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_最后一役

这种声音与柏林人以前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像，既非炸弹落下时发出的呼啸声，也不像高射炮射击时发出的砰砰声。在赫尔曼广场的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外面排队的购物者们，困惑地认真倾听着：那是一种从远方某处传来的低沉的哀号声，刹那间又迅速升高，随后就变成了可怕的刺耳尖啸。有那么一瞬间购物者们显得有些迷惑，随后成排的人猛然开始四散奔逃。但是太晚了！炮弹，首批落入市内的炮弹，在广场各处爆炸了。尸体碎块飞溅到用木板封闭的商店正面，男男女女倒在街道上，扭动着身躯发出痛苦的尖叫。此刻是4月21日，星期六，上午11点30分。柏林变成了前线。

几乎每处都落下了炮弹，火舌从城市中央各处的房顶上升腾而出。之前被炸弹炸坏的楼房彻底倒塌了，汽车被炸翻起火。勃兰登堡门也被击中，一块飞檐坠落在街道上。炮弹从菩提树下街的一端犁向另外一端，本已毁坏的王宫再次燃烧起来。帝国国会大厦也遭了殃，支撑着大厦穹顶的大梁顷刻间就垮了，大块的金属如同阵雨般落下。人们在选帝侯大街上狂奔乱跑，扔掉手里的提包与盒子，发疯似的从一个门口狂奔到另外一个门口。在这条大街靠动物园的一端，一所马厩中的马被直接命中，马的嘶鸣声与男女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几乎在爆炸的瞬间，马就从这个地狱中窜了出来，马鬃和马尾上燃起了火焰，在选帝侯大街上撒蹄飞奔。

一阵又一阵密集的炮火系统而有条理地轰击着城市。瑞士《联邦报》记者马克斯·施内策尔（Max Sczer）站在勃兰登堡门旁边，注意到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区段中央，每隔5秒钟就有一颗炮弹落地，然后就会有半分钟或者一分钟的停顿，接着炮弹又再次倾泻下来。从他站着的地方，这位报界人士能够看见火焰从腓特烈大街车站的方向直冲云霄。“烟雾与阳光交织在一起，”他后来写道，“看上去就仿佛是云彩本身在燃烧。”

炮击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同样猛烈。在维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茨（Ilse Antz）、她的母亲以及妹妹都觉得大楼在颤抖，两个姑娘立即趴倒在地板上，她们的母亲则紧靠着门柱，尖叫着“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在诺伊克尔恩区，多拉·扬森（Dora Janssen）目送着她的丈夫，一名国防军少校沿着车行道走向他的汽车。少校的勤务兵在打开车门时，突然被一颗炮弹“完全撕成了碎片”。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她看见丈夫仍然站在车旁，他高昂着头颅，但脸庞却因为痛苦而扭曲。扬森太太被吓呆了，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立即向少校跑去，她看到“他的一条裤腿已被鲜血浸透，血流出了他的靴子，滴到了人行道上”。后来，受重伤的丈夫在她面前被担架抬走了，但扬森却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情感正在与她对丈夫的关切进行竞争。她不由自主地想道：“尽管他受伤了，可又站得那么笔直啊。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人！”

不远处的另一位“军官”，他从来也不相信苏联人能够来到这么近的地方。戈特哈德·卡尔上尉，这位狂热的德国空军会计师，仍然在用行举手礼向希特勒致敬的方式同他的家人打招呼，但他现在变得绝望了。随着苏联人离得越来越近，卡尔讲究的着装依然光彩照人——确实，其光彩是越发显见了。他的妻子格尔达虽然绝对不敢对他明言，但她却认为卡尔穿着盛装制服的模样显得很可笑，他的衬衫袖口上有金色链扣，他把毫无意义的缎带披在身上，在这些日子里他还总戴着图章戒指，他那枚戒指上有用钻石组成的字。

不过，戈特哈德·卡尔充分意识到事态正在急转直下。中午他从位于滕佩尔霍夫的办公室回到家里，一如</a>既往用“希特勒万岁”的方式高举右手打招呼，然后给了妻子一些指示。“既然轰炸已经开始了，”他告诉她，“你就要去地下室，一直待在那里，我要你就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格尔达惊愕地看着他，因为那似乎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戈特哈德的回答令人感到寒意彻骨：“据说在别的城市里，苏联人对付地下室就是直接用火焰喷射器烧掉，大部分人都被活活烧死了。我要你直接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起码能被 但这个“特效药”转瞬即逝。布鲁诺在几个星期以后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详尽计划，他将这份“小镇未来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宏图伟业交给了解放者们。但一位苏联军官听完他的念叨以后，只用一个字就枪毙了他的梦想：“不”。从这一天开始——在布鲁诺·扎日茨基怀着骄傲和惊奇注视着他的偶像们到来的3个星期之后——那种始终被他称为“法西斯造成的”溃疡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严重。

在莱尔特街监狱，被判了死刑的赫伯特·科斯奈伊下士不知道自己还能幸运多久。民政当局向他宣布，他的死刑判决已经下达，不过仍有待于军事法庭的判决。赫伯特是靠借来的时间而活着，4月20日他被告知，军事法庭将在 城里到处都有士兵在开小差。赫尔姆特·福尔克中士就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应该为元首捐躯。福尔克是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军事情报局（Abwehr）的会计师，他突然被发给一支步枪，让他去参加守卫格鲁讷瓦尔德的战斗值勤。当他听说他的部队受命前往帝国总理府一带时，福尔克反而动身回到了他位于乌兰德大街的家。家里人看见他真是高兴坏了，但他的制服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危险。福尔克迅速脱下制服，换上平民装束，并把制服藏到了地下室里。他干得很及时，还不到一个小时苏联红军就占领了该地区。

在弗赖桥附近的战地指挥所里，列兵维利·塔姆（Willi Thamm）听到了一些事，这使得他决定继续待在部队直到最后。当时有名中尉进来，向塔姆的上尉汇报情况。中尉一边喝着咖啡和杜松子酒，一边说道：“想想吧！到处都有步兵想要开小差，今天有三个人没有向我请假就离队了。”塔姆的上尉看着他：“你是怎么做的？”中尉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把他们都毙了。”

成群结队的党卫军如同匪帮一样在城里四处游荡，他们自行赋予自己审判权，到处搜寻逃亡的士兵。他们差不多把每个穿制服的人都叫住，检查他们的身份和所属部队，任何被怀疑从连队里逃跑的人，大都被就地枪决，要不就是被吊死在树上或者路灯柱上，以儆效尤。16岁的阿里贝特·舒尔茨（Aribert Schulz）是希特勒青年团员，他向设在施皮特尔市场（Spittelmarkt，又称养老院市场）一家废弃的电影院里的指挥部报告说，他看见一个红头发的瘦高个党卫军士兵端着步枪，押着一个人走到街上。舒尔茨问他出了什么事，对方告诉他那个人是国防军的一名士官，被发现穿着便服。党卫军士兵押着他在莱比锡大街上走着，舒尔茨在后面跟随。突然，那名党卫军士兵用力推了国防军士官一下，当他一个踉跄试图保持平衡的时候，党卫军士兵朝着他的背上开了一枪。

那天晚上，舒尔茨再次看见了那个红头发的党卫军士兵。舒尔茨和所在部队的其他男孩子一起，正在一道街垒边站岗时，看见一辆苏联T—34坦克从库尔大街驶来。坦克炮塔缓慢地转动着，这时它被直射火力命中，发生了爆炸，坦克车组中唯一的幸存者立即被俘虏了。在那个苏联人的口袋里，男孩们发现了一些柏林关键性地标的照片。在指挥部里，苏联红军坦克手受到了审讯，然后他被交给了一个拿步枪的人，此人正是舒尔茨之前见过的那个党卫军士兵。他再次押着囚犯走上大街，但这次他友好地拍着苏联人，打着手势示意他走。苏联人咧着嘴笑了笑，转身离去，随后党卫军士兵同样从背后给了他一枪。年轻的舒尔茨明白了，这名瘦高个的党卫军射手原来是指挥部指定的刽子手。

现在，各个地方的柏林守军都被迫退入了中央地区的废墟之中。为了迟滞苏联红军的推进速度，这座城市总共248座桥梁中的120座被炸掉了，因此魏德林将军指挥下的部队一直缺乏炸药，不得不使用航空炸弹作为炸药的替代品。狂热分子还额外摧毁了一些设施，却不去考虑会导致什么后果。党卫军炸毁了一条从施普雷河河湾与兰德维尔运河下面穿过的6.4公里长的隧道，隧道本身恰好是一条铁路连接线，数千名平民将那里当作藏身的掩蔽所。当河水开始涌入隧道内的时候，人们疯狂地沿着铁路争相跑向高处。隧道被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四列同样躲避在隧道内满载伤员的列车上，伤员们在高声哀号。刚刚从安哈尔特火车站掩体过来的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正在设法从人群中挤出去，埃尔夫丽德听见了火车里的伤员发出的尖叫声：“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我们要被淹死了！”但没有任何人停下来帮助他们。水几乎漫到了埃尔夫丽德的腰，埃里希则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他的情况甚至更糟。人们争吵着、喊叫着，彼此推搡践踏，拼命跑到安全的地方。埃尔夫丽德几乎绝望了，但埃里希仍不断地喊道：“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就要到了，我们要成功了。”他们是成功了，但埃尔夫丽德永远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也成功了。

到4月28日，苏联红军已经接近了城市的中心地带，包围圈越收越紧。在夏洛滕堡区、米特区以及腓特烈斯海因区的边缘，殊死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一条狭窄的通道仍然通向施潘道区，魏德林所剩无几的真正有战斗经验的部队正在努力保持通道畅通，以备紧急关头突围之需。伤亡巨大，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由于炮击人们无法从掩蔽所出来帮助在附近受伤倒地的朋友和亲戚，许多人是在柏林老式的街道水泵旁排队取水时被击中的。士兵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能够自己走到包扎所的伤员是幸运的，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往往就躺在他们受伤倒下的地方，死于失血过多。

人民冲锋队的库尔特·博格几乎失去了一个脚后跟，他又是爬行，又是一瘸一拐地走，就这样前进了几公里，最后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街道上喊救命，但寥寥无几敢于冒着炮击的危险离开掩蔽所的人，正忙于救他们自己的命。

博格躺在路旁的一条排水沟里，看见一个路德会修女从一个门口跑到另外一个门口。“嬷嬷，嬷嬷，”他喊道，“你能帮帮我吗？”修女停了下来，“你能爬到教堂旁边的礼拜堂吗？”她问道，“从这里过去只要5分钟的时间，我到了那里就会帮你。”他终于爬到了那里。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他爬进走廊，又进了一间接待室，最后昏倒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摊血泊之中，他慢慢转动眼睛，查看那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朝房间对面望去，那里通向一座花园，敞开着的门边一头荷兰的黑白花奶牛抵着门，身体扭曲着，正在用柔和的眼睛看着他。奶牛的嘴里像泉涌一般流着血。人和动物一言不发，充满同情地彼此凝视着。

随着苏联人把柏林城区的中心地带孤立起来，魏德林的部队也被压缩得越来越厉害。补给品用完了，他绝望地恳请空投补给，结果收到了6吨补给品和16枚反坦克火箭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可怕的战斗中有架飞机突然飞了进来，降落在东西轴心大道上。那条宽阔的大道从西边的哈弗尔河一直通向东边的菩提树下街。那是一架小型的Fi 156“鹳”式侦察机，里面坐着罗伯特·冯·格赖姆（Robert von Greim）空军大将和著名的女飞行员汉娜·赖奇（Hanna Reitsch）。飞机在降落前被防空炮火击中，燃料正从机翼油箱里泄漏出来。驾机飞行的是冯·格赖姆，在飞机触地之前他的脚受了伤。汉娜一把抓住操纵杆和油门杆，完美地着陆了。这两位飞行员是被希特勒召到帝国总理府的，他们抵达后，希特勒立即提升冯·格赖姆为空军元帅，取代“叛国”的戈林，成为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德国空军的新总司令。

元首地堡已经遭受过炮击，不过暂时还算安全。另一个安全岛是位于城市中央地带的动物园里的防空双塔。在大约40米高的G塔里面挤满了人，谁也无法精确地统计出有多少人。据德国空军医生瓦尔特·哈格多恩（Walter Hagedorn）医生估计，有多达3万人——加上驻扎其内的军队。每一层都有人或坐或站在楼梯和楼梯平台上，没有移动的空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比如19岁的乌尔苏拉·施塔拉，正在尽其所能减轻平民的痛苦。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汗水味、衣服散发出的臭味、婴儿的尿布味，全都与医院里的消毒剂味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掩蔽所里待了几天以后，很多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有些人自杀了。两个在 [4] 此处原文写的是提拔为少将跳过了准将，但英美国家为了和德军军衔对等，将德军中将军衔对应翻译成英美国家的少将军衔，将德军少将军衔对应翻译成准将军衔。然而根据德语直译的话，德国陆军中并无准将军衔，因此校译时保留了德语军衔的直译。

[5] 所谓的希特勒亲自指挥也只是挂名，他让埃里希·巴伦费格（Erich B?renf?nger）少将给他当副手，不到一天就把柏林卫戍司令的职务交给了魏德林。巴伦费格后来只负责指挥A防区等地的战斗，此人并非无名之辈，在营长的职务上曾获得过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德军中第45位获得者），年仅30岁就成了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德国投降后他于5月2日自杀身亡。

[6] 耶和华见证会，19世纪70年代初由查尔斯·塔兹·罗素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在即，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这里的拒服兵役者，就是由于宗教信仰，而不积极参与任何有关战争行动的人。

[7] 在海因里希的战争日记里，所有的电话交谈内容都用速写逐字记了下来，其中有一条令人吃惊的内容：“4月21日12点30分，布塞对海因里希说：‘刚刚得到消息，第56装甲军昨晚在没有得到明确命令的情况下，从霍珀加滕移驻奥林匹克村，要求逮捕……’”谁也不知道布塞是从哪里得这份情报的，但这份情报是错误的，奥林匹克村位于柏林西边的德伯里茨，而魏德林则在城市的东郊作战。——原注

[8] 约德尔曾彻底研究了“日食行动”的文件，他确信，温克向东大举猛攻不会受到美国人的阻碍，他相信美国人在易北河就永远停止前进了。——原注

[9] 另外15具尸体在3个星期以后被人发现，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手里仍然攥着他在狱中写下的几句十四行诗。其中一句是：“当时光被疯狂引导的时候，他们就是被绞死的最好的头颅。”——原注

[10] 此处原文写的是57岁，但迪特马尔出生于1891年，1945年时应该是54岁。

[11] 显然伦敦在收到维贝格提交的报告之后，还没来得及把它传达出去。——原注

[12] 有两项业务没有间断，始终继续着：一是波茨坦气象台做的气象记录，在整个1945年一天都不缺；二是该城17家啤酒厂中的11家——根据政府法令，它们从事的是“必需性”生产——在持续生产啤酒。——原注

[13] 圣阿格尼丝（Saint Agnes，291—304），基督教敬奉的童贞女和殉道者，生活于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传说阿格尼丝貌美，约13岁时自称除耶稣外别无所爱，矢志不嫁。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阿格尼丝以身殉教。

[14] 本书作者记得，1944年在诺曼底，两个穿着德军制服的被俘士兵给美军第1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审问者带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本书作者也在场，那问题是谁也不听懂他们的语言。这两个人都被送到了英国，在那里人们发现他们是西藏牧民，被强抓壮丁加入了苏联红军，在东线被俘后又再次被强抓壮丁加入了德军。——原注

[15] 卡累利阿（Karelia），苏联自治共和国，与芬兰接壤。

[16] 约阿希姆·利普希茨最终成为西柏林最著名的官员之一。1955年他当上了西柏林政府的内务局长，掌管该城的警察部队。一直到1961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死敌。——原注

[17] 原文错写成柏林东北方。

[18] 这个骑马的苏联人名叫艾特卡利亚·阿利别科夫（Aitkalia Alibekov），来自哈萨克斯坦，隶属于苏联红军近卫第5集团军近卫步兵第34军近卫步兵第58师175团。

[19] 瓦尔特·戈尔巴赫少将是消防局局长，按照他的命令，在22日离开的一些消防车又被派回了城里。按照战后报道的说法，戈培尔之所以命令把那些消防车运出柏林，是为了不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戈尔巴赫听说由于他撤销了戈培尔的命令，将会被逮捕，于是试图自杀，但自杀失败。他脸上受伤，血流不止，被党卫队带出去处决了。——原注

[20] 她们都活了下来，一名医生抢救及时，保住了她们的命。——原注

[21] 圣卡尼修斯（Peter Canisius , S.J.，1521—1597），荷兰耶稣会天主教牧师。他在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瑞士的新教改革期间对天主教信仰的大力支持而闻名。在新教改革后，德国天主教会的恢复主要归功于他领导的耶稣会的工作。他在天主教会中被尊为圣人，也是教会博士。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三重教理回答》，对天主教教理进行了明晰的说明。

[22] 全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 Film-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电影制片公司，成立于1917年12月18日。默片时期该公司的影片在艺术上是最突出的，技术上也是最优良的，拥有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好、最现代化的摄影棚，至今仍为制片中心。

[23] 此处原文写的是4月29日，考虑到旧金山与柏林有9个小时的时差，既然希特勒是在柏林时间4月28日夜间收到这个消息的，再加上转发消息的时间，那么记者发稿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4月29日，只可能是27日。

[24] 战争结束之初，关于希特勒自杀时的“门外听到一声枪响”的说法广为流传，这种说法基本上源于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最初的证词。但多年后肯普卡承认，希特勒自杀时他根本不在地堡内，而是在地堡外的地面上准备汽油。当时在门外的奥托·京舍和阿图尔·阿克斯曼日后都表示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从希特勒自杀的房间到走廊之间有两道密封的能够防火防毒的门，自然也能隔音。京舍在70年代接受历史学家采访时明确否认了听到枪声，并说自己战后被苏联关押的十年间受到了多次讯问和诱供，要他承认那一枪是他对着希特勒打的。

[25] 和那两位记者一起被崔可夫召来开会的，有来访的苏联作曲家马特维·伊萨科维奇·布兰特（Matvei Isaakovich nter），作为著名歌曲《喀秋莎》的曲作者，他是被斯大林派来的，要求他写出一部纪念柏林战役胜利的交响乐。那两位记者问将军那位作曲家怎么办时，崔可夫说“把他带来吧”。可是当布兰特到来的时候却穿着便装，显然无法冒充苏联军官了。他被匆匆推进毗邻会议室的一个衣橱里，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他基本上就待在那里。就在客人们要离开的时候，他由于缺氧而昏厥，一跤跌落房内，令德国人大吃一惊。——原注

[26] 玛格达毒死6个孩子的具体时间，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本书原文写的是20点30分，但根据詹姆斯·P.奥唐奈所著的《希特勒暗堡》（The Berlin Bunker）一书的记载，20点30分左右是戈培尔夫妇自杀的时间，18点30分左右阿克斯曼来到地堡与戈培尔夫妇话别，几个人聊天至19点左右，而此时孩子们已经被毒死了。从时间上向前倒推的话，玛格达毒死孩子的时间应该是在17点30分左右，而且奥康奈书中记录戈培尔夫妇走出暗堡去地面自杀的过程中，瑙曼并不在场，目送着夫妻俩朝通向院子的楼梯走去的人，是戈培尔的副官京特·施韦格曼和另外两人。

[27] 原文写的是关押了12年，但奥托·京舍获释是在1955年，他先是回到了东德，1956年下半年去了西德。

[28] 普尔曼式卧铺床，指19世纪美国发明家乔治·M.普尔曼（George M. Pullman）设计的豪华型列车车厢，装有舒适的卧铺或座椅。

[29] 本书作者认为，苏联人对埃娃·布劳恩不感兴趣，因而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辨认她的尸体。苏联人对希特勒死亡的第一次确认是在1963年4月17日，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向本书作者和约翰·埃里克森教授做出的，那已经是事件发生的18年之后了。——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