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详细讨论日本对中国政策以前,我想提醒读者警惕“黄种人”惯性思维,好像中国和日本曾经结成过某种联合体。当然,乍一看,我们的确可以把中国和日本分成一组,与欧洲和非洲人种作对比。首先,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种人,有人种之亲。但人种之亲对政治、文化的意义微乎其微。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肤白发浓,社会地位低下,在日本人眼中是蛮族。日本人宣称,阿伊努族是白种人,跟我们西方人很像。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须发浓密的阿伊努族人。我怀疑日本人居心不良,想逼着我们认远亲。但即便阿伊努族人真的是雅利安人后裔,也证明不了他们跟西方人有什么共同点。相比之下,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共同点比跟我们的更多。文化相似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同族同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国。直到今天,日文跟汉字几乎一样。日本人仍然信奉佛教。而他们信奉的这种佛教教派也是从中国传来。日本伦理根基中的忠诚、孝道都是儒家提倡的美德,随着中国古文化的其他方面传进来。但即便在欧洲影响侵入以前,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国民品格已经有很大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源相似的观念思想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从秦始皇</a>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开始,就一直是幅员辽阔、实施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与安南人、缅甸人、蒙古人,甚至是印度人等外域民族往来频繁。而日本是依岛而建的王国,除朝鲜、中国外,几乎不对外交流,与中国也只是偶有来往。日本社会分成若干氏族,彼此征战不断,具备封建骑士制的优缺点。但他们对宏观层次上的经济或行政管理问题漠不关心。把孔子</a>的思想观念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日本社会并不算太难。因为孔子在世时,中国诸侯国林立,就连圣人孔子本人都是这样一个诸侯国中的朝臣,跟魏玛时期的歌德差不多。但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和日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这也是自然而然。
比如,在旧日本,忠于氏族首领是至德。这种德一经扩大,就变成了今天的爱国主义。如果势均力敌的几方经常发生冲突,人们自然而然会赞美忠诚这种美德,不仅在幕藩时代的日本是这样,在现代国际社会也不例外。中国则相反。权力稳固,帝国辽阔,江山千年流传,忠诚不是迫切需要,而稳固产生了一套不同的美德。比如,殷勤有礼,体贴周到,折中妥协。而现在,稳固不再,中国掉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土匪遍地,各自为战。中国人很难因时而变,变得爱国,变得残暴冷酷、肆无忌惮。日本人没有遇到过这种困难。几百年来,身在幕藩无序状态下的他们一直被灌输要适应那种状态。所以,我们就发现,西方影响只是让日本和中国原本就有的差别变得更加明显。现代中国人喜欢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但不喜欢我们的机械工巧。而现代日本人喜欢我们的机械工巧,不喜欢我们的思想观念。
从一定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包括俄国在内的亚洲当作一个整体,但必须把日本排除出去。俄国、中国、印度有广阔平原,适合发展小农种植农业,容易被成吉思汗</a>式的帝国所统治。这种帝国以武力夺天下,重视军功。有了现代铁路后,这三个国家更易受到一个中心的控制,比以前时代更加稳固。他们可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面对外部攻击毫不怯弱,能够做到商业独立,可以强大到对进步视若无睹。在他们眼中,进步说不定哪天就能实现。比如,俄国恰巧诞生一位伟大君主,具备德国人的组织调度能力。但日本完全站在上述种种可能的秩序之外。日本和英国一样,必须仰赖商业贸易才能做到国强民富。到目前为止,日本还不具备与商业贸易国家相匹配的开明自由思维,一心只想壮大军事实力,渴望在亚洲攻城略地。这种政策与中国和俄国相左。目前,这两国处于劣势,日本因此得逞。但中国和俄国迟早会重拾力量,到了那时,日本现行政策固有的弱点就会暴露无疑。
采用这种政策自然是因为日本有两种不太相容的野心抱负。一方面,他们愿意捍卫亚洲,反抗白人压迫。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以平等身份加入西方强国,列席盛宴,压榨那些杀人效率不高的国家。日本的 * * *
[1]摘自蒲雷(A.M.Pooley)《日本外交政策》(Japan''s Foreign Policy)第18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0年出版。
[2]前引第16页。
[3]前引蒲雷著作第17页。
[4]蒲雷《日本外交政策》第48—51页。
[5]该线随后由日本人修筑。
[6]前引蒲雷著作第57—58页。
[7]前引蒲雷著作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