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一列轰轰隆隆的火车载着维克托在奔驰,一个人在火车里是难以设想家里的宁静的。时间变得紧密了,时间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电话铃声。有一天希沙科夫来到维克托家里,恭恭敬敬,盛情殷殷,一再问起身体健康,一再用开玩笑的亲热口吻解释,希望把过去的一切忘记,那一天似乎已经过去有十年之久了。
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
他现在又听到评价他的著作的许多好话。马林科夫召见了他,带着关切的神情用聪明的黑眼睛注视着他,和他谈了四十分钟。维克托感到吃惊的是,马林科夫很了解他的研究情况,专业词汇运用得相当自如。
在告别时马林科夫说的话也使维克托感到惊异: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您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我们会感到很难过。我们十分懂得: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他完全没有料到会听到这样的话。
在见过马林科夫的 恰好在这时候,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不快的事。巴格良诺夫就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有一天克雷莫夫在外面碰到他。他从停在苏联检察院门前的一辆小汽车里走出来,军装领子上添了两个菱形的领章。那天夜里他穿着破烂衣衫、揣着释放证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说许多人无辜被判刑,说使用暴力十分荒唐,这时候才过了八个月。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话,还以为他永远不再进检察院的大门了呢。”克雷莫夫冷笑说。
当然,维克托想起这件事,并且对娜佳和柳德米拉说了说,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对死于一九三七年的人的态度丝毫没有变。他依然害怕斯大林的残酷。
一个维克托成为成功的弃儿还是幸运儿,人们的生活不会变化;死于集体化时期的人、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为某一个维克托得不得勋章和奖章,不会因为马林科夫召见他或者没有把他列入希沙科夫的邀请名单而复活。
这一切维克托十分理解,也牢牢记着。不过在这种理解和记忆中也出现了新东西……他常常对妻子说:
“有多少没出息的人呀!许多人多么怕挺起腰来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屈服,多么容易妥协,多么卑鄙可怜。”
他有一次甚至带着责备的心情想到契贝任:
“他过分热衷于旅游和爬山运动,正是他下意识地害怕生活的复杂性;他离开研究所,则是他有意识地害怕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他还是有所变化的,他感觉出这一点,但却不明白,究竟变化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