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致谢_最长的一天

本书的资料主要来自1000多名D日当天盟军与德军的幸存者、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和普通民众，他们慷慨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不厌其烦地配合我。他们填写了调查问卷，随后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核对，并与其他老兵欣然提供的额外信息进行交叉比对。他们答复了许多信件和问题，提供了大量文件与颇具纪念意义的带有水渍的地图、破旧的日记、行动报告、日志、留言簿、连队花名册、伤亡人员名单、私人信件和照片，并接受了当面采访。我深深地感激这些协助者，读者们可以在前文找到一份名单，上面是所有帮助过我的军人和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成员。据我所知，这份D日亲历者的不完全名单是独一无二的。

过去3年来，我采访了约700名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老兵，约有383人的记述被纳入本书之中。出于一些编辑原因，主要是部分内容有重复，不可能采纳所有人的叙述。不过，这本书的架构建立在所有当事人所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之上，还包括盟军和德军的作战报告、战史以及其他官方记录（例如战后欧洲战场军事历史学家塞缪尔·莱曼·阿特伍德·马歇尔（Samuel Lyman Atwood Marshall）准将的生动采访）。

首先我想感谢《读者文摘》的编辑和出版人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ce），他承担了本书写作带来的几乎所有费用。

接下来我必须要感谢美国国防部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直到本书成书时，他还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陆军新闻处长斯托克（H.P.Storke）少将；陆军杂志与图书处的切斯纳特（G.Chesnutt）上校、约翰·切泽伯勒（John S.Cheseboro）中校和欧文（C.J.Owen）中校；美国海军杂志与图书处处长赫伯特·金佩尔（Herbert Gimpel）；美国空军情报部门的松德曼（J.Sunderman）少校和麦克（W.M.Mack）上尉；国防部认证与旅行部的玛莎·霍勒（Martha Holler）小姐；还有每次协助我的欧洲和诸多其他地区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以上这些人不仅帮助我寻找老兵，还提供了许多方便，允许我查看迄今为止仍然保密的档案，提供了许多详细的地图，带我往返于欧洲并预约访问。

我必须感谢肯特·罗伯茨·格林菲尔德（Kent Roberts Greenfield）博士，他直到最近都是军事历史办公室的首席历史学家，还有该部门的主要成员威廉·F.海茨（William F.Heitz）、伊斯雷尔·维斯（Israel Wice）先生、德特马·芬克（Detmar Finke）先生和查尔斯·冯·吕蒂肖（Charles von Luttichau）先生，他们允许我使用官方历史和记录，并不断给出指导与建议。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查尔斯·冯·吕蒂肖的工作，他专门花了8个月的业余时间来翻译成捆的德国档案和重要的德军作战日志。

在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人中，我想特别感谢以下几位：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中士细致地再现了游骑兵在奥克角的行动； 我还要感谢当时指挥美军第1集团军的奥马尔·N.布莱德雷上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指挥英国第1军的约翰·T.克罗克（J.T.Crocker）中将，以及英军第6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盖尔（爵士）将军。这些人热心地解答我的问题，接受我的采访，为我提供他们的战时地图和文件。

德国一方，我要感谢波恩政府的慷慨配合，以及许多机构帮助联系老兵，安排采访时间。

在帮助过我的许多德国人中，我尤其要感谢曾任德国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大将，隆美尔的副官赫尔穆特·朗上尉，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上将，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施派德尔（博士）中将，卢齐厄·玛利亚·隆美尔夫人和她的儿子曼弗雷德，第7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中将，指挥第15集团军的汉斯·冯·扎尔穆特大将，第21装甲师22装甲团团长冯·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将军，德国空军第26战斗机联队约瑟夫·普里勒上校，第15集团军的赫尔穆特·迈尔中校，以及第352步兵师的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他们和其他许多人都很友善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花了几个小时重构这次战役的不同阶段。

除了从D日当天参与者那里收集到的信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者们也在研究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我要向D日官方战史《横越海峡的攻击》的作者戈登·A.哈里森（Gordon A.Harrison）和美国陆军《最高统帅部》的作者福雷斯特·波格博士（Dr.Forest Pogue）表达感激之情，两人给予我指导建议，并向我介绍了登陆行动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以及进攻的具体细节。我找到的其他书中最有帮助的是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对法国和德国的进攻》，查尔斯·H.泰勒（Charles H.Taylor）的《奥马哈海滩》，鲁彭索尔（R.G.Ruppenthal）的《从犹他到瑟堡》，伦纳德·拉波特（Leonard Rapport）和阿瑟·小诺伍德（Arthur Norwood，Jr.）的《应运而生》，塞缪尔·马歇尔准将的《战火英雄》，以及斯泰西（C.P.Stacey）上校的《加拿大军队：1939—1945》。

在寻找老兵、收集研究资料和最终的采访中，我得到了《读者文摘》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办事处代表和编辑的大力协助。在纽约，弗朗西丝·沃德（Frances Ward）小姐和萨莉·罗伯茨（Sally Roberts）小姐在专栏编辑格特鲁德·阿伦德尔（Gertrude Arundel）的指导下，在成堆的档案、调查问卷和函件中笔耕不辍，同步进行着工作。在伦敦，琼·艾萨克斯（Joan Isaacs）小姐做着类似的工作，也包括大量访谈。在加拿大陆军部的帮助下，《读者文摘》的沙恩·麦凯（Shane McKay）和南希·韦尔·巴尚特（Nancy Vail Bashant）小姐找到并访问了数十位加拿大老兵。欧洲那边的行动最为困难，我必须要感谢《读者文摘》的德国编辑马克斯·C.施赖伯（Max C.Schreiber）提供的建议，还要特别感谢巴黎《读者文摘》欧洲编辑部的助理编辑乔治·雷韦（George Révay）、约翰·D.帕尼察（John D.Panitza）和伊冯娜·富尔卡德（Yvonne Fourcade），感谢她们在该项目组织研究方面的出色工作，以及她们不知疲倦的访谈。我还要感谢《读者文摘》的总编助理霍巴特·刘易斯（Hobart Lewis），感谢他最初对该项目的信任，并在数月之久的工作中不言放弃。

我还要感激其他许多人，这里提及的只是其中几位：杰里·科恩（Jerry Korn）提供了深思熟虑的意见，并给予了编辑方面的协助；唐·拉森（Don Lassen）写了许多关于第82空降师的信件；录音机公司的唐·布赖斯（Don Brice）和戴维·克尔（David Kerr）在采访中给予了帮助；《陆军时报》的约翰·维尔登（John Virden）上校，《贝德福德民主党人》的肯尼思·克劳奇（Keh Crouch），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Dave Parsons），IBM的特德·罗（Ted Rowe）和通用动力的帕特·沙利文（Pat Sullivan），他们通过自己的单位帮助我寻找幸存者；苏珊·克利夫斯（Suzanne Cleaves）、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White）、彼得·施韦德（Peter Schwed）和菲莉丝·杰克逊（Phyllis Jackson）仔细阅读了每个版本的书稿；莉莲·朗（Lillian Lang）从事秘书工作；安妮·赖特（Anne Wright）归档文件、设置索引、处理信函，并承包了所有打字工作；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亲爱的妻子凯瑟琳（Kathryn），她整理、组织研究成果，协助手稿的最终修改，并且为了让更多人受益而在写作中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