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三年（1938年）_花甲录

一月一日　新澙县鱼沼郡十日町电影院放映过程中，屋顶因积雪过重而坠落，致一百三十余名死伤。

二月一日　对各公立、私立大学</a>教授中有组织的新近共产党，三府六县实施 把话头再扯回来。正因为我介绍鲁迅先生给他的原因，原田君访问大阪时，跟我说：“其实，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为了向一位朋友介绍你。人这就过来，请稍候。”然后我们就聊了会儿中国问题。意外的是，原田君的思想颇右倾，其中国观与我完全不同，对我的话一个劲儿地否定：“那可不对。无所谓。”我只好说：“那日后再看吧。”正好这时，来了个人，于是打住了话头。来的人是《朝日新闻》营业部长小松。原田君向他介绍说：“那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内山完造君。”接着又介绍小松说：“这是《朝日新闻》的小松营业部长。以后请多关照啦。”初次见面的人就算彼此打了招呼。原田君说：“小松君，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好了，下面该谈你的事了。”然后，我就听他们俩说话，直到说完。小松说：“内山先生大概也有所了解，《朝日新闻》上海代理店的事，还望君关照一下。”关于这件事，事实上，我从长谷川三郎（内山书店杂志部经理）那里也听说过，长谷川的胞兄杢太郎先生和胞弟某君也曾多次托过我，被我断然谢绝了。话要从去年说起。此前，《大阪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在上海的发行一直由位于吴淞路海宁路口的至诚堂出光卫君操办。可是，两社均有相当额度的放贷无法从至诚堂回收，成了坏账。于是，《每日新闻》社希望就此摆脱至诚堂，另谋出路，也不知是谁跟内山书店杂志部经理长谷川三郎君谈了打算。所谓内山书店杂志部，实际上是前店主石田末次郎君想做杂志发行，希望能借用内山书店的名义，我便无偿提供给了他。石田君回国时，由长谷川君继承其位，仍继续沿用之。正是这位长谷川君受《每日新闻》社之托，谈及发行代理事宜。但长谷川个人，比起《每日新闻》来，似乎更抱定与《朝日新闻》合作的野心。于是，背着我去找《朝日新闻》社，说《每日新闻》方面有此意向，作为自己来说，横竖要做的话，更倾向跟《朝日新闻》一起做，问对方意下如何。而《朝日新闻》正愁回收贷款不利，对内山书店与《每日新闻》的合作颇感不爽，所以跟长谷川谈得很投机，事情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在草签契约时，文书上写明“内山书店杂志部长谷川三郎”，而《朝日新闻》营业部长小松氏却表示长谷川三郎不行，须跟内山完造签，否则很为难。难怪长谷川三兄弟轮流来托我签字，都被我挡了回去，我说此事万万不可。不承想，这会儿小松营业部长又来说项。我听他说完，然后拒绝道：“这可不成，我做不到。”于是，小松开始极尽热心地试图说服我，从经济的角度，极其露骨地、几乎像恳求似的劝诱我，可还是被我顽固地谢绝了。我缘何竟会固执至此呢？因为现在看来，《朝日新闻》虽然实现了海量发行，可想当初，却有过出光先生穿着草鞋独自走街串巷配送报纸的时代。我作为知情者，无论如何做不出釜底抽薪之事：“今天若是从至诚堂手中把《朝日新闻》夺走的话，那无疑是对至诚堂的致命伤。以我之手扼杀出光氏，纵然每个月有十万元的纯利润也做不出来。如果说为《朝日新闻》的销售计，忠告一下至诚堂的话，也许倒还可以考虑。至于说从至诚堂手中把《朝日新闻》发行权抢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恐怕就爱莫能助。”我态度坚决，不为所动。小松氏见状，又说道：“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不过，不接受《朝日新闻》而接受《每日新闻》的话，则令本社有些为难。”我当即接过话头：“这您自不必担心。我并不是单拒绝《朝日新闻》一家，对《每日新闻》也一样。我不会以我的名义把报纸发行的业务从至诚堂夺走。但是，我内山完造既然拒绝了《朝日新闻》，我可以向您保证，内山书店断不会经营报纸业务。”如此，最后谢绝了对方的请求，时间刚好是正午。原田君说：“内山君拒绝的好。我应当感谢你。在今天之前，《朝日新闻》社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当然也从未被如此巧妙地拒绝过。君凭良心办事，令人佩服。这样的话，反而清爽。走，我们吃午饭去吧。”于是，我跟原田、小松、木下君一起，去了北浜的一家叫鹤屋的餐馆，被招待了一顿。席间，我的态度再度受到众人的激赏。后来，出光氏从大阪回来时，特意到我的店里来致谢：“内山先生，《朝日新闻》社让我向您道谢，实在是太感谢您啦！”在我自己来说，无非觉得做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从那以后，与原田君一直保持着交往。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原田君也遭到整肃。从那以后连一面都未见过。前些日子，从社会党大阪支部给他打了个电话，好像在忙着做证券买卖。我祈祷他能立于不败之地。《每日新闻》社约我写“满洲”旅行记，结果写了篇《行走的毛线衣》。至此，我的“满洲”旅行结束了。

是年秋，在小仓蛰居的内人来信说那里太冷，受不了，我说那就去长崎吧。于是，托冈山乡下的弟弟在长崎借了间房子，安排她住下了。虽说是没必要住院的病人，但总闲着的话，只怕神经会出问题，便接了两个亲戚的小女孩过来，三个人一块生活。年底的时候，我从上海过去，觉得与其闲待着，不如让她开个书店。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开一爿中国方面的专门书店，便打出了“内山书店长崎店”的看板。也因此，我与长崎结下了缘分。

从年表中可见，对左翼阵营的压迫日甚，“国体明徵”运动进一步升级。可我却认为，如果日本的国体真的有如此尊严的话，那么如今就没必要搞什么“国体明徵”运动了。既一个劲儿地叫嚷“国体明徵”，恰恰是不甚“明徵”的缘故，才不得不叫嚷。之所以打压共产主义，是因为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口口声声指责什么“不法分子”“卖国贼”，实际上，是若非如此非难便会感到恐惧的缘故。若是帝国主义和国家第一主义果真如此靠谱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放任其他主义。而不能放任，则说明有恐惧，所以才打压。而且，在打压之上，还要施暴，以使人们感到恐惧。但这种做法完全是无力的，人们以前便知道，可还是不得不如法炮制，其结果自然于事无补，煞费周折是明摆着的事——人到底还是不够聪明，常常重复镇压、迫害、虐待，甚至虐杀的蠢行。

是年五月，我回到暌别已久的上海。出于发战争财是一种罪恶的基本考虑，加上觉得今天的战争本身就是错误的想法，对时局，我仍然抱保守的观望态度，采取绝不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方针。这即使在店里也不讨好。最终还是在老朋友的说服下，倾店合资，然后再由我来经营。之所以决定把店抛出去，是因为政策的发展与个人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本打算全身而退。然而，既蒙朋友如此信赖，遂决心再干他个十年。

日本政府和军人似乎以为欺世盗名的做法可得胜，而不大相信正确的事物会最终获胜。事实胜于雄辩，从柳条沟、卢沟桥和张作霖被炸死等一系列事件的真相来看，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所声明之事总与实际行动相去甚远，这很麻烦。今年的近卫声明声称“今后不以蒋介石</a>的国民政府为对手”，可到头来，战争的对手不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吗？譬如，总是口口声声拿“事变”呀“事件”什么的说事，可实际上做的，难道不正是发动前所未有的战争吗？我们必须从事实以话语和文字为转移的错觉中早日醒悟过来。话语和文字尽可以胡编乱写，可事实却只能有一个，这是决不可蒙蔽的。我们须充分认识到，事实可颠覆理论，但却不会为理论所颠覆。这一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随万国博览会一起被中止、延期，虽说事出无奈，却也遗憾之至。

在日本的煤矿、矿山，坑内瓦斯爆炸杀死了数以十计、数以百计的人。我要说他们就是被杀死的，因为针对瓦斯的设施极不完备。人命关天，这些设备必须确保十二分的安全。看年表中的相关记事，简直与对待犬猫牛马的死一样，若无其事，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还不如犬猫牛马。日本人实在应当注意对生命的思考方式。

我经常对人说，对政治家说的话，原封不动地直接接受是相当危险的。政治家一边说“我们关系很好”，第二天就可能吵架，这种事儿简直是家常便饭。前段时间日本政府还一个劲儿地声明不介入欧洲的战争，转眼就跟德国捆绑在一起，拉开了对英美的战端，这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所以对政治家的话是不能相信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莫不如此。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

是年秋天，内人开始在长崎居住。最早结识的友人，是八坂町高桥内科诊所的院长高桥喜代志先生，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幸事。高桥先生人很亲切，对内人的病，付出了十二分的功夫来诊治。在我头一次见过他、回上海之际，他对我说：“内山先生无需担心，我会负责地治夫人的病。”而且，从来不收药费，真令我们诚惶诚恐。虽然开始时我们对过于麻烦人家感到过意不去，但很快就不放在心上了。慢慢地，竟像先生的亲族似的，接受起人家的好意来。不要说病人本人，对身在远方的我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幸运。正因此，我才能踏实地工作。而且，内人的病也一天好似一天，三年后终于再次回到上海，令人不胜感激。

后来结识的友人，是时任长崎市议会议员，与长崎《民友新闻》社有关系的，今天《民友新闻》社的董事田中丈平先生。因内人在门牌上写了名字“内山完造”，田中氏看到后便登门拜访：“敢问这位内山完造先生可是上海的那位内山先生吗？”内人答曰：“正是。”他又问：“内山先生在家吗？”内人说：“他现在没有来。这里是我的静养之所，他有时候会过来。”“哦，是这样……内山先生如果在的话，我务必想见一见他。仅此而已。”说着，便告辞了。从那以后，便承蒙其多方关照。我们至今仍保持着通信。

长崎的缘分至今令人感到亲切，我的人生也因长崎而增添了一页。内人的长崎生活开始于十月。其后，我头一次来到长崎，见到了高桥先生和田中氏。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a>”，大家一合计，便搞了个“中国语</a>讲习会”。而且，与中国语课程相并行，说也要让学生们理解中国人的生活，这方面的课便由我来负责讲。原本只做了一年的打算，可讲习会以高桥、田中二人为中心，又得到了众多人的帮助，居然坚持了几年时间。

正如预想的那样，长崎内山书店果然不忙，也就是多少有点事做，比玩儿稍微强一些，每月卖个三四百元，勉强挣点房租和零花钱而已，这倒与我的预期差不离。但往来客人却很特别，其中有被称为“长崎名物”的古贺十次郎老先生。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的武藤校长也来过，有时益田图书馆长也光临，确实是一个幸运的书店。但有一个略微有些疯疯癫癫的酱油店老板，着实令人有些头疼。店里曾收留过两个姑娘，一位是冈山的弟弟的女儿Y子，还有一位是嫁到广岛县的农村、后早亡的我妹妹的女儿S子。病妻承蒙Y子、S子照顾，而两人都有情缘，分别跟我店里的N和M结了婚。N和S子结婚时，就在这个家里办了个婚礼。两家的亲人聚在一起，由我来主持，一切吉祥和美。事后，一对新人去上海新婚旅行。M和Y子的事稍晚一些，尽管上海战况依旧，令人觉得不免有些冒失，可还是破例办了个婚礼。Y子在长崎的时候，每逢周日都跟内人一起去教会参加礼拜仪式，遂下决心皈依基督，并在圣丘的日本基督教会，从园田勇吉牧师那里受了洗。后来，园田牧师辗转数地任职，目前在岛原的音无川教会牧养。M出生于秋田市，其兄毕业于同文书院，在学时便与我过从甚密。后M到我的店里来工作，与其兄同为虔诚的信主之人。M在征兵的适龄检查时，甲种合格，被问及希望的兵种，答曰看护兵。进而被问及如此选择的理由时，明言因为在信仰上不允许杀人，遂成了翌日报纸的话题。他们兄弟姊妹共五人，四男一女，除了次子一人外，三兄弟和一个妹妹均为虔诚的基督徒。后招呼双亲到上海，与长兄同住，遂使顽固的父母也受洗皈依。妹妹的信仰真不是一般的虔诚，不顾父母的反对，决心进神学院，当一名传教士，最后竟战胜种种困难，如愿以偿。今在宫城县鸣子町，成了一位盲人传教士的妻子，并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专心传道。这真是少有的一家子。这一家更有一些稀罕的轶事。幺弟曾来上海，在三井银行工作。当中日战争发展到大东亚战争，呈现出对日本相当不利的形势时，上海的日资企业遂打出在滞留上海的居留民中现地雇用的看板，事实上只要是男的，谁都可以被录用。而不可思议的是，三兄弟偏偏此时在上海参军入伍。由于三人均为基督徒，在军队里备受虐待。特别是长兄，面对残酷的迫害，态度俨然，始终不放弃信仰，反而变得更加虔诚。幺弟患胸膜炎，被送到后方，经过长时间的住院终于痊愈，现在东京服务于S贸易公司。停战后，长兄与双亲一起归国，现在鹿儿岛县的指宿与教友三人一道，以曾在上海YMCA作为主事长期侍奉的S老人为牧师，边经营制盐榨油业，边致力于传道。去年，我有幸造访，看到四个人在景色独好、温暖且有丰沛温泉之地，并行不悖、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基督教传道与自己的事业，我说这真是未完成的理想境地。贺川丰彦先生也曾访问此地，并在《基督教新闻》上报道了这一带传道的情况。说到此间的传道，在国立疗养所从医师、看护妇到患者，受众逐渐扩大的情形尤其值得关注。关于M一家不可思议的轶事，我会另文详加介绍。总之，M和Y子在上海结了婚，停战后M从前线归来，如今在我的家乡冈山县的乡下小镇，经营着一家内山书店，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前述的S子和N，也在战后归国，并在尾道开了一家N书店，唯愿书店发达繁荣。在内人长达三年的长崎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机缘巧合完全出乎意料，只能说是主赐予的奇异恩典。

还有一件事，顺便写在这里，立此存照。好像是第三年的五月，我在船上突然犯了老毛病胃痉挛，请求船上的医生注射。可那医生连瞅都不屑瞅一眼，说是吗啡中毒症患者，不给注射——全然不当一回事。然而不幸的是，我并非是吗啡中毒患者。忍了一路，船一到长崎，马上请高桥博士出诊一看：“这不是胃痉挛。你脸上黄疸已经出来了，是典型的胆结石病。”说着便立即调来护士，总算得以精心调养。正说着想于近日动身赴上海的时候，从上海回国的改造社社长山本氏特来探望，聊了会儿天，他便回东京了。我从二楼下来时，滑了一跤，哼了一声便动不了了。众人还以为我死了，虚惊一场，忙了个不亦乐乎。只好又请来高桥博士，诊察了一番，说似乎肋骨有些异常，于是再次喊来了护士。结果，病人的家里又出了个大病号，可真够呛。幸好博士的治疗措施得当，个把月便大体康复。照了X光片，虽然没有骨折，但能看出肋骨有些异常，说还需疗养，于是又疗养了一个月。真是多亏了高桥博士的一再关照。养病时，我发现《本草纲目</a>》上写着服牛黄可治胆石，便跟博士谈了一下。他说这相当合理，不妨服用一下试试看，我便托人从上海捎来，并服用了。结果连续服了一个月，刚好在生病满一年的时候，七八颗胆石（像大豆切成两半大小的物质）混在大便中被排出体外。从那以后，我完全忘了自己的胆结石病。这也多亏了博士的指导。

然而，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位高桥博士，虽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竟于前年成了不归之人。我与内人一起从长崎回到上海是（昭和）十六年的事。然后，（昭和）二十年的一月十三日，内人因一种叫作肺气肿的病而西归。那年的八月初，发生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惨剧。我首先想到了高桥博士，其次是田中丈平氏。但是，信和电报都不通，我只能为两家的平安祈祷。后来，看到博士的信，知道人还算平安，可夫人从那以后却被宿疾所困扰，陷入间歇性发作，“我以为这是原子弹爆炸的缘故”——先生在信中如此写道。我边想象着平素并不很强的夫人，一旦受到惊吓后，那种因冲动而发作的情景，边联想起过去内人经常发作时的样子，在心里祝福夫人的痊愈。却没想到，前脚刚接来信说夫人的发作频度已逐渐减少，博士的讣报便接踵而至。我因在旅行中的缘故，过了很多天才接到通知，更觉遗憾。

不知为什么，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忘记了，居然要靠一件一件追加才行。而这种再追加本身，对我来说虽然是一个大问题，但竟然也会忘记。因接到改造社出版部长铃木一意先生的通知，说要在以前发表于《改造》杂志上的“上海漫语”的基础上，再补充些未发表的札记，然后作为一册来出版，并让我尽快编好，我于是立马就将旧文编辑一过，寄了过去。对方又让写篇序文，于是又马上炮制一篇寄了出去。我的处女出版物《活中国的姿态》付梓时，着实很高兴，而此番则有种不同意味的喜悦。我当时有多开心，读彼时的序文便知道。

此书于七月十五日出版，至八月五日，便得再版。我越发兴奋，一发不可收拾，每天写啊写，天不亮就爬起来，早餐前必写上一两节——这种总要写点什么的习惯保持至今。当然，我已经落后于时代，也许只是不服老而已，但不可思议的是，不写点东西便感到过不去。有人说只要让我手执笔和稿纸，比让孩子手里拿着玩具还听话，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仍如是。我想，恐怕至死都不会变吧。我现在才头一次知道所谓习惯的力量。如果说每天起早写稿是一种“病”的话，那么我肯定会说：是习惯致病。即使在战后初期那种异常状态下，我都无法停止写作。截至（昭和）二十二年十二月被强制归国时为止，二十八个月间，我所写的原稿有十册笔记本和摞起来超过二尺高的稿纸。可遗憾的是，在上海全部被当作废纸丢弃了。尽管归国后近三十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忙于全国巡回演讲，但其间还是写了二尺来厚的稿纸，成了两三本书。现正在赶写在上海时，曾两度写到半截后放弃的、记录我一生的底稿，这部书稿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写虽然是在写，可总觉得不够，脑子不够使，记忆力之糟糕简直不像话。某件事明明是自己实验过的，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结果却并不为人所知，而自己竟然也忘了，无论怎么回想，也想不起来。我真不愿意上岁数。不过，虽说如此，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原本就粗鄙无识，写的也实在是太少了。也许是缺乏经验的缘故，虽然平时这事儿、那事儿的都还能想起来，可一旦拿起笔来，只能勉强想起个人名和地方，至于想要写的东西，却怎么也出不来，令我时常有种焦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