天还发作过一次，非常严重，当时他正在乘轿去拜访朋友的途中，却突然晕倒了。正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才留着仅有的一点精力，迫切地督促自己的后辈学习养生之道，强身健体。

太平天国运动中，人们对杀戮都显得有些麻木，这让我们觉得他们的思维观念也许还停留在中世纪。现代战地救护始于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那时的救护工作中，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有所体现，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朝廷和叛军都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斩杀太平军俘虏的时候，曾国藩就没有丝毫犹豫。1861年，他的两个弟弟给他写信，说剿杀人数太多，于心不安；他回信说，反贼杀得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可根除流毒。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都应该诛灭。“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湘军攻占安庆时，诛杀了两万太平军；三河口一战，又有两万太平军死在屠刀之下；攻入天京后，湘军关闭了城门，在街头巷尾追杀太平军，10万人遭屠戮；不久之后，鲍超又在抚州大开杀戒，4万人成刀下之鬼。所有的这些杀戮似乎都没能触动大众的神经。太平军八王降清，却在苏州被杀，戈登对此很是愤怒，还企图射杀李鸿章，但曾国藩却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并置评道：“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从曾国藩这些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认同这些杀戮的行为，对俘虏的遭遇也漠不关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冷酷。这场运动中的杀戮，似乎更接近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法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及塞伦的猎巫行动；在清廷看来，太平军不是一般的叛军，他们不仅行谋逆之事，还要亵渎圣人经典，无视祖宗规矩，有悖人伦。清廷视其为毒瘤，故而要彻底铲除。

在京中任职时，曾国藩与洋人并没有过接触，也不了解洋人，在他看来，如果能把他们赶出中国，才算对国家有利。1849年，在是否应该允许洋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上，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成为湘军统领之后，他开始关心火炮，因为他发现战场上少不了这种武器；后来，他又意识到湘军的发展需要蒸汽轮船和汽艇，所以容闳提议在上海创办钢铁厂时他全力支持；起初他有点抵触来复枪，后来终于接受了；在他看来，外国军队只能用来部署防御；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但他的思想也是慢慢转变的，到去世前，他已经能想到依照西方的模式重建中国，这一想法颇有胆识，称得上是国士之见。

在邦交态度上，起初他对西方国家是怀有敌意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发现了洋人的毅力和优势，于是他对他们的印象也有所改观。1862年，在答复李鸿章的信时，他写道：“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不久以后，针对是否要用外国军队的问题，他在另一封书信中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遂，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关于“会防不会剿”，因为在别处提过，所以他在信中并没有多作解释，便直接开始细说“先疏后亲”：

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次数语以行，目下虽若龂龂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

显然，曾国藩并没有把洋人当作劣等人对待。相反，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渐渐感觉到，洋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差异，只有遵循儒道才能维护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长远关系。他反对通过欺诈来谋求眼前的利益，因为这种策略目光短浅，最终下场只会是满盘皆输。

打开国门接纳外国商人的做法，他是不同意的。在创办钢铁厂一事上，他很清楚外国的援助必不可少，但他不希望外国人在其中横插一手，抢走中国人的饭碗。商船队组建时，他要求让中国人先做些基础的事，等他们学会如何独立管理，便将商船队全部接管过来。国内已经流行开来的种种新鲜事物，他都不怎么感兴趣，宁愿按照老办法行事。关于对外贸易，他曾在文中表示，近数百年来，泰西诸国相争，无外盗取别国商贾之利以全母国。洋人来大清国建厂造局，实心存不轨，欲为害大清国子民。自与泰西各国交战以来，百姓民不聊生，如蹈水火。洋人已择三五口岸通商，商事日繁，然百姓困苦，无处申告，如陷倒悬。若食盐贸易对洋人开放，本国盐商生意定要受挫；若准许洋人建造仓房，本国库房店铺必遭排挤；若内河对蒸汽轮船开放，本国大小船家便没了生计；若让洋人开设电报、修造铁路，本国车马客栈也会被夺了营生。兴洋务，唯师其技而已，本国方得长久。

从曾国藩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推想，如果他看到清廷后来的步步妥协，看到大清国的资源落到了洋人手中，看到朝廷的收入都用来付了洋人的利息，他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去阻止。

曾国藩文韬武略，功勋卓著，但从不改其文人之质，哲人之本。其书信行文走笔风骨独显，自成一派，足可为文章典则，译成其他文字便不及原作十之一二。此外，他还挑选了中国古代十八家诗人的诗作汇编成册。有人赞他文才学识为清朝之冠，只是这一盛誉并未得到一致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