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一日 冈山县西大寺町县立西大寺女子学校的礼堂塌顶,造成八十余名重轻伤。
三月二十三日 对于“天皇机关说”[306],国中舆论鼎沸,众议院各派一致提出关于国体问题的决议案,由政友会铃木喜三郎[307]说明提案理由。
三月二十六日 长崎县西彼杵郡高浜村端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伤逾三十名。
五月二日 警视厅果断对都内的暴力团实行检举,约一千七百名匪徒被捕,地方也如法炮制。
五月三十日 福岛县汤本町入山煤矿 区区一本书,居然能屡屡带给人以快慰,这样的事后来几乎没有了。有一次,也与此书的译本有关,同文书院大学的教授熊野正平先生过来,问我:“老板是何时写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书?”我答道:“哪里哪里,我可没写过那么难的书。”“那请看一下这个。”说着,先生打开包袱皮,亮出一本书,书名赫然曰《国民性与心理》。在日本人所见的中国国民性一项中,有众多学者先生的见解,其中也有我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我吃了一惊,同时也受到某种异样的启发:纵然是漫谈漫话,亦不可轻率为之。我写的漫话被如此学术性的书籍引用,因此断不可胡写乱写,马马虎虎——这一条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凡此种种,可以说是与喜悦同时萌生的感恩之情。
关于鲁迅先生曾致力过的木刻画复制的事,仅就记忆所及权且追记一二。这是去年的事情。鲁迅先生认为,鉴于中国的旧木刻画正逐渐衰落的状况,亟须趁现在就下功夫保存,于是考虑先行刊印《北平笺谱》,接着是《明代小说插图》,然后拟复制今天在中国已相当珍贵的《十竹斋笺谱》——这些都属于保存方面的工作。其中,《北平笺谱》已经完成,《十竹斋笺谱》也推出了第一册。所谓笺谱,是中国文人用来写信的信笺。工艺简单者,一刷便可印得;费工夫者,套印六七刷也很正常。这实际上是一种奢侈品,因为要直接在上面用墨汁湿乎乎地写字,结果便做成了豪华版。当然,如果是一笔蹩脚烂字的话,自然是根本没法往上写的。在新木刻方面,主要成果是《引玉集》。这本画集实际上是由我承接,委托东京的洪详社印制成书的。初版的五百本马上就售罄了,继而再版、三版,各加印了五百本。说来真令人神清气爽,我既争得了面子,书价也很便宜。甭管怎么说,那个时期的日本,确实堪称安居乐业,现在回想起来不禁令人感怀。
十二月二十三日,从报纸上看到陆军的本庄、荒木两员大将和海军的大角大将因制造“九一八”事变而被授予男爵勋位的消息,素来讨厌军人的我,更加深了内心的厌恶。这并不是说我要对“论功行赏”之事说三道四,而是毕竟和平尚未恢复,战争尚处于进行时的状态。在这样的时候,我原本想当然地以为,即使天皇有此圣意,将军们总该把“论功行赏”的机会先让与部下,而自己不取——因为战争还在进行中,不妨等战争结束后再说,然后把勋位奉还。可哪有奉还之事?谦让部下云云就更别提了,人家自然而然、若无其事地就把男爵的勋位笑纳了,据说,他们还当场匍匐在地,感激涕零——我简直恶心得快呕吐了。我甚至觉得,如果是堂堂男子汉的话,对男爵一类的玩意儿,权当擤鼻涕的手纸就完了。昔夏目漱石曾接到联系,说授予其博士学位,但需要他过去点个卯。漱石以一句“时鸟厕半出不得”[314]的汉俳就把到手的文学博士帽给踢飞了。在收贿、授勋、学位买卖等疑案层出不穷的今天,军人也不再像军人的样子,已全然没有视权贵如粪土的器量,诚遗憾之至。
正如常说的那样,小人物的狡黠总是慢一拍,我的“智慧”亦常流于事后诸葛亮</a>。看今年的年表,会吃惊于水害之多,而去年则是火灾特别多。不要去打什么仗了,为什么不能致力于火灾和水患的预防呢?也许这样说复流于“事后诸葛亮”式的口吻也未可知。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