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_中国问题

要看明白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必须了解19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些事实。几千年间，中国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帝国。中国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中国人勤奋刻苦，彬彬有礼。在中国，我们所理解的贵族制于公元前就走到终点。善作古文者入仕治国。中西交流时作时辍，多着眼于宗教。在公元纪年之初几百年里，中国从印度引入佛教，一些学者前往印度，掌握这一新宗教理论。但到了后来，蛮族入侵，抵印学佛几不可能。基督教景教教派于7世纪传入中国，影响不小，但再次湮灭不传（1625年，景教石碑在长安发现。至此，人们才对景教有所了解）。17世纪到18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深得朝廷信任。这些人懂天文，修订中国历法，改变了紊乱状况[1]。他们制作的地球仪和观象仪至今还在北京城墙上，供人观瞻。但时间一长，各修会间争执不断，遭到中日两国全面驱逐。

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华，要求扩大通商，派外交代表长驻中国。此时，乾隆</a></a>当政。乾隆是清王朝最杰出的君主。他通文善墨，支持艺术发展（中国各地都有乾隆手书）。白克浩司与濮兰德合著的《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中收有他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答复[2]。我本想全文引录，但摘录部分已经足够。敕谕开头如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a>顺之诚，深为嘉许。

乾隆继续耐心解释为什么不能满足乔治三世的要求，态度措辞好像是在对付一个无理纠缠的孩子。乾隆认为，不必派驻大使，理由如下：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乾隆认为，英国人觊觎中国物产，但英国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拿得出手跟中国交换。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

因此允许在广州继续开展有限贸易。

乾隆本不必向马戛尔尼伯爵加恩，但“朕未忘尔地孤远，独处海之一隅，然朕亦未忽视尔国对天朝之无知。”结尾处，乾隆敕谕：“谨遵此命，勿有疏失。”

我想说的是，只有当人们不再觉得乾隆这份敕谕荒谬可笑时，才会理解中国。罗马人自诩为寰宇之主，帝国之外疆土对他们无足轻重。乾隆治下疆域比罗马要广，人口很可能也更多。中华帝国与罗马同时崛起，但不仅没有衰亡，还通过战争、同化的方式让所有敌人束手就擒。中国邻邦除日本外，都相对处于荒蛮状态。而日本是靠亦步亦趋模仿中国，才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亚历山大叹息没有新世界让他征服。他压根就没听说过还有中国这个地方。而在他叹息时，距离孔子</a>辞世已有150年之久。所以，跟亚历山大一比，乾隆对世界的看法还不算荒诞不经。此外，他对贸易的看法也不能算错。臣民幸福安乐之物中国样样不缺，西方强迫中国通商不过是为了一己之利，而能与中国交换的东西仅仅是聊胜于无。

乐器表演者

高跷舞

吸食鸦片

吸食鸦片

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本来就在任何方面都比不过天朝帝国。北京有家博物馆，除了陈列中国精工细制的艺术品之外，旁边还摆着路易十四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希望能打动皇帝，记住他这个“太阳王”的辉煌耀眼。跟旁边的中国东西一比，路易十四的礼物显得花哨俗气、粗糙简陋。英国的确诞生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洛克与休谟，以及所有让文学艺术熠熠生辉的人物，但这并不能表示我们就比中国人高明多少。让我们傲然于世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继承他们科学衣钵的人。他们之所以让我们傲然于世，是因为他们让我们在杀戮艺术方面更游刃有余。英国人杀死中国人要比中国人杀掉英国人更容易。所以，我们的文明比中国高明，乾隆荒谬可笑。英国人打败拿破仑后，立即着手证明这一命题为真。

中英 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中，能让所有欧洲人都记住的不多，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一件。在我们欧洲人展示了洗劫北京城的“厚德大义”后，我们又要了一大笔赔款，把北京使馆区变成了一座围城。直到今天，这个区域仍然有一道墙围着，里面驻满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部队。墙外是一片空地，中国人不得建作别用。使馆区受公使团管辖，中国当局对走进门内的任何人没有管理权。每当有政权贪污巨款、卖国投奸被推下台时，为这些政权卖命的人就到日本或其他公使馆避难，罪即可免。在这片神圣的使馆区周围，美国人建了一个大无线电站，据说能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系。至此，乾隆对西洋人的鄙薄合情合理。

但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庚子赔款也办了一件好事。美国人发现，在支出所有损害赔偿金后，还剩下一大笔。于是，他们还给了中国，让花在高等教育上，投往两个地方。一部分拨给受美国控制的中国大学</a>，另一部分送学业优异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中国从中受益不小，美国从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最好教育的那一部分）的友谊里得到的好处也不可计量。这一点显而易见，但英国几乎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要去效仿一二。

要想弄清楚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有必要意识到，中国因战乱不断，为条约所迫，丧失了财政独立。此前，中国在欧洲外交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后来，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把以前签好的条约当作一纸废书。因为，这里面载明了各强国的特权，每一国都有特权。

时局如此，关税税率是最鲜明的体现[4]。1842年， 西方列强认为门户开放对中国是一剂万能灵药。但我们不要忘记，门户开放不能让中国恢复独立自主。就关税而言，受益的是其他主权国家[6]。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了关税制度，但这一条约却不像其他通商条约那样设有时间限制，规定任一方可废止该条约。低税率对列强有利，他们想把自己的商品卖到中国来，当然不愿意作任何变更。过去英国实施自由贸易，还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强加给中国的政策跟我们本国政策一模一样。但其他12个国家却找不出这种借口。而且，1921年，英国通过了《产业保护法案》，抛弃了自由贸易，就更找不出什么借口了。

美国步兵

英国步兵

德国海军

美国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

进口税率很低，为收入计，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所有出口货物征收最高税率5%。这一举措当然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中国急需获得收入，因此中国当局认为出口税必不可少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中国还有一种关税体制，主要是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沿袭而来，即在重要关卡，或称子口，设立国内关税壁垒。目前，中国国内贸易仍采用这一体制，但将洋货转口运销到内地的商人可以不用交国内关税，只纳2.5%的子口半税。这种规定自然对洋货有利，倒霉的是国货。国内关税制度当然不好，但沿袭已久，而且有人认为收入必不可少，就把这个制度留了下来。中国提出要废除国内关税，条件是统一增加进出口关税税率，得到了英国、日本和美国同意。还有10个国家，也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但不是所有的都同意。最终，国内关税这一体制仍起作用。这不全是中国政府的错。还应补充一点，国内关税由省政府机构收取。一般来说，他们会截留一部分，养私军，打内战。目前来看，中央政府不够强势，管不住公款私用。

海关管理职权只有部分在中国人手里。条约规定，海关最高职务头衔叫“总税务司”。只要中英贸易额超过其他所有条约国，就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一职务，所有下属官员都由他任命。1918年（我手中有的最新数据就到这一年），7500人受雇于中国海关，其中2000人是外国人。 * * *

[1]1691年，康熙</a>帝下诏，表明他对各种宗教的看法。关于罗马天主教，他认为，“西洋教义美化天主，同属异端。但因精通数学，姑且用之，兵民应了之于心。”（同前引翟理斯著作 [5]华盛顿会议曾决定作过一次修改。

[6]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子上，强盗控制了镇议会，他们很可能会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但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政策有多好。与列强周旋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7]1921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头条是顾维钧写的一篇文章。身在华盛顿的作者建议，必须让中国恢复关税方面的财政自主权。顾维钧先生在文中并没有提到海关管理问题。但《泰晤士报》猜测，顾维钧希望中国人执掌海关，因为海关贪腐机会多、回报丰厚。我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他们把管理和关税弄混了，顾维钧先生讨论的只是关税问题。但《泰晤士报》既没有刊登我的来信，也没有登出类似不同意见。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存心误解顾维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