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_生活与命运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军部开始收到各旅旅长报来的令人不安的情报。侦察队发现了德方没有参加过战斗的新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显然敌人是从大后方调来了后备兵力。

这些情报使诺维科夫担心起来：先头部队在推进，不能保障两翼，如果敌人切断了为数不多的几条冬季道路，坦克就得不到步兵的支援，得不到燃料。

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讨论了这一情况。他认为，必须立即督促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赶上来，并且暂时停止坦克前进。格特马诺夫很希望坦克军为解放整个乌克兰奠定基础。他们决定：诺维科夫下部队去，就地检查情况，格特马诺夫负责督促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赶上来。

诺维科夫在去各旅之前，给方面军副司令打了一个电话，把情况报告了一下。他事先就知道司令会怎样回答，司令当然不会担负责任：既不会下令叫坦克军停下来，也不会主张诺维科夫继续前进。

果然，副司令吩咐火速向方面军侦察科询问敌军情况，同时答应把他和诺维科夫的通话内容报告司令。

在这之后，诺维科夫和友邻部队步兵军军长莫洛科夫进行了联系。莫洛科夫是一个粗暴的、爱发火的人，总是怀疑友邻部队向方面军司令提供对他不利的情报。他们吵过嘴，甚至还骂过娘，虽然不是直接骂个人，骂的是坦克与步兵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厉害。

诺维科夫又打电话给左面的友邻部队炮兵师师长。

炮兵师师长说，没有方面军的命令，他不能再向前推进。

诺维科夫明白他的意图：这位炮兵师长不愿意只起辅助作用，只是保证坦克“射门”，他自己也想“射门”。

诺维科夫和炮兵师长通话刚刚结束，参谋长便走了进来。诺维科夫从来没见过涅乌多布诺夫这样性急，这样慌乱。

“上校同志，”他说，“空军集团军参谋长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准备把支援我们的飞机转移到方面军的左翼。”

“这是怎么啦，他们害了神经病，还是怎的？”诺维科夫叫道。

“这事儿很简单嘛，”涅乌多布诺夫说，“有人不希望我们首先进入乌克兰。希望因为这件事得到苏沃洛夫勋章和赫梅利尼茨基勋章的人多得很。没有空军掩护我军就只能停止前进了。”

“我马上给司令打电话。”诺维科夫说。

但是给司令的电话没有打成，因为叶廖缅科上托尔布欣的集团军里去了。诺维科夫又给副司令打电话，副司令不愿意做出任何决定。他只是对诺维科夫为什么没有下部队去表示惊讶。

诺维科夫对副司令说：

“中将同志，我军是方面军各部中西进最远的，不经过协商，就这样撤除对我军的空中掩护，这算怎么一回事儿？”

副司令很恼火地对他说：

“司令部更知道怎样利用空军，参加进攻战的不是你们一个军。”

诺维科夫不客气地说：

“要是坦克受到空中轰击，我怎么对坦克手们说呢？我拿什么掩护他们呢，拿方面军的指示吗？”

副司令这一次没有发火，倒是用和解的口吻说：

“您下部队去吧，我把情况报告给司令。”

诺维科夫刚刚放下话筒，格特马诺夫走了进来。他已经穿起大衣，戴起皮帽。一看到诺维科夫，就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气把两手一摊。

“诺维科夫同志，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他婉转而亲切地说：

“后勤部队落后了。可是后勤部队副司令对我说，不能让坦克去和受伤、生病的德国人追着玩儿，浪费紧缺的汽油。”

他带着幽默的神气看了看诺维科夫：

“真的，我们又不是共产囯际的分部，我们是坦克军。”

“这和共产国际有什么关系？”诺维科夫问道。

“您走吧，走吧，上校同志，”涅乌多布诺夫用恳求的口气说，“时间很宝贵。我保证尽一切可能和方面军司令部谈谈。”

自从那天夜里达林斯基说过那番话之后，诺维科夫就一直在注视这位参谋长的脸，注意他的动作、声音。每当涅乌多布诺夫拿起羹匙，拿叉子叉腌黄瓜的时候，拿电话筒的时候，拿红铅笔、拿火柴的时候，他心里都在想：

“难道就是这只手打掉达林斯基的牙？”

但是现在诺维科夫没有看涅乌多布诺夫。诺维科夫从来不曾看到涅乌多布诺夫这样亲热、这样惶惶不安，甚至这样可爱。

涅乌多布诺夫和格特马诺夫愿意把命赔上，也要让坦克军 这种愿望没有任何不好的因素……还是像在斯大林格勒，还是像在一九四一年，寒冷仍是无情的，士兵们依然劳累得筋疲力尽，依然有死亡的威胁。但是战争的气氛已经不同了。诺维科夫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很惊异，他第一次这样容易、这样一听就明白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的话，没有生气，没有懊恼，这样自然地和他们的想法一致。

他的坦克如果加速推进，确实有可能早几个钟头把几十个乌克兰村庄的侵略者赶出去，他看到老人和孩子们兴奋的脸，会非常高兴，会有乡下老婆婆拿他当亲儿子一样，把他抱住，吻他，他的眼里会涌出泪水。新的热情在同时酝酿着，在战争中渐渐形成了新的精神主导方向，而在一九四一年和斯大林格勒河岸边战斗中曾经为主的方向仍然保留和存在，但不知不觉已渐渐成为次要的了。

第一个明白超前完成战争任务的，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在广播中呼唤“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的那个人。

很奇怪，诺维科夫虽然和催他动身的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一样着急，却迟迟不肯动身。直到他已经坐上汽车，他才明白了原因：他是在等待叶尼娅。

他已经有三个多星期没有收到叶尼娅的信。他每次下部队回来，都要看看，叶尼娅是不是站在军部的台阶上迎接他。她成了他生活的参与者。

在他和旅长们说话的时候，在方面军司令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在他开着坦克冲向前沿阵地、坦克被德军炮弹炸得像一匹小马似的浑身哆嗦的时候，她都和他在一起。他对格特马诺夫说起童年的事情，似乎是说给她听。他想：“啊，我可不能喝酒，要是喝了，叶尼娅一下子就闻出酒气。”有时他想，她会注意到的。他有时很担心地想：“她要是知道我把少校送交法庭，会说什么呢？”

他有时进入前沿观察所的地下室，在一片烟气、电话员的声音、枪炮声和炸弹爆炸声中，会忽然殷切地想起她……

有时他想起她以前的生活，萌生妒意，便惆怅起来。有时他梦见她，等他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有时他觉得，他们的爱情会至死不渝，有时却担心起来，怕今后又是他一个人。

他上汽车的时候，仔细看了看通往伏尔加河的大路。大路上空空荡荡。后来他生起气来：她早就应该来到了。也许，她病了？他又想起来，在一九三九年听说她嫁了人，他怎样准备自杀。他为什么偏偏爱她？要知道，有一些爱过他的女子并不差。也许这是幸福，也许是一种病——对一个人非想不可的毛病。好在他没有跟军部里任何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等她来了，他没有任何顾虑。不错，在三个星期以前他干过一件罪过的事。要是叶尼娅在路上过夜，住在那座罪过的房子里，那一家的年轻女子和她说起话儿，会把他描述一番，说：“那位上校真是一个可爱的男子。”怎么脑子里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起来就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