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_作家笔记

这一年，我被派到俄罗斯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于是有了以下这些笔记。

俄罗斯。引起我对俄罗斯兴趣的理由与同时代人的大概差不多，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俄罗斯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不过主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笔下的情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小说。他们让西欧最伟大的小说也显得矫揉造作。见识过他们创作的新颖，我便偏了心，不再看得起萨克雷、狄更斯和特罗洛普以及他们因循守旧的道德观。就连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相比之下也显得刻板且有些冷漠。这些英国和法国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是我们所熟知的，而我以及我这一代人都厌倦了它。他们描写的社会是一个被整顿、束缚了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思想毫无新意，千人一面。在这样的社会里，就连放纵情感也只在允许的限度内。这种小说只适合中产阶级文明，它的读者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坚定不移地记住他们所读到的一切都是虚构的。

荒唐的九十年代刺激了有头脑的人，让他们无法再冷漠下去，使他们焦躁不安、心怀不满，但却没拿出什么东西满足他们。旧的偶像被打碎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纸糊的。九十年代的人大谈文学和艺术，但九十年代的作品却像玩具兔子，拧紧了发条，它们便会往前跳，然后咔哒一声，不再动弹。

现代诗人。我宁愿他们多一点情感，少几分聪明。他们浅吟低唱，却不是因为巨大的忧伤，而是良好教育带来的清醒、愉悦。

特务。他的个头连中等都不到，但长得虎背熊腰。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悄然无声，姿态很奇特，有点儿像只大猩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离身体有点距离。他给你一种他几乎是一只猿的感觉，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有使不完的劲儿，这让人感到不安。他粗短的脖子上长着方方的大脑袋，脸刮得很干净，小眼睛敏锐狡猾。那张脸扁平得奇怪，就好像五官被一拳打陷进去了似的。他的大鼻子肉乎乎的，很平，嘴巴也很大，一口黄牙倒是挺小。他一头浓密的浅色头发，梳得油光水亮，贴在头上。他从来不大笑，但常常轻笑，笑时眼中闪烁着幽默的光，残忍的幽默。他穿着美式成衣，很得体，乍一看，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个中产阶级移民，在中东某个繁华的城市做点小生意，小有成就。他英语说得很溜，但不准确。和他在一起呆久了，便不可能不欣赏他的决绝。与他坚毅的性格相对应的是他强壮的体魄。他冷酷、聪明、谨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他让人感到恐惧。他想象力丰富，满脑子点子，这些点子全都狡诈而大胆。他所从事的工作错综复杂，而他则像个艺术家，视之为赏心乐事</a>。当他向你介绍自己想出的一个计划，或是描述哪次成功的脱险，这时，他蓝色的眼睛发亮，满脸恶毒的快乐，容光焕发。他对人的生命有种英雄式的漠视，因此你会觉得为了某项事业，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朋友或是儿子。他的勇气不容置疑，他的精神和头脑让他不仅能够面对危险（这不算是难事），也能忍受困苦和无聊。他生活俭朴，而且能够长时间不食不寝。他从不放松自己，也从未想过放松别人，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尽管冷酷，但他的脾气很好，他能够杀掉一个人，却不表现出对那个人任何的憎恶。除去对好雪茄的极度喜爱，他的生命中似乎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爱国。他极具组织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领导，也同样要求他的下属。

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很奇怪，它充满了狂妄自大：他们觉得自己与其他民族不同，并因此沾沾自喜；他们说起本国农民的无知时自鸣得意；他们大肆炫耀自己的神秘和复杂；他们重重复复地说自己用一副面孔看西方，换上另一副面孔看东方；他们为自己的缺点而骄傲（就像一个粗人对你说上帝就是这样造他的），洋洋得意地承认自己的确是愚蠢且无知，做计划时混乱不堪，行动起来优柔寡断。但是别的国家称之为“爱国主义”的那种复杂情感，他们却似乎没有。我曾试着分析这种特别情感在我心中是由什么组成的。对我来说，单单是地图上英国的形状就意义深刻，它让我脑中生出万千意象：多佛的白色悬崖和茶色海水，肯特郡宜人的蜿蜒小道和苏塞克斯郡的丘陵，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池，诗篇锦句，柯林斯[1]卓越的颂歌，马修·阿诺德的《博学的吉普赛人》，济慈的《夜莺》，莎士比亚的台词选段和一页页的英国历史，德雷克[2]和他的海船，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汤姆·琼斯[3]和约翰逊博士，我的朋友们，维多利亚火车站上的海报；还有隐约感受到的庄严、力量、传承；还有，天知道为什么，还有这样一幅画面：一条三桅船鼓满了风帆驶过英吉利海峡，火红的落日挂在天边——哦，气宇轩昂的航船，你撑起白帆，是要去往何方[4]。这样的感受和千百种其他感受汇集成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让人乐于牺牲，这种情感中兼有自豪、渴望和爱，但它是谦逊而不是自负的，并且不排斥一点幽默感。也许这样的情感过于精巧琐细，而俄罗斯实在是太大了，它的过去太缺乏骑士精神和浪漫传奇，它的个性太含糊，它的文学太贫乏，于是想象力无法将整个国家，它全部的历史和文化，都纳入一种情感之中。俄罗斯人会告诉你农民热爱他的村庄，而他的眼界也仅局限于此。读俄罗斯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代又一代，每个时期俄罗斯人的民族感都是那么淡漠。偶尔他们爱国热情高涨，赶走了入侵者，这样的事件少得可怜，一旦出现则叫人惊讶不已。通常情况下，只要事不关己，他们对同胞的沦陷和苦难是漠不关心的。神圣俄罗斯帝国能长时间地、顺从地套上鞑靼人的枷锁可不是事出偶然。现在轴心国[5]可能会侵吞俄罗斯部分国土，这并没引起俄罗斯人什么愤慨，他们耸耸肩，一句话就打发了：“反正俄罗斯也够大的了。”

但我的工作让我和捷克人有密切接触，他们身上的爱国情操让我惊诧不已。他们全身心沉浸在这种强烈情感中，根本没给任何别的情感留下空间。我觉得这些人让我敬畏而不是欣赏，他们为国家事业牺牲一切，他们不是冷漠人群中的两三个狂热分子，而是成千上万个公民，他们奉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安宁，自己的家园，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以换取国家的独立。他们如同一家百货公司一般井井有条，如同一个普鲁士军团一样纪律严明，我所遇到的大多数爱国者也急于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但坚决要求自己也有利可图。（唉，这在我们国家实在是太常见了。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人们依然忙着找工作，搞阴谋诡计，以权谋私，互相嫉妒，这样的事实，有谁会提到？）但是捷克人完全没有私心。就像母亲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根本不求回报。别人得到冒险刺激的机会时，他们欣然接受单调乏味的工作；别人被委以重任的时候，他们甘愿居于卑微的职位。像所有具有政治头脑的人一样，他们也有不同的党派和纲领，但这些全都服从于共同利益。在俄国成立的伟大的捷克人组织，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的人，从富有的银行家到穷苦的工匠，都捐出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这难道不是个奇迹么？甚至战俘们（大家都知道那可怜巴巴的几个小铜板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何等宝贵）也能攒下钱来，捐出的款项总额高达上万卢布。

九十年代只吸引理智，那是潺潺流水，一切从水中流过的东西都得到了净化。但当今文学吸引的是情感，那是一口井，一潭死水渐渐变得肮脏恶臭。九十年代人们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像所罗门的窗台上绽放的绚丽兰花，但我们当代人却把喜怒哀乐放在污水盆里。也许激情似火、燃起宝石般炫目的火焰的确有点荒唐，但做一罐面包酱也委实是单调乏味。

我读《安娜·卡列尼娜》时还是个孩子，那是本由沃尔特·司各特出版的蓝封皮译本。那时离我自己开始动笔写作还早得很，我对那本书的记忆已经模糊。许多年后我重读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时我是从专业的角度看它的小说艺术，我认为这本小说有力、奇异，但有些生硬、枯燥。后来我读了法文译本的《父与子》，我对俄国的东西实在一无所知，没法欣赏它；那些奇怪的名字、独特的人物的确自有一番情趣，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但它只是一本平常的小说，和同时代的法国小说相似，不管怎么说，就我看来，它没有什么太重大的意义。后来，当我发现自己的的确确对俄国有了兴趣时，我又读了屠格涅夫其他的小说，但它们都没能打动我。这些小说里的理想主义太无病呻吟了，不对我的口味，而且读翻译本也无法领会俄罗斯人所欣赏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之美，我觉得这些小说写得不成功。直到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了《罪与罚》的德文译本），我才得以感知一种新的情感，令人迷惘又扣人心弦。这些书里才真的有对我来说意义深刻的东西。我一本接一本贪婪地读着这位俄罗斯最伟大作家的伟大小说。我最后读了契诃夫和高尔基。对高尔基我不以为然，他的创作题材的确奇且偏，但是论才华他似乎很平庸：他写最下层人民的生活，文风不矫揉造作，倒还可一读，但我很快就对彼得格勒的贫民窟没了兴趣。而当他开始深思或是进行哲学探讨时，我就发现他很浅薄。他的才华来自于他的出身，他是作为无产阶级写无产阶级，不像大部分的作家是作为资产阶级写无产阶级。但是，我发现契诃夫作品里的精神我十分喜欢。这才是个真正有个性的作家，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一股狂野的力量，令人吃惊，给人灵感，叫人恐惧，又让人不解，契诃夫不是这样，你可以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只有从他身上才能了解到俄罗斯的秘密，换了其他人都不行。他的写作题材广博，有直接的生活阅历。有人认为他堪比莫泊桑，但这样说的人肯定两者的作品都没读过。莫泊桑是一个聪明的说书人，但最多只能算效果精彩（当然，这应该是评判作家作品的标准之一），和实际生活没什么关联。读他的名篇时你会觉得有意思，但它们太不自然，经不起仔细推敲。那些人物都是戏剧舞台上的形象，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像木偶而不像活人。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观，而他们的生活观乏味而庸俗。莫泊桑的本质是一个衣食无忧的推销员，他的眼泪、他的笑声像是从哪家外省旅馆的商务室传来。他是郝麦先生[6]的儿子。但读契科夫，你似乎根本不是在读故事。这些作品中没什么明显的奇思妙想，你也许会觉得这样的故事谁都能写，但实际上没有别人写这样的故事。作家有了一种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然后你便可体会这种情感，你就成了作家的合作者。用“生活的片段”如此陈腐的说法描述契诃夫的故事太不合适了，因为片段是割裂的一个小块，而读契诃夫的短篇时你绝不会有割裂之感：它是一种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尽管你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你清楚它是绵延不绝的。

上面我对莫泊桑实在有些不公，他的《泰利埃公馆》就足以驳斥我的不公论断。

现在俄罗斯作家风靡一时，有些作家，仅仅是因为他们用俄语写作，就有些严肃的人来使劲儿夸大他们的优点，于是有的作家万众瞩目，比方说库普林[7]、柯罗连科[8]、索洛古勃[9]，其实他们本不值得人们这样重视。我觉得索洛古勃毫无价值，但是他把肉欲和神秘主义相结合，这肯定会吸引某个阶层的读者。话又说回来，我倒不像有些人那样，要摆出一副鄙视阿尔志跋绥夫[10]的架势。我认为《沙宁》这本书有些价值，它的优点是拥有俄罗斯小说中少见的阳光。我们习惯了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冰冷的毛毛雨中，但《沙宁》中不是这样：天空蔚蓝，夏日宜人的微风拂过白桦，哗哗作响。

每一个刚开始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人都会惊讶于其贫瘠。对于十九世纪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就连最满腔热情的评论家也只不过对它们的历史价值有些兴趣。俄罗斯文学始于普希金，然后是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是契诃夫，没了。研究者会提到不少名字，但他们并不看重这些人，门外汉们只要随便读一读别的作家的作品，就会明白不读这些作家也没多大损失。我试着想象，如果英国文学从拜伦、雪莱（用托马斯·摩尔代替雪莱也可以）和沃尔特·司各特开始，接下来是狄更斯、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最后以乔治·梅瑞狄斯收尾，那会怎么样？ 法国每出现一场文学运动，英国就会有人效仿。我国有不少文人以“独创性”著称，他们其实不过是做了孜孜不倦地阅读法国文学评论这件简单事。就像在法国，在英国也有许多人对科学不满。我们的大学</a>依旧虔诚信教。它们不断向年轻人灌输“信仰上帝是高尚传统”这样的思想。不难理解为什么重拾宗教的主要是文人：首先，若是以前，那些心存宗教本能的人会受圣职，但现在做教职人员不是什么受欢迎的职业，于是这些人便把全部或部分时间投入了写作；其次，作家不断地求变，他们这类人善变无常，而捍卫一种垂死的信仰不仅可以给提供他们别致、生动的新主题，而且正合他们热衷浪漫传奇的本意。我们都知道，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一直渴望浪漫传奇，这种热情持续升温，我们都在贝斯沃特大街上寻找着鲁里坦尼亚王国[19]。后来大战来了，随之而来的痛苦、恐惧和困惑让许多人选择了宗教。看到别人死去（他们并不怎么在乎这些人），他们便通过信仰全能的、大慈大悲的、无所不知的造物主来给自己以慰藉。我有一次在海上，认为自己身处危境、面临死亡，那时嘴边便不由自主地要冒出祈祷的话，这是儿时信仰的残存碎片，原本早已忘记。我凭着自己的意志，颇下了一番力气才抑制住了它们，得以冷静从容地面对下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差点儿就要信仰上帝了，但幸好我还有敏锐的辨别力，认得出什么是无比荒唐的，这才摆脱了恐惧，没有投降。我试图在《人性的枷锁》[20]里记下我为什么会舍弃了自己幼年时期的虔诚，但这种事难以精确描述，我也一直对最终的定稿不太满意。尽管我的思想方式很具象，不善于做抽象思考，但我挺热爱玄学，而看到哲学家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般面对难以理解的东西时，我能从中获得强烈的快乐。我读过许多哲学著作，虽然有些赞成绝对事物存在论这种理论很理智，不知如何否定、驳斥它们，但对于“宗教”一词的通常所指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而我并没有从那些著作中读到任何能够诱使我放弃这种怀疑的东西。有些作家试图将玄学说的绝对事物与基督教的上帝整合在一个概念中，我对这种人没什么耐心。而且就算我曾怀疑过自己的见解，这场大战也早已打消了这点疑虑。

只要是观察俄罗斯人的生活，或是读俄罗斯小说，就一定会注意到强烈的罪恶感占了俄罗斯人生活的多大比重。俄罗斯人不仅会不停地告诉你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似乎是真心感觉自己有罪，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饱受痛苦煎熬。这一特点真实而奇怪，我试图找出个中缘由。在教堂里我们自然也会说自己是可怜的罪人，但我们根本不相信自己有罪，我们有头脑，知道自己绝不是什么罪人。我们都有缺点，都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但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还没到要让自己捶胸顿足或是咬牙切齿的地步。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是挺正派的，机遇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在其中尽力而为。就算我们相信有末日审判，我们也觉得上帝如此睿智，如此通情达理，我们这些凡人都能轻易宽恕邻居身上的一些小缺点，对我们身上类似的毛病，他老人家也肯定犯不着追究。倒不是我们自满，总的说来，我们这些人够谦逊的了，只是我们专心做手边的事，而不怎么记挂自己的灵魂。俄罗斯人则好像不一样。他们比我们更喜欢自省，有强烈的罪恶感，对忏悔的渴望更迫切。他们被这一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一小点过失，他们就会悲切哀悔，抽泣恸哭，然而换了我们这些没这么敏感的人，根本不会为了些许小事而良心不安。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视自己为大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透过他看到了一个暴躁、狂热的人，灵魂肯定在撒旦手里。然而冷静一点判断，德米特里不过是犯了些小错。他喜欢玩牌，酒总是喝得太多，喝醉了大吵大闹；他好色，还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躁脾气；他草率、冲动，但他的弱点也就这么多了。凡尔蒙先生，还有被爱情变</a>成“幸福的伪君子”前的乔治·黑尔爵士[21]，这两人根本就不会在乎德米特里的“罪过”，只会觉得好笑。实际上俄罗斯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罪人：他们懒惰，意志不坚定；他们话太多；他们没什么自制力，所以虽然表达起自己的感情来总是无比热烈，实际上感情是否如此强烈可说不准；但总的说来他们心肠好，脾气也好；他们不怀恨不记仇，慷慨大方，对别人的缺点很宽容；比起西班牙人和法国佬，他们也没那么沉迷于性事；他们友好；他们虽是火爆脾气，但火发起来快，熄下去也容易。如果他被罪恶感压着，这明显不是因为他没做或是做了什么事（实际上，他们多半是因前者而自责不已），而是由于生理上的癖好。参加过俄国酒会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喝酒都喝得很凄惨。他们一喝醉了就会哭。他们常常喝醉。整个民族都受着宿醉头痛之苦。如果禁饮伏特加，抹去了俄罗斯人的这种怪癖，大概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俄罗斯人的这种特征让西欧的感伤主义者们认为很值得深思。

最近流行通过文学培养人们的吃苦精神，对此，我只觉得可怕。我一点都不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受苦受难的态度。我目睹过无数人受苦受难，自己也没少受苦难。当我还在学医的时候，我在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见过病痛对各类病人的影响。大战中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而且我还见过心灵上的折磨对人的影响。我从没见到过痛苦能加强人的性格修养。“痛苦能使人完美、使人高尚”，这纯属杜撰。痛苦对人的 那是一张被满腔热情扭曲了的脸。那头颅大得惊人，让人情不自禁地觉得那就是一个世界，大得足够容纳他笔下那数不胜数的人物。他长着一对大招风耳，耳垂很厚实，一看就是感官主义者的耳朵。他的嘴巴也很性感，凶巴巴地板着个脸，却又像是一个噘着嘴的伤心孩子。他的两颊瘦削，太阳穴深陷进去。他留着络腮胡和八字胡，都很长，脏兮兮、乱蓬蓬的；长头发稀疏；额头和脸颊上各有一大颗痣。那张脸上透着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让你想转身走开，又牢牢地吸引着你。他的相貌比他所有的作品都骇人。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去过地狱的人，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无止境的煎熬，而是卑鄙和矫饰。

涅瓦大街[40]。邦德大道[41]狭窄而弯曲，就像中世纪城市的街道，它让人时时想起这座贵妇人前来度社交季节的城市，就是在邦德大道，最后一位克利夫兰女公爵掴了她仆人一耳光。和平大街[42]有着法兰西 [7] 库普林（1870—1938），俄国作家，作品揭露沙皇军队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代表作长篇小说《决斗》、《火坑》（旧译《亚玛》）等。

[8] 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和《盲音乐家》等。

[9]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象征主义诗人，著有诗集《火环》等。

[10]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作家，颓废文学的代表之一，其长篇小说《沙宁》鼓吹纵欲，宣扬非道德论。1923年逃亡国外。

[11] 《熙德》（Le Cid）是法国剧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擅长运用戏剧场面揭示人物内心冲突）创作的剧本，是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名剧，取材于西班牙史，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家族荣誉之间挣扎的故事。此剧1636年首次公演便轰动了巴黎。

[12]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风俗喜剧作家，擅长使用喜剧对话和讥讽手法，刻画并讽刺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主要剧作有《老光棍》（The Old Bachelor）和《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等。

[13] 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1640—1716），英国剧作家，王政复辟时期喜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乡下女人》（The Country Wife）、《直爽人》（The in Dealer）等，讽刺当时庸俗、自私和虚伪的社会风气。

[14] 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主要著作有小说《维克菲尔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喜剧《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等。

[15] 《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是英国戏剧家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作品多为喜剧，在英国戏剧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代表作。剧本讲的是一帮贵族男女整日以造谣生事为乐，专门破坏别人的名誉和家庭幸福，这个故事揭露了英国上层社会的虚荣、贪婪和虚伪。

[16] 科策布（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1761—1819），德国剧作家，曾流亡国外，在俄国任官职，后由俄皇派往国外，被视为间谍，遭暗杀。写有《恨人与悔恨》、《捕猎》等大量剧本。《德国小市民》（Die deutschen Kleinst?dter）这部喜剧充分展现了德国的乡村生活。

[17] 阿诺德·本涅特（Enoch Arnold Bet，1867—1931），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写过许多以家乡五座工业城镇（即the Five Towns）为背景的小说，主要作品有《五镇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老妇人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克莱汉格》（yhanger）等。

[18] 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和《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等。

[19] 贝斯沃特大街（Bayswater Road）是伦敦西区的一条大街，是伦敦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不少名人，比如《彼得·潘》（Peter Pan）的作者巴里（Sir James Barrie，1860—1937）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等，都在这条街上住过。

鲁里坦尼亚王国（Ruritania）是英国作家霍普（Anthony Hope，1863—1933）在小说《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中虚构的一个中欧王国的名字，在那里上演着一出出阴谋、一幕幕浪漫。因此在英语中，“鲁里坦尼亚王国”便是“浪漫国”的代名词。

[20] 即Of Human Bondage，1915年出版。

[21] 凡尔蒙子爵（Vte de Valmont）是法国作家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中的人物，他与梅黛女爵（Marquise de Merteuil）两人以性为武器，不断互相诋毁。

乔治·黑尔爵士（Sir George Hell，“Hell”即“地狱”）是英国作家比尔博姆（Sir 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和作家）的短篇小说《幸福的伪君子》（The Happy Hypocrite）中的主角。他原是一个喜好声色犬马、流连赌场的花花公子，爱上清纯的女舞蹈演员珍妮·梅尔（Jenny Mere），向她求婚却遭到拒绝。珍妮表示自己只愿嫁看上去像是圣人的人。黑尔爵士便买了一副面具，重新求婚，这次成功了。戴着面具的黑尔爵士不仅看上去像个圣人，还大行善举，生活节俭，同以前的自己判若两人，甚至连结婚证书上的名字也改作了乔治·黑文（George Heaven，“Heaven”即“天堂”）。婚后一个月，一次意外中黑尔爵士的面具被扯破，他原本担心珍妮看到自己的本来面孔会离他而去，但却发现自己的脸已和那面具长得一样，成了圣人脸。

[22] 扎赫尔·马索赫（Sacher Masoch，1836—1895），奥地利作家，代表作是《穿裘皮的维纳斯》。他自己有受虐狂倾向，而笔下的男主角则个个都是受虐狂，作品多为虐恋文学。心理学上便用他的姓引申出 “masochism” “masochist”等词，用来指“性受虐狂；受虐狂”等心理病症和有这种心理疾病的人。

[23] 阿廖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人物，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阿廖沙是老卡拉马佐夫的小儿子，与他的兄长们不同，他纯洁善良，童心未泯，公正无私，与世无争，富有同情心。他坚信宗教才是这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光明。他对所有人，包括他那个贪淫好色的父亲，都怀着爱心。人们信任他、喜爱他，向他敞开心扉。

[24] 斯塔夫罗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又译《鬼》）中的人物，是一个没有道德准则，荒淫无耻、专门玩弄女性感情的贵族少爷。

[25] 《天堂猎犬》（The Hound of Heaven）是英国修士、诗人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1859—1907）的长诗。

[26] 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美国的一位福音传道者；桑基（Ira D. Sankey，1840—1908），一位美国作曲家、福音歌手。两人一起走遍英美两国，穆迪布道，桑基唱歌，呼吁人们皈依基督教。他们共同创作了许多福音歌，并出版了好几本基督教颂歌。

[27] 加博里奥（Emile Gaboriau，1832—1873），法国作家，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侦探小说的开山之祖。

[28] 欧仁·苏（Joseph Marie Eugéne Sue，1804—1857），法国通俗小说家，倡导长篇连载小说，以描写城市生活阴暗面著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之神秘》（旧译《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等。

[29] 亚历山大诗格（Alexandrine）是诗歌的一种韵律格式，要求每行诗含有六音步或十二音节抑扬格，三音步后一停顿。

[30] 波伦亚画派（the Bolognese School）指的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波伦亚兴起的画派。该画派的信条是取前代大师的优势，博采众长，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但在实践中，这个画派却流于模仿主义，作品大多毫无生气、虚有其表。

[31] 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著名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

[32] 艾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艾尔·格列柯”并非其本名，只因他出生在希腊，画作上又总用希腊字母签名，他便得了“El Greco”（西班牙语中“希腊人”之意）这个诨名。格列柯的作品多为宗教画、肖像画，受风格主义影响，色彩偏冷，人物造型奇异修长，代表作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等。

[33] 奥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1821—1890），法国作家，出版了许多部小说，代表作有《小伯爵夫人》、《卡莫尔先生》等。

[34] 谢尔比列（Charles Victor Cherbuliez，1829—1899），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挑战》、《罗薇尔小姐》等。

[35] 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国颓废派作家，代表作有《沉浮》、《逆流》等。

[36] 玛蒂尔德公主（Mathilde Laetitia Wilhelmine Bonaparte，Princesse Franedil;aise，1820—1904），拿破仑一世的侄女，法国公主。她的沙龙里聚集了当时的文学艺术名流。

[37] 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倡导适应俄罗斯国情的社会主义，即农民民粹主义。1861年制定解放农奴法令时，他抨击该法律背叛了农民。之后，他便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往事与随想》的创作上，这本散文集被公认为俄罗斯最伟大的散文作品之一。

[38] 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理论家，1864年参加第一国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从事分裂活动，1872年被开除。

[39]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家。以虚构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著名，包括《养老院长》（The Warden）、《索恩医生》（Dr. Thorne）等，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政治小说《首相》（The Prime Minister）、《你能原谅她么？》（Can You Forgive Her？）等。

[40] 涅瓦大街是俄罗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大街，全长四公里。一路有图书馆、博物院、音乐厅、饭店等，旁边还有一条运河流过。

[41] 邦德大街（Bond Street）是伦敦主要商业街道。

[42] 和平大街（Rue de Paix）是巴黎的一条大街，以优雅奢侈著称。

[43] 科拉·珀尔（Cora Pearl，1835—1886），十九世纪巴黎著名的交际花。

[44] 奥尔唐斯·施奈德（Hortense Schneider，1833—1920），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45] 风鸣琴（Aeolian harp）是一种由风力鸣响的弦乐器，名称源自希腊风神埃俄罗斯（Aeolus）。由一长窄的木质音箱构成，上面纵向张以十或十二根羊肠弦，弦线长度相同，但粗细不一，所有弦线调成同度音。风力使其振动，依次发出更高的和音。

[46] 萨温科夫（1879—1925），二十世纪初俄国的一个政治人物，组织和参与了多起震撼俄国的恐怖行动。1906年被捕，成功越狱，后一直流亡国外。1924年试图重返俄罗斯时再次被捕，后在狱中自杀（一说是被秘密处死）。他著有《一个恐怖分子的回忆录》等作品。

[47] 普列韦（1846—1904），沙俄的内政部长。塞尔吉乌斯大公（1857—1905），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在其兄亚历山大三世和侄子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对政坛极有影响。

[48] 塞瓦斯托波尔是黑海边一城市，现属乌克兰。

[49] 里维埃拉（the Riviera）是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区，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是假日游憩胜地。

[50] 康坦·德·拉图尔（Maurice Quentin de Latour，1704—1788），法国洛可可时期的肖像画家，特别擅长运用水粉。

[51] 敖德萨市是前苏联西南部港口城市，现属乌克兰。

[52]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其关于斯多葛哲学（stoicism）的《沉思录》（亦译《自省录》）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全面阐述了他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其统治时期常被认为是罗马的黄金时代。

[53] 《威弗利》系列小说（Waverly novels）指的是英国苏格兰小说家司各特的一组历史小说，以十八世纪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起义为题材，歌颂高地人民的英勇，也哀悼苏格兰氏族社会必然衰亡的命运。主人公威弗利既怀着正统思想，又同情起义者，在两个阵营之间徘徊不定。这个人物类型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里一再出现，被文学评论家称为“中间道路”主人公。

[54] 切尔诺夫（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始人。

[55] 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政治家，曾参</a>加过社会革命党，担任过俄罗斯临时政府总理、海军部部长和俄军总司令，后反对苏维埃政权，逃往美国。他善于夸夸其谈，又野心勃勃，列宁曾讽刺他是“小拿破仑”和“小牛皮家”。

[56] 圣茹斯特（Louis-Antoine-Leon de Saint-Just，1767—1794），法国革命领导人。1794年被捕，与罗伯斯庇尔一起被处以死刑。

[57] 科尔尼洛夫（1870—1918），1917年反革命叛乱首领，原先为沙俄将军。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同年8月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军队总司令。9月发动军事叛乱，迅速被工人和革命军</a>队粉碎。11月逃至顿河一带，组织反革命的“志愿军”。次年被击毙。

[58] 查尔斯·弗罗曼（Charles Frohman，1860—1915），美国的一名剧院经理，以其成功的订票机制、剧场经营，以及对有前途演员的提拔等举措影响了美国的剧院产业。

[59] 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为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的旧称。

[60] 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即埃拉阿加巴卢斯（gabalus，204—222），罗马皇帝，荒淫放荡，臭名昭著，强令罗马人崇拜太阳神；他处决异己，任人唯亲，还大搞同性恋放荡聚会，激怒了罗马社会。他宣布立堂兄弟亚历山大为继承人，后又改变主意，引起了禁卫军哗变。禁卫军将其杀死，拥立亚历山大为帝。

[61] 赫斯帕里得斯（the Hesperides），为天后赫拉看守金苹果园的众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