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_最后一役

一度强大的 “我敢保证，”冯·曼陀菲尔向他的参谋们讽刺道，“在希特勒的地图上肯定插着一面表示 然后希特勒向党卫军的队列走去。他同每个党卫军官兵握手，并且自信地预言，敌人在接近柏林之前就会被打败。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旁陪同。自4月6日以来，他就不时地与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秘密会面，希姆莱闪烁其词，向贝纳多特试探是否有可能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与盟国谈判。但现在他迈步向前，重申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以及党卫队对希特勒的忠诚。根据安排，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再次与贝纳多特会面。

检阅仪式结束之后，希特勒的军事会议立即开始，此时戈林也到了。克雷布斯做了情况简介——尽管每个人都已熟知形势，柏林将在几天内甚至几小时之内被敌人彻底包围。在柏林被围之前，布塞的 柏林卫戍司令的办公室总共签发了2 000多份离开首都的通行证。“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提出离城的理由令人发笑，”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后来回忆说，“哪怕戈培尔已经下了死命令，‘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谁也不准离开柏林’，但对于那群想要通行证的‘保家卫国的战士’，我们也懒得刁难他们。我们为什么要阻碍这些卑鄙的人呢？他们都认为逃跑能够拯救他们宝贵的生命。绝大多数市民只能待在城里，不是老百姓不想跑，而是由于运输工具短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无力逃亡。”

在选帝侯大街 在措森，警报已经哀号起来。现在看来，苏联红军将会在一天内到达，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关键性岗位的军官们已经撤离，前往波茨坦附近的一个新指挥部。司令部的剩余人员与办公室的打字机、译码机、保险柜以及装有文件的板条箱，被一起塞进了大轿车和卡车。当打包和装车进行时，人们焦虑地来回踱步，急于离开此地。埃里希·德特勒夫森（Erich Dethleffsen）少将接替了克雷布斯的老岗位，担任陆军副总参谋长，他说，当时“我们给敌人的空军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天黑前车队出发前往巴伐利亚。德特勒夫森则动身赶往柏林，去参加元首的夜间会议，途中他看到了久违的一幕：一群涂着铁十字标志的德国空军飞机从他的头顶掠过，飞往南方，德特勒夫森对此感到十分欣喜。后来在情况简介中，他听见一名空军军官骄傲地向希特勒邀功：“战机对向措森推进的苏联红军坦克进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空袭，从而保卫了该地区免遭攻击。”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群干的真是太棒了——所谓的“苏联红军坦克”正是前往南方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大轿车和卡车车队，德国飞机是在朝他们自己的护送车队发动攻击。

4月20日午夜，海因里希神色严肃地审视着地图，试图理清楚当下的局势。几个小时以前，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柏林城防区也纳入了他的麾下。现在，这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不仅要为维斯瓦集团军群殚精竭虑，还要为柏林守军操更多的心。接到命令之后，他几乎立即就把电话打到了雷曼的指挥所里，警告他城里的任何一座桥梁都不得摧毁。雷曼抱怨说，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难以布防了，因为他的人民冲锋队中最优秀的部分已经被调走，填充防线上的缺口去了。这一切海因里希都知道，事实上他正在通知雷曼，把剩余的人民冲锋队也调出来。“雷曼，”海因里希不耐烦地说道，“你还搞不懂我的意思吗？我正竭尽全力把战斗挡在城外，不想让这座城市被战火波及！”

海因里希知道，在当前状况下柏林是守不住的，他无意让军队退却到城内做毫无意义的挣扎。在城市狭窄的街巷内，坦克不能实施机动；由于有大楼且没有射界，间瞄火炮也派不上用场。除此以外，如果两军的无情战斗在城市内展开，那么老百姓将死伤枕藉。海因里希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逐街逐屋的巷战。

此刻他主要关心的是布塞的部队，他确信，如果再不后撤的话，布塞的部队就会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上午赶赴前线时，他给自己的参谋长留下了话，让他转告克雷布斯：“如果不让布塞的部队立即撤退，造成的一切后果我无法负责——也请他把这一点告诉元首。”

海因里希撂下话就驱车到了战场。到处都是崩溃的迹象。他看到“道路上挤满难民们的车辆，其中还经常夹杂着军车”。他在前往埃伯斯瓦尔德的路上遇到第一支正在后撤的部队，他质问官兵们后撤的原因，但得到的答复却令人震惊。“我见到的每个士兵都称自己得到了命令，要到后方去获得武器弹药、燃料或是某种别的东西”。海因里希旋即采取了行动。在埃伯斯瓦尔德的北边，他“发现人们正朝西北方向走，他们说自己的师要在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附近重新集结”。他让他们立即停下来，在埃伯斯瓦尔德附近对他们进行了重组。在同一地区的运河交汇处，他发现“党卫军第4警察装甲掷弹兵师的部分部队正在下船，这些年轻人刚刚被编入部队，但手头却很缺武器，他们被告知将在埃伯斯瓦尔德得到足够的武器”。在那个地方的南部，他发现道路上挤满了平民和军人。海因里希下了车，命令士官带着他们的部下向后转。“回到前线去！”他说道。

在舍恩霍尔茨镇（Sch?nholz），他看见“较为年轻的军官们很懒散，他们仿佛无所事事，东看看，西望望。必须得向这些人下死命令，让他们组成一条战线，把那些溃退的部队留下”。在舍恩霍尔茨和特兰珀（Trampe）之间的森林里面，“随处可见成群的士兵，他们要么在休息，要么就是在落荒而逃，没有一个人声称获得任何命令或者任务”。在另外一个地区，他发现“一支装甲侦察小队在其停下的车辆旁边休息”，他命令这个小队“立即赶往比森塔尔（Biesenthal），再次占领这个非常重要的岔路口”。海因里希后来回忆道，埃伯斯瓦尔德一片混乱，结果“没人能告诉我，这里究竟是否还存在着一条完整的战线”。但到午夜时分，他已经在那个地区恢复了秩序，并且开始发布命令。

显然，他的部队兵力捉襟见肘，武器严重不足，而且通常缺乏得力的领导，海因里希知道，前线快要垮了。在北方，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拖延了罗科索夫斯基的进攻脚步，但也仅此而已，他估计也支持不了太久。

中午12点30分，海因里希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告诉他情况正在失去控制。他特别提到第56装甲军，该军“尽管向苏联红军发动了反攻，但仍被逼得节节后退”，他说那里的形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天时间里，他曾两次对克雷布斯谈到第9集团军濒临绝望的形势，每次克雷布斯都强调元首的决定：“布塞应该死死钉在奥得河上！”现在，海因里希又要再次为布塞辩护了。

现在海因里希告诉克雷布斯：“我本来一直拒绝让第9集团军随意变动阵地，但现在我要求他们——如果情况还不算太晚的话——可以这么做。我必须指出，我并不是由于顽固或者无理由的悲观情绪而违抗元首的命令，从我在苏联的作战记录来看，你就会知道我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为了拯救第9集团军，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不然这支部队就完了！”“我知道已下发的命令，”他说道，“即集团军群必须在当前的阵地上坚守，所有可用的兵力都必须抽出，来填补第9集团军和南翼的舍尔纳部队之间的缺口。我对我要说出的肺腑之言感到遗憾，但这道命令是无法执行的，此次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我请求批准我撤出第9集团军。正是基于元首本人的利益，我才提出这个要求。”

“实际上，”海因里希说道，“我应该做的，就是到元首那里说，‘我的元首，既然您不同意我的建议，认为撤退危及您的安全，而我又无法实施您的作战命令，那请撤我的职吧，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带领这个集团军群作战。然后我将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冲锋队员在战场上与敌搏杀，履行我作为军人的最后职责。’”海因里希这是在毫不含糊地摊牌，他是在向他的上级表明立场：他宁可被贬谪到最基层的单位里战斗，也不执行只会无谓牺牲生命的命令。

“你真的想让我把这些话转达给元首吗？”克雷布斯冷冷地问道。海因里希的回答是简短的。“是的，”他说道，“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军官可以为我证明。”

片刻之后，克雷布斯回电话了：第9集团军要继续坚守阵地；与此同时，所有可用的兵力都要尽力填补与南翼的舍尔纳部之间的缺口，“以便再次形成一条持续的战线”。于是海因里希知道，第9集团军实际上等于完蛋了。

在元首地堡里，希特勒冗长的晚间军事会议在凌晨3点宣告结束。在会议上希特勒狠批了一通第4集团军，该部在科涅夫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被打垮了，希特勒对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指责，他痛斥该集团军叛国。“我的元首，”德特勒夫森少将惊讶万分地问道，“您真的这样认为？”希特勒看着德特勒夫森，“露出了怜悯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愚蠢的傻瓜”。随后，他愤怒地嘶吼道：“知道我们在东线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吗？一切都是因为叛国！”

德特勒夫森即将离开房间时，冯·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派驻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员瓦尔特·黑韦尔（Walter Hewel）进来了，脸上露出一副极其关注的神情。“我的元首，”他说道，“您要给我下达命令吗？”黑韦尔顿了顿，继续说道：“现在正是我们在外交方面取得进展的好时候。”按照德特勒夫森的说法，希特勒“以一种柔和而又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道：“政治，我对政治不再感兴趣，它只会令我作呕。”他朝门口走去，“步态迟缓”。德特勒夫森回忆说，希特勒显得“疲倦而又萎靡不振”。随后他转过身来，对黑韦尔说道：“不过，如果我死了，你就会被政治问题淹没了，到时有你忙的。”黑韦尔不停地追问，他表示“我们现在应该做点事情”。当希特勒来到门口时，黑韦尔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的元首，现在正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希特勒似乎压根就没有听见。

[1] 4月18日，被包围在鲁尔区的残余德军已经瓦解，3天后莫德尔自杀。——原注

[2] 戈林可能不止有24辆卡车，海因里希认为，他有“4支车队”。不过，这可能包括那天夜里离开柏林的德国空军的其他车队。这个事实是荒唐的，因为在这个时刻，一方面由于燃料短缺的原因飞机停飞，车辆无法移动，而另一方面却是，戈林可以动用的不仅有卡车，而且还有充足的汽油供给。——原注

[3] 库尔兰集团军被包围在拉脱维亚西部波罗的海海滨，部分部队在4月初乘船撤离，到达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今波兰希维诺乌伊希切）。18个师中只有几船人和少数装备回到了德国。——原注

[4] 希特勒对约德尔说的话，由路易丝·约德尔在她详尽的日记中记录下来。这条日记的下面有这条说明：“我丈夫评论说，‘除了另外一个场合，在我的前妻死去之后，这是希特勒对我说过的唯一有关他个人的话’。”——原注

[5] 纽伦堡审判中的证词披露，格拉维茨除了是希姆莱的主治医师之外，还曾批准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上做医学试验。——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