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列强与太平军_曾国藩传

为了考察太平天国末期的种种，以更好地理解国外势力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1853年初，太平军一路跋涉抵达江宁，并以江宁为都，这段经历是外邦共同的兴趣所在。更让他们好奇的是太平天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宗教信仰。为此，英法美都曾派人往长江上游方向一探究竟，想弄清楚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1853年4月，密迪乐随英国军舰赫尔墨斯号出航时，曾对太平天国钦佩有加。他的上司乔治·文翰爵士曾仔细研读过太平天国文献的译本，所持态度就相对比较保守了。他宣布对太平天国政府要保持严格中立，并曾奏报英国政府说，太平天国的宗教教义所满足的主要是“一种政治动机，领袖们需要利用它去左右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事业的附庸”。梅德赫斯特博士在给文翰的汇报信中基本上已经道破了这场运动的本质，认为它是荒谬的宗教信仰和精明的政治目的的结合：

对于这种差异，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两种想法或两类人同时并存，一类人态度虔诚而谦卑，只想一心事主，并通过赞颂唯一救世主以求恩泽；另一类人则想要借此获取蒙昧的民众的信任，以帮助自己争夺权位。

梅德赫斯特认为，如果这场暴动能取得成功，那么至少基督教信仰能得到保证，通商的可能性也更大，但鸦片贸易一定是严格禁止的。太平天国在宗教思想方面算是承袭西方，因此还有几分赞成自由主义的可能，但倘若取胜的是朝廷，那么他们必然会变得比之前更加排外，更加倨傲。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倡中立政策。

1853年，法国公使造访天京，却没能如愿面见太平天国的高官。这位公使的观点与梅德赫斯特十分相似，他认为太平天国还远没到能成大气候的地步。

1854年5月，美国传教士罗伯特·麦克莱恩抵达江宁。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宗教狂热升温不断的时候，杨秀清</a>刚封了圣灵，太平军的态度变得更加排外，更加趾高气扬。如果说一年前他们对待文翰的态度可以称为傲慢，那么给麦克莱恩的回函则是变本加厉。麦克莱恩在递交给太平天国的公函中要求对方承认两国为平行交往关系，而且不必“纳贡”，太平天国便在回函中大加驳斥，并以此为由拒绝让他面见东王。此外，他们还表示：

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下，合万国之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等之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藩属之邦，永享殊荣。此乃吾等诚心所望，令尔等速从，不得有违。

梅德赫斯特本是有权承认太平天国政府的，但这份回函以及太平军那不伦不类的宗教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研究了太平天国的教义之后，梅德赫斯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经实际考察，眼下情况不尽人意，相比其民事组织和宗教组织，不过是半斤八两。其成员多数蒙昧无知，且人员有限，战场及已攻占地区人数加总约为5万到10万人，而清军竟不能与之相抗，立即克复失地更是无望。无论其他文明开化之邦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至少可以肯定，太平天国既不真正信奉也不真正理解基督教；且无论其政权性质如何，至少可以断定，与之建立并维持平行邦交关系是不可能的。

其实总的来说，太平军并没有对洋人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密迪乐也在书中表示，他觉得太平军态度友好，只是对外来的思想理解不充分，因此对外国人不能平等相待。他们对外贸兴趣平平，所以三合会攻占上海的时候，这座城池实际上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了，他们却没有伸手接管。

1853年到1856年间，三合会一直占据着上海，由此引发的几个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其中两个问题尤其关键，时至今日都具有其重要性。 △华尔（1831—1862），美国人，1860年开始受清朝官员委派，招募十几个愿意从军的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志愿者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军围剿太平军。随后“洋枪队”改为中外混合军。1862年春，华尔毅然加入中国籍，被清朝政府委任为副将，“洋枪队”扩编为“常胜军”。1862年9月，华尔在进攻慈溪时毙命。

△围攻上海的太平天国军队。

臣查西人天性好胜，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见侮于发逆，尤虑见轻于天朝。其兴兵前来报复，实属意中之事。惟英、法旧例，兵谋会议于众国，兵费征敛于众商，非一人所能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触大众之怒。国主未必因此而大举，商贾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数必不甚多，亦可悬揣而知。

崇厚既有所闻，似宜由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查询确实。然后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

中国之盗寇，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

粤匪行径，本属无赖之贼。青、嘉两城市，尤属于至微之事。英国若征印度之兵，为报仇之役。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即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所谓陈利害以劝之也。斯二者，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见听，则亦别无阻止之法。仍当先与议定，西兵进攻内地，臣处无会剿之师。若克城池，臣处无派防之卒。区区鄙见，不得不重言申明。

至于设法防范，殊乏良策。洋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裂。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与其合而复离，不若量而后如。倘我军屯驻之处，彼亦不约而来，实逼处此。臣当谆饬部曲，平日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想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

与此同时，上尉乐德克和中尉肯尼于5月6日指挥英法战舰攻打宁波获胜，并将这座城池交给了清军。此后宁波便开始实行与上海相类似的政策；在克复宁波周边市镇时，外国军队也给予了援助。华尔也率洋枪队赶来，但在9月21日攻打慈溪时，华尔受到重创。参与这场战斗的人数众多，不仅有华尔的部队，还有英法联军的战舰，以及法国人训练的一支由1500名中国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华尔死后，他的遗体被运回松江厚葬，清廷还特意为他修建了祠堂以示追思。华尔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他怀抱着野心，一心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功业，但对他所获得的殊荣，却没有多少人唱反调。如果没有华尔，就没有后来戈登的成功，也没有上文提到的中法军队。这支军队的兵力有2500人，起初由勒伯勒东和日益格率领。他们协助左宗棠克复了上虞，乐德克也参与了。1863年初，他们又协助朝廷克复了绍兴，当时太平军正在应付别处的战事，因此放弃了这座城池。勒伯勒东在攻打上虞时阵亡，他的军队由法尔 李鸿章提议派白齐文和“常胜军”出战。起初曾国藩想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 但曾国藩对整个事件经过的描述与外国文献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曾国藩的说法如下：

查洋将白齐文常胜军，于九月中旬定议来援金陵，屡次愆期。厥后奏明十月十九日启程，吴煦先带轮船两只赴镇江齐队。乃白齐文索饷迁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闭城滋闹；十五日，带洋枪队数十人至上海毒殴杨坊，刃伤其戚属，抢夺洋银四万余两而去。如此跋扈横行，毫无纪律，不特中国不能资其力以剿贼，亦为外国之所公恶。应由李鸿章奏明知会驻京公使，严行惩办。

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对白齐文如此反感，坚决不同意让他官复原职，即便白齐文本人前往北京求得了英美驻京公使的支持，李鸿章也不肯买账。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白齐文最终决定出发增援江宁，朝廷却将轮船撤走，甚至要扣下这支军队的饷银，因为它实在是难以控制。

在斯塔弗利将军的帮助下，由查尔斯·乔治·戈登接管常胜军的协议很快便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并生效了。军队规模最多可增加到3000人。在等待英国政府批准期间，华尔旧部却开始闹事，要求白齐文继续担任指挥官，而荷兰又在2月15日攻打太仓失败，更是增添了麻烦。少校布瑞南不久后又在福山失手，李鸿章原来的支持态度已转变成了不满，差点将这支军队遣散。

幸好英国的批准及时下发，1863年3月25日，戈登正式接管了部队。这件事说明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完全向清廷倾斜，因为戈登活动的范围已超出了上海周边百里之外，而且他是一名英国派遣的军官，是受了英国政府的委派来执行任务的。

上任之后，戈登的 戈登本有种种理由甩手不干，比如与下属之间的冲突，与程学启的过节，政府对合理要求的推拒，以及朋友的劝告。就在他打算前往上海的时候，他听说白齐文带着300人去苏州投奔太平军了，希望能借此机会为他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来。上海方面普遍认为，戈登手下白齐文的旧部一定会转而改投在旧主将的麾下，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戈登决定留下继续自己的工作。

洋枪队从昆山逼近苏州，7月29日协助清军克复苏州外围的吴江，8月29日，位于太湖半岛尖端的太湖县被收复，9月30日，官军的分遣部队攻下了江阴，联军已准备好举兵攻打苏州。

苏州由忠王最中意的将领——慕王谭绍光和其他几名将领把守。忠王本人则在天京劝说天王从都城撤离，另择栖身之处。从忠王的自述中，我们能看出，忠王已料到苏州守将会降清，而他自己绝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从太平天国起事时就已加入，对于他这样的人，朝廷只会严惩。所以，在离开苏州时，他曾对守将们说，“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如果你们另有打算，我也不会强留你们了。”守将们纷纷表示自己没有二心，然而他们的实际举动又并非如此。忠王没有料到，这些人打算除掉慕王。

苏州守将开始与程学启联络，商议降清并交还苏州一事。他们答应除掉慕王，但不愿自动动手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忠王。1863年12月6日，太平军守将交出了苏州城，负责与朝廷谈判的纳王被许以二品武官的官位。

但是，当留守苏州的诸王出城迎接李鸿章时，他们发现之前的约定就是一纸空文，官军根本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将他们全部处死。戈登目睹这一过程，认为杀降是不义之举，他非常气愤，带部下登上熙春号，想抓到李鸿章。还好他们没找到人，考虑了几周后，戈登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军中。

戈登离开期间，“常胜军”士气受挫，军纪松散，戈登回来后又马上恢复了。1864年春，它与清军一起从苏州向常州进军，5月11日攻克常州，戈登的部队起了主要作用。3月13日，法国人协助左宗棠所部攻克浙江杭州；江宁克复后，8月18日湖州又被官军攻占。不过常胜军并没有参加最后的作战，它在1864年5月31日就解散了。

在评价这支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时，我们应当看到，美、英、法三国军官的策略确实帮助清廷克复了不少重要的城池。没有外国的援助，这场战争无疑会持续更久，清廷也将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甚至危险。与清军相比，外国军队的装备显然更加精良，士兵也更加训练有素。在他们的协助下，清廷成功地保住了上海，没有让它落入太平军之手，从而也确保了李鸿章能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军队粮饷。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援助是有效的，甚至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但是，如果要说是戈登镇压了太平军，那就未免太草率了。戈登从未指挥过超过3000人的部队。他一直是与清军一起作战的，如果没有清军部队，戈登的军队必然会以失败收场。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和其他将领在安徽、江西和天京部署了兵力，太平军因此而焦虑不堪，湖北和河南也另有兵力以防止捻军和太平军联手。

也许一位专门研究常胜军的历史学家的评价还算中肯。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位历史学家摘录了一些针对戈登的溢美之词，接着他写道：

我已经说了不少违反戈登上校本人的意愿的话，因为这个话题已经引发了太多讨论，我必须在此重复，以解释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现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是戈登上校镇压了太平军的叛乱，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李抚台在奏疏中将江苏平叛的大部分功劳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戈登的部队如果孤军作战，江苏叛军也不可能被肃清。也许在这些战斗中戈登的部队确实在冲锋陷阵，但是一旦攻克了城池，他必然会请清军把守。程学启和其他将领一直是与洋枪队一起作战的，所以他们的功劳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此前是因为曾国藩和其他将领的殊死拼杀，太平军才被逼退到沿海的江浙一带。朝廷似乎指望着联军帮他们守住上海和宁波。但是，如果联军没有增援，清廷也会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国家的同胞看到太平军逼近富庶的贸易殖民地，就惊慌失措，觉得胜利将要属于太平天国了，但实际上他们把结果想得太糟糕了。毫无疑问，如果太平军占领了上海和宁波，抢夺了外国的武器船只，并大量招募兵员，那么西方国家遭遇的麻烦比清廷要大得多，而西方国家如果放任不管，便违背了他们与清廷签订的条约中的义务。因此，清廷有双重理由不花太多力气去阻止太平军进犯这两个通商口岸，因为他们可以预料到，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出于义务，我们必然会出兵阻拦太平军。他们料得很准。其他情况下清廷会作何反应，我们便不去推测了，但是从形势和结果判断，我们可以肯定，就算清廷放任太平军进犯上海宁波，也不能证明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剿灭叛军。

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态度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53年到1854年，他们拒绝承认太平天国政府，这对清廷有利。如果当时天京还有天德王或冯云山这样的人物在，也许太平天国政府就会得到西方的认可了。反过来，如果西方国家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援助太平军，清廷还是有可能获胜的，外国的援助只是为官军最后的胜利提供了更切实的保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