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现代中国_中国问题

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中国人口多，潜力大。但从现有国力来看，中国还排在末位。这种局面引发的国际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成为世界政治前沿问题。结果如何，现在还预见不到。但要达成明智的解决方案，就不能忽视几个特定的事实和原则。为什么不能忽视？我将在随后几章给出证据，但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稍作陈述</a>。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皇帝理治4000年后，于11年前决定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很多原因导致这一结果。越过中国前3700年的历史，我们来到1644年。那一年，女真这个崇武好战的民族从北而来，入主中国，坐上了龙位，下令中国男子留辫子，女子不缠足。一段时间过后，达成了一种圆滑的妥协办法：男子仍留辫子，女子照旧缠足。于是，社会接受了新的荒唐，保留了陈规</a>陋俗。这一妥协特色说明英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没过多久，清朝皇帝完全汉化。但满族人在穿戴、礼仪上与他们征服的文明开化民族有显著区别，而且中原人对他们怀有敌意。1840—1900年，中国同外国多次交战，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更让他们感到耻辱至极，皇族荣耀扫地，有思想、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师从欧洲迫在眉睫。太平天国运动从1849—1864年持续了15年。记述中国风土人物、父亲曾任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作家辛博森认为，在这15年中，1.5亿中国人殒命[1]，惨烈之状不亚于 各省或几省区督军独断专制，不把北京放在眼里。他们横征暴敛，四处搜刮民财，截留税收。只有外国人征收、管理的盐税等收入，他们不敢碰。督军名义上是北京任命，但实际上只要讨得省里当兵的欢心就行。中央政府几乎破产，常常发不起兵饷。当兵的为讨生活，只能四处劫掠，督军觉得合适也会分赃给他们。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赢，就给这一派的对头撑腰，这样中国国内还是乱局。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个督军头子聚到一起商量分赃。他们对总统、总理不讲什么客气，而在外国列强眼中，总统、总理还是中国正式代表。最终，这个倒霉运、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不得不从穷得叮当响的国库里给三位大人拨钱。据各家新闻报刊说，数目达到900万美元，这才把他们打发出北京城。满洲督军张作霖拿得最多。普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工具。他拿这一部分是要派遣远征军，平息蒙古叛乱。但目前没有人认为他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奉天，哪儿都没去[2]。

但在中国最南端，存在着一个不同类型的政府，可能值得让人敬重。广州一直是中国激进思想的中心。1920年秋，这里推翻了北洋驻军的暴虐统治，建立了高效进步的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总统。目前，这个政府下辖广东（省会是广州）和广西两省。有一段时间，该政府似乎要将整个南方地区纳入管辖范围，但因北洋军将领吴佩孚在湖南得胜而受到限制。广州军政府的敌人宣称，他们会再接再厉，统一全中国[3]。从各方面来看，广州军政府应该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支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教授在《新共和》杂志撰文，指出该政府有什么功绩，在中国香港，英国又遇到了何等激烈的反对。反对部分源于普遍遵守的原则——英国人不喜欢激进改革；部分是因为路易斯·卡塞尔少校代表英国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卡塞尔协议。这种类型的协议在中国非常普遍。协议原本可以让英国在广东的铁路矿山中处于实际垄断地位。原先的广东政府跟英国签署了这一协议，只等正式批准就能生效。但政府一换，批准也就成了泡影。新政府与美国人交好是在情理之中。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与新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与卡塞尔协议有些相像。但美国政府没有站到香克一边，英国政府却认同卡塞尔协议。英国丢掉了这份非常宝贵但又非常不厚道的特许权。说其不厚道，原因很简单。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我们钟情陈旧腐坏，不喜欢生机活力、诚实清白。此外，我了解到，香克协议失效了。原因是香克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当然让人痛心。中国每一个朋友都应抱有这样的希望：混乱无序终将结束。但夸大混乱这种恶行是错误的，与欧洲诸恶相提并论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拿中国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而应该与整个欧洲大陆作比。在1921年11月11日的《泰晤士报》上，我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悲观消沉：“中国险情　十数政权相争”。说其悲观消沉，是因为欧洲政权不止十数个，且仇恨嫌隙程度之深，远甚于中国。欧洲军队数目比中国多得多，而且装备精良，配有毁灭性武器。自康边停战协定实施以来，欧洲烧起的战事远超同时期的中国。如果游遍中国，会发现打仗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中国战争少有血腥残忍，士兵是拿钱雇来打仗的，对战事因何而起不感兴趣。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老百姓一般比欧洲人过得幸福快乐。

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中国要推进政治改革的话，必须采用联邦制，赋予各省很大自由权。中国自上古时就划省建制，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省份很有感情。辛亥革命以后制定的宪法多少有点像是英国宪法，只不过是以总统代替国王罢了。但要建立一个非联邦制，就要让人口同质化，不能涉及太多地方情绪，从英国对爱尔兰事务的处理上可见一斑。在我看来，中国很多进步人士现在都青睐联邦制，只想让中央政府管理军队、海关和外交事务。但想消除现有的军事无政府状态非常困难。中央政府不能解散军队，因为财力有限，兵饷无措。有必要从国外借足款子，发齐兵饷，遣散士兵，并为之创造新就业岗位。但让人怀疑的是，有哪个或哪几个列强肯借这样一笔款子，还不用中国牺牲掉最后的那一点独立？所以，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摆脱困难，不用借助太多外援。

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督军中有人可能势力极大，结交宪政派，以巩固影响力。在中国，公众舆论很有分量。为照顾某一方利益，手中握有兵权的人可能会发起行动，走上爱国路线。就目前来看，有两位督军势力很强。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是吴佩孚。他们两个前面已经提到过。张作霖在满洲无人能敌，得到日本人大力扶持，是中国最反动力量的代表。吴佩孚有开明自由作风，带兵很有一套。不久前，他名义上遵照北洋政府的吩咐，在长江和湖南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给广州军政府一击。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怎样与广州军政府握手言和，因为广州军政府与张作霖是一条战线。但在中国其他地区，吴佩孚可能会执掌政权，并通过制宪方式，使之永久化（见附录）。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得到一个喘息空间，而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除通商口岸，以及少数几个富矿区外，中国经济仍然完全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北京有近100万住户，居住面积很大。因为所有房子都只有一层，外面围着一个院子。但北京没有电车、火车、公交车。就我眼中所见，整个城区只有两三座工厂立着烟囱。老百姓靠乞讨偷盗、做贸易、去政府当差、做手艺活维生。中国的手工艺品精雕细琢，活计不像守着机器生产那样单调乏味，但很花工夫，挣得又少。

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稻米、茶叶主要在南方出产，小麦等其他谷物是北方主粮[4]。南方雨水丰沛，北方只够润田。1920年秋天，我来到中国，看到北方大片地区正在闹旱灾，饥馑盛行，堪比1921年俄国饥荒。当时，布尔什维克漠不关心，外国人毫不犹豫，提供救济。至于中国人，他们心态消极，认为闹饥荒是命里该有这一劫，就连那些饿死的人也是这种看法。

多数土地为地主所有。地主又把田产分给儿子。这样一分，每个人到手的那块地只够自己和家眷维持家用。一旦遇到降水量少的年份，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景象。暂时看来，不受饥荒之苦当然是有可能的。办法如下：采用科学种田法；植树造林，防涝防旱。多修铁路、建好公路能开辟市场，提高交易效率，可能会让一代农民得到极大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如果高生育率还是维持在惯常水平，家庭人口那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就不可能根治贫困。不少人撰文，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完全适用[5]。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改善生活的办法只会让更多的孩子活下来，到手的土地更少，最终跟长辈一样穷。只有加强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才能根除弊端。当然，普及教育只有在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有充足税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除了要解决这些困难外，中国现在还缺乏高素质的教师，满足不了普及小学</a>教育的要求。

除战争外，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业，另一个是知识。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装备精、武力强。如果英国人没有打败中国人，中国永远不会开放港口，从事对外贸易，也不会开放思想，接受欧洲观念。但中西交流以兵戎相见起始的这一背景已经淡化。中国各阶层已不太仇视外国人。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观点：白人是中国之祸。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一种情况除外：有人思想保守，不讲道理，怀有偏见。中国人喜欢做贸易，有强烈求知欲，这两点都很吸引西方人。跟中国人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就能交上朋友。私下交好是这样，政治结盟也是如此。而且，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在商业方面丰富西方人的口袋，还可以在思想方面丰富我们的脑袋。

在通商口岸城市，欧美人住在租界。这里街阔灯亮，房子修成欧式，店铺里英美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人一般住在城里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花哨，气味混杂，呈现出典型的中国景象。人们常常会感觉自己突然从一扇门走进了另一扇门。旧城中有一种凌乱欢快的美；而欧洲人有洁癖，端着那种周日必去教会的正经八百的架子。两厢一对比，给人一种奇怪复杂的印象，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欧洲人住的那一面，人们感到安全、宽敞、清洁。在中国人住的那一块，虽不失浪漫色彩，但拥挤不堪，疾病流行。虽然我喜欢中国，但经过这么一转换，总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幸福快乐。但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贫祛病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式生活能让中国人更幸福，而英国式生活却不能让英国人更幸福。不过，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女人就不是了。

白人生活在上海、天津。 [7]刊载于1918年《北京导报》。（边沁主义者应指追随由边沁发展出的理论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编者注）

[8]《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庄子哲学选读》（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第66页，翟林奈（Lionel Giles）译，约翰·默里出版社。理雅各译本请参见《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卷——《道家经典》第一卷，第277页。

[9]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170首中国诗歌》（170 Chinese Poems），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