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_最后一役

海因里希大将的汽车沿着柏林布满瓦砾的道路蜿蜒而行。他正赶往帝国总理府，去参加希特勒9天前下令召开的正式会议。海因里希和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一起坐在汽车后排，默默注视着车外被大火焚烧后变得黑漆漆的街道。两年的时间里，他只来过这座城市一次。现在，亲眼看见的一切令他不知所措，他实在无法将眼前如同地狱般的废墟和祖国的首都联系在一起。

通常，从他的指挥部到总理府需要大约90分钟车程，但现在他们在路上已经开了快三个小时了。堵塞的街道一再迫使司机绕行，甚至连以前的通衢大道很多也无法通行。倾斜的大楼摇摇欲坠，随时有可能倒塌，每一条街道都成了危机四伏之地。水从巨大的弹坑里滚滚涌出；漏出的煤气在破裂的总管道里闪着火光；而在城中的各处，一片片区域设置了警戒线，警示牌上写着“注意！地雷！”（Achtung！Minen！），说明这个地方有还未爆炸的空投地雷。海因里希悲伤地对艾斯曼感叹：“这就是我们最终来到的地方——一片瓦砾的海洋。”

尽管威廉大街两侧的大楼也已经炸成了废墟，但除了一些墙壁破碎之外，帝国总理府本身似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大门外面那些制服笔挺的党卫军哨兵，看上去也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当海因里希与身后的艾斯曼进入大楼的时候，他们“啪”的一声立正敬礼。尽管路上有所耽搁，但将军还是按时到了。希特勒召集的会议定于下午3点开始。在过去的几天里，海因里希想了很多，他打算尽可能坦率和准确地告诉希特勒及其身边的那些人，维斯瓦集团军群面临的真实形势。海因里希完全了解说真话的风险，但可能造成的后果好像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艾斯曼却显得心神不宁。“在我看来，”他后来说道，“海因里希仿佛计划对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发动一场火力全开的猛攻，而敢这样做的人大部分都丢了命。”

在大厅里，一名穿着紧身笔挺的白色短上衣、黑马裤和锃亮骑兵靴的党卫军军官，迎上了海因里希。他告知这位指挥官，会议将在元首地堡里举行。海因里希对这个神秘的地点早已有所耳闻：在总理府毗邻的大楼和后面的封闭花园下方，有一个设施齐备的巨大地下迷宫，但他以前从未去过那里。在向导的带领下，他和艾斯曼走进地下室，又走出来进入花园。尽管总理府的正面完好无损，但建筑物的后方却遭到了严重破坏。富丽堂皇的花园里以前有一组喷泉，现在那些花园早已灰飞烟灭，随之消失的还有希特勒的茶亭以及在茶亭一侧的植物温室。

这个地方在海因里希的眼中就如同一处战场，布满“巨大的弹坑、混凝土块、粉碎的雕像和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总理府被硝烟熏黑的墙上，“原先的窗户现在成了巨大的黑洞”。艾斯曼看着眼前的荒凉景象，不由得想起了19世纪德国民谣作家约翰·乌兰（Johann Ludwig Und）所写的《歌手的诅咒》中的诗句，“只有一根高高的圆柱讲述那逝去的荣耀，圆柱可能在一夜之间便轰然倒下”。相比之下，海因里希则比较缺乏想象力。“想想吧，”他对艾斯曼嘀咕道，“三年以前希特勒曾让欧洲臣服于他的掌控之下，从伏尔加河一直到大西洋都纳入了庞大帝国的版图，但现在他却待在地下的一个洞穴里。”

他们穿过花园，来到一个由两名哨兵把守的长方形地堡前。检查了来访者的证件后，哨兵略显吃力地推开了一扇沉重的钢制防护门，让两位军官进入地堡内部。海因里希永远记得当门在他们身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刻，“我们如同迈步进入了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狱”。在迂回曲折的混凝土楼梯底下，两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灯光明亮的门厅里接待了迈步前来的海因里希和艾斯曼。党卫军军官先是不卑不亢地帮来访者脱下大衣，随后又彬彬有礼地对他们进行了搜查。艾斯曼的公文包受到了“特别关照”——1944年7月20日，就是一个装着炸药的公文包差点把希特勒炸死。那次事件后，元首的精锐卫队就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接受搜查的情况下靠近希特勒。尽管两名党卫军军官致以歉意，但海因里希仍对搜身之辱感到愤怒。艾斯曼也愤怒地抱怨道，“自己为一个德国将军竟受到如此对待感到羞耻”。搜查结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一条狭窄的长廊，走廊被分隔成两部分，一部分被改建成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室。半球形的灯从天花板上延伸出来，给米黄色的泥灰墙染上了一层淡黄的色调。地板上有一块东方风格的地毯，显然是从总理府的某个大房间里拿来的，因为在局促的地下室里，它的四周都朝里卷了边。尽管屋子看上去是蛮舒服的，但家具——比如说那块地毯——似乎彼此之间并不协调。椅子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朴实无华，有的却套着豪华名贵的椅套和椅垫。一张狭窄的橡木桌子靠在墙边，房间里挂着几张大幅风景画，那是德国建筑师和画家申克尔[1]的作品。在入口处的右边，一扇敞开的门通往这次会议所在的小会议室。有关元首地堡的大小和深度，海因里希只能猜测；不过就他所亲眼看到的而言，地堡似乎相对来说比较宽敞，有一些门通往走廊休息室的两侧及更深远处的房间。由于天花板不高，加上狭窄的铁门和密闭的空间，因此这里如同小客轮船舱内的走廊过道——不过，据海因里希估计，它们在地下至少有12米。

一瞬间，一位高个子、衣着得体的党卫军军官出现在了二人眼前，他就是希特勒的个人副官和贴身保镖奥托·京舍（Otto Günsche）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党卫军少校[2]）。他礼貌地询问了海因里希一行人在路途中遇到的情况，并请他们享用茶点。海因里希接受了一杯咖啡。很快，其他与会者开始抵达。接着进来的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格多夫上将，艾斯曼记得，他是“用一套有关胜利的言辞”来欢迎大家的。随后进来的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接下来是希姆莱和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以及人所共知的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艾斯曼后来回忆说：“他们全都对我们大声表示欢迎。看着他们，我由衷地为我的指挥官感到骄傲。他那为人所熟悉的挺拔姿态，既严肃又不失分寸，在这些愚蠢的朝臣之中只有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军人。”

艾斯曼注意到，当希姆莱穿过房间朝海因里希走来的时候，海因里希一下子绷紧了。将军小声抱怨道：“幸好那个人从未打算踏足我的指挥部。如果哪天他要登门拜访，马上就告诉我，我好走人。他真令我感到想吐。”确实，艾斯曼认为，当希姆莱拽着海因里希交谈的时候，他的脸色十分苍白。

此时，古德里安的继任者克雷布斯上将也走进了屋子，他一看见海因里希便走了过来。那天一早，海因里希就从克雷布斯那里获悉，他手头必不可少的装甲部队被调拨给了舍尔纳的集团军群。尽管他认为克雷布斯没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负有责任，但现在海因里希对新任陆军总参谋长的态度却算得上是热情友好了——他可能很感谢克雷布斯能在此时出现，把自己从与希姆莱的寒暄中拯救出来。

克雷布斯照例表现得既得体又热情。他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毫无疑问，在此次会议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海因里希提及自己的一些问题时，邓尼茨、凯特尔和鲍曼都加入进来，这三个人全都许诺，当海因里希向希特勒进言陈情之时，将会得到他们的鼎力支持。鲍曼转向艾斯曼问道：“你对目前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形势有何看法？这一切都关系着柏林乃至整个德国未来的命运？”艾斯曼一时被惊得目瞪口呆。苏联人离首都只有60公里，而盟军正从西边全速横穿德国，这个问题似乎近乎疯狂。他直言不讳地答道：“形势很严峻，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召到这里开会的原因。”鲍曼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宽慰道：“你不必如此担惊受怕，元首一定会同意给予你帮助的，你将会得到作战所需的一切兵力。”艾斯曼瞪着眼睛发愣，鲍曼所想的那些兵力将从哪里弄来呢？一时间，他感到很不舒服。看来在这个房间里，自己和上司海因里希是少数还清醒着的正常人。

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参谋鱼贯进入了这条已经拥挤不堪的走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超然而又沉着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他的副手共同抵达；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航空兵上将，以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责补给和补充兵力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Walter Buhle）步兵上将[3]一起走了进来。好像基本上每个人都跟着一名副官、一名勤务兵或一位副手，由此造成的喧闹和混乱令艾斯曼想到了一群嗡嗡响的蜜蜂。

在挤满了人的走廊里，海因里希默默地站着，面无表情地聆听着嘈杂的交谈声。这些谈话多半是闲聊，内容多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地堡本身和其内的气氛让人感到窒息，甚至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海因里希不安地察觉到，希特勒和他的近臣们已经躲进了一个自己努力营造的梦幻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灭顶之灾是不存在的，一个即将发生的奇迹就可以将逆境轻松化解。此时此刻，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待着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便能逢凶化吉。

走廊里突如其来的动静打断了海因里希的沉思。布格多夫上将挥动着高举过头的双手，努力让大家伙儿安静下来。“诸位，诸位，”他大喊道，“元首驾到！”

“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当机群靠近滕佩尔霍夫区的时候，广播里传来了密语警告。在地铁沿线各个车站的站长办公室里，扩音器传出很大的喊声：“危险15！”——又一次覆盖整座柏林城的饱和轰炸开始了。

泥土迸溅了出来，玻璃在空中乱飞，混凝土块砸碎在街道上，尘埃如同龙卷风似的从上百个地方旋转直上，把城市覆盖在深灰色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隔膜当中。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跑着，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奔向掩蔽所，尖叫声不绝于耳。露特·迪克尔曼在抵达安全的地方以前，抬起头看见了似海浪般接踵而至的轰炸机群，“就像生产流水线。”他这样惊叹道。而在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里，法国籍劳工雅克·德洛奈正在检修一辆浑身弹痕、被严重打损的破烂坦克，他刚从坦克里取出了半条令人作呕的人的胳膊，还没来得及感到害怕，轰炸机就呼啸而至了。他赶忙把残肢扔掉，飞一般冲向附近的隐蔽所。在胜利大道，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们的大理石雕像在基座上摇晃着、呻吟着。12世纪的领袖人物、绰号“大熊”的阿尔贝特侯爵[4]雕像所高高举起的十字架，在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奥托·冯·班贝格主教的胸像上被碰了个稀巴烂。附近的斯卡格拉克广场上，警察们慌张地丢下仍在树上晃悠的自杀者的尸体，四散奔逃寻找掩蔽处。

一串燃烧弹穿透了莱尔特街监狱B监区的天花板，在二层燃起了十来个耀眼的镁光火堆。囚犯们被破例放出了牢房，在看守的监督下着急忙慌地去灭火，他们拎着一桶桶沙子，在刺鼻的烟雾中跌跌撞撞地穿行。有两个人突然停了下来。 艾斯曼上校后来回忆，4月7日下午，“集团军群收到了两封从元首大本营发来的电传打字电报。 在达勒姆，希特勒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温克将军的到来。第12集团军的新任指挥官刚刚告别希特勒，现在要由约德尔向温克简要地介绍西线的形势。摆在约德尔桌子上的，是西线德军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空军元帅[9]提供的一沓报告，报告中描绘了一幅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变得更加阴暗的可怕画面，到处都有英美盟军在突破。

理论上，第12集团军应该成为柏林的西部屏障，坚守约200公里长的易北河下游和穆尔德河下游，阻击英美盟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决定由温克率领一个由10个师组成的集团军，该集团军由装甲兵训练部队的军官、帝国劳工组织、军校学员、各种各样的小部队，以及在哈茨山被打垮的第11集团军残部构成。约德尔怀疑，即便这样的部队能够及时组建起来，是否有用还两说；假如有用的话，对战局的影响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况且在易北河畔，这个集团军恐怕永远也不会被投入战斗——尽管他无意向温克透露这一点。在约德尔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仍然存放着那份缴获的“日食计划”。这份文件详尽地描绘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英美盟军将采取的行动，还附有标注详尽的地图，地图上标明了战争结束时按照协议每个盟国将要占领的地区。约德尔仍然坚信，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会在易北河停住脚步，那里大致就是战后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的这个举动就是要把柏林留给东方攻过来的苏联人。

“诚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给丘吉尔的最后一封电报的最后一段中指出，“如果前线存在着这样的机会，一旦出现‘日食计划’中预想的状况（德国崩溃或者投降），那么我们就将在前线各处奋力挺进……柏林将会包括在我们的重要目标之内。”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愿意做出的承诺就是这么多，它并没有让英国人感到满意。英国的参谋长们则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催讨着一个明确的决定，他们甚至给华盛顿拍发了电报，要求召开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斯大林的电报让他们十分警惕，英国的参谋长们认为，虽然大元帅口口声声说他计划于5月中旬发动攻势，却并没有表明他打算什么时候把“第二梯队”投入到柏林方向。这样一来，他们仍然认为还是尽早攻占柏林为妙。除此之外，他们还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应该给予艾森豪威尔相应的指导”。

马歇尔将军的回答坚定并果断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先于苏联人攻占柏林，可能会在心理上和政治上为我们带来些许好处，”但他话锋一转，随后不容争辩地指出，“但这一切不应该凌驾于紧迫的军事考虑之上，而我们当前紧迫的军事考虑就是摧毁并瓦解德国武装力量。”

马歇尔并没有把通往柏林的大门完全堵上，因为“事实上，柏林就在主攻方向的突击中心”，然而没有时间让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长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了。马歇尔说，盟军现在深入德国的推进速度实在太快了，因而“由这个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委员会来审查作战行动的可能性”，只能抛之脑后了。马歇尔用对最高统帅的毫不含糊的支持结束了他的回复：“只有艾森豪威尔才知道应该如何去打他的仗，并充分利用变化着的形势去赢取胜利。”

对不胜其烦的艾森豪威尔而言，他已经宣称愿意改变他的计划，不过那得是在接到命令的情况下。4月7日，他给马歇尔发了电报，“如果我们真能以微小代价夺取柏林的话，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但由于苏联人事实上距离柏林非常近，因而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把柏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在军事上是站不住脚的”。艾森豪威尔说，他是第一个“承认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人，如果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盟军攻占柏林高于这一战区中的单纯军事考虑，那么我将欣然再次调整我的计划和想法，以便完成这一作战行动”。然而，他又强调了他的想法：“在我们实施总体计划的过程中，如果夺取柏林既可行又实际，那才应该这么做。目前我们总的计划，一是分割德军的兵力……二是我们的左翼要牢牢掌握吕贝克地区，三是决不允许德国人撤到南部山区，并在那里建立抵抗要塞。”

第二天，他给了蒙哥马利几乎同样的回复。蒙哥马利竭力维护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们的要求，他向艾森豪威尔再要10个额外的师，以便朝吕贝克和柏林进攻。艾森豪威尔表示拒绝。“至于柏林，”盟军最高统帅说，“我非常愿意承认它在政治和心理上具有的意义，但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柏林的德军剩余兵力的位置。我打算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得到一个易于攻占柏林的机会，我会抓住的。”

此时此刻，丘吉尔决定尽早结束这场无休止的争论，避免盟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告知罗斯福总统，他认为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了。“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他给总统发电报说，“在这里我谨引上一句我了解不多的拉丁语谚语，Amantium irae amoris integratio est。”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情人的争吵，恰是爱情的重生。

不过，虽然针对“SCAF 252”电报和英美盟军目标的争议在幕后进行，但英美盟军部队却一直是在按小时计算向德国纵深挺进。没有人告诉他们，柏林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已经大为降低了。

[1] 卡尔·申克尔（Karl Frederich Schinkel，1781—1841），德国建筑师、画家，以其在诸多相关艺术领域中的古典浪漫主义创作成为当时德国的美学鉴赏权威。

[2] 此处原文写的是上校，但武装党卫军军衔体系中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其实只相当于国防军的少校军衔，京舍的最终军衔就是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3] 此处原文是少将，但布勒早在1944年4月1日就晋升步兵上将了。

[4] “大熊”阿尔贝特（Margrave Albert the Bear，约1100—1170），即阿尔贝特一世（Albert I），勃兰登堡的第一位伯爵，阿斯卡尼亚王朝的创建者。12世纪德意志向东欧扩张的主要领袖之一。

[5] 与普遍接受的看法相反，希特勒健康的恶化，并不是由于他在1944年7月的炸弹刺杀行动中受到的伤害造成的，尽管那似乎标志着迅速衰弱的开始。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反间谍情报部门讯问了几乎每个给希特勒看过病的医生。本书作者读了他们的所有报告，虽然没有一份报告指出希特勒麻痹状况的原因，但普遍的看法是，从根源上讲有部分是心因性的，还有部分是由他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希特勒几乎不睡觉，夜晚和白天对他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除此之外，有大量证据说明他是慢性中毒，他任意用药，而他最受宠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教授又给他开了大剂量的针剂。那些针剂含有吗啡、砷和士的宁，这位医生还自己合成了含有各种人工兴奋剂的神秘的“特效药”。——原注

[6] 在本书作者对海因里希的一次采访中，海因里希说：“布勒在他身前挥舞着一面白兰地酒的大旗。”——原注

[7] 海因里希后来说：“希特勒的说法完全打垮了我，我几乎不能就此而争论，因为我并不知道在舍尔纳的集团军群正面是什么形势。我确实知道希特勒完全错了，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人怎么能欺骗自己到这种程度？我意识到他们全都生活在一个幻境里。”——原注

[8] 对希特勒会议的研究素材，主要来自海因里希的日记，辅以艾斯曼上校的长篇回忆录。海因里希严谨地记下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希特勒的原话。在海因里希和艾斯曼的叙述中有一些不同，但在1963年对海因里希进行为期3个月的一系列长期采访的过程中，这些差异都解决了。

[9] 此处原文写的是陆军元帅，其实凯塞林一直是德国空军军官，他的最终军衔是空军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