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根基_物的追问

I.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根基

我们如何才能——尽管是暂时地——真正走上探索我们的问题的“活生生”的历史道路呢？我们选择这条道路的中间部分，确切地说，开端和一个决定性的时代在这条中间的路段上，由于在一种创造性的意义上而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康德所从事的对物之物性的那种哲学规定。对物的本质界定决不是康德哲学偶然的附属物，对物之物性的规定是其形而上学的核心，我们通过对康德著作的一种解释，使我们走上本身就是历史性地追问物的道路。

康德哲学materiae（物质的量），quantitas motus（运动的量），涉及到力而且首先是vis centripeta（向心力）。接下来是注释，包括一系列有关绝对和相对时间，绝对和相对空间的著名的概念规定，关于绝对和相对位置，最后是关于绝对和相对运动的规定。再接下来的段落标题是：Axiomata，sive leges motus（运动的原理和规律），至此就进入了这部著作真正的实质性内容；分为三部分，前两部分讨论物体的运动，de motu corporum， 艾伯哈特先生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莱布尼茨的哲学和新近的哲学一样，同样包含着一种理性批判，然而新近哲学却导向了一种基于对知识能力进行严格划分的独断论，此外，所有较后来的真理，还更多地包含在一种被证明过的知性领域之扩展中。”但他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人们在这个伟大人物的哲学及其沃尔夫派继承者中并没有很早就看到这个事实，只是就所谓新发现而言，现在还并不熟练的解释者们在他们被指点之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完全清楚地在古人那里发现他们应该从何处着眼呢！

在伽利略时代情况同样如此：只有在新的问题被把握之后，人们才可能重读德谟克利特；而当人们借助伽利略领会了德谟克利特之后，人们就可能会指责他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一切伟大的洞见和发现充其量不过就是被好多人同时思考，它们必然会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思考，在那种惟一的努力中，对于同样的东西真正地说同样的话。

d）与近代经验相比较凸显希腊人的自然经验

d1 ）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自然经验

前面所提到的基本定律与以前对自然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西方直到17世纪还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然整体（“宇宙”）观念，是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而确定下来的。这种概念的-科学化的思维，尤其受亚里士多德在关于物理学和天穹的想象中所提出的基本表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的指导，并被中世纪经院哲学所采纳。

因此，我们有必要简短地探讨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概念，以便能够评估牛顿 在这条可以被认为是牛顿leges motus（公理，或运动定律）。筹划是公理性的，就任何知识或认识以原理的形式表达出来而言，在数学的筹划中所理解和确定的知识，就是那种事先把物置于其基础之上的知识。公理就是基本-原理（Grund-S?tze）。

3.数学的筹划作为公理性的，是对物、物体之本质的先行把握；物体由此在平面图中先行得到确定，同时每一个物以及每一个物和另一个物的每一种关系也被建立起来。

4.这个平面图同时也为划定涵盖一切具有这种本质的物的领域提供了尺度，自然现在不再是作为物体的内在能力，给物体确定运动形式及其位置的东西了。自然现在是在公理性的筹划中所勾画出来的、均质的时空运动关系的领域，物体只有被嵌入并固定到这个领域中才可能成为物体。

5.在筹划中，在其平面图中得到公理性确定的自然领域，对于在其中可发现的物体或粒子来说，现在同样要求一种通达方式（Zugangsart），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衡量被公理性地先行规定了的对象。现在，对于自然的追问或知识性的规定，已经不再通过传统的看法和概念来调整，物体不再具有隐秘的特性、力或能力。自然物只是作为那种在筹划的领域中才显现的东西，诸物现在只是在地点和时间点的关系中，以质量和作用力为尺度来显现，它们如何显现，是通过筹划来先行确定的；所以，筹划同样规定着接受和探寻显现者、经验和experiri（实验）的方式。而现在，由于探寻通过筹划的平面图先行得到规定，所以追问只能这样来规划，即事先就确定了自然无论如何都必须回答的条件。在数学的东西的基础上，experientia就转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实验，近代科学是在数学筹划的基础上进行实验的，对事实进行实验的冲动，是事先的数学跳过一切事实的必然结果。如果这种跳跃在筹划中中断或减弱，而只顾搜集事实本身，那里就会产生实证主义。

6.由于按照其意向进行的筹划，设定了一切物体的空间、时间和运动关系的均质性，筹划同时作为物的本质性规定方式通常要求同一的尺度，也就是说，要求数量上的测试。对牛顿意义上的物体的数学筹划方式，导致了形成某种狭义上的确定的“数学”。数学现在成为了一种本质性的规定手段，这并不是近代科学新形态的原因，或许更合适的说法是：数学，这样一种特殊种类的数学能够或必然登上舞台，是数学筹划的结果。解析几何由笛卡儿确立，流数术由牛顿确立，同时微分法由莱布尼茨确立，所有这些新鲜事物，这些狭义上数学的东西，都是在一般思想的数学特性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特别是成为必然的。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借助前面所给予的从古代到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的特征，或借助对数学的东西严格的本质界定，就已经完完全全获得了科学本身的某种概念，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所能列举的仅仅是基本特点，沿着这条道路，全部提问和探寻之丰富性，诸多规律的确立，存在者范围的重新开辟才首次得以展开。在这种数学的基本立场中，仍然有关于空间和时间之本质的追问，关于运动和力之本质的追问，物体和物质之本质仍然悬而未决。这些问题现在变得更加尖锐，比如说这个问题：运动是否借助“位置移动”的规定就能被充分理解。有关力的概念则产生这样的问题，力仅仅被理解为从外部起作用的原因，这是否充分。与运动原理相关，惯性定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它是否不再一般性地服从于力的守恒定律，从力的守恒这方面来说，现在是着眼于使用、消耗或功能而被规定的。现在，这些新的基本概念的头衔闯入自然考察之中，并显露出一种非常明显的与经济、与“计算”结果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数学的基本活动中并根据这种活动基本态度而发生的。与此同时，进一步规定数学意义上数学的东西和被给予的物的直观经验，以及和物本身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成问题的。这些问题目前还悬而未决，它们成问题的方面，通过科学工作的成果和进步而被掩盖了，这些燃眉的问题涉及到数学形式主义的权利和界限，数学形式主义反对直接退回到直观地被给予的自然上的要求。

如果我们从迄今为止所说过的东西中稍有领悟的话，那么就会认识到，所提到的问题不是通过“非-即”的方式就可以得到解决，不是形式主义，就是直接对物进行直观的规定；因为数学筹划的种类和方向同时决定着与直观的可经验事物，以及与之相反的形式主义的可能关系。在数学形式主义和自然直观之间的关系的背后，在面对存在者整体之基本态度中，存在着一般的数学的东西的权利和界限的原则性问题，只有着眼于此，对数学之物的探讨才会对于我们变得至关重要。

f）数学之物的形而上学意义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目前为止所获得的对数学的东西的理解还不充分。虽然我们现在不再把数学的东西理解为数学的某个确定科目的普遍化规程，而是理解了后者是由前者形成的。然而，那种数学的东西本身还必须从更深的根据中得到把握，我们说过，那就是近代思想的基本特点。而每一种思维方式，都始终只不过是历史性此在的某种当时的行为的实施或结果，是此在当时对待一般存在，以及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而展开的方式的基本态度，即对于真理的基本态度的结果。

我们当作数学之物而强调的东西，现在必须沿着这个方向得到阐明；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所探究的东西才会变得明朗，即那种近代形而上学的思想形态，沿着这条道路可能或必然产生诸如《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东西。

f1 ）基本原理：新的自由、自我约束和自我论证

因此，我们追问数学之物的形而上学意义，是为了衡量它对于近代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问题来谈：

1.在数学的东西的统治来临之际，此在表现出什么样的全新的基本态度？

2.数学的东西以何种方式，与其特有的内在特点相适应而上升为一种此在的形而上学规定？

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 这些公理必须：1.完全是000节。

但引证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并不能更多地说明理性形而上学，出自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即使我们回忆关于近代形而上学及其根据所说过的东西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进入到本身并不非常详尽的封闭的内容之中，而这些东西却以数学-理性的形态和论证形式为基础，表现出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结构。

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努力获取有关这部《形而上学》的某种明确概念，以便借助少许理解，从它出发过渡到《纯粹理性批判》。我们通过讨论三个问题来临时性地表明前面提到的形而上学：1.这种形而上学如何确定其特有的概念？2.如何在这种接近前康德的形而上学中理解真理之本质，它在知识领域中最高的人性实现，就应该表现在形而上学上？3.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是怎样的？

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还要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数学特征进行一个统一的思考，我们由此要看到，这种出于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要求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主要是想推断出，在这种形而上学中，关于物的追问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种形而上学如何确定其特有的概念？第1节的原话是：Metaphysica est scientia prima cognitionis humanae principia continens［形而上学是涵盖（包含）人类认识之首要的基础知识的科学］。形而上学的这种概念规定引起了一种假象，似乎形而上学涉及到知识的学说，因而与知识论相关；如今，形而上学仍然被视为关于存在者本身，即存在者之存在的科学。只是，这种形而上学和以前的一样，同样讨论存在者和存在，然而，形而上学的概念却丝毫不能直接表明这个特征，不直接——；可是，定义同样几乎没有表明，形而上学的对象就是知识本身。如前所述，这种概念规定必须这样来理解，cognitio humana（人类认识）指的并不是人的认识能力，而是指对人来说出于纯粹理性所能认识和被认识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存在者。这里应该强调其“基础知识”，即存在者之本质的基本规定，即存在。但这个概念规定为什么没有简单地重复亚里士多德已经确定了概念： （有一门学问，研究存在之为存在以及出于其本性的秉性）。（《形而上学》Г，开头）

为什么现在所谈及的是可认识和被认识到的东西呢？因为现在，自从笛卡儿以来，认识能力，纯粹理性就被特别地确定为那种东西，以其为引线，对于存在者，对于物的规定应该以严格的证明和论证来确立。数学的东西是伽利略所说的那种“mente concipio”（在心灵中设想）；现在，将之提升到形而上学就意味着：应该出于纯粹理性认识之本质，确立为所有可以进一步认识的东西提供尺度的存在者之存在的筹划。这首先发生在形而上学的基本科目，Ontologia（存在论）中；按照第4节，它就是scientia praedicatorum entis generaliorum；康德（《形而上学》第155页以下）翻译成：“关于一切物的更普遍特性的科学。”我们曾看到，物的概念含义非常广泛，与可能被理解的一样广泛，“物”是那种存在者所是的东西，甚至神、灵魂、世界都属于物。我们进一步看到，物之物性在纯粹理性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并以之为引线来规定，作为这样一种基本原理我们认识到：自我律、矛盾律和根据律，由此我们就直接轮到回答第二个问题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如何在18世纪前康德的形而上学中理解真理之本质，它在知识领域中的最高的人性实现，就应该表现在形而上学上？

按照传统概念，真理（veritas）就是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使思想和物相符合，代替adaequatio（符合）人们也mensuratio或convenientia，衡量或一致。这种对真理的本质规定有双重含义，这种双义性甚至在中世纪就已经引导着真理问题，它关系到一种在当时更加原始的，甚至在希腊此在的开端就难以被把握到的真理之本质经验的反光或余辉。作为adaequatio（符合）的真理曾经是对ratio（理性）、陈述或话语的一种规定，一句话只要与物相符合，就是真实的。但作为符合的真理之规定，就物作为被创造的东西与创造性的精神之筹划相关并符合这种精神而言，不仅适合与物相关的话语，而且同样适合于物。真理——这样看来——就是物与其由上帝所构想的本质的适合性。

我们通过比较来追问：如何说明近代形而上学中真理的本质规定？鲍姆伽登在第92节给出了他对“形而上学”的如下规定：veritas metaphysica potest definiri per convenientiam entis cum principiis catholicis，“形而上学的真理”，即形而上学知识的真理，“可以被规定为存在者与最最普遍的基础知识相一致”。principia catholica（最最普遍的原则）就是基本原理（公理），更确切地说，就是“普遍的”（根据希腊词κα ómbda;ου），即指向整体的基本原理，它一般性地表达出关于存在者之整体和存在者之存在。一切确定存在及其规定性的形而上学原理，都必须根据这些基本原理来确立，这些基本原理是纯粹理性本身铁一般的原则：自我律、矛盾律和根据律。物依其物性而所是的东西之真理，从纯粹理性的基本原理出发来规定，也就是说，在所描述过的本质性意义上：数学地规定。全部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同样也要按照这种真理概念来搭建，我们由此面对第三个问题。

对于第三个问题，这种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是怎样的？我们可能已经表面性地从这门科目的划分和次序上看出了一点眉目，结构的基础是存在论，结构的顶端是神学。前者讨论属于一般物，属于普遍存在者（或inmuni），ensmune的东西；后者，神学讨论的是最高的和最真实的绝对存在者，讨论summum ens。就内容而言，我们同样是在中世纪，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看到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划分。但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经过作为数学思想的近代思想的发展和自我澄清，纯粹理性的合理要求已经接管了统治权。这就是说，存在者之存在的最普遍规定，应该在纯粹理性的最最普遍原理的基础上或在其控制之下被筹划，而同时应该从这些最普遍概念出发，按照与纯粹理性相同的划分和次序，推演出关于世界、关于灵魂和关于神的全部知识。

于是，理性的纯粹内在合法性就得到了确定，这种理性出自其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物之物性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对于所有人的理性来说都不容怀疑并具有普遍约束的确定性，应该在这种纯粹的理性知识中获得其根据和形态。

在这种自我发展中的纯粹理性，具有这种合理要求的纯粹理性，作为给所有一般物之物性的规定提供标准的法庭的纯粹理性——这样的纯粹理性，就是康德在《批判》中所提出的理性。

* * *

[1] 腓特烈大帝即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为普鲁士第三代国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