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_最后一役

在白俄罗斯 固然，路障和简陋的防御障碍物到处都有。在小巷、院子、政府大楼周边以及公园里，堆积着大量用于构筑防御工事的材料，偶尔还有成卷的铁丝网、一堆堆的钢铁反坦克障碍物，以及填满了石头的旧卡车和废弃的有轨电车。当城市遭到进攻的时候，要用它们来堵塞通衢大道。但像这样的路障能挡住汹涌而来的苏联人吗？“苏联红军起码得用2小时15分钟才能突破，”一个在城内流行的玩笑如是说，“先狂笑2个小时，再用15分钟粉碎路障。”防御工事——战壕、反坦克壕沟、路障和炮兵阵地——只有在郊区才能见到，而且柏林人也能清楚地看到，甚至连这些东西也远未完工。

当天有个人开车出了城，发现防御的准备工作“完全徒劳、可笑”！他是一位构筑防御工事的专家，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Max-Josef Pemsel）中将原先是在D日守卫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参谋长，由于他的部队没能抵挡住进攻，从那以后彭泽尔就和其他人一起被希特勒打入了冷宫。他被调去指挥在芬兰作战的默默无闻的第6山地师后，便听天由命待在这支“毫无生气的部队”里了。

然而在4月2日，彭泽尔惊讶地接到了约德尔大将的指示，要他飞往柏林。糟糕的天气迫使他的飞机耽误了好几天，直到4月12日才赶到首都。约德尔因为他迟到而责备了他。“你要知道，彭泽尔，”约德尔说道，“本来是要你扛起柏林卫戍司令的重任的，但你来得太迟了。”彭泽尔后来说，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现在，彭泽尔不是要接管柏林防务，而是在前往意大利前线的途中：约德尔已经任命他为驻意大利的利古里亚集团军参谋长，而集团军指挥官是意大利陆军元帅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彭泽尔发现，形势几乎如同梦幻一般。他怀疑格拉齐亚尼的部队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但约德尔却向他详细介绍了与之相关的职责，仿佛仗打到现在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而且注定还要再打上几年似的。“你的工作，”他告诫彭泽尔，“将会很困难，要完成它不仅需要大量的军事知识，外交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约德尔的观点无疑是在痴人说梦，但彭泽尔却为要去意大利而感到高兴：途中他将经过巴伐利亚，这将是他两年里首次见到自己的妻儿老小；说不准等他磨蹭到意大利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完了。

当彭泽尔离开柏林时，他感到老天爷对自己如此眷顾，显然这座城市铁定是要失守的。当车辆经过一个由树干、尖铁和圆锥形水泥块组成的反坦克障碍物时，他怀疑地摇了摇头。再往前行，汽车从那些正在慢慢挖掘战壕的年龄较大的人民冲锋队员身边快速驶过。彭泽尔后来描述道，城市被疾驰的汽车甩到身后时，“我感谢上帝，因为他让这杯苦酒与我擦肩而过了”。

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司令部里，卫戍司令雷曼中将站在墙边，困惑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大幅柏林地图，上面标明了防线的情况。他后来说：“万能的主啊，我究竟该做些什么。”在过去的3天里，雷曼几乎没有合眼，此刻已是腰酸背痛。从上午到现在，他接了无数个电话，参加了数个会议，视察了环形防线上的几个地段，还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私下认为，这些措施恐怕不能抢在苏联人抵达城区之前完成了。

清晨，戈培尔这位柏林的地方长官和保卫者（后面这个头衔是他自己给自己加的），召开了每周例行的“战时会议”。在雷曼看来，这些会议完全就是在胡闹。下午，他向参谋长雷菲尔上校描述了最近的一次会议。“他对我又打起了官腔。他说：‘倘若柏林之战现在就爆发的话，你将会有各种坦克和不同口径的野战炮、数千挺轻重机枪、几百门迫击炮可供支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配套的弹药。’”雷曼顿了顿，他告诉雷菲尔，“按照戈培尔的说法，仿佛只要柏林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而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了。”

然后戈培尔突然话锋一转。“一旦柏林之战开始，你打算把你的司令部设在何处？”他问道。戈培尔自己计划去动物园防空塔，他提议雷曼也把司令部搬过去。雷曼几乎立即察觉出这位地方长官的心思是什么：戈培尔是想把雷曼和柏林的防御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于是他尽可能圆滑地回避了这个提议。“我倒是觉得要避免去那里，”他说道，“否则的话，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可能把军政领导人一窝端了。”戈培尔搁置了这个话题，不过雷曼注意到，这位地方长官的脸色立马就不好看了。戈培尔明白雷曼是在找托词：那座庞大的动物园防空塔哪怕挨上十几枚巨型炸弹也会安然无恙的，谈何一次打击就足以全灭呢。

雷曼知道，宣传部部长肯定对自己刚才的不顺从行为耿耿于怀；但眼下，雷曼已经被城防战的准备工作搞得精疲力竭——这近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每天的工作中，他最不想近距离接触的人就是戈培尔。他既不相信这位高官的表态，也不相信他开的各种空头支票。仅仅在几天前，雷曼和戈培尔再次讨论到城防战的补给状况，后者夸下海口，称柏林的防御将会得到“至少100辆坦克”的鼎力支援。雷曼要求把许诺的补给物资列出书面清单来。当他最终拿到清单时，结果那100辆坦克成了“25辆已经完工，75辆仍在制造”。但无论纸面上标的是几辆，雷曼知道他什么都得不到。奥得河前线对所有的重要武器都享有绝对优先权。

在雷曼眼中，只有一位内阁成员真正明白柏林的前景如何，那就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而且甚至连他都有偏见。在地方长官召开的战时会议散会后，雷曼又接到命令立即到施佩尔那里去。希特勒的战时生产部长的办公室，就位于巴黎广场的前法国大使馆里，素来温文尔雅</a>的施佩尔正大发雷霆。他指着地图上那条穿过市中心的干道，要求雷曼解释一下“打算在东西轴心大道上干什么”。雷曼吃惊地望着他。“我正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之间弄一个简易机场，”他有些不解地回答道，“怎么了？”

“怎么了？！”施佩尔爆发了，“怎么了？！你正在砍倒我宝贵的路灯柱——这就是我为什么发火！你不能这么做！”

雷曼本来以为施佩尔知道所有的计划。在布雷斯劳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中，苏联人在战役开始后就迅速夺取了位于两座城市郊外的机场，让整个城防战极其被动。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在柏林重演，所以他决定在政府所在地区的中心建造一个简易机场，该机场沿着东西轴心大道，穿过蒂尔加滕。“由于这个原因，”雷曼后来说，“在与空军协商并达成一致后，我们选择了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之间建造简易机场。为了保证临时跑道的宽度，必须得把那些装饰华丽的铜质路灯柱移走，而且道路两侧纵深30米（大约100英尺）的树木也得砍掉。当我向希特勒提出这项计划的时候，他说挪走那些路灯柱无所谓，但得把树留下。我竭力说服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就是不允许我把树砍掉。我解释说如果不弄掉这些树，那这座简易机场就只能起降小型机。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松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不过时至今日砍掉几棵树几乎不会破坏这座城市的美丽。”而现在施佩尔跳出来保</a>卫他心爱的路灯柱了。

雷曼对施佩尔解释了目前的形势，最后指出元首已经允许了这项行动。但这位执拗的帝国部长仍不为所动，“你不能拆卸那些路灯柱，”他强调，“我不允许。”随后施佩尔又补充说，“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柏林城的重建是我负责的。”

这句超现实主义的宣言让雷曼目瞪口呆，他仍试图说服部长先生改变主意，但这只不过是在做无用功罢了。“在城区内修建一个机场是有大用处的。”他争辩道。可帝国部长对此充耳不闻。雷曼记得，“当谈话结束时，已经不耐烦的施佩尔表达出要把整件事情交到元首那里去的意思。与此同时，他的路灯柱保住了，简易机场的修建工作就这样告吹了——即使苏联人正在一步步地向柏林城逼近”。

会晤结束之前，施佩尔又提出了柏林桥梁的事情。就像此前在海因里希的指挥部里那样，他再次与雷曼吵了起来，坚持认为炸毁桥梁并不能阻碍苏联人的进攻，水、电和煤气的管线要通过许多桥梁，“把这些生命线切断将会使大部分城区陷入瘫痪，令我的重建任务雪上加霜”。雷曼清楚，施佩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已经从总理府得到了一道直接的命令，几座预定要炸掉的桥从已经下发的破坏清单中除名了。现在施佩尔又坚持保留所有的桥梁。雷曼则变得像施佩尔一样固执：除非希特勒明确收回成命，否则他就将按原计划炸毁剩余的桥梁。从内心感情上讲，他也赞同施佩尔的这个观点，但他同样无意为了保住那些桥而让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受到威胁。

离开施佩尔的办公室之后，雷曼迅速视察了柏林郊外的一处防御地段。每次视察防线都让雷曼进一步确信，柏林的防御就是一个空想。在顺风顺水、趾高气扬的胜利岁月里，纳粹高官们根本不会想到柏林将成为自己困兽犹斗的巢穴。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建了防御工事——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欧洲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德国西部边界的“西格弗里德防线”[11]（俗称“西部壁垒”）——柏林周围却连一条战壕都没有挖过。甚至在苏联人以庞大的兵力猛冲东欧、杀入德国本土时，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依然没有在城市周围构筑防御工事。

一直到1945年初苏联红军进抵奥得河畔，德国人才开始对柏林的防御给予些许重视，城市东郊渐渐出现了几道战壕和反坦克障碍物。但当苏联红军在冰封的河面前停下等待春天河面解冻时，保卫首都的准备工作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停了下来。直到3月，柏林的防御工作才再次被提上台面，但那时显然已经太迟了，建立防线所需的兵力、补给或装备都严重匮乏。

经过两个月能够累垮人的疯狂劳作之后，一道道差强人意的防线匆匆建成。2月底，在距柏林30~50公里处，一道不连贯的“障碍地带”匆忙建立起来。这条障碍带穿过森林和沼泽，沿着湖泊、河流和运河布设，大多数是在城市的北部、南部和东部。在雷曼上任之前，下达的命令中已经宣告这条障碍地带是“筑垒地域”。为了迎合希特勒的“要塞癖”，当地的人民冲锋队被告知，他们被寄予了厚望——必须战至最后一人，决不能投降或是后退。要把这样的地方变成固若金汤的防线，需要投入数量巨大的人力、枪炮和材料，因为这道环绕着大柏林的障碍地带几乎长达240公里。

雷曼很快就发现，除了直接处于军事管理下的那些障碍区，所谓的“筑垒地域”往往只有几道掩护着大路的战壕和一些零星的炮兵阵地，抑或几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窗户用砖堵住后留出机枪眼，就被改建成了碉堡。这些脆弱的阵地大部分甚至都没有配备守军，完全就是个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却在总理府的防御地图上被夸张地标明为抵抗枢纽。

用来抵御进攻的主要防线在城市内外，好比3道同心圆似的环形防线，构成了内部防御的基本模式。

第一道防线周长约为100公里，围绕着城郊。由于没有合适的防御工事，所以任何东西都被用作障碍物：老式的火车车厢和马车、建筑物废墟、巨大的混凝土墙、被改建的防空地堡，以及大自然的贡献——柏林的湖泊与河流。现在，成群的人正在日夜连轴转，试图把这些天然障碍和人工设施连接成一道连续的防线和反坦克屏障。工作是靠人力徒手实施的，没有工程机械，大多数挖掘机早就被送到了东边，用以修筑奥得河前线野战军们急需的防御工事。所剩无几的几台机器也由于燃料短缺派不上太大用场，每一加仑可用的汽油，都被送到了装甲师。在环形防线上施工的工人本应该超过10万名，可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过30 000人，甚至连手工工具也极度缺乏。报纸上曾疾呼，要大家捐献出铁镐和铁锹，但应者寥寥。诚如雷菲尔上校刻薄的话语：“柏林的园丁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与挖掘反坦克陷阱相比，开垦土豆地才是头等大事。”在雷曼眼中，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按时完成这道环形防线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工作，远没有完成的希望。

第二道或者说中间那道环形防线，如果由久经战阵的精锐兵团把守，而且又能配备足够的武器，那么完全能够成为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碍。它周长约40公里，障碍物也早已就位了，柏林的发达的铁路系统已被改造成为一个致命的陷阱。很多地方有深深的轨道路堑和岔线，其中一些路堑和岔线有100~200米宽，形成了完美的反坦克壕沟。俯瞰着轨道的建筑物被改建成碉堡，里面的炮手能够逐个瞄准射击陷在沟壑里动弹不得的敌军坦克。这条环线沿着其他地域，随着柏林轻轨铁路延伸而去，给予防御者城墙似的高高路堤和有利地形。

即使这些防御都被打垮，城市中心仍然还有被称作“内圈”的第三道环形防线。这道最后防线内的区域位于米特区，被称为“堡垒”，被兰德韦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环抱，几乎所有的政府大楼都挤在这个最后的防御岛屿里面。大楼被路障和混凝土块墙连接起来，最后的守军将在这些大楼里进行孤注一掷的顽抗——在戈林面积巨大的空军部大楼里，在位于本德勒街庞大的预备军司令部里，以及在总理府和帝国国会大厦空荡荡的发出回音的残垣断壁里。

从“堡垒”区朝外延展，在这3道环形防线内外分布着8个馅饼状的防区，每个防区都有自己的指挥官。从东边的韦森塞区开始，这些防区按顺时针方向被冠以A—H的代号，“内圈”的代号是Z。支援这3道环形防线的是6座令人生畏的可抵御轰炸的防空塔，它们被部署在市内各处——洪堡海因、腓特烈斯海因以及柏林动物园。

不过这一“柏林要塞”缺乏许多极其重要的要素，尤为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守军。雷曼认为，如果真想保住这座面积达832平方公里的危城（如此巨大的城市在规模上已与纽约无异），即使在理想条件下也需要20万名经过充分训练并富于战斗经验的士兵。但这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手头只拥有一支鱼龙混杂的杂牌军。柏林城内的守军——如果真能将其称为一支军队的话——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杂烩：从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到70多岁的老人，不一而足。他有为数不少的警察、工兵部队和高射炮兵，但步兵却是6万名未经训练的人民冲锋队员。这些人民冲锋队员中的疲倦老人，现在要么正在挖掘战壕，要么正蹒跚地进入通向柏林城内的交通要道旁的阵地，他们将承担起城市防御战的重任。人民冲锋队在军队体系中地位低下，尽管在紧急时刻他们被要求与国防军并肩作战，但并不被认为是陆军的组成部分。就像希特勒青年团一样，他们是由当地的纳粹党官员负责的，在战役开始之前，雷曼甚至都不能对这支队伍行使指挥权。就连人民冲锋队的装备也是由纳粹党负责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车辆、野战厨房或者通信设备。

总而言之，雷曼的部下有三分之一纯粹就是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其余的人也是最近才拿到了五花八门的“武器”。他后来回忆道：“他们的武器，来自德国的每一个盟友或者对手。除了我们自己分发的武器之外，还有意大利、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枪支。”至少有15种步枪和10种机枪。为这种大杂烩般的枪支找到足够的弹药是不可能的。那些装备了意大利枪支的营要比大多数营都走运，每支枪最多能有20发子弹。人们发现，比利时枪支只能用某种特制型号的捷克斯洛伐克子弹，但比利时的弹药在捷克式枪上却毫不匹配；希腊的武器没有多少，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仓库里却储备了大量的希腊弹药。由于弹药严重短缺，人们情急之下找到了一个土法子：用各类机械对数量繁多的希腊子弹进行再次加工，这样就能用意大利步枪把它们射出去了。但这种发狂似的临时凑合只是聊胜于无，并不能缓解子弹匮乏的窘境。在苏联人发动进攻当天，每个人民冲锋队员的弹药供给是平均每支步枪配5发子弹。

现在，当雷曼在东郊的阵地上巡视时，他确信苏联人将会不受阻碍地从德军阵地上碾过。缺乏太多的防御要素了：对巩固防御而言极其重要的雷区几乎不存在，因为可用的地雷屈指可数；一种最古老也最有效的障碍物——铁丝网，几乎也无从获得；雷曼的炮兵部队包括一些机动高射炮，几辆隐藏在半地下掩体内只露出炮塔的坦克，这种炮塔上的枪炮不足以封锁前方的道路；还有巨型防空塔上的高射炮，尽管火力强大，但在地面战中用处有限，它们被固定在高耸的塔楼上且缺乏俯角，因此很难轰击近距离的目标，对杀到眼前的苏联步兵和坦克几乎无能为力。

雷曼知道，他自己的形势只能用“绝望”二字来形容，对其他地方的前景他几乎同样悲观。他认为奥得河前线根本守不了多久，也不能指望那些撤进城的正规军会对自己施以援手。雷菲尔上校曾经与布塞上将指挥部里的军官讨论过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他只得到了一个生硬的答复。“别对我们抱有期待，”布塞的参谋长约翰内斯·赫尔茨（Johannes H?lz）少将说道，“第9集团军待在奥得河畔，并且将一直待在那里。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算打光了也不会退却。”

雷曼始终难以忘却在一处防区与人民冲锋队官员的谈话。雷曼当时提问：“如果一辆苏联坦克突然从远处向你冲来，你会如何应对？你如何警告友军敌人的装甲部队来袭？比如说吧，现在这辆轰鸣的重型坦克正朝着这里开来，告诉我你如何处理。”令他目瞪口呆的是，那个人突然转身跑向了阵地后面的村子里。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气喘吁吁神情沮丧。“我找不到电话，”他窘迫地解释道，“我忘了邮局在下午1点到2点之间是不开门的。”

当雷曼驱车返回城里时，凝望着车窗外的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他感到可怕的厄运正在积聚，在黑暗之中柏林可能永远消失。

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战线正在缓慢地破裂。海因里希一整天都在前线，从一个指挥部到另一个指挥部，视察野战阵地，与指挥官们谈话。令他惊讶的是尽管胜算如此之小，但布塞的士兵却打得很好。首先，三天来第9集团军挡住了猛烈的初步进攻；现在，他们承受苏联人主要攻势全部压力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布塞的部队进行了凶猛的抵抗，单是在塞洛地区他们就干掉了150多辆坦克，击落了132架飞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被不断削弱。

当海因里希在夜色中驱车返回指挥部时，他发现车在难民潮中几乎停止不前了。当天他在各处都看到了大量难民——有的人背着包袱，有的人拉着手推车，车上装着他们最后的财产，还有些人坐在用马或牛拉的农用板车上。在许多地方，数量惊人的难民给海因里希的部队带来的麻烦一点也不比冲杀过来的苏联人小。

在集团军群指挥部里，焦急的参谋们聚集在一起，听将军讲述他对形势的直观印象。海因里希神情严肃地总结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们撑不了多久，”他说道，“前线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累得连舌头都伸了出来。不过，”他略显骄傲地说，“我们仍在坚持，这是舍尔纳办不到的壮举。那位伟大的军人甚至连挡住科涅夫的攻势一天时间都做不到。”

此后不大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来电话了。“我们对你部目前的战况十分满意。”他语气平和地告诉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承认这一点有道理。“考虑到进攻的规模，我们没有丢掉多少地盘。”他说。克雷布斯本以为自己会得到一个更为乐观的答复，他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期许，但海因里希就是不这么做。“我已经认识到，”他干巴巴地告诉克雷布斯，“在太阳跃出地平线以前永远也不要赞美白天。”

在黑暗中，列兵维利·费尔德海姆更紧地握着他那支笨拙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所在，只是听说这条散兵坑组成的防线掩护着克洛斯特多夫地区的3条道路，距离前线大约有29公里。

就在刚才，在等待苏联坦克出现在道路上的时候，维利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冒险。他想象着当他看到第一辆敌人坦克，并且终于能够第一次发射反坦克榴弹时的场面会是什么样子。坚守十字路口的3个连被告知，要让坦克离得尽可能近，然后再开火。维利的教员说射击距离最好压到50米以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苏联人的坦克会咆哮而至。

蹲伏在潮湿的散兵坑里，维利想起当号手的那些日子。他对1943年的一个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日子记忆犹新。那天希特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讲话，维利就在那群号手之中，他们在元首入场时吹奏出响亮的号声。他永远也忘不了元首对希特勒青年团员们的鼓舞：“你们是国家未来的保证……”而人们则呐喊</a>道：“遵命元首！遵命元首！”那是维利生活中最难以忘却的纪念日。那天下午他确信无疑，帝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最精良的武器、最优秀的将军，更有寰宇之内最伟大的领袖！

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闪电，在明亮的一瞬间维利的梦想消失了。他探出头来朝前方注视，再次听到了暂时忘却的低沉炮声，他感到很冷。他的胃痛了起来，很想哭。15岁的维利·费尔德海姆被吓坏了，一切高尚的目标和激励的话语都被他抛到了脑后，本能的恐惧压倒了一切。

鼓声渐渐小了，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察觉。但就在此时，大号却轻轻地吹奏了起来，似乎是在对这难得的平静做出回答。鼓手们不甘寂寞，没过多久低沉的鼓音又加入了合奏，低音提琴也活跃了起来，但萦绕着的大号回音却显得格外沉重与不祥。令人敬畏而又壮丽辉煌的《诸神的黄昏》，正由柏林爱乐乐团行云流水般演奏出来。贝多芬大厅里的黑暗气氛，似乎就像音乐本身一样显得十分悲怆，唯一的照明仅仅是乐团谱架上的灯光。音乐厅里面很冷，很多人都裹着大衣。冯·韦斯特曼博士与他的妻子和兄弟一起坐在包厢里，附近是乐团指挥罗伯特·黑格尔的妹妹，她和3个朋友在一起。而在前排中央的惯常座位上，依然坐着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

在演奏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特施纳和他的家人以及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便离开了音乐厅。他们现在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他们是少数踏上这条路的人。施佩尔遵守诺言，他的车正在门外等候，他甚至还派了自己的助手护送这一小群人安全到达目的地。现在，为希特勒制造战争工业机器的可怕设计师，正倾听着暴风骤雨般的可怕音乐。音乐讲述着诸神的罪行，西格弗里德[12]躺在他的葬礼的火床之上，布伦希尔德骑着马登上柴堆，要陪他一起死去。然后，随着铙钹声和击鼓声，雷鸣般的音乐达到了高潮：可怕的浩劫摧毁了瓦尔哈拉神殿[13]。当这个悲怆而又雄壮的音乐充满了听众席时，听众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悲恸，欲哭无泪。[14]

[1] 许多士兵在奥得河畔申请加入联共（布），这并非总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与美军或者英军不同，苏联红军并没有身份识别牌——或曰“狗牌”——的注册系统；在作战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苏联红军家属，很少会得到正式通知。但如果一名联共（布）党员伤亡，党的有关部门就会告知他的家属或者亲属。——原注

[2] 这里的自行火炮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德军根据不同的作用一般要细分为突击炮、坦克歼击车和自行火炮，分属不同的兵种，本书在叙述时未作细分。

[3] 1945年6月，朱可夫告诉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他用各种口径的22 000门火炮开始了攻击。他最初的计划要求有11 000门野战炮，但在攻击开始的时候是否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炮，不得而知。苏联人给出的数字各种各样，从2万到4万门火炮不等，不过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朱可夫起码有7 000到8 000门野战炮，并且还有同样数字的口径小一些的炮。——原注

[4] 科涅夫是在重复斯大林本人的怀疑。在4月初，斯大林曾经给罗斯福发去电报，称听说盟国已经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达成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他们将敞开英美盟军前线的大门，让他们向东推进。而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许诺，他们将放宽给德国人的停战条件。在西线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停战了……（与此同时）……他们将同苏联战斗到底，而英美盟国却……”罗斯福回答说，他对这一断言感到吃惊，这一说法称“我已经在没有首先获得您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就与敌人达成了协议……坦率地说，因为对我和我所信任的下属行为的卑鄙且失实的陈述</a>，我不能不对那些向您告密的人感到愤愤不平，不管他们是谁”。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还是不信，甚至在今天，苏联国防部的最新历史著作——《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仍然说：“为了避免让苏联红军夺取柏林……希特勒之流……准备把首都拱手交给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我们的盟友们也期望能夺取……（它）……尽管已经有了协定……要把柏林划入苏联军队的作战区域……”当然，事实上，盟国和德国从来没有签过这样的协议。——原注

[5] 直到20年以后，科涅夫读到普霍夫将军的回忆录时，才知道有这事。——原注

[6] 巴尔杜尔·贝内迪克特·冯·席拉赫（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1907—1974），纳粹政客。1925年加入国社党，1933年被任命为帝国青年领袖，指导纳粹党的全国青年组织，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法国战役期间，他志愿以士兵身份在大德意志步兵团服役，后晋升少尉，1940年8月起担任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

[7] 维也纳于4月13日被苏联红军攻占。——原注

[8] 希特勒明显指的是罗斯福总统。——原注

[9] 此处原文写的是60岁，魏德林出生于1891年，1945年时应该是54岁。

[10] 此处原文写的是近卫坦克第65旅，但该旅在柏林战役期间隶属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近卫坦克第9军序列，在塞洛高地参战的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坦克第11军下属的坦克第65旅。

[11] 西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20世纪30年代沿德国西部边界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网。1944年从法国和比利时退却的德军利用这条防线暂时挡住了美军的追击，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这条防线到1945年才被完全突破。

[12]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英雄，理查德·瓦格纳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主角，以屠龙闻名。

[13] 瓦尔哈拉神殿，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14] 大概乐团有多少幸存者，对最后一场音乐会就有多少种说法，可谓众说纷纭。有关其日期、曲目甚至演奏者，都是言人人殊，那些对施佩尔的计划一无所知的人，拒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本书引用的说法根据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叙述和记载，辅之以格哈德·特施纳提供的信息。——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