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_作家笔记

权作后记。昨天我七十岁了。人每过一个整十岁生日，就觉得是件大事，这很自然，尽管也许不太理智。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对我说：“你现在不再是个男孩了，你是个男人，你必须做得像个男人。”我四十岁时，我对自己说；“青春到头了。”我五十岁生日时，我说：“骗自己是没用的，人到中年啦，不如就认了吧。”六十岁时我说：“现在我要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就要步入老年了，得把该了结的都了结了。”我决定退出戏剧界，写了《总结》[1]，在这本书里，我回顾了自己从生活和文学中学到的东西，回想了自己做过的事以及它们给我带来了怎样的满足，纯粹是自娱自乐，聊以自慰。但是我觉得，所有整十岁生日里，七十周岁这个里程碑是最重要。他已经活了三个二十年加一个十年，大家普遍认为人的预期寿命大概是七十年左右，我们可以把自己剩下的岁月看作是趁扛大镰刀的时间老人不留神时侥幸偷来的，到底有多长是没有定数的。到了七十岁，我们便不再是要步入老年的人了，我们就是老人了。

在欧洲大陆，他们有一个可爱的习俗：当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到了七十岁，他的朋友、同事、弟子（如果他有的话）就一起写一本散文集向他致敬。在我们英国，我们可不这样抬举咱们的杰出人士，不会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最多为他举行一个晚宴，而且除非他确实是人间翘楚，不然我们才不会费这个劲儿呢。这样的宴会，我在H·G·威尔斯七十岁华诞时参加过。当时有几百人到场。席间萧伯纳发表了演讲，他个子高挑，白发白须，皮肤白皙，眼睛明亮，真是飘逸俊朗。他站得笔直，抱着双臂，带着他顽皮的幽默，说了许多让当晚的贵客和各类听众尴尬得紧的话。那是一场妙趣横生的演说，萧伯纳嗓音洪亮，演讲技巧和风度让人拍案叫绝，他有着明显的爱尔兰口音，而这又柔化了他的恶毒话。H. G. 眼睛贴在稿纸上，尖声朗读了自己的讲稿。他抱怨自己人已老矣，又抱怨（他大概天性如此）说来参加宴会的各位也许以为他七十岁了，又出席了这场晚宴，就意味着他自己给自己的事业定了期限了——他抗议，根本没这回事，自己和以前一样，准备好了要把这个世界带回正轨呢。

我自己的生日没有庆典，就这么过去了。我和平常一样，上午工作，下午到屋后幽静的树林里散步。我一直没能悟出到底是什么让这树林有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迷人之处。它同我认识的任何树林都不一样。它的静谧似乎比其他的静谧更沉寂。生机勃勃的橡树枝繁叶茂，树枝上攀着灰色的铁兰，像是裹着张破烂的裹尸布。橡胶树在这个季节叶已落尽，野生楝树一簇簇的果子干瘪枯黄。林中零星长着几株高高的松树，俯视着下方的矮个子们，浓郁的绿熠熠生辉。这片凌乱荒凉的树林有一丝奇怪，尽管你是独自走在里面，却不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而是有种怪异的感觉，好像有东西，既非人又非非人，隐了身在你周围倏忽巡弋。模模糊糊地好像有什么东西偷偷地躲在哪棵树干后，正静静地看着你走过。林中有一种充满悬念的紧张气氛，好像你周围的一切都埋伏着，在静静等待着什么发生。

我回到家，泡了杯茶，然后一直读书读到该用晚饭的时候。晚饭后，我又读一会儿书，玩了两三局单人纸牌，听了听收音机里的新闻，然后带了本侦探故事上了床。我看完它就睡了。除了和我那两个黑女佣说过几句话以外，我一整天都没有跟谁交谈过。

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七十岁生日，我本也希望这样度过——我沉思了一天。

两三年前，有一天我和莉莎一起散步，不知道为什么，她说起一想到老年她就心生恐惧。

“不要忘了，”我对她说，“等你老了，有些现在让你觉得生活愉快的事，你根本不会有欲望去做的。老了也有老了的好处。”

“什么好处？”她问。

“喏，你基本上再也不需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可以尽情享受音乐、艺术、文学，和年轻时不同，但虽然不同，感受却是一样的强烈。有很多事情不再与你息息相关，你可以冷眼旁观，从中获得不少乐趣。若是你的快乐感不再那么强烈，那么你的痛苦也一样不再那么揪心。”

我知道这些安慰的话不过是敷衍罢了，甚至就在我说那话的时候，我便意识到它提供的前景有些黯淡。后来我认真思索，才悟出老了的最大好处是精神自由。我想与之相伴的，是看淡了人在壮年时期看重的许多事情。另一个好处是你不再会有嫉妒心，不再会有仇恨，不再会恶毒。我觉得我现在谁也不嫉妒。我已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然给予我的那几分才华，并不嫉妒别人比我更有才华。我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并不嫉妒别人的成功。我很乐意让出我占的那一块位置，我已经占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换别人上吧。我不再介意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接不接受我是他们的事儿。如果他们看上去还算喜欢我，我虽欣慰却不欣喜若狂，如果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觉得苦恼。我早就知道我的某些特质会招来某些人的敌意，我觉得这很自然，没有谁能喜欢所有的人，他们的敌意并不能让我不安，相反倒让我挺感兴趣的。我只是好奇，想知道到底是我的哪项特质招他们嫌了。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看待作为作家的我。总的来说，我计划要做的事都已做到，剩下的就与我无关了。成功的作家多半会招来骂名滚滚，我们中还有不少单纯的人以为那就是名望，我从没喜欢过那些，而且我常希望我当初是用笔名创作的，这样我就可以静静地来悄悄地去。我写 十年前我在舞台上鞠了最后一躬（这只是打个比方，因为在最初的几部戏之后，我就拒绝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了），媒体和我的朋友们都当我只是开开玩笑，以为过个一两年我就会重新出山，但我既没有出山，也没起过要出山的念头。几年前，我决定再写四本小说，然后就收笔，连小说也不写了。我写了一本（我还写过一本战争小说，但那不算数，那是我在美国时上面布置给我的战时工作的一部分，写得我自己都嫌烦），不过我觉得我大概不会再写另外那三部了。本来按我的设想，一部写一个发生在十六世纪西班牙的神迹故事； 十年前，我在《总结》中吞吞吐吐地写下了我从自己的经历、阅读和思考中得来的关于上帝、永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印象和想法，而此后我也并没有遇上什么事情，让我觉得需要改变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如果我一定得重写一遍《总结》的话，我会试着不把“价值观”这个重要问题写得那么肤浅，可能在“直觉”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再写得那么杂乱无章。关于“直觉”，哲学家们已有大量的假说，建立了相当宏伟的体系，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地基大概除了能支撑住空中楼阁外，对任何稍微实在一点的建筑，它都和打靶场里那股水柱上摇摇晃晃的乒乓球一样靠不住。

如今我又向死亡靠近了十年，十年前我对死亡没太大的恐惧，现在依然如此。确实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事事都做得太多，认识的人太多，读过的书太多，看过的绘画、雕塑、教堂、华屋太多，听过的音乐也太多。我不知道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人们证明他存在的论证中没有一条有说服力，而伊壁鸠鲁早就指出，信仰需建立在直觉上。那样的直觉我从来没有过。而关于为什么既有一个全能、至善的上帝，世间还能有罪恶与之和平共处，一直也没有人能给出个合理的解释。有一段时间，印度教中关于那个神秘的中性物的概念吸引了我，这个中性物是存在，是知识，是福祉，它无始无终。比起人类按自己的愿望打造出的其他“主”来说，我倒更乐意相信这个。但我觉得它也不过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幻想罢了。要拿一个终极起源来解释世界的多样性，从逻辑上讲是行不通的。当我想到宇宙之浩瀚，群星之繁多，空间之深邃（需以千百万光年量度），我心中无限敬畏油然而生，但我实在没法想象出一个宇宙的缔造者。宇宙的存在是个谜，凭人类的智慧是没指望解开的，这样的说法我倒是很乐意接受。而关于生命的存在，有的说存在一种“心身”物质，生命的幼芽就包含其中，而进化这个如此复杂事物的根源就在它“心”的那一面，这个说法我不讨厌，还有点儿相信。但这一切的目标（如果它有目标的话）以及意义（如果它有意义的话）是什么，对我来说还是一如既往窥不透、搞不清。我只知道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观点无一能让我信服。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而且他也关心世间人事，那他一定应该足够通情达理，能够像一个理智的凡人那样，宽容地看待人类的各种弱点。

那么灵魂如何？印度人称它为“大我”[14]，他们认为它始于永恒，存至永恒。相信这个说法，比相信灵魂是在受孕或是个体出生时产生的要容易些。他们认为它具有“绝对实象”的性质，从其中散射出来，最终又会回归其中。这是种很不错的设想，仅此而已，不可能是别的。它导致人们相信转世轮回，而转世轮回又为罪恶灾祸的存在提供了人类天才能想出的唯一合理解释：它认为罪恶灾祸是对前世错误的报应。它没有解释全智、至善的造物主怎么会愿意乃至有能力创造错误。

可灵魂是什么呢？自柏拉图起，人们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绝大多数不过是将柏拉图的推论稍加改动。既然我们不断地在用这个词，那它就肯定是有所指的。基督教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简单、永生的精神体，这是基督教的信条之一。我们也许不相信这个说法，但依然重视这个词。当我自问我用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我只能回答说我指的是我的自我意识：我的“自我”、构成我“自我”的个性，而这一个性由我的思想、情感、经历和身体特质共同组合而成。我觉得大概有很多人不愿承认人的身体特质会影响到灵魂的构成，他们对这个说法敬谢不敏。而对我来说，这却是我最最能确定的一点。如果我不口吃，或者个子再高上个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和现在就会大有不同。我的下巴有些前突，我小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当下巴还具有可塑性的时候，这个毛病是可以通过戴金属环来矫正的。如果当时他们知道，我的脸型就会不同，他人对我的反应就会不同，于是我的性情、我对他们的态度也就会不同。可要是一副牙具就能改变人的灵魂，那它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机缘凑巧让我们当初碰上了谁谁谁，或者我们当初没有在某个特定时间正好出现在某个特定地方，我们的生活就会截然不同；同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灵魂，也会是另一番模样。

因为不管灵魂是品行、感情、癖好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混合体，还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精神体，我们可感知的它的终归是个人性格。我想大家大概都承认，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总会对性格产生影响。我就认识一些人，他们生活拮据、怀才不遇的时候善妒、无情、吝啬，但功成名就后，就变得仁慈、慷慨。银行里有点儿存款，略尝了尝出名的滋味，他们的灵魂就伟大了起来，这难道不奇怪吗？而与此相反，我也认识一些原本正直、可敬的人，得了病或是落魄时就变得满嘴谎言、诡诈狡猾、满腹牢骚、心肠歹毒。灵魂与个人身体特征、境况如此息息相关，我实在没法相信它能够独立存在。你看到死人，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们看上去的确是死透了。

偶尔，有人会问我自己愿不愿意把这一辈子再过一遍。总的来说，我这一辈子过得挺不错，也许比大多数人的都要好，但我觉得没必要重过一遍。这就像重读一本已读过的侦探小说一样无聊。但假定真有转世投胎这回事（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对此坚信不疑），而且自己可以选择到底要不要重返人间再获新生的话，我以前倒是想过自己会挺乐意尝试一下，经历经历以前受条件和个人癖好（精神上以及肉体上的）制约没能享受过的事情，学习学习许多我以前没时间或是没机会学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会拒绝这种机会。我已经过足了瘾。我既不相信永生，也不渴望永生。我希望我的死能够迅速、安详，待我呼出最后一口气，我那有着各种抱负、各种弱点的灵魂就随之消散，不复存在，如果能确定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啦。我的心中牢记伊壁鸠鲁写给美诺寇[15]的话：“你要习惯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这个想法。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但死亡使人丧失感觉。因此，能正确认识到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生命有终也就变得是一种享受，并不是因为它给人生增加了无尽的时间，而是它拿走了我们对于永生不死的渴望。因为对于真正理解了‘不生’并不可怕的人来说，‘生’便也没有什么可怖的。”

我觉得，在今天，用上面这段话给这本书作结，很合适。

距我写上面这篇文章已经过去五年了。尽管此后我写出了我提到的四部小说中的三部（ [11] 斯宾诺莎（Baruch/Benedict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之一，从“实体”即自然界处罚，提出“自因说”，认为只有凭借理性认识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著有《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等。

[12] 布拉德利（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0—1924），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只是“现象”而非“实在”，只有“绝对经验”才是“实在”，主要著作有《逻辑原理》（The Principles of Logic）、《现象和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等。

[13]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Principia Methematica），1924年移居美国，曾任哈佛大学</a>哲学教授，著有《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An Essay in Cosmology）等。

[14] 大我，原文为Atman，是印度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Atman” 是梵语中“呼吸”或“自我”的意思。大我指人本身的永恒核心。它在人死后继续存在，并且转移到一个新的生命里去，或者从生存的羁绊中获得解脱。这个词后来成为《奥义书》的哲学中心思想，认为“我”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基础，正如“梵”是宇宙活动的基础一样。在印度哲学的不同流派中，数论派、瑜伽派和吠檀多派都特别重视“我”的概念，不过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则按照每派的一般世界观而有所不同。

[15] 美诺寇（Menoeceus）是伊壁鸠鲁的弟子，伊壁鸠鲁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致美诺寇的信》），信中讨论了道德伦理，对死亡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16] 帕迪·菲纽肯（Brendan éamon FitzPatrick “Paddy” Finucane，1920—1942），二战时爱尔兰皇家空军飞行员。他是当时的王牌飞行员之一，共击落敌机32架，并且是皇家空军史上最年轻的中校。1942年7月15日，他带领中队执行任务时，驾驶的战斗机被击中。他一边镇定地同战友们交谈，一边驾驶飞机努力向法国海岸线飞去。他对战友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This is it，chaps（伙计们，就这样了），”应该是在飞机彻底失去控制时说的。他的飞机坠毁在距离法国勒图凯八英里的海面上。

[17] 奥茨上校（Captain Lawrence Oates，1880—1912），英国人，是一名南极探险家，他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好会拖累另外三个同伴，让他们也命丧南极，便离开帐篷，走进暴风雪中，牺牲自我以保全同伴。离开时他只说了一句“I am just going outside and may be some time（我出去一下，大概时间会长些）”。

[18] 海伦·瓦利亚诺（Hélène Vagliano，1909—1944），希腊人。她在英国念完书后，随家人定居在戛纳。德军入侵法国后，海伦一家被迫滞留戛纳。海伦加入了法国地下组织，积极抗德。1944年因为叛徒出卖，她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尽严刑拷打，却没有吐露关于组织的任何信息，最终被德国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