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德文德的一生_最后一站：奥斯维辛

埃迪和弗里德尔是如何在韦斯特博克相识的？

埃迪在红军解放奥斯维辛之后发生了什么？

弗里德尔又怎么样了？

在这篇后记里，我们将为您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关于埃迪·德文德的少年时光，我们知之甚少。

他不怎么喜欢谈论过去，因为哪怕刚开了个头，

那失去一切的痛苦便会让他难以承受。

奥斯维辛是他生活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这件事。

他的生活分成三个阶段：

奥斯维辛前、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后。

奥斯维辛前

埃利亚扎尔·德文德，昵称埃迪，1916年2月6日出生于荷兰海牙的彼得·海恩街，他是独生子，是亨丽埃特·桑德斯和路易斯·德文德的儿子。他的父母拥有一家生意不错的餐具店。因为工作忙碌，埃迪一部分时间是由保姆照看的。他们一家并不是严格的教徒。他的父母不信教，并且很少用犹太教的教条来约束自己。不管怎么说，年轻的埃迪生活还不错，出身于一个被同化的、成功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

埃迪三岁那年，他父亲路易斯因为脑瘤去世。祸不单行，同一年，埃迪从灶台上拽下来一个装满开水的茶壶，他因此被严重烫伤，并住院半年。他的脸上和胸口都留下了巨大的伤疤。

他母亲改嫁给了路易斯·范德斯坦姆，可他继父在1936年因为突发心脏病也去世了。这时埃迪已经20岁，在莱顿大学</a>学习医学。继而亨丽埃特又嫁给了路易斯·佐代。埃迪厌恶地称他为路易斯三世。他12岁的儿子罗伯特·雅克，也搬来和他们同住。最终埃迪的母亲和她的 他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了两座犹太教堂中间的一个广场上，那里现在叫作约拿·丹尼尔·梅耶广场。他们在那里蹲了好几个小时，还被德国士兵们殴打。最后他们被卡车拉走，送去了斯霍尔的一个囚犯营。到了那里之后，一切又来一遍，他们又被继续殴打。这次打得更狠，用的是枪托，他们不得不在成排的士兵旁边来回奔跑。

埃迪觉得，比挨打更可怕的是恐惧，和其他人一样，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427个人被逐一“检查”，病得太重的人不用被送走。埃迪找到了机会，就像后来在奥斯维辛一样，他现在也可以利用医生的优势。他知道肺结核的症状，也知道怎么让自己感染上这个病，他的哮喘也帮了他。和其他12个“病得太重”的人一起，他们在被送走前释放了。他快速地奔跑，出于“被射杀的恐惧”，他当时用“曲线跑法”逃走的，暂时获得了自由。另外415个人被送到了奥地利的一个采石场毛特豪森。那415个人里只有两个人幸存了下来。被放走的人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而在那12个因病被拒绝的人里，据人们所知，只有埃迪一个人幸存下来。

of Perversie）。

在埃迪晚年，他越来越清楚，创伤不会在直接经历者这里终结，而是会由“幸存者”传递给下一代。他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以研究并整合关于这一主题的知识。这就是战争影响心理研究基金会（SOPO）。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吸引了许多国际专家加入。

1984年，他去世三年前，获得了一个皇家荣誉。他被授予奥兰治-拿骚勋章，军官头衔。对他而言，这份荣誉不仅肯定了他的杰出工作，也肯定了他幸存的意义。

埃迪在SOPO基金会工作时突发了严重心脏病。之后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面对死亡的临近，他的思绪被带回到了奥斯维辛时期，他饱受恐惧的痛苦折磨。卧床一个多月后，他那备受摧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987年9月27日，埃迪去世，享年71岁。

[1] 直译，也称为“幸存者内疚感”。

学生时代的埃迪。约1939年。

70岁的埃迪。1986年。摄影： Jeroen van Ammelrooij。

1918 埃迪和母亲亨丽埃特·德文德·桑德斯。

1933 家庭聚餐，庆祝埃迪的祖父母结婚50周年。埃迪站在后面正中间。1933年。

20世纪30年代 埃迪演奏单簧管和萨克斯，并定期随“无赖节拍”乐队一起演出。20世纪30年代后期。

20世纪30年代 战前，埃迪在海牙附近的湖上玩帆船。他在奥斯维辛期间曾忧郁地回忆过这一段经历。20世纪30年代后期。

1940 战前，埃迪正在莱顿学习医学。照片中，他正在解剖课中解剖“湿尸”。战争结束后，他从事精神科。莱顿大学在1940年底被占领军关闭，埃迪是最后一位在那里毕业的犹太学生。

1943 埃迪和弗里德尔在韦斯特博克的结婚照。照片上没有家人，但是有营地里的知名人士、同事和朋友。

1945 埃迪在致辞中感谢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1月27日之后，一群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幸存者留在奥斯维辛，埃迪和他们共处了几个月。照片中的女性来自南斯拉夫。演讲稿是在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带走的笔记本上写的。