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年（1935年）_花甲录

二月二十一日　冈山县西大寺町县立西大寺女子学校的礼堂塌顶，造成八十余名重轻伤。

三月二十三日　对于“天皇机关说”[306]，国中舆论鼎沸，众议院各派一致提出关于国体问题的决议案，由政友会铃木喜三郎[307]说明提案理由。

三月二十六日　长崎县西彼杵郡高浜村端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伤逾三十名。

五月二日　警视厅果断对都内的暴力团实行检举，约一千七百名匪徒被捕，地方也如法炮制。

五月三十日　福岛县汤本町入山煤矿 区区一本书，居然能屡屡带给人以快慰，这样的事后来几乎没有了。有一次，也与此书的译本有关，同文书院大学的教授熊野正平先生过来，问我：“老板是何时写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书？”我答道：“哪里哪里，我可没写过那么难的书。”“那请看一下这个。”说着，先生打开包袱皮，亮出一本书，书名赫然曰《国民性与心理》。在日本人所见的中国国民性一项中，有众多学者先生的见解，其中也有我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我吃了一惊，同时也受到某种异样的启发：纵然是漫谈漫话，亦不可轻率为之。我写的漫话被如此学术性的书籍引用，因此断不可胡写乱写，马马虎虎——这一条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凡此种种，可以说是与喜悦同时萌生的感恩之情。

关于鲁迅先生曾致力过的木刻画复制的事，仅就记忆所及权且追记一二。这是去年的事情。鲁迅先生认为，鉴于中国的旧木刻画正逐渐衰落的状况，亟须趁现在就下功夫保存，于是考虑先行刊印《北平笺谱》，接着是《明代小说插图》，然后拟复制今天在中国已相当珍贵的《十竹斋笺谱》——这些都属于保存方面的工作。其中，《北平笺谱》已经完成，《十竹斋笺谱》也推出了第一册。所谓笺谱，是中国文人用来写信的信笺。工艺简单者，一刷便可印得；费工夫者，套印六七刷也很正常。这实际上是一种奢侈品，因为要直接在上面用墨汁湿乎乎地写字，结果便做成了豪华版。当然，如果是一笔蹩脚烂字的话，自然是根本没法往上写的。在新木刻方面，主要成果是《引玉集》。这本画集实际上是由我承接，委托东京的洪详社印制成书的。初版的五百本马上就售罄了，继而再版、三版，各加印了五百本。说来真令人神清气爽，我既争得了面子，书价也很便宜。甭管怎么说，那个时期的日本，确实堪称安居乐业，现在回想起来不禁令人感怀。

十二月二十三日，从报纸上看到陆军的本庄、荒木两员大将和海军的大角大将因制造“九一八”事变而被授予男爵勋位的消息，素来讨厌军人的我，更加深了内心的厌恶。这并不是说我要对“论功行赏”之事说三道四，而是毕竟和平尚未恢复，战争尚处于进行时的状态。在这样的时候，我原本想当然地以为，即使天皇有此圣意，将军们总该把“论功行赏”的机会先让与部下，而自己不取——因为战争还在进行中，不妨等战争结束后再说，然后把勋位奉还。可哪有奉还之事？谦让部下云云就更别提了，人家自然而然、若无其事地就把男爵的勋位笑纳了，据说，他们还当场匍匐在地，感激涕零——我简直恶心得快呕吐了。我甚至觉得，如果是堂堂男子汉的话，对男爵一类的玩意儿，权当擤鼻涕的手纸就完了。昔夏目漱石曾接到联系，说授予其博士学位，但需要他过去点个卯。漱石以一句“时鸟厕半出不得”[314]的汉俳就把到手的文学博士帽给踢飞了。在收贿、授勋、学位买卖等疑案层出不穷的今天，军人也不再像军人的样子，已全然没有视权贵如粪土的器量，诚遗憾之至。

正如常说的那样，小人物的狡黠总是慢一拍，我的“智慧”亦常流于事后诸葛亮</a>。看今年的年表，会吃惊于水害之多，而去年则是火灾特别多。不要去打什么仗了，为什么不能致力于火灾和水患的预防呢？也许这样说复流于“事后诸葛亮”式的口吻也未可知。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