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五日 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280]于三井银行大门口遭一青年射杀。
三月十一日 李顿爵士及国联调查团成员从神户出发赴上海。
七月 数年来,随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我财届于萧条中苦苦挣扎。及至本年度,状况更趋严重,特别是农村的疲敝、失业者的激增尤甚,成为社会的大问题,呼吁救济的舆论日切。
九月四日 格罗瑙(Wolfgang Von Gronau)大尉拟沿商业空中航线环绕世界一周,驾驶“D2053”号飞艇从德国北部出发,于霞浦水上平安降落。
十月二日 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开发表,即所谓“李顿报告”。
十月六日 三名持枪歹徒闯进川崎 始于“一·二八”事变,三月三日,在英国总领事的斡旋下终于走向和平,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仿佛是对日方最初所声明的“没有野心的行动”的背书似的,日本获得了极大的收益。然而,那些曾参</a>与过日本居留民大会等行动的虹口的日本人,对此却相当不满,所谓“必须彻底教训他们(中方)”的声音,破坏了对这种成果的回味。但我仍觉得,这是日本外交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获。关于在上海新公园的天长节庆祝会上遭遇炸弹袭击的惨痛事件,开始以为是中国人干的,抓了人才知道居然是“自己的孩子”[288]所为。因系朝鲜人,问题虽未扩大化,但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白川大将死亡,重光公使跛一足,野村司令官则成为独眼。上海居留民团长河端贞次氏身被一百三十余枚炸弹碎片,遂成牺牲。河端先生是我多年的友人,他的死令我无比难过。不过,在普通人看来,先生已得享高寿,公子明于大阪府丰中市新免继承父业,开业行医,先生可无憾而瞑目矣——此先不表。一颗炸弹居然能如此“有效”地爆炸,说起来也是奇事。
十月二日,“李顿报告”发表。当时,我觉得该报告实在堪称是一份为日本设身处地着想的善意的报告。可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当成一个问题,结果便导致了今天的破灭——所谓“骄者必败”,此之谓也。日本军部的傲慢仿佛把欲望之囊撕了个口子,尽管中国已然准备接受“李顿报告”,但日本却根本不屑一顾。就是说,导致今天日本破灭的最大原因是不了解中国。中国经常是一个某些部分很失败的国家,跟外国的战争从没打胜过,常常被迫支付赔偿金,割让某块土地。但整体说来,四千年历史的国度,至今仍俨然作为世界大国而屹立不倒——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长命国。而且,以一己之力独立完成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共产革命,实乃前途不可限量之新锐强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中国是世界一等的强国。日军和中国十九路军交战的“一·二八”事变,在英国公使兰普森的斡旋下,双方终于在“肯特”号军舰上签署了恢复和平的协定,我也松了一口气。本以为类似“一·二八”事变那样的战事不会再起,可实际上,那是我由于不了解日本政客和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失算。在那次事变之初,天主教人士为把中国的非战斗员从战斗区域安全撤离而奔走呼吁,始终令我心存感念。在后来的“八一三”事变中,天主教的饶家驹[289]神甫在上海市内设立难民收容所,开展救援活动。作为日本人,对其人道善举,由衷感到钦佩。因此,文明国家的人确实是做了超越国境和民族的工作,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是做不到的。日本人动辄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日本帝国,以帝国为终极考量,而对于诸如世界、人类等更广泛的物事则全无想法。而这点正是被斥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并为世人所摒弃的。出色的地方是因为出色,纵然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出色就是出色,也应该予以承认。在对抗竞技等场合,对于对方选手的绝技,外国观众不吝掌声;而日本人只对本国人的绝技拍手,对对方则以“切”的一声做轻蔑状,有时甚至会出言不逊。这种遗憾的状况真让人无奈,只能说是我们的帝国主义教育、国家第一主义教育缺陷的大暴露。生活在国际大都会上海,对诸如此类的日本教育的缺陷看得很清楚,而且任何时候都不缺可资对比的具体案例,委实令人感到羞耻。在日本,不求回报的慈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无论什么,“报恩”云云常挂在嘴上,在实行慈善行动之前,便会要求“报恩”。基于这一层,不求回报的施舍善行是绝无可能的。仅有一次,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慰问穷困潦倒的白俄。也只有那一次,由于慈善对象是满世界落魄逃难、命运多舛的白俄,是不会有任何回报和交换的,所以仅仅是一次对不幸者的慰藉,这对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稀罕的。那时我真想随时都抱着这种心情,投身到访贫慰苦、扶危济难的慈善活动中去。无论如何,日本人的教养之低是无可隐瞒的事实,这刚好是低俗的国家主义教育的表征。而将这一点毫无保留地加以发挥的,则是侨居上海的日本人,日本军队逞威风的时候何其跋扈,而日军投降后的日本人又是何等状态,两相对比,个中苦涩与惨淡,任人皆知——难道不是已经变得完全没有了逞强好胜心,老实得简直如同豢养的家犬了吗?那些有奶便是娘的人难道不是已经绝迹了吗?只剩下对中国人一味地拼命讨好,国中全然没有可以平等对话的人——日本人之豹变真令人吃惊。
是年,举办了第二次版画展,此次以法国小说的插画为主。考虑到第一次画展由于地点的缘故,中国人来得太少,此次特意选在老鞄子路的JYMCA(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办展,没想到结果却比上次更惨。相对于鲁迅先生的莫大努力,我们的成果实在是有些难为情,对此我很失望。但我们并未气馁,翌年又接着办了第三次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